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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于赢得和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外交战略意志。这一外交战略意志的逻辑前提在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中国与西方世界发生激烈冲突并且完全被动的国际环境中开启的，也是在国际体系大变动和中华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变革中发生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首先必须解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主义体系下的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与主权尊严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这必然要求这个国家的民族领袖必须以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为政治杠杆，彻底改变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上的历史坐标和发展方位，才能摆脱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中国新纪元的曙光。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言：“自从十九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正式进入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序列。这一时刻既是新中国在全新的国际体系下赢得国家主权独立、安全和尊严的标志点和关键开启点，也是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第一次真正自我觉醒的历史时刻。此后，在冷战背景下，新中国外交再次面临战略意志选择的历史考验。由于冷战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势力集团的全方位对抗，中国如何赢得国家主权和安全便成为最重要的外交利益选择。这样，中国建构独立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和国防体系、“一边倒”政策和一系列边境卫国战争等，成为这一时期当然的外交意志选择。如果说，中国积极参加亚非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努力摆脱大国控制、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赢得和平民主国际秩序的外交意志的话，“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就是在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猖獗的背景下一种追求国家安全外交意志的博弈方略。1当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时，邓小平敏锐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凸显中国追求社会经济发展、谋求国家安全的外交意志。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社会在国际分工、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等领域进入了全新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中，在民主正义力量与极端的恐怖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粹主义、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等的博弈中，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际坐标，确保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两个大局，实现强国梦想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其中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作为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中国海外利益的空间和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大。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保护，推动中国外交制度和理念的迅速变革和发展。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空间和内涵的拓展以及国际利益的增多，更加开明有效的国际意识和合法性维权成为新时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意志。毫无疑问，新中国外交具有强烈的国家主权信念和尊严意志，这既是新中国外交传统的文化基因和国家外交道德的政治基石，也是一种强大的外交生命力、政治凝聚力、政治组织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它表现出神圣性、使命性和合法性的外交特质，有效地集结和率领着国内所有政治主体为国家主权和尊严进行外交奋斗。这一坚定的战略意志也成了新中国外交自强不息的政治信仰和动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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