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上海“新生事件”始末

5月4日，二卷十五期《新生》周刊如期出版。出版后的刊物，也送给当局“图书杂志送审委员会”官员复审。复审也没有认为有什么问题，于是又呈中央宣传委员会复审，后者同样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是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即将震惊全国的轩然大波，已在其中隐伏着。

杜重远受屈担责

1935年6月下旬的一天，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做了回上海市长吴铁城的“不速之客”，并当面向吴递交照会一件，内附一本二卷十五期《新生》周刊。石射猪太郎煞有介事地对吴说，这期《新生》周刊刊登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作者是易水，此文对日本天皇大不敬，已引起日本臣民和旅沪日侨极大愤怒，事态极为严重，希望中国政府立即着手查实，并予处理。

吴铁城没有看过《闲话皇帝》一文，见日驻沪总领事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连忙阅看该文。文章不长，阅后他第一感觉认为对方似乎有些过度解读，比如下面这些文字，容易使日方“捕风捉影”，进而“兴师问罪”。

“现在的皇帝呢？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实的了，这就是说，他们拥有皇帝的名儿，却没有皇帝的实权。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使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掉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一部分人的罪恶。……但英国人却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的皇帝当作一种高贵的装饰品，也许还有一点保存古董的意思，并不像日本那样将天皇捧得神圣不可侵犯。”

面对盛怒之下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吴铁城还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向对方表示歉意，并称此文对日本天皇确有不敬之处。

这时候，盛气凌人的石射猪太郎大声责问吴铁城，《新生》周刊刊登对我国天皇不敬文字，为什么会通过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部门的审查，并拿到审查证？贵国政府总是说要敦睦中日两国邦交，为什么还允许这种足以影响两国邦交的文章发表和流传？其中是否含有排日的意思？

一连串的责问，让不知详情的吴铁城一时不知如何解释，因此他只能郑重表白，中国政府决无排日意图，我们一贯要求与日亲善，决不容许有排日宣传，这有事实可证，希望贵总领事谅解。至于《新生》杂志刊载对日本天皇不敬文字，这是偶然事件，不能说是纵容反日宣传。关于原文是否送经审查，以及怎样获准通过，并取得审查证的，容我查明后答复。

见吴铁城如此表态，日驻沪总领事总算停止了责问。但他随即提出如下要求：一、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二、惩办该刊负责人及该文作者；三、惩办负责审查人员；四、中宣会及沪市府书面道歉；五、保障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六、保留提出其他要求。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驻沪总领事，一心想息事宁人的吴铁城颇为无奈地表示接受。不过对于要求惩办杂志负责人及涉案文章作者，吴指出，这属于司法范围，而且《新生》杂志办在租界，会移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办理。

事关中日邦交，吴铁城不敢掉以轻心，日驻沪总领事前脚刚走，吴后脚即找来市公安局长文鸿恩，告知刚才日驻沪总领事前来“兴师问罪”经过；然后要求文鸿恩立即去查封新生周刊社，并限时将生活书店及全市各书店所存二卷十五期《新生》周刊一律没收封存，不得继续发售。

送走文鸿恩，吴铁城又拿起桌上电话，和图书审查委员会秘书项德言通话。电话接通，他在话筒中厉声询问项，《闲话皇帝》一文是否送审过？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吴顿时大发雷霆，斥责审查员何以如此疏忽，让涉嫌影响中日邦交的文字通过。他要项德言尽快查明个中原因，追究当事人责任。

易水发表在《新生》周刊上的《闲话皇帝》一文

项德言不敢怠慢，放下电话，迅即去找审查员张增益，质问《闲话皇帝》一文审查“漏网”详情。听罢张的汇报，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项将先前在吴铁城面前领受的训斥，这会儿一股脑儿倾泄到了张增益头上。而后者见此事引发了中日交涉，早吓得不知所措，愣在那里。

此时，吴铁城正在和南京国民党中宣会主任秘书方治通电话。吴在电话中讲了上述事情经过，请方治速到上海商量对策，以免事态扩大。后者于是连夜赶到上海。经与吴研究，为使中宣会免担责，他们决定让《新生》周刊负责人杜重远出面承担责任；要他承认《闲话皇帝》一文系未经送审擅自刊登，这样就能开脱政府责任，以此结案。但他们也想到，杜重远一定会尊重事实，不愿替政府负责。此时公安局长文鸿恩献策：对杜应威胁与利诱并重，必要时采用特种办法。吴铁城与文鸿恩闻听此言，不由相视了一眼，他们明白，文指的特种办法，就是绑架与暗杀。

