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是首位以中国题材作品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第一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国内外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方兴未艾，对其《水浒传》英译的研究也在新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集中于她的翻译策略（如直译、异化翻译、陌生化翻译、杂合化翻译等）、译者主体性、思维方式等，但鲜有赛译水浒的“中国话语”研究。中国话语能够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特色，塑造中国国际形象，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中国话语真正认识中国。由此切入，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赛珍珠贯穿于译作中的语言、文学、文化层面的中国话语言说策略，继而考量其中国话语言说的传播策略与接受效果，检验其中国话语言说策略的国内外影响。

2. 翻译与话语权的关系

根据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理论，话语并非是简单地根据某种语法规则将词汇和句子进行组合，更重要的是话语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王治柯 1999: 37）。话语权背后隐含了国家之间地位和实力的角逐，同时记录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竞技。翻译就是两种话语力量间的搏斗，是原语和目的语争夺话语权的一场争斗（朱湘军 2008: 43）。要通过翻译获取原语话语权，需要恰当运用目标语形式，突显原语民族的话语特色，实现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因此，对外传播中的典籍英译活动，不应单纯停留在传达层面或仅对话语信息进行传输，而是要在目标语话语中突显中国主体性，争取话语主导权，维护本国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传统的归化翻译策略，无法真实再现原语文化精髓，更多的是西方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化镜像，从而丧失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下的话语权份额。相比之下，异化策略则突显了原语民族的文化特质，激发目标语读者对该民族文化的认知兴趣（熊欣 2015: 208）。

赛珍珠正是这样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话语的传播者。她虽然身处一个大量译介西方文化、西方普遍蔑视中国的时代，但她仍敢于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以突显《水浒传》的中国话语风格与特色。在当时中国，这种敢于打破西方文学翻译的强势话语、向英语读者展示中国文学之美的堂·吉诃德式人物并不多（唐艳芳 2010: 9）。因此，赛译《水浒传》的中国话语言说及传播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译语话语建构和传播行为。

赛珍珠从小在中国长大，她声称汉语是她的母语，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她跟着家中乳母和厨师等人学习汉语，从小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个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赛珍珠 1991: 9）赛珍珠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不言而喻，她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然而，她在中国的几十年正值该国内忧外患时期。随着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的战败，西方开始蔑视和贬低中国，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在此期间，西方舆论几乎都是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将中国人与傲慢、阴谋、罪恶等联系在一起（姚君伟 2001: 96）。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逐渐丧失了中西交往的话语权，西方话语成为了主流。中国知识阶层表现出集文化自卑、文化孤立主义等思想状态。正如赛珍珠在为林语堂《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年）作序时说道：“……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爱国青年为本国的现状感到耻辱，有的还想掩盖这种真象。在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刘龙 1992: 469）

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话语称霸的年代，赛珍珠敢于选择翻译《水浒传》这本中国古典文学巨著，在文体、主题、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对西方文学话语提出了挑战。赛珍珠想通过译介该小说让西方人见识到中国小说的魅力，同时提醒国人要支持本国话语，无须在文化交流中妄自菲薄。赛珍珠认为这部著作的言语方式特别能体现中国话语的特点；且人物个性鲜明，偏口语化，能够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Buck 2004: xvii）。此外，与当时的大部分译者不同，她没有采取归化策略，而是尽力保持了原作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话语，“迫使”英语读者去接受中国话语的多维特色表征。1927年，赛珍珠邀请龙墨芗先生协助她完成了《水浒传》的英译工作，历时五年。为了更好地传递《水浒传》中的中国话语风格，她在底本遴选方面极为认真和负责。在当时可见的六种《水浒传》版本中，她在充分听取了龙墨芗、胡适等人的建议后，最终选择了金圣叹评点的七十回本——不是最完整但却是质量最好的版本。赛译《水浒传》将反映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价值观、传统文化独特生活方式的话语传播给了英语世界，以避免西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话语体系的“侵蚀”。

3. 赛译《水浒传》的“中国话语”言说策略

根据《水浒传》赛译本序言，她尽量采取了直译的方式，包括中文话语的表达方式和原著内容的完整性，尽力再现原著的魅力、保持原作的意义和风格（Buck 2004: xvii）。赛珍珠敢于打破西方文学翻译的强势话语，通过《水浒传》翻译来彰显中国话语：既包括从词句到篇章的中国语言和文学话语，也包括从生活习俗、典章制度到思维方式的文化话语。

