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理论的新发展：社会认知途径

在过去几十年中,语境研究由于受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主要遵循形式结构的研究范式,更关注语言本身,没有纳入认知、心理和社会的维度,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英国剑桥大学新近出版了由van Dijk撰写的《话语与语境:社会认知途径》[1]与《社会与话语:社会语境如何影响语篇和谈话》[2]两部系列专著,首次专门探讨语境理论,改变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作者尝试引入社会认知的维度,完成了语境从单一的研究视角向语义、语用、社会与认知心理等多维度研究的跨越。Wodak曾指出,van Dijk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式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3]179;van Dijk在 语境方面的跨学科探索，建构了批评方法的理论基 础，进一步完善了其话语分析的理论模式，对该研 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语境研究的新视角也恰 好与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界所倡导的社会转向[4,5]相契合,成为跨学科研究的范例。本文尝试对van Dijk语境理论的主要观点做简要述评。

近年来,形式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关联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批评话语分析、符号学、文学、人类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在语境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肯定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其共性是研究维度比较单一,理论体系相对封闭,研究不具系统性。

以作为话语研究主要理论框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例[6,7],首先,该学派倡导的“语言”研究主要关注“词汇-句法”层面的语言分析;其次,功能语言学对语境社会属性的研究十分有限,并未关涉语境性质的社会层面以及其社会属性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再者,该理论反对理性主义(antimentalism),忽略了语境的心理特征,过分泛化语言使用中客观情景的共性,因此无法解释语境的动态识解,即语言使用者基于对交际事件与情景的理解和表征,在线构建或重构语境的过程。

又如,被冠以从认知的视角研究语境的关联理论(“认知语境”),偏重语境的形式表征,将语境简化为命题的集合,主要限于对交际活动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等参数的考察,没有对语境假设的心理表征过程做出解释,实为一种形式语义学的研究视角;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使用的语境,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及意识形态给予了特别关注,但仍未把语境明确为其批评方法基础的理论;社会心理学尽管是认知研究与社会研究这两门学科的界面,却很少关注话语与互动的认知层面;人类学研究虽然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权力、性别、意识形态和其他一些一般“社会”主题,却忽略了语境与认知之间的关联性,等等。

上述种种不足揭示出语境研究的一个本质性问题,即语境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和认知。鉴于此,有必要进行社会认知、社会表征和话语分析的整合研究,在语境理论方面纳入社会认知与互动的研究维度,这样“就可以解释语言使用者如何在线观察、分析和理解交际情景的相关属性,并将这些属性表征在个体的心理模式中”[1,2]5

van Dijk的语境研究将主题设定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广阔的框架中,对语境进行了跨学科、多维度的新探索。其理论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van Dijk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对语境展开跨学科研究,突出其认知心理的基础。他认为,语境“不是对情景的客观社会属性的相关选择,而是对这一情景的主观界定”[2],是一种特 定的心理模式；它以社会表征为认知基础，是话语 参与者的“主观”构念（"subjective” construct）[2]56， 即话语者对所参与情景相关属性的主观识解。语 境模式在话语的识解过程中处于台下，呈隐性状态， 但同时又受制于某些处于台上的“客观”因素，如 对事物、人、情景等物理属性的感知。

根据认知心理学，心理模式是人类经验的认知 表征，是个体日常经验的“微观”模式序列经泛化 和萃取后形成的“宏观”模式，作为长时记忆的一 部分，存储于情节记忆中。大部分情节知识（即个 人知识）与存储于语义记忆，或称社会记忆中的信 息（即社会共有知识）紧密相关。这些普通社会知 识在话语交际中更易被激活，而语境模式中瞬间需 调用的知识量则取决于语境因素（包括背景、读者 的知识、目标、兴趣等）。语境模式除表现出主观性 特征外，也具有一般心理模式的其他基本属性。 （二）语境由图式加以组织

鉴于交际情景以及交际信息的复杂性，需要运 用认知图式来组织语境，以便于在线管理。这些图 式是由识解交际情景的若干相关范畴组成。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之上，van Dijk提出，语境模式的图式主要涵盖三个范畴，即背景（setting）、参与者、交 际及其他行为／事件（ibid:76）。这一对语境的划分 与langacker使用的术语“言语场景（ground）”[8,9]， 即言语事件、参与者和直接环境（包括言语事件发 生的时间、地点），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一致。在 Van Dijk的语境模式图式中，背景包括时空环境，参 与者分为自我和他人。自我是语境模式的中心范畴， 即“自我中心（egocentric）”的模式结构，它控制 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其角色关系，也组 织着其他语境范畴，如背景、交际行为、参与者的 相关认知（如知识、信仰和目标）等。 （三）语境模式呈动态性

语境模式是由对当前事件策略性的理解以及此 事件的相关社会知识的例示组成，由界定各种交际 事件的图式和范畴组织起来。因此，语境这一心理 模式不仅仅是静态的表征，在交际互动时或语篇的 产生与理解过程中，还会根据话语者知识状态的变 化不断进行实时（real time） 更新。这其中包括： 由语境筹划激活的临时语境（Drovisional context）； 当下社会和交际情景的观察与分析；依据已知信息 进行的推导；依据当下交际活动进行的推导；旧有 语境模式的调用；语境一般社会知识的例示；个人 和社会信仰、目标的应用，等等。 （四）语境具有层级性的特点