果如所料，文鸿恩两次出面与杜重远交谈，杜均坦荡表示，《闲话皇帝》一文是经过审查的，且有凭有据，政府不应该一味曲徇日方要求；况且现在《新生》周刊已经查封，政府可以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该文作者易水，因来稿未留地址，故无从寻找，如硬要判罪，由他一人担当。文无奈，向吴铁城汇报，并问是否可行“特种办法”。当时上海舆论对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已是一片声讨，对政府的暧昧态度也很不满，吴担心万一处理不当会激起更大波澜，所以要求文对杜还应耐心劝说。

此时日方一再向上海市府催逼施压，还派人到“图审会”门前寻衅，企图扩大事态。“图审会”早已奉命，所有人员不准与日方发生冲突。

眼看情势日渐严重，政府方面只得再找杜重远，请他体念时艰，以党国为重、地方为重，出面担责，以免牵连政府，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并说，若如此，即使法院判他罪，也可以免予执行，眼下还以应付日方威逼要紧。

话锋转向这个视角，杜重远思考后，终于答应受屈出面担责，上法庭受审。吴铁城闻讯，总算松了口气，随即通知日方。

重远入狱，易水远走

1935年7月9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开庭公审此案。当时民众都已知道了“新生事件”经过，对日方无理要求和上海市政府的屈辱外交深表不满；对《新生》周刊无端被查封、杜重远无辜受辱，深为同情，许多人因此赶来旁听。那天法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法院里外到处挤满了人。开审前，租界当局生怕发生意外，在法院四周安排了大批探捕以及法警；市公安局也派出多名便衣特务，在人群中间严密监视。

此案由刑庭长郁华、推事周翰承审。首席检察官郑钺首先提起公诉，公诉指称《闲话皇帝》一文虽提及多国首脑，但对日本天皇述及尤多，且有诽谤言论。作者易水至今没有找到，该刊负责人应负全责。然后他主张根据相应条款，要求法庭重判杂志发行人兼编辑人杜重远。

在面对庭长的讯问时，杜重远镇静回答，《闲话皇帝》一文毫无侮辱日本天皇的意思，这“是学者态度研究各国政治历史”的小品文。“我与日本天皇并无仇怨，我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的情形我完全了解，我在日本有老师有朋友，我决不会攻击日本某私人，我要反对的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至于该文作者易水，现无住址可查，因此文系不受酬稿件，并未附载作者住址。法院交我们代转的传票，没有转到，原因就在这里。”

法庭辩论时，郑首席坚持重判杜重远；杜的辩护律师吴凯声则当庭提出一辩诉状：事发时，被告正在外埠，此小品文章，被告并未亲自过目，自然不能负责。即使说附有连带责任要判，也只能轻判；而且根据相应条款，本律师也认为，暂不宜执行……

但最后法庭还是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判决后，杜重远即被押送漕河泾监狱执行。此一判决引起旁听席激烈争议，继而法庭内外有人高呼“判决不公”、“坚持正义，反对强权”、“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司法独立”等口号，法警一起出动维持秩序，历时良久，方告平息。事后中宣会自秘书项德言以下全部撤职，图书审查委员会全体改组，几同撤销。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受屈被监禁于上海漕河泾监狱

此后，日方仍一再敦促中方侦缉《闲话皇帝》一文作者易水，务使其归案。但结果还是无着。其实易水其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前《生活》周刊编辑、韬奋助手、当时的《新生》周刊编辑艾寒松。艾寒松193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爱读进步报刊并经常投稿，由此进入韬奋视线，并加盟《生活》周刊，成为韬奋助手。“新生事件”后，艾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于九月赴巴黎，后转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在国外出版的中文《救国时报》编辑部工作；1938年2月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杜重远于1936年9月出狱，加入上海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1941年因在新疆从事革命活动，遭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10在狱中被害，年仅46岁。身后留有《狱中杂感》等著作。1945年7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刊于2016年8月18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夕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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