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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之子诉家庭悲剧:没和父亲说过一句知心话

2024-07-14 03:01|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取名艾圭圭,被同学耻笑说是“艾乌龟”

是感情失败经历的“标志性建筑”

1945年,他和母亲奉命先后从延安奔赴华北解放区。到河北张家口后,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他发生了“生活作风问题”,与母亲的关系一度紧张。1947年11月11日,母亲生我的时候,他提了一罐鸡汤过来看我,手在空中比划着说,11月11日,不就是一个圭(音Gui)字吗?就叫艾圭圭吧!就因为这个名字,我经常被同学耻笑,说我是“艾乌龟”。上初中时,我向母亲要求改名字,姐姐就给我取名为“艾轩”。

他与母亲的感情产生了纠葛,我却在这时来到了人间。所以,他把我当成是感情失败经历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从没有正眼瞧过我。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他和母亲两人都忙于革命,我被送到华北保育院抚养。

“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冷的,我是多余的。”

1949年进入北京后,他和母亲关系有所缓和,两人跑到保育院找到了我。当时我蹲在一个角落里,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的双脚不能长时间站立,两人把我抱回了家。没过多久,他与母亲的关系再度僵化,又把我寄送到幼儿园,只有周末才回家。

回到家里,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冷的,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我5岁时,有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突然把我拎起来,锁在黑漆漆的壁橱里,任我哭喊他都不开,直到我哭着睡着了,也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出来的。

还有一次,我和他坐在一个桌上吃早餐,我说:“爸爸杯中的牛奶比我多”。他听了站起来,把自己的牛奶倒入我的杯中,眼睛却盯着我,牛奶一直倒,最后牛奶溢了一桌子,他自己坐到沙发上看报去了。白色的牛奶洒了一桌子,那刺眼的颜色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们带着怨恨离开了那地方

1956年,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他要我们喊她“王阿姨”。实际上她叫高瑛,只是为了不让我们到处说,才要我们这样喊。起初,继母对我们挺好,后来却对我们越来越“冷”。

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智利诗人聂鲁达来我家,高阿姨怕我们丢脸,把我们兄妹三人锁在了侧屋,不让我们出来。半夜,她把我们从被子里拎出来搜身,拷问我们是不是偷吃苹果了。加之他们两人因为争夺存款,经常发生“战争”,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于是,我们兄妹三人决定投奔已调到天津的母亲。

那天凌晨,我们收拾了东西准备去天津,父亲知道我们要走,但始终没有出来与我们道别。我们带着怨恨离开了那地方。

最后见面说我的画“好看”

这辈子和父亲没说上一句知心话

此后多年,我们几乎没有联系。在我的记忆里,我跟他只见过四次面。1978年,我在成都军区文化部创作组担任美术创作员,回北京探亲。听说他从新疆偷偷回来治眼睛,我跑去看他,看着一身军装的我,他吓了一跳,问“同志,你找谁?”当我说我是“圭圭”时,他异常兴奋。我推测,他见自己的儿子是解放军,而自己却是右派,感到特别刺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又恢复往日的风光。但之后的两次见面,都在不愉快中结束,所以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去那个“家”。最后一次见面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要艾未未(编者按:艾轩同父异母的弟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画很震撼,他很想我。后来我也知道,他跟别人说过小时候他们对我不好。为了不让老爷子扫兴,我又一次踏进他家。那时候他已经坐在轮椅上,高阿姨告诉他,“这是圭圭,来看你了”。他回了一句,“圭圭也长大了啊!”当时,我都快五十岁了。高阿姨拿出我的画问他好看吗?他说:好看。我能感觉到,他有很多话想说,可高阿姨在身边,他不敢开口。这是他清醒时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和他这辈子都没有说上一句知心话,很遗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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