语境既可模拟位于微观层面的交际情景的相关 维度（即微观语境），也可表征中观或宏观层面的 社会情景与社会结构（即宏观语境）。这些层面的 语境与当下的交际活动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关 联性”。在交际互动时，参与者同时对当前的局部 情景以及更高层次的整体情景形成表征；语境的在 线构建通常发生在局部（微观） 层面，受幕后的 “长时工作记忆”的宏观控制。因此，倚重语境的 社会认知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学中常探讨的有关宏 观和微观层级的“结构（Structure）” 与“行动 （agency）”之间的关系问题。

语境的层级性所涉及的“关联性” 问题[1]9， 是由语境概念本身界定的，即以话语者对交际情景 的识解为基础的语境建构，而这一认知过程受情景 相关属性的社会共有图式以及话语者交际经验的辖 制。van Dijk认为，这一“交际关联性”的概念有 别于关联理论的语境观。Sper ber ＆ Wilson也将语 境定义为一种“心理构念”，表现为“有关世界的一组假设中的一个子集”，这实为一种形式模 型[9]15；此外，也没有对语境的认知过程及其对话 语产生与理解的影响机制加以阐释，因此并不属认 知的范畴，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研究。 （五）知识管理是语境模式的核心部分

语境模式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言语交际过程中 对话语加以策略性组织，使之在社会情景中达到最 佳适切性；而其中对语境知识的管理在语境建构中 起到关键性作用。van Dijk认为，语境模式中有一 个中心装置，被称为“Ｋ装置”（Ｋ为knowledge的 缩写）；该装置调节着话语中知识的表达或不表达， 控制着管理语境知识的基本策略。就话语产生的 “总体认识策略（overall epistemic strategy）”而言， 共有知识可以不被表达出来，呈隐性状态，由于此 时受话人被认为已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被假定为 具有推导这一知识的能力[1]83。而交际双方对位于 “共有知识场（common ground）”基本层级的知识 的界定可能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社会身 份以及所属的知识社团（epistemic community）。 （六）语境与话语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作为一种交际活动，话语将自动成为语境模式 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话语者不仅对交际环境构建主 观表征，同时也对当下的交际活动，即整个交际情 节（包括交际事件本身），形成心理构念。话语与 交际情景之间是一种多边的关系：语境范畴调节着 话语范畴，话语范畴同时也映射着语境范畴。语境 对话语的控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个人信仰、目标 与社会文化准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 不同的场合下，可以选择“控制”、“调节”、“影 响”、“映射”、“表达”、“复制” 等术语来描写语 境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 （七）语境控制话语的变异：语体、语域和语类

语境控制着话语变异的属性，因此是语体 （style）、语域（register） 和语类（genre） 的基 础。在语境的社会认知框架下，这些常用于解释语 境对话语产生影响的基本概念得到了重新诠释；它 们受制于语境，是语言具体使用中的变异，而且概 念上相互叠合。

语体是指话语的属性，不是词或语言使用者的 属性[1]143。van Dijk认为，语体不应仅局限于对语言形式变异的描写，还应延伸至话语的其他层面。 语体是对各种不同的话语结构有意识地选择的结 果，而这种选择受制于语境。语体还具有突显性特 征；这一特征与个人或群体身份的语境属性相关， 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语体是语境的 标记。功能语言学将语类界定为“话语的类型”， 确切地说，是话语结构的类型，偏重话语本身的属 性，表现为各种形式特点、主题、修辞手段等话语 特征。可社会认知模式更关注语类的社会和语境属 性，认为语类实为“语境的类型”，应被界定为 “行动类型” 或“社会实践” （ibid:149）。语域 在概念上常与语类混淆，是“语类的语法语言基 础” （ibid:152），亦即语类在语言层面的表现。 由语域界定的语法特征，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语类 所具有的某些语境、语义和语用属性。在某种意义 上，如果说语体是某一社会情景中的一种语境的指 示或表达方式，那么语域则是在这一情景中的语法 体现。语境模式正是借助对这些反映在话语各个层 次变异的控制来实现对话语的控制。 （八）语境模式预设文化变异

语境模式是以社会表征作为认知基础，因而不 同的社会群体或文化社团在话语或语境方面必然存 在社会或文化上的变异。鉴于诸如社会知识、信仰、 意图和目标这些基本的认知条件在人类互动中具有 普遍性，语境模式的基本结构和范畴在一定程度上 是普遍存在的[2]212。这些知识构件（knowledge component）调节着预设、隐含性以及言语行为，以 确保交际行为得以发生。在各文化中具有统摄性的 语境范畴还包括性别、年龄、身份／权力、以及内 外群体（ingroup-outgroup） 的成员身份（可由种 族、民族、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等来界定）等等。 三、简评

