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从何而来？谁是“中产阶级”

　　选自《“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归宿－－以当代西方社会为例》

　　阶级是历史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物质关系。就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来说，阶级就意味着物质利益的相近、区别或对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处于同一种经济关系并因此拥有相近或相似经济利益的人们就属于同一阶级，反之则不属于同一阶级。由于阶级概念是与“阶级斗争”、“革命”等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阶级”在冷战期间就已经被西方学术界打入冷宫，“阶级的消亡”、“永别工人阶级”、“告别革命”等才是学术界的前沿课题，关于阶级的讨论“似乎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禁忌。”但是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在西方却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为什么在“阶级的消亡”之时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却欣欣向荣?那么“中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何在?

　　不仅阶级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关于阶级的概念、语言的产生和流传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出现也同样如此。

　　（一）中间阶级的崛起

　　有中国学者认为最早研究“中产阶级”的人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曾指出，一切城邦中都有极富、极穷阶层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如果一个社会能以中间阶层为主体，那么这一社会将极为稳定。这一见解被总结为亚里士多德的“新中间阶级理论”，并将其引申为现代人能理解的表述，即一个社会的稳定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比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古希腊城邦的人口分为两类，一类是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一类是被统治阶级——自由民。

　　事实上，在被统治阶级中还有大量没有被亚里士多德列入统计的数量庞大的奴隶阶级，在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的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并不能算作人，而是有生命的财产和工具，所以他说的被统治阶级并不包括奴隶。他所指的中间阶层应该是奴隶社会中的极少数富裕的工商业者，这与现代“中产阶级”的概念所指相距甚远。有学者对亚里士多德推崇的理想政制作如此评价：“他所赞美的中等阶层，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急剧分化的阶层，其中少数上升为富有阶层，多数下降为贫民阶层乃至沦为奴隶，设想以一个本身尚不稳定的阶层来稳定不稳定的国家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说亚里士多德是研究“中产阶级”的先驱至少是十分牵强的。

　　笔者从SSCI英文数据库中能查到的最早公开使用“middle class”这一单词的，是1745年出版的《阻止爱尔兰羊毛向法国输出的计划》小册子的作者詹姆士•布莱特肖(James Bradshaw，在他之前应该还有更早使用“middle class”的作者，但囿于笔者掌握材料所限还没有发现)，指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在18世纪时，“middle class”大概就被广泛用来指代不同于贵族阶级、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工商业者或资本家等人了。

　　1918年，学者R. L.斯凯勒(Schuyler)认为“中间阶级”既产生于英国又流行于英国，但“‘中间阶级’是那些过度使用的术语之一，它模糊不清、其义多变，它的使用导致社会问题方面的困惑思想。”R. H. 格雷顿(Gretton)在1917年出版的《英国中间阶级》(The English Middle Class)中写道，“在货币经济(money economy)崛起前，在英格兰没有什么可被称为中间阶级的。”他指出这一阶级起源于新“有钱人”，“他们出现于14世纪，这一阶级的崛起不是早期中世纪行会的逐渐发展，而是相对突然的现象，由于驱逐犹太人和骑士制度的衰落造成储藏货币进入流通引起的。”应该说格雷顿讲对了中间阶级产生的时间，但产生的原因并非他所言。

　　14世纪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封臣制和封土制只剩下空洞的形式，西欧庄园经济走向衰落，庄园组织以及与之相联的劳役农奴制走向瓦解。在城市，虽然行会制度严格限制手工业者分化，但仍有一些人积聚了较多的财富。矿冶业在远离城市且行会难以限制的偏远地方得到发展。由商人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的家庭手工业作坊也发展起来，这种“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经济关系，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途径之一。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工商业主的势力逐渐壮大，这个时候产生的中间阶级，就是最早的资产阶级。

　　前面曾提到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和随后出现的商业革命，扩大了世界市场，殖民扩张和贸易的增长使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就是格雷顿所说的中间阶级正式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时代来临了。同时，“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圈地运动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不会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指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也就无从谈起了。而16世纪时英国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就给资本的原始积累造就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

