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但又出现两次灭佛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南朝的名门贵族以及统治阶级，多保留有东晋门阀政治的遗风，以保全门第为个人首要任务。这就让他们相当于在纷乱的大环境下追求一个安宁的小环境。相对于解决问题或者建立功业，南朝的士人们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为自己的内心求一个慰藉，达到麻痹自己的作用。

南北朝僧人像

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一面在此时就满足了这些人的内心需求，加之中国传统道教在宋朝时才完成向佛教借鉴构筑经典的方法，完善了其宗教体制，在南北朝时期其对于内心的慰藉实在比不上佛教。因此南朝的佛法发展一直十分平稳，南朝的佛教信徒多为居士型。东晋时期的名臣庾亮就已经是佛教信徒了，可见佛法与南朝士人的心理是十分契合的。

东晋名臣庾亮

佛教虽然奉行相同的经典，但是不同的流派自然会生出不同的解读。就像诞生于中国的禅宗也逐渐派生出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一样，南北朝时期北方中国与南方中国的佛教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

北朝修建的云冈石窟

当时南朝的佛教力主出世修行，不问尘世之事务。但是佛法中也有“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等经典带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在战火纷飞的北方中国，这样的倡导与儒家学说的精神内涵大致相似，因此北方的佛门弟子不似南方僧人认为佛法与庄、老相近，而是认为佛法的根本要求与儒家相仿佛。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与南方佛教不同，北朝的僧人们一直在试图调和与尘俗之间的矛盾，希望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也为之后的两次灭佛运动埋下了伏笔。

北朝魏太武帝执政期间，佛教在北朝的发展已经来到了鼎盛期，北朝的人民大多崇尚佛法。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自然受到了极大的打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一朝自开国之君拓跋珪之后难得的雄才大略之主。因此其对于政治地位，及政治声望的要求远胜于其它帝王。

佛教宣扬的平等可以安抚人民的不幸，却没有办法让帝王在佛教的体系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恰好在此时，当时的道家名士寇谦之告诉当时在朝中为官的崔浩，说现在的皇帝是天上的太平真君下凡，我们应当尽心辅佐。崔浩之后便向拓跋焘上书称赞其文治武功，并认为之所以其功绩斐然，皆因此乃上接天命。拓跋焘自然喜欢这种用传统天命观来解释自己政权合理性的说法，便开始崇奉天师，并改元为太平真君。

之后魏太武帝就进行了第一次灭佛运动，毁灭佛经，坑杀僧人来维护道教的正统地位。但是在其死后，新继位的文成帝又废弃了灭佛的法令，让北朝的佛教重新焕发生机。

北魏太武帝灭佛残像

魏太武帝灭法虽然让北朝的佛教发展受到的阻滞，但是其很快就恢复了生气，究其原因，是因为以道教为纲领的统治，并不能很好的笼络各个阶层的人民。国家政坛依旧动荡不安，佛教依然依靠其安抚人心的作用在底层人民中被广泛接受。

在第一次灭佛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佛教在北方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拓跋焘灭佛之前。不过在北周政权周武帝在位之时，北朝又发生了第二次灭佛运动。与第一次灭佛运动的原因相同，又是佛教与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矛盾，不过这次从道教变成了儒家学说。

在北朝佛教刚刚兴起的时候，高僧们还将佛教类比于儒教，但是两者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儒家强调的等级观念在佛教中并没有很好的体现，这对于中央政府的统治是及其不利的。

而且对比儒家学说，佛教终究还是不能完全抛弃其出世的一部分，他们更多的是要与尘世中出现的问题和解，而无法彻底革除弊端。儒家学说对于士人的激励作用还是远远高于佛教的，因此在北朝这个动荡的年代，重新将儒家文化提升为核心文化也是时代的诉求。

而且北周时，五胡势力逐渐消亡，汉人重新掌握了北方中国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与佛教的对抗，被上升到了华夏文化与外来文化对抗的高度。加上周武帝一直希望 “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叡典。”他也便欣然接受了废除寺庙，摧毁佛塔佛像的建议。

周武帝灭佛遗留残像

在周武帝灭佛运动之后，北朝的佛教发展也隋唐之前再无起色，与第一次灭法相比，统治了中国五百余年的儒家思想终究还是远胜于庄、老学说，佛教在南朝佛法北渡之前在难重回文化中心。

南北朝时期中华文明正在经历自古以来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其中的文化碰撞与文化交流是催生出是时灿烂文化的最主要诱因。但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气质并不是可以被轻易更改的。

纵使佛教文化能够满足当时大多数贫苦人民的精神需求，但是其出世，逃避的特征还是不能与中华民族千年来锤炼出的乐观积极，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所契合，最终在北朝被儒家彻底战胜也是这一现象的体现。

而且佛教提倡的平等观念也不是封建时期统治阶级所希望听到的，宗教毕竟不同于政治，也唯有为政治而生的儒家才能聚集人心，重振朝纲，让久经乱世的中华民族重新走向第二个巅峰！

参考文献：《晋书》、《三国志》、《魏书》、《梁书》、《北史》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