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严复《原强》

    《原强》首先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严复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最重要的是《物类宗衍》（即《物种起源》）中两部分内容《争自存》、《遗宜种》，基本意思就是后来深入人心的口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斯宾塞（严译为锡彭塞）的学说是“群学”（今则多译为社会学）。严复对斯宾塞的学说极为推崇，认为“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大学》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至锡彭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不过，严复没有介绍斯宾塞学说的具体内容，而是分析斯宾塞学说是建立在数学、逻辑、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接下来，严复讲中国之所以陷入积弱不振而蒙深耻大辱的境地，在于没有人才，首先是当朝任事的大臣，即使在四百兆之民中也难觅人才。严复说，战败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民的民智低下、民德衰败、民气困乏。所谓“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有立。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眈眈〕，恐未及有为，而已为印度、波兰之续；将锡彭塞之说未行，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况乎其未必能遂然也。吾辈一身即不足惜，如吾子孙与中国之人种何！於戏！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其尚无相兹下士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面对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严复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边沿，很可能会沦落为印度、波兰一样的下场。他驳斥了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面对异族入侵有许多次了，但 “其间递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 因为严复深知中国面临的是来自不同种族的，更加强有力的异质文明的根本挑战。

    严复对西方文化做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民长大鸷悍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较而论之，又为吾民所必不及。故凡所谓耕凿陶冶，织紝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

    这段话讲西方文明的重点，一是在学术上求真理，二是在政治上“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想必非常羡慕，西方文明中人人自由，积极奋进的气象。

    严复批评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懈怠无为，坐待物极必反的消极观念。他说：“且物之极也，必有其所由极，势之反也，必有其所由反。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正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固圣智者之妙用微权，而非无所事事俟其自至之谓也。无所事事而俟其自至者，正《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耳，天固不为无衣者减寒，岁亦不为不耕者减饥也。”也就是说，中国在断续存亡的危机关头，更应该奋发有为，以图自强。而且，中国的富强绝不是回到列祖列宗的老路上，坚决贯彻执行儒家的原教旨主义就可以实现的。因为“天下之势，犹水之趋下，夫已浩浩然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之所不胜也。”

    不过严复批评了复古的保守主义，也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主张，即立即“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

    严复认为中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只能慢慢医治。因为“今夫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有一二人焉，谓能旦暮为之，无是理也。何则？有一倡而无群和也。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

    所以严复不赞成立即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必须尽快开启民智，增进民力，发扬民德。“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然则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严复认为中国仿行西法的新政虽然不少，但收效甚微，令人有“淮橘为枳之叹”，根源就在于“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

    乍看之下，严复几乎是一个处处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的人，不过他还是在著述中为儒家思想留下了一个位置，“儒术之不行，固自秦以来，愚民之治负之也。”他引用孔子的话说：“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儒家的精神有赖后来人给予新的阐述。

    几天来，每天读一篇严复的文章，总是感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走出100多年来的转型困局，所以到今天依旧把开民智作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