　　格雷顿认为，16世纪是英国中间阶级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在这之前，中间阶级对政治和国家公共生活开始是一种超然态度。原本只对本城市利益关注的中间阶级，“只是在工商业和国内外政治的发展使市民的利益走出了本城的狭小范围之后，他们才改变了对国家事务的态度，开始帮助国王，促进统一，以利于自己的发展。”格雷顿指出，16世纪时，“‘中间阶级’放弃了它早前的超然。它的成员进入贵族阶层和政府。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政策实质上是‘中间阶级’的政策。”当时，旧贵族已然没落，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足以左右国家政治的财富，贵族统治阶级为了自己利益也不得把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

　　都铎王朝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不仅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鼓励殖民扩张，还颁布一系列血腥立法镇压因“圈地运动”失地的农民，迫使他们进入工厂劳动。因此，虽然16世纪时英国仍是君主专制国家但实行的是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的政策，所以格雷顿才会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执行的已经是中间阶级政策。

　　那么格雷顿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来源--新“有钱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大量出现的呢?1950年，英国著名学者、费边社领导人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G. D. H. Cole)指出，新“有钱人”直到基于煤和蒸气及相伴而来的大生产技术的工业革命发生后，才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他的这一断言并无不当。

　　地理大发现后260余年的西欧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不仅为欧洲的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世界市场，推动了手工工场的发展，还极为迅速地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如水力织布机、万能蒸汽机、转炉炼钢法等新机器、新技术的出现，这使工厂打跨了手工工场，机器打败了手工劳动。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之相对应，出现了数量较之前时代多得多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中间阶级(middle class这个词是指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或在旧的等级制度仍然有巨大影响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如1689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贵族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社会地位上来说，资产阶级有可能凭借财富上升为贵族，也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因此它的社会地位相对地说处于贵族与无产阶级之间)。

　　科尔指出，“这个发展中的中间阶级群体迅速地在其它社会结构上产生了自己的影响。随着它不断扩大的消费力和上升的生活水平，它改变了消费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它需要更多的高级零售业主和工艺大师服务于它的需求，并促进了一大批以做中间阶级买卖为主的商店出现。同时，它需要更多的律师和掮客、更多的比乡村医生和药剂师水平高的医生、更多的牧师和更多的能带给他们孩子体面的中间阶级教育的男女教师们。那些主要依赖上层阶级顾客的职业和高级商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中间阶级服务，并随之越来越‘中间阶级’化了。依据职业因素划分的居民在总人口中占更大的部分，同时使社会出身和外表更加地同化了。药剂师、律师和教育业上层人士成为一种中间阶级绅士，和律师、牧师和军官这老三样绅士职业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接近。随着股份制的扩张，极大地催生了大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大阶层：领薪经理和管理者。股份制极大地增加了小投资者的数目，他们的收入部分靠工资、部分靠投资所得。几乎整个专业人士阶层也变成了投资阶层，他们获取股份，尤其是大企业的股份。”

　　在科尔的描述下，不仅资产阶级本身大规模地出现了，而且它还带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口的资产阶级化。

　　从前述学者的著作来看，从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出现到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学界所说的“中间阶级”普遍所指的是资产阶级。在当时并未完全被消灭的西欧封建等级秩序下，教士与贵族分别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属于第三等级。但由于优越的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又明显不同于普通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可以通过购买爵位、贷款给政府等方式获取贵族身份，实现地位的向上流动(当然也有可能因破产而落入普通人的行列)，所以不同于普通的被统治阶级，他们的地位是既可向上流动又可能向下跌落的，因此被称为是“middle class”。