3.1 策略一：传播汉语语言话语

3.1.1 词汇表征：模仿叹词声音

《水浒传》源于人民群众、说书艺人上百年的口头创作，后由整理、加工、创作而成。它主要以北方口语（尤以山东一带口语）为基础，人物对话高度口语化，语言明快、富于表现力。因此，人物对话中出现多处语气词，例如：啊呀（2处）、阿呀（5处）、啊也（1处）、阿也（4处）、哎呀（6处）、哎呀呀（1处）等等。在翻译这些叹词时，赛珍珠采用了模仿原文叹词声音的策略，将其译为Ha, Yah！，Ah Yah！（Ah-yah！），Ai Yah！（Ai-yah！），Ai-yah-yah！，Ho-yah！，无一采用英文现成的叹词。她希望通过对汉语字面形象的移植和反复强化，使英文读者感受到英汉叹词的差异性特征。

3.1.2 短语表征：沿承成语构式

《水浒传》含有丰富多彩的成语用法。成语是汉语词汇的代表与精华。赛珍珠在翻译成语时，不仅大胆沿用了成语的字序结构，而且还保留了成语的本体和喻体。以《水浒传》的植物隐喻类成语为例，“风花雪月”被译为Wind, Flowers, Snow, Moonlight，“倚草附木”被译为leaning on a grass or dependent on a tree，“风吹草动”被译为the wind begins to blow evil and the grass to stir，“人非草木”被译为We are men and not trees or grass。赛珍珠通过直译，将汉语成语的结构及节奏移植到了英语中，从而更加激起西方读者对汉语成语构式的好奇心，增添阅读兴趣。

3.1.3 句子表征：保留竹节句式

在句法方面，赛珍珠尽力保留了原文句法的并列句式、句内顺序、句子节奏，以散列并置，层层推进，让英文读者在陌生句式中感受到英汉的差异性，留给读者意义阐释的空间。

例：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迳投信州贵溪县来。（施耐庵 2006: 2）

Straightway he went forth with the imperial mandate and he bade farewell to the Emperor and he bore the mandate on his shoulder and put the imperial incense in a box and he led with him some tens of men. They all mounted each his horse and they all followed him and so they left the capital. They followed the road then and they went straight toward the city of Hisn Chou to a little town called Kuei Ch’i.（Buck 2004: 5）

原文以语义而非形式为纽带，连续用了八个动词而构成一句话。“领”、“辞别”、“背”、“盛”、“带”这五个动作源于洪信，而“上”、“离”、“取路”这三个动作源于洪信及其部从。该句在散列并置的表层句法形式下，蕴含了复杂而微妙的语义关系。赛珍珠很好地把握了原文的并列句法以及层层递进的语义关系，既保留了汉语的竹式句法结构，又准确地传递了原文的内涵意义。

3.2 策略二：传递白话文学话语

3.2.1 说书体特征

《水浒传》成书以前，许多故事早以口头或话本形式在民间流传。因此，水浒传带有明显的话本特征，包括章回体目录、套语、每回开头要呼应上回部分内容、回末诗词要概说下文内容、叙事过程中时而插入说书人的简评等。说书体主要表现在篇章形式和语篇内容方面，目的在于实现叙述转换和语篇衔接。赛珍珠对《水浒传》的成书历史非常了解，故而大多采用直译法，保留说书体的话本特征。以套语翻译为例，“话说”全被译为It is said，“且说”全被译为Let it be told further/now of...，“请听下回分解”全被译为Pray hear it told in the next chapter。此外，赛珍珠将原文字词扩展成短句或句子，将句子扩展为段落，以突出原文说书体风格的作用。例如：“话不絮烦”是原文叙述角度转换的铺垫程式语，但赛珍珠将之用作段落开头的独立句子，并译为It is not necessary to go into tiresome detail. 赛珍珠特意突出说书体风格，以展示原作独特的白话小说文学规范。

