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比利时汉学家，见证了译林出版社的成长

我对吕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与译林社几本重要版权书相关的经历。十几年前社里一位年轻编辑向我询问一本她看好的海外图书的版权。当我将报价申请提交给韩芳之后，她说：“这本书吕先生会亲自问国外。”然而海外出版社提议的价格超过了编辑预算，于是这本书的谈判就搁浅了。一年之后，这本书的畅销潜质已经凸显出来。我恰好去上海参加版权沙龙，看到了吕先生。我们聊到了这本书。吕先生说：“你们的编辑眼光不错。不过上次你们要是接受了那个价格就好了，现在想以上次的价格拿下也有困难了。”我说：“现在我们重新报个价过来，好吗？”吕先生说：“没问题。”我将新报价提交了过去。此时这本书其实已经大大升值，我们的报价算不上是特别突出。但吕先生既没有提出将此书公开竞价，也没有要求我们报出让编辑觉得非常吃力的价格，他爽快地将我社的报价发给了国外。我们顺利地拿到了版权并快速出版。这本书立即成为译林社当年的畅销书，销售超过了10万册。回想起来，吕先生完全可以采用更商业的做法，追逐收益最大化。但是他出于对编辑眼光的欣赏和对出版社的信任，干脆果决地促成了这笔版权交易。他这样做，也无形中给予了这位新人编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让她有机会以她的激情运作了她心仪的图书。在版权竞争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他保护了那份做书人纯真的热情。

译林出版社于1992年最早出版的版权书《沉默的羔羊》

就是经吕先生夫妇代理授权的

作为版权人，经常需要处理版权方面复杂棘手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吕先生的为人正直和勇于担当。有一次，我收到一封外方的邮件，对我社早年出版的一本书不符合合同规范提出了质疑。这封信发给了我，抄送了吕先生。我出了一身冷汗。那确实是我们履行合约时的瑕疵。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著作权的尊重还没有细致到如今的程度。我们也是在摸索中逐步做到完全与国际接轨的。但我不知道外方能否放到当时的历史框架下理解此事。我收到邮件后没有立即回复，晚上睡觉时也还在琢磨应该如何表达歉意并做出解释。第二天一开电脑，发现吕先生竟然已经在我之前回复了。他解释了中国出版社从加入版权公约到成为国际规则的践行者，其间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的。译林社已经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超前了。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知道吕先生这样做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因为外方也许会因此对他有意见。毕竟，在商业化背景下，代理权易手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吕先生从公正客观的角度，说出了大实话。也是因为他的解释，这个版权危机顺利化解。作为熟悉中国版权界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我非常感激他的仗义执言。

在2017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看到了吕先生作为作家的一面。时任社长、副社长顾爱彬、谢山青，和我与吕先生碰面。他和陈小姐在一起，他的译者散树也在。吕先生蓄着胡须，戴着墨镜，穿着一件非常鲜艳的花衬衫，显得特别精神。他聊到自己打算退休，当一名作家，写回忆录。两位社长立即很有兴趣，表示愿意出版。就这样定下了这个约定。吕先生开始了写作历程，这部作品用英文写作，囊括了他旅居中国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译者散树非常努力地翻译，不断和吕先生磋商译文。2021年5月，吕先生为中文版写了序言。此书的名字也经过了反复推敲，原为《客居中国》，后来改名为《正南看北斗：一位欧洲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巨变》。此后，译林社编辑王玉强进行认真地编校，其间不断向吕先生、散树以及其他专家请教和磋商。然而2021年11月22日一上班，我就接到韩芳的电话，告诉我吕先生凌晨走了。电话这头的我感到震惊和难过，随即就是不可挽回的遗憾。吕先生还没有看到他的书出版，而他永远也无法看到了！

《正南看北斗：一位欧洲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巨变》

（即将出版）

作者：[比利时] 吕光东（Luc Kwanten)

译者：散树

定价：79.00元

我怀着对吕先生的回忆抚读他的书稿，这是一部生动的回忆录，吕先生学术研究、事业转型、个人生活轨迹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与中国结缘的感人故事。作为西夏学者的吕先生，我是从这本回忆录中读到的。作为中国人的我，对西夏历史的了解不及吕先生一二；吕先生所研究的西夏文字，我更是一无所知。他所做的研究，在中国国内也仅有少数学者从事；作为外国人的吕先生，顶着同行“浪费公共资源研究某种没用的死语言”的批评之声，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前瞻性探索，使得湮灭近八百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重见天日。

吕先生夫妇在西夏故地

吕先生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他所从事的事业，无论是学术还是版权，都是开创性的，而且都与中国这块土地紧密相关。难怪他会说：“我习得的欧洲文化，开始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 斯人已逝，回忆永存。在书中，我依然在和吕先生对话，聆听他讲述的动人故事。

我感觉双足扎在了中国的土地里，我的家在中国，我习得的欧洲文化，开始融入到中国文化中。

—— 吕光东（Luc Kwanten）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