　　实际上，在英语中“middle class”的意思就是“居于中间的阶级”的意思，中文翻译为“中间阶级”远比“中产阶级”要准确，后者一个“产”字就给这个词汇增加了原本没有的“财产”之意。虽然20世纪50年代时科尔著作中已经开始将中间阶级的范围扩大到小资产阶级，但是明确将“中产阶级”区分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的，当数美国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行文至此时之所以会唐突地出现中间阶级到“中产阶级”的转换，全是由于米尔斯大名鼎鼎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文本是以“中产阶级”为名的，现在读者更熟悉“中产阶级”这种译法，除特殊用法外，本书在后面也将使用“中产阶级”一词。再者，虽然英文“middle class”的写法没有任何变化，但在西方它现在的意义与原意已经大相径庭，用“中产阶级”区别于从前的中间阶级，也未尝不可。)

　　（二）“新中产阶级”的出现

　　米尔斯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西方论述“中产阶级”的经典著作。他认为，纵观之前的整个美国历史，人数众多的农场主始终是独立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他们的兴盛在19世纪早期达到顶点，“大约4/5的从业人口是自雇型企业家”，即小资产阶级。但“中产阶级”从来就不是由清一色的无等级之分的小业主组成的。“在其内部，小农场主和小生产者为一端，大地主和大批发商为另一端，两者之间泾渭分明。”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里既有大资本家也有中小资本家，主体是小资产阶级。后来，大部分小农场主和小生产者被大资本家或垄断者无情地排挤到无产者的行列，正如米尔斯的公允之言所陈，“正是大小资产之间裂隙的扩大，而不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任何醒目的红线，彻底摧毁了小业主的世界。”19世纪时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小业主没落了，它成为了20世纪的老“中产阶级”。

　　由于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不存在等级和贵族，因而，米尔斯将上层资产阶级即少数垄断资本家以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划分进老“中产阶级”，具体包括：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等。在米尔斯的看来，美国新老“中产阶级”的交替时间为20世纪40年代。根据他的数据，老“中产阶级”，到1940年，占整个“中产阶级”的44%，而新“中产阶级”的比例上升为56%，后者主要分为四类：工薪专业工作者、管理者、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人员。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新老交替有两重意义，“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这里可以看出，到米尔斯这一代学者，“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明确地不再等同于资产阶级，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再是财富，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成为以职业为划分标准来确定“中产阶级”。因而，中文把“middle class”翻译为“中产阶级”不仅从语言上讲是有失误的，而且从内涵上背离了它。

　　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白领工人由于其工资和生活水平较高，被视为不同于工人的“新中产阶级”的一分子。

　　可以明确的是，到20世纪50年代时，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为标志，“中产阶级”概念从代表封建时代的资产阶级、进而发展到包括中小资产阶级、部分自由职业者的集合概念，再演化为现代“中产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非体力劳动者“白领”甚至较高收入蓝领工人的混合概念。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给阶级下定义，但是他是明确反对以收入或职业分类来划分阶级的，而以米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恰恰是以“白领”即职业为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后面我们还将看到，西方学者还会“开发”出其它阶级划分标准。

　　现在看来，当时米尔斯等人会认为出现了新阶级--“新中产阶级”是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阶级阶层的变化。日本社会学家横山宁夫分析了工人阶级中的新阶层--“白领”出现的原因，他指出，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欧美各国的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变化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新的中间阶层的显著发展取代了旧的中间阶层的解体。

　　这种新的中间阶层扩大的原因是：一、随着大规模政治性、生产性组织的出现而引起了专业性的复杂化;二、处理财物的有关职业向关心人的有关职业转化。也就是说，前者是各官僚的企业内部之专职分工，如需雇用很多管理人员、计划人员、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等，行政方面的官僚制也由于事务工作的复杂化而需要很多事务官员;后者对从事于各业务领域里的人们相对地提高水平和增加业余时间来说，为进一步促进经营和技术合理化服务的关心人的服务性行业引起人们重视。这些新的中间阶级从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来说，同无产阶级一样，但与直接从事生产的体力劳动者(蓝领)是有区别的，他们形成了脑力劳动者(白领)阶层。

　　正是脑力劳动者在西方社会的大规模出现，使米尔斯等学者认为，出现了与马克思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工人，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工作自主权，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都远高于从前的体力工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这些人就不能再被看作工人，而应该是“新中产阶级”。总之，虽然米尔斯之前也有其它学者将白领等看作是“中产阶级”，但米尔斯著作的影响最大，因此当代西方的“中产阶级”研究可以认为肇始于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