3.2.2 人物话语风格

人物语言是《水浒传》的一大特色。其特征之一是以直接引语为主，引述结构置于引语前；其特征之二是以北方主要是山东一带口语为基础，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在人物话语个性化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赛珍珠十分推崇《水浒传》人物话语风格的文学价值。在翻译直接引语方面，她保留了原文的引述用法，甚至将原文有些未用直接引语之处也作此处理。尤其在以直接引语转述他人话语处，赛珍珠也将其保留，而英文直接引语转述用法有严格要求，引文必须与原话一字不差。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增加叙述的生动性，而非引文本身的精确性（唐艳芳 2010: 221）。在翻译人物个性话语如詈语方面，赛珍珠以原文为取向，为英文读者带来异域话语风格。詈语具有强烈的民族和文化专属性，如“鸟（人/嘴）”、“（你这）厮”、“泼（皮/才）”、“（放）屁”等，译者较难在中西文化之间取中间值。因此，赛珍珠打破了英文行文习惯，移译了汉语骂詈风格，将“鸟嘴”译为“cursed/accused/filthy mouth”，“放屁”译为“pass (forth) wind”，从字面上再现汉语詈语内涵的外在形象。

3.3 策略三：传承中华文化话语

3.3.1 生活习俗

作为一幅反映北宋末年的历史画卷，《水浒传》不仅讲述了梁山英雄的起义斗争，也真实刻画了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赛珍珠从小在中国长大，不仅了解中国民俗，也深知中西差异。因此，她坚持用直译法显化《水浒传》的习俗文化，主要表现在酒俗、丧葬、节日、婚俗、饮食、居住等方面。以最为突出的酒俗文化为例，120回本《水浒传》中共出现600多次饮酒场合，每个章节都提到了酒俗，包括酒的种类、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规矩、酒楼名称等。例如名贵酒类“玉壶春”、“蓝桥风月”等，赛珍珠分别将之具体译为Jade Spring Wine，Wine of The Southern Wind And Moon，通过直译酒名来应对中西文化空缺；盛酒器具如“杯”、“碗”、“角/盏/旋子”、“壶/桶”等，则分别被译为cup、bowl、jug、bucket。其他习俗如“孝袍孝衫”被译为mourning garments of white，“风水”被译为geomancy/meaning of winds and waters。赛珍珠的翻译成功地向英语读者介绍了中华民族传统独特的生活习俗。

3.3.2 典章制度

典章制度是指中国古代的法令规范，包括选举制度、司法制度、赋税徭役、刑罚刑具等。《水浒传》中的典章制度有刑罚、诉讼、赋税制度等。刑罚主要有“脊杖”、“刺配”、“市曹斩首”、“骑木驴”、“剐刑/凌迟处死”等。为了给西方读者带来异域典章文化的强烈冲击，赛珍珠用心准确地传递了它们的文化内涵，分别译为be beaten a number of strokes on the shoulders；letters to be branded on one’s face and exiled to some place many hundreds of miles away；let them be taken into the busiest street and there let them be beheaded；be laid across a rack of wood, a beam set upon four posts；die by the slicing of her flesh from her bones, bit by bit。另以《水浒传》赋税制度中的职役为例：“孔目”是乡村督税负责人，“里正”掌管户口和负责纳税。中西赋税制度差异甚大，这些职役在西方国家都属于文化空缺，赛珍珠在查证史料的基础上分别将之译为the scribe who writes down the affairs of sb.和the police guard，既准确阐释了中国古代职役的职责，同时又给西方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异域典章文化。

3.3.3 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思维是整体辩证思维。作为扎根于农业社会土壤的中华文化，道教主张的“天人合一”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在《水浒传》全书“天人合一”的结构布局和情节发展上，九天玄女作为中国道教女神，是天命的象征，是宋江的保护神和指路人；108将所对应的36员天罡星和72座地煞星、天师、天书、天数（指上天安排的命运）、修设罗天大醮奏天帝、拜青词奏天帝、五雷天心正法等，都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体现。赛珍珠从小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深谙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也深知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了让读者感受异质思维，赛珍珠使译文带有明显的离心倾向：将“天书”译为books received from heaven，“天数”译为heaven’s plan，“天师”译为The Heavenly Teacher，“拜青词”译为to write red letters on a green paper and place the paper upon fire that it might ascend to...，成功地传递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辩证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赛珍珠在《水浒传》英译过程中，密切关注了各种语言、文学、文化词语所蕴含的民族风格和话语含义。原语话语权力需要通过具体的目标语话语形式加以实现。在不造成目标语读者话语理解困难的前提下，赛珍珠突显了译语话语中的原语文化诉求，有助于中国话语权的获取。她通过大胆的异化翻译，把中华文化典籍介绍给世界，对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而文化软实力与话语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个拥有丰富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会更加具有强大的话语权（王越、王涛 2013: 144）。

