张爱玲百年诞辰02｜无处不在的“封锁”

岂止开电车的不发疯？电车司机在小说里既是个体形象，又是类型的群体形象，与那些公事房的、银行的、医科学生等电车乘客具有共同的特征。封锁了，商店都拉上铁门，任老幼妇孺叫喊也不开；乞丐在电车里乞讨，人们无动于衷，一个乞丐因为是山东老乡才“打动”司机，但司机也只是“跟着唱了起来”，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自怜与自得：比起乞丐同乡，自己好歹有份保命的职业。假如司机同情乞丐，封锁解除时就不会对着掠过车头的穷婆子大骂“猪猡”。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在生存的重压下，不得不“小奸小坏”地“防人一脚”。所谓“封锁”，也就是古训“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现代阐释。

开篇对司机的描写，营造了“封锁”的氛围，随后便对吴、吕艳遇展开描述，仿佛他们是冷漠世界的例外，敢于冲破封锁，从隔膜走向同情，从同情走向爱情。然而透过他们的艳遇可见，作者描写“封锁解禁”，要强化的正是人与人难以逾越的心灵“封锁”。

先出场的吕宗桢，与他太太是隔膜的。她居然叫他这个银行会计师满大街跑着去买包子，“实在不像话”。在封锁的电车里，他与周围乘客也完全隔膜，太太的包子却解了他的围，让他可以读读包包子的报纸打发时间。乘客们也如出一辙，“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印刷品这一文明象征符号，竟沦落到只能废物利用的境地，“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③封锁伊始，吕宗桢首先感觉到的是饿，然而才下午四点半，饮食不成，就姑且男女吧。可怜的是，吕宗桢萌动调情欲念，竟是为了吓退车上巧遇的太太姨表侄董培芝，并“气气他太太也好”。他疑心这个清寒子弟想要高攀他年方十三的女儿，这一层等级篱笆，怎容随便跨过？为此他换座到吴翠远身旁，艳遇就此拉开序幕。

吴翠远与他人也同样隔膜。她在家是好女儿，在学校是好学生，并且留校做了老师，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却被同事、学生看不起，连本来为她骄傲的父母，也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最后连她自己都怀疑，做一个好女人是否值得？在封锁的电车里，吴翠远像看报纸名片的乘客一样在看一个男生的作业，并给了他最高分，只因他在作业里大骂都市罪恶。翠远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学生如此大胆地拆除了师生、男女的隔阂向她诉说，就是瞧得起她。为此她决定不再“好”下去：“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他们也好！”

“气他们也好”，是吴吕开始调情的基本动机。他们打开封锁的心扉，都因情势所逼无奈而为。吕宗桢向吴翠远步步紧逼，只因表侄步步逼近；而吴翠远表面上步步退守，固守着男女关系中的女性角色定位，实际是为试探，是以守为攻。直到吕宗桢向吴翠远诉说了与太太的隔阂，获得了翠远的同情和“脸红”，他才猛然发现，去除了社会、家庭的身份，他还有个自己——“一个单纯的男子”，于是“他们恋爱着了”，假戏便真做起来。

然而戏总是戏，哪怕是认真做的。吕宗桢在刹那间为自己作为单纯的男子使陌生女人脸红而“愉快”，但他背负的社会、家庭角色，早已成了甩不掉的辎重，使他不可能冲破舞台的帷幕，真正恋爱一场。因此张爱玲戏仿她一贯反感嘲笑的文艺腔、舞台腔，描写吕吴“恋爱”竭尽夸张戏谑——吕宗桢旁若无人地表白道：“我打算重新结婚。”“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吴翠远的举动更具戏剧性：“她哭了，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的脸上。”吴翠远在众人面前的大哭，与她的性格与心理都极不相符。作者有意为之，一为反讽，二为达到戏剧的“间离”效果，让渐入情境的读者保持审美距离，明白“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吴、吕失真的恋爱表白，是他们内心深处封存的人性和欲望的蠢动，随着封锁的解禁，人最真实的欲望便像小说结尾那只乌壳虫一样缩回了窠里。“假作真时真亦假”，吴吕的假戏透露着最真实的人性，而他们日常最真切的生活，却处处充满虚伪。“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④，吕、吴都是“好人”。“好人”遵循一切规则，而规则的本质就是“封锁”。