　　(三)“中产阶级”从三方面解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前面已经讲过英文“Middle Class”*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较长历史的演变：由指代资产阶级到主要指代小资产阶级，再到演变成为一个除社会两端的极富、极穷者外的非阶级的“中产阶级”概念。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解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过程。

　　1.以非历史的阶级概念解构阶级。马克思的阶级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两极分化，形成的是两大阶级直接对立的现象，因此阶级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消亡，当然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亡。可是“中产阶级”的潜台词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少数的穷人和富人，社会的主体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西方著名学者如雷蒙·阿隆、安德鲁•高兹、西摩尔·马丁·利普塞特等人前后相继地“论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消亡或已经消亡，取代它的无非是“新阶级”、“白领”、“非劳动者的非阶级”(Gorz，1982：3)等。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最先声称股份制使资本所有权变得高度民主化了，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

　　拉尔夫·达伦多夫提出“统治阶级解体”观点，J.伯纳姆、丹尼尔•贝尔和A.A.伯勒等学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即，资本家阶级已为经理阶级所取代。米尔斯认为“大众精英”才是统治阶级。

　　这些无视资产阶级社会两极分化现实的粗暴观点，其硬核都在于如果西方社会存在阶级的话，那就是“中产阶级”无疑。一些人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失效了，因为他没有预见到“一个由专业人士和经理组成的新的、膨胀了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虽然是工薪者，但其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已经难以相容。”

　　2.以多元化的“中产阶级”概念解构阶级。“中产阶级”这种非阶级的“阶级”概念的提出有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后者鲜明的特色是反理性主义，不认同所谓“绝对的和普遍的真理”，认为世界是多元的、易变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属于经济范畴，更进一步说是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概念。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离不开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即所有权问题，他对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阐明则离不开他的“两大伟大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他指出，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中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种占有关系不仅区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更表明了二者的阶级对立关系是不可调和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只能是作为劳动要素进入生产过程。生产过程结束之后，产品的分配则完全取决于从法律上规定了的产权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因此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交换和消费也完全取决于由生产决定的分配。

　　所以，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确立了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些环节、关系，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存在形式－－资本及其必然带来的雇佣劳动来衡量阶级的划分问题。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

　　那么，要解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就必须要解构资本概念和雇佣劳动概念。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针锋相对。美国当代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是最早提出“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的人，他认为科技已经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成为新的资本，专业知识分子已经取代资本家成为新一代掌权者，资本家已经失去主宰当代社会的权力。

　　艾尔文·古德纳和加尔布雷斯的观点类似，他提出文化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资本，资产阶级是“旧阶级”正处于垂死阶段，并认为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而“新阶级”即知识分子正在窃取权力，并有望最终成为未来的统治阶级。

　　古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无情竞争使资本家不得不提高生产和管理的合理化，而这一切离不开知识分子，于是“旧阶级中必然产生新阶级”，“新阶级是一种文化资产阶级”。而什么是资本呢?“任何成为可实施的私有收入要求的基础的东西都是资本”，因为那些拥有专利权、版权或资格证书等特殊文化技能的人有能获取特殊的收入的权力，所以“在教育上的投资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还有某些东西被遗留下来，并随后产生源源不绝的收入。这就是文化资本”。

　　可见，古德纳的“资本”是把取得收入的权力或能力称之为“资本”，按照这种逻辑，出卖体力劳动能获得收入，那么体力劳动也就成为了资本，工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在把资本降格为一种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获取收入的能力的范畴的前提下，虽然古德纳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按照他的规定还可以指出，小商贩能获取商品差价收入，是资本家，那些乞丐能取得乞讨收入，也是资本家等。这样就完全解构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把资本能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一根本属性给消解了，把资本是一种以物为媒介、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给解构了。