4. 赛译《水浒传》的“中国话语”传播策略

中国典籍英译事业不仅需要译文层面的“中国话语”言说策略，更需要传播层面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是当前翻译学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典籍的传播效果是检验翻译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准（裘禾敏 2010: 82）。赛珍珠首次将《水浒传》完整地译入英语，自1933年它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以来，它已在国外再版10余次（钟再强 2014: 71）。由此可见，赛译水浒一直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获得了较好的海外传播效果。针对目前部分典籍英译作品在海外市场趋于冷淡的情况，赛译水浒的“中国话语”传播策略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化的传播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4.1策略一：直接有效的出版宣传。

赛珍珠没有将其在国内出版，而是直接在美国、英国同步出版，而后多次再版。这部分得益于出版商的成功运作。直接有效的出版模式使《水浒传》收到了良好的海外传播效果。另外，她曾多次宣传该小说与中国小说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名人效应。例如，她曾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水浒传》的人物对话特色：“我常常听到人们津津乐道谈那部小说：‘在一百零八人当中，不论是谁说话，不用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只凭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他是谁。’因此，人物描绘的生动逼真，是中国人对小说质量的第一要求。”（赛珍珠 1998: 962）她也曾在演讲《东方、西方及其小说》（East and West and the Novel, 1931）中大力赞扬中国小说的人物对话艺术。

4.2策略二：顺应国际的话语环境。

赛珍珠利用自己汉英双语精通的优势，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让全世界懂英语的人欣赏中国小说。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她保留了原著中的插图；在人名、地名等翻译方面灵活变动，采用了英国人创立的威妥玛拼音，尽量免去给英文读者带来的不便（Buck 2004: xvii），如柴进（Ch’ai Chin）、张顺（Chang Shun）、贵溪（县）（Kuei Ch’i）等。另外，在度量衡翻译方面，她基本采用了英文度量衡，并将数字都作了转换；在翻译原著中的诗歌时，她融入了部分英文诗的特点；在翻译原著中的部分道教、佛教词汇时，她选用了部分基督教词汇如God和priest。赛珍珠虽以直译策略为主，但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她也适当作了变通，以顺应国际话语环境，帮助英文读者欣赏该小说。

4.3策略三：著译一体，异曲同工。

赛珍珠的独特之处除了她自幼在中国长大、对中国具有一般西方人少有的感受之外，还在于她很可能是当时西方的中文译者中唯一一位兼具作家和翻译家双重身份的人（这方面与中国的林语堂颇为相似）。她作为“作家型译者”或“译者型作家”，借助中国题材英文著作《大地》三部曲（The Good Earth，1931）（该作品于1938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母亲》（The Mother，1934）、《群芳庭》（Pavilion of Women，1946）等，著译一体，异曲同工，在创作和翻译中共同张扬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话语，成功地展示了其英文著译中的中国话语共核。她毕生致力于帮助“我的美国人民”理解“我的中国人民”（Buck 1972: 169），因此，中国话语是其创作作品和翻译作品中共同张扬和传播的内容。

5. 结语

当今世界的翻译，实质上就是文化之间的话语之争。赛珍珠的文化视野超越了当时的时代语境限制和地域政治限制，具备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赛译《水浒传》成功地将中国话语传播给了英语世界，提升了汉语民族话语的国际地位。对赛珍珠《水浒传》英译的中国话语言说策略、传播策略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和整理，不仅有利于翻译界全面认识和评价这位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有助于全球化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加大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国家战略的实施。赛珍珠给我们当下的典籍英译对外传播工作带来了重要启发：要在文化交流中对自身民族话语充满信心，发扬本国话语特色，不要为了追求文化同质而丧失自我；要突显原语民族话语特色，以获取译语中的原语话语权；要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渠道，使译作在海外获得最好的接受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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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策略研究”（项目号：13BYY034）、“草隐喻的英译认知研究——以《水浒传》四个译本为例”（项目号：2017N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曹灵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典籍英译。

唐艳芳，现为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