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明星频繁自杀背后，藏着一个可怕真相

在文彬的灵堂现场，金钟铉的一位粉丝，留下一袋巧克力，并偷偷附上了一张纸条。

27岁的金钟铉，当年毫无征兆去世，曾让整个演艺圈，都陷入巨大的震惊和悲伤中。

时隔6年，悲剧再次重演。4月19日晚上8点，男团ASTRO成员文彬在家中自杀。

文彬的妹妹文秀雅，至今无法接受哥哥离开的消息。

因为，他们兄妹两人感情极好。秀雅做过10年练习生，只因哥哥一句，“想要看到妹妹在舞台上发光”，哪怕再苦再累，也没有想过放弃。

她哭着说自己不开心时，都会打电话给哥哥，可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能在电话那头，安慰她的人了。

4月20日，是母亲的生日，满心欢喜等待儿子回家的妈妈，再也听不到儿子的那声生日祝福了。

文彬生前好友车银优正在美国参加活动，得知文彬去世后，紧急回国。

在此前的直播中，文彬就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为此变更过行程。

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完成了在泰国的演唱会和其他一些活动。

他曾经说，自己其实很累，但不想被大家发现，可现在越来越藏不住了，非常对不起大家。同他一起参加直播的尹产贺安慰他：

“大家会理解的。”

不久前两人共同参加某档户外真人秀节目，文彬还希望妹妹能幸福。

或许，这个许愿就已经暗示了他的悲剧。

但在血雨腥风的韩娱圈，女星频频自杀，很难说都是巧合。

2009年，29岁的女艺人张紫妍自尽事件，震动了韩国社会。

她不是韩国艺人中唯一自尽的，不是第一个，也注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自2005年至今，先后有数十位韩国艺人自尽身亡。

2005年，24岁的艺人李恩珠因为抑郁症在卧室投环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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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6岁的U-Nee，因抑郁症在仁川的公寓中上吊自尽。

2008年，39岁的崔真实，醉酒后在自己家的卫生间中上吊自尽。

2009年，26岁的张紫研，留下控诉信后在家里自缢身亡。

同年，26岁的于承妍，因为抑郁症在自己家中上吊自尽。

2010年，24岁的李慧林，因为严重的抑郁症在家自尽。

2011年，31岁的韩彩媛，由于重度忧郁症在家悬梁自尽。

2012年，25岁的郑雅律，疑因抑郁症在家上吊自尽。

2015年，22岁的姜斗丽，在寓所故意烧煤中毒自尽。

2019年，25岁的崔雪莉，在家上吊自尽。

28岁的具荷拉，因网暴在家自尽。

48岁的全善美，因抑郁症在一家酒店自尽。

2020年9月，36岁的吴仁惠在家中自尽未遂，被发现后紧急送入医院抢救，最终未能抢救成功而死亡。

同年11月，36岁的女谐星朴智善，在家自尽。

2021年，26岁的宋侑庭，在家自尽。

2022年，30岁的金美秀疑因抑郁症在家自尽，27岁的刘珠恩在卧室留下遗书后自尽身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眼中光鲜亮丽的明星，突然成为了“高危职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艺人自尽呢？

韩国有一整套完整的造星流程，即“练习生—实习生—普通艺人—顶流艺人”制度，它既成就了普通人的明星梦，也成为了很多艺人摆脱不掉的沉重枷锁。

虽然这些明星自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由这套制度营造的恶劣环境，才是他们选择自尽的罪魁祸首。

一、出口创汇能力强，催生了庞大的训练生队伍

在韩国政府“文化输出”战略推动下，韩国娱乐行业每年为韩国政府贡献几百亿美金的出口收入。

强大的出口创汇能力导致韩国社会畸形的价值观，韩国有60-70%的小学生都想成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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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娱乐公司奉行“明星从娃娃抓起”的理念。

他们从小学生中，挑选合适的人选成为练习生，然后进入长达10年以上漫长的训练期。

各大娱乐公司的练习室，在挤满等待选拔的练习生的同时，韩国有100多所小学却因为招不到新生而被迫关闭。

截止目前，韩国注册的练习生已逾百万。

二、训练强度高、时间长，出道机会少

中国演员王子文曾经有在韩国做练习生的经历。

她回忆，练习生训练强度很高，练功时间从早晨8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长达十几个小时，稍微有一点儿失误就会被惩罚。

经常要连续做俯卧撑2个小时，边做边喊口号，“我会做得更好”，直到培训师点头满意才行。

她说，因为腿部青紫肿胀，每次上厕所疼得都蹲不下去。

她每次打电话给家里人时，都忍不住嚎啕大哭，想收拾行李回家。

好不容易熬过了练习期，还要参加经纪公司的选秀活动，才有机会拿到少得可怜的实习生名额。

三、成名周期长，经济拮据

实习期的练习生没有工资。运气好的，几个月内就能出道，拿到第一份薪水；运气不好的，则要熬好几年，这期间一直都没有收入。

四、寡头垄断，奴隶合约，高额违约金

韩国的娱乐业基本被JYP、CJ、SM、YG这四大娱乐巨头垄断，艺人们不得不面对巨头们无尽的压榨。

大多数艺人在出道时，会和公司签下一份“奴隶合约”。

这份合约，时长在7-15年不等。

合约中会规定，艺人需要先向公司偿还培养费；然后公司才和艺人签订收入分配协议。

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经常是八二开，甚至九一开，即艺人的演艺及代言等收入，公司拿八到九成，艺人只能分到一至二成，而且还是税前收入。

这种合约都会规定天价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从3亿韩元（约合150万人民币）一200亿韩元（1000万人民币左右）不等。

在如此高额的违约金面前，很多艺人不得不任由经纪公司摆布。

五、强迫艺人整容，严控饮食，迎合市场需求

经纪公司会强迫旗下艺人进行整容，以迎合粉丝们不正常甚至变态的审美观，还对艺人的饮食进行严格监控，防止艺人的体重增长过快，使他们的身材让粉丝看起来不舒服。

这种严苛的体重控制，使得艺人普遍患上了厌食症。

六、工作强度高，精神压抑

韩国人口少，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首都首尔，市场空间有限，为了获取更高的知名度，艺人们只能拼命工作。

曾经在中国发展的韩国艺人张娜拉透露，她经常需要在拍戏的间隙跑通告、录综艺、拍广告、参加见面会以及一些商业活动。

吃饭睡觉，只能在车上或飞机上进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缺乏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韩国的艺人们，每天都在疲于奔命，几乎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时间一长，艺人们心理压力巨大，得抑郁症的越来越多。

韩国娱乐产业就像一个明星加工厂，而艺人就是一个个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零件，被动接受着财阀资本的剥削和蹂躏。

文彬、张紫妍等艺人的悲剧只是财阀垄断社会资源背景下韩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每一个去世的艺人，都是在用生命对抗这个冰冷的造星制度。

每一次有艺人去世，其他艺人心中都会瑟瑟发抖：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就在玩着五个球：家庭、工作、健康、朋友和灵魂。

五个球当中只有工作这个球是橡胶做的，砸下去还会弹起来，其他四个球都是玻璃做的，砸碎了再也不会复原。

文彬的去世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要为了工作去透支自己的健康。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只是为自己活着，在我们的身后，还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在电影《芙蓉镇》中，秦书田被冤枉有罪；在被抓走前，他告诉胡玉音：

“无论如何要活着，像牲口一样活着。”

为了自己，更为了家人和朋友，请珍惜生命，好好善待自己。

点亮【在看】，答应我，未来无论多难，请坚持下去好吗？

对于练习生，你是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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