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晁衡到史景迁：有学问的外国人怎么起中文名？

比起晁衡的诗意浪漫，后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取名时便多了点别的考虑。

16世纪开始，第一批耶稣会士在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下陆续进入中国。千里而来，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在东方世界传播西方教义。然而，要想顺利传教，头一个阻拦在传教士们身前的便是文化这关。

以最快速度融入中国社会，成了传教士们最紧迫的任务。

改名，成了一个好办法。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琢磨过这个法子。这位出生于意大利贵族的耶稣会士，全名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中文姓名“利玛窦”，分别来自他本姓第一个音节Ri的音译，以及名Matteo的音节。据研究者推断，“利玛窦”这个名字，和中国文化或诗情画意的关系其实不大，反倒是利奇为了“文化适应”选了一条捷径——“入乡随音”，将本名改写改写，得了一个让大家好懂好记的中文名，这下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不就简单方便多了？

利玛窦铜像。摄影/Zvonimir Atleticpanther，来源/图虫创意

不止利玛窦，同时期许多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都把“入乡随音”玩得挺溜。比如西班牙籍的Diego de Pantoja，将姓的第一个音节“pan”译为庞，Diego翻译成“迪我”，就成了“庞迪我”；意大利籍的Alfonso Vagnoni化身成了“王丰肃”。

这都是权宜之计，渐渐的，传教士们又有了新的追求。既然入乡，就得又随音又随俗，换句话说，取汉名，不仅要翻译，更要翻译得信达雅，把自己感受、理解的中国文化编织进去。比方说——

意大利籍的 Giacomo Rho，就给自己取名“罗雅谷”；

德国耶稣会士 Johann Schreck，愣是把充满西方气息的Johann约翰，转译成了“玉函”，邓玉函，谁能想到这是一位从德国远道而来的朋友呢？

而比起这两位，把中国名字钻研出中国味道的翘楚，还得是南怀仁。

北京古观象台南怀仁像。摄影/海峰，来源/图虫创意

这位出生于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传教士，原名“FerdinandVerbiest”，不同于其他传教士，他的汉名同自己的本名关联并不紧密，反倒用一个“仁”字，把东方美学深深嵌入了自己的名片。

1659年，在意大利教士卫匡国的影响下，南怀仁放弃原本去南美洲传教的想法，东行来华。在陕西传教后，南怀仁奉召入京，供职于钦天监。怀仁怀仁，这个汉名伴随着他行走朝廷、为人处事。康熙三年（1664），受鳌拜支持，反对西学的杨光先罗织罪名，南怀仁和汤若望一起受到诬陷入狱。当时的汤若望已近暮年，口齿不清，南怀仁坚持代他申辩，更是放弃了自己可以出狱的机会，直到为汤若望办完后事。时人感念其仁义，特别赞颂道：“汤马法已拟死罪，他人将趋避之不暇，而怀仁仗义为之辩护，诚忠友也。”

后来，南怀仁成了康熙的帝师。他研天文、观地理，著述无数，1674年，他打造出包含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在内的六件大型天文仪器。他还以一幅转译绘制的《坤舆全图》再次告诉清王朝世界为何物。

在这份“世界地图”中，南怀仁不仅采用了经纬理法，标识出五大洲的南北东西迄点，还以大段注记文字解释自然气象，更特地让本初子午线从顺天府穿过，满足了清王朝“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想象与憧憬。

（清）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神户市立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