语境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上半叶，如人类学家 马林诺夫斯基、语言学家弗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等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探索，但总体上并未得到应 有的重视。近年来，学界已逐渐认识到语境的地位， 研究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仍比较有限，专门针对 语境理论的多维度研究更不多见，ｖａｎＤｉｊｋ撰写的 这两部专著[1,2]弥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缺，冲破了传 统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羁绊。其研究主要从社会认 知的角度展开，对语境进行了相对系统而全面的论述，首次建构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完整的跨学科语 境理论体系，在认知、话语与社会这三大孤立的研 究维度间搭建了“桥梁”。

首先,van Dijk对传统语境观的重客观轻主观的倾向进行了批驳:拒绝语境的客观性,强调话语参与者的主体性。传统的语境理论将语境定义为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情景,而社会认知理论创造性地把交际事件社会情景的客观存在与个人认知的主观性因素结合起来。van Dijk借用认知心理学中“心理模式”这一概念,对语境进行了重新界定。语境模式不是客观社会情景的一部分,而是对这一情景的识解,由此形成的“主观”的心理模式。因此,语境模式是主观的、独特的、因人而异的。社会学中的情景理论同样关注语境的主观性,这便成为开展两门学科整合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语境模式又不完全是个体性的,也有社会和互为主体性的重要维度。语言使用者在以往交际互动中获取的各种共有的社会知识,保证了主观构建的语境模式具有足够的相似性,为交际双方提供了共同的认知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语境模式是个人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以及社会与话语之间的重要链接。

其次,社会认知模式否定决定论者的观点,即社会情景与话语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在探讨语境与话语间的关系时,传统社会语言学认为,社会结构与社会情景直接影响说话者的社会属性以及具体的说话方式。van Dijk的语境理论否定了这种社会决定论,因为情景的社会属性并没有直接参与话语的产生与理解的认知过程,而是通过交际双方的心理表征(包括对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表征)这一认知界面来影响话语[1,2]。这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与社会情景对话语产生的影响只是间接性的。依照van Dijk的观点,语言使用和话语至少受两种语境因素的制约:一种是相对稳定的超语境因素(trans-contextual constraints),不会随情景变化而发生变异;另一种是动态的因素,需根据不同的情景不断被识解、被激活。动态因素在具体交际情景中有意识地控制话语,因而是功能性的,是语境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重心。

最后,社会认知框架下的语境理论在话语研究中不再被边缘化,其作用举足轻重,具有多重的理论与分析功能。1)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模式,语境位于社会、情景、互动与话语的接合处,是社会与话语间的社会认知界面。2)语境协调着个体经验与群体共有社会知识,以及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话语者对语境识解、建构的过程是在社会共有知识、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宏观控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这些共有的社会表征又是依托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特别是话语来获取、应用和改变的。3)语境模式可以解释话语者在言语交际中如何根据交际或社会情景对话语加以策略性组织。4)语境模式为语体、语域和语类这些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话语在各个层次上为何以及如何产生变异提供了分析框架。5)语境模式还可以解决以单因果社会变量为基础的社会语言研究的弊端,由于单一的语境层面无法对话语的变异产生主要的、可以泛化的影响,等等。

总之,社会认知模式解释了在“主观”心理模式的框架下,“客观”社会语境对话语的影响是如何形成,以突出交际情景社会属性的复杂性,如参与者这一范畴(包括身份、角色、功能、关系等次级范畴)、这些范畴与宏观层面的范畴(诸如机构、群体、社团等)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共有信仰(这些共有的社会表征是维系成员与群体间的纽带)等社会因素均被纳入研究之列。因此,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可以对社会情景和交际事件进行认知、社会与文化的多维度、全方位的考察。

当然,该理论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van Dijk多角度、多维度地对语境理论进行了探讨,但研究维度上还可进一步扩展,比如引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维度等。其次,由于其研究涉及的领域过于宽泛,只是呈片段性(fragmentary)和概括性的,因此理论仍欠系统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再次,van Dijk对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研究的批驳有些武断,确有值得商榷之处[1]28-55。比如,他认为,以语场、语旨和语式的三大“变量”来界定语境,以及将这些因素与语言的元功能(概念、人际和篇章功能)对应起来具有很大任意性;然而,其社会认知模式并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改进方案。最后,语境社会认知理论颇具说服力,也例证了理论的可操作性:van Dijk[2]将其理论应用于分析2003年3月英国下议院的一场辩论,主题有关对伊动武的提案,特别关注语境的政治范畴,如政治身份、权力关系以及政治涵义等;尽管如此,仍存在较大主观性成分,理论假设有待大量实证研究(包括心理实验)和对比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正如van Dijk在《话语与语境》的序言中所言,这两部系列专著其实只是抛砖引玉。书中试图传达一种研究理念,即语境研究应被设定在全面的跨学科性的理论框架之中,这使得其建构的语境理论具备良好的延伸性和较强的解释力。本文认为,经van Dijk不断完善,话语研究的社会认知模式是融合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这两大语言学分支时研究者目前可以借鉴的、最为合适的理论框架[10]。因此,van Dijk在语境理论和话语分析研究上的杰出贡献,不仅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同时也将进一步促成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进而推动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向纵深发展。

致谢:卢思源教授和邓志勇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