小说描写“封锁”开始和结束时，作者重复道：“‘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强调的正是无形“封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有形的封锁能感知，并让人试图冲破，吕吴的艳遇正是试图冲破封锁的举动，但他们早已失去冲破封锁的能力，只能表演。但更庞大而密不透风的无形封锁，人们根本无法意识与感知，也就失去了突围的可能性。

在张爱玲笔下，情爱从来都只是女性求生存的手段，“爱情”神话早被她彻底颠覆。她曾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⑤在她看来，女人的职业就是“女结婚员”，所有的“婚恋”都类似于卖身，恋爱实质不过是交易，家境、门第、长相、学历，无一不是交易筹码，唯有感情可以忽略不计。所有的一切都“封锁”着情感，“封锁”下的人们惟一的欲望，便是搏取个人生存机会的最大化。

张爱玲敏感于“封锁”，在创作中反复表现。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不管她们是从封锁的家庭逃出来，还是闯进去，最终都落入“封锁”之中。小说《十八春》有个情节，曼桢被姐夫强奸后，又被出于保全家庭的姐姐曼璐关了起来。有学者认为，此情节是张爱玲被其父监禁在小说中的化装出现。中学毕业那年，因继母的挑拨，父亲打了她，并监禁她达半年之久。张爱玲最终只身逃出父亲家，挣脱了封建遗少父亲的“封锁”。这一“封锁”事件无疑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很多论者都注意到张爱玲擅长描写“月亮”意象，在被监禁的房子里，她想到的也是月亮：“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⑥很多作家笔下优美的月亮意象，在张爱玲笔下常常意味着忧郁、恐怖，暗藏杀机。这种杀机是“静静的”，就像“封锁”，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⑦。因此张爱玲小说中具象的“月亮”与抽象的“封锁”密切相关。如果说“封锁”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生存现实，那么“月光”就是这现实的氛围，也是人在冷漠现实中的恐怖投影。具象的“月亮”表达的是抽象的心境，而抽象的“封锁”则上升为象征，是张爱玲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高度概括：传统、家庭、社会、亲情、朋友、婚姻、金钱等等，甚至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种种本能欲望，都成为“封锁”身心的桎梏。张爱玲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逃离种种“封锁”：逃离同时代大部分中国女性只能做“女结婚员”的命运，逃离社会环境、现代媒体的围困，而她的所有小说，表现的都是“封锁”环境中的人性扭曲，围困之中的生命挣扎。

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张爱玲写道：“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⑧和美畅快的细节、荒凉悲观的主题、人生虚无的本质，张爱玲的全部小说也都在“重复”表现这些，在她看来，导致悲观、虚无的正是人与人之间永无解除可能的“封锁”，因而《封锁》之于张爱玲，正如博尔赫斯之于 “迷宫”，鲁迅之于“示众”，是她不断重新描写的原型和基本主题。

注释：

①博尔赫斯《我的生活》，载《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第116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月

②确立“原型批评”理论的加拿大学者弗莱（N.Frye），曾对“原型”定义：“我用原型这个词指那种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转引自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第1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原型批评”主要探究作家们共同的“原型”，而我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原型”，尽管个人原型与集体原型密切相关。

③张爱玲《烬余录》，载《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6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张爱玲《封锁》，载《张爱玲文集》第1卷第100页。

⑤张爱玲《谈女人》，载《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72页

⑥张爱玲《私语》，载《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08页

⑦语出《庄子·人间世》。

⑧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载《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11页

参考文献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

萨支山《〈封锁〉解读》

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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