　　和古德纳的“文化资本”类似，曼纽尔•卡斯特宣称信息劳动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三种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当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提出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是知识，不再是资本和土地或劳动力，因此西方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等，都是和前者同一性质的说法，只不过后者将文化替换成了信息(或知识)，“知识作用于知识本身的活动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美国学者特里·克拉克和西摩尔·利普塞特在《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1991)一文中认为由于白领工作和技术性、服务性等工作的增加，西方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像中间突出的钻石，而不再是金字塔状。“阶级分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那种有明显的阶级区分的生活方式;经济的决定作用下降，而社会和文化因素重要性上升;政治已经较少围绕阶级来组织，而是围绕其他方面的忠诚;社会流动已较少由家庭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受教育情况。”

　　利普塞特在1985年就重复了从加尔布雷斯到古德纳所强调的“文化资本”或“知识资本”是决定统治阶级的关键标准，“如果衡量旧统治阶级成员资格的标准是财富，那么界定新的统治阶级的则是知识和一定的教育水准。”在《欧洲左翼的美国化》(2001)中他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诸多设想--工厂的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稳步发展及个体经营的减少--已经终结。从事科技和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第三部门工作的人才急剧增长。科技界精英们具有极高声望和巨大权力。

　　这种“文化资本”、“信息资本”的提法不仅是否定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更是引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因为既然能够创造财富的不只是劳动，还有文化和信息，那么，正如卡斯特声称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在此基础上，既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那么与之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甚至是剥削概念也就失效了。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资本”等相对应的是作为“新阶级”的“中产阶级”。丹尼尔·贝尔据此认为美欧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发生了从阶级到身份的转变，在阶级划分中财产关系越来越不重要，“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有关。

　　在信息社会，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是新兴社会的主要阶级。布迪厄认为，由于白领职员和经理等新“中产阶级”在扩大，没有出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两极分化的预言没有实现。艾尔文·古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化的文化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宣称现代阶级斗争中的中心角色是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也是幻觉。”

　　事实上，资本体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不是种种特定的物。文化和信息固然可以成为生产的要素，正如人类的每一件产品上都体现了特定的信息和文化那样，但并不是体现了文化和信息的产品就是资本。

　　文化和信息不是独立存在的可供剥削的活劳动，因此它们虽然具有使用价值但并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拥有文化和信息的人能否成为资本呢?他们本身成为不了资本，因为他不可能自己剥削自己，他们要么应用自己的特长积累一定的资源来开始剥削别人的活劳动，要么利用自己的特长被剥削、为别人提供活劳动。说知识是资本的人，和那些把劳动力看成是“劳动力资本”的人一样，无异于说劳动者就是资本家，但资本并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谁剥削谁的关系。

　　而且这些学者脱离生活，不接地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原来可以凭借“文化资本”获取高收入的工作消失了，这时，有教育资格证书或其它专利的“文化资本”就不再是“资本”了，西方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曾经以为读了大学就能实现的梦想都破灭了。因此西方社会出现了白领大量失业和低收入临时工作日益成为新增工作主流的现象，这个时候，所谓的“文化资本”就不仅不能去剥削别人，更无法为自己找到被使用的权力，这些现象都是对“文化资本”的绝妙讽刺。

　　古德纳之流能够支撑自己的理论的“有力证据”恐怕就是许多有“管理才能”的人能获取高额薪酬吧!那不正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力量吗?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一现象。

　　现在许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仅拿着高薪，还可以享受高额的分红，这使他们的报酬与普通工人的相比差距可达数百倍。但这些顶尖经理的收入真的体现的是“文化资本”创造了财富么?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威廉·配第在劳动和财富创造的关系上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因此，这些高级经理们的脑力劳动虽然优化了具体劳动流程，但他们并不参加具体的财富创造过程，这和不参加生产劳动的资本家是一样的。

　　不参加劳动过程的资本家当然不创造价值，但是每个资本家在市场竞争中都要相互厮杀，这种厮杀体现为他们在生产上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将更先进的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体现为他们在市场营销中投入广告的竞争。但是说到底，这些过程并不能创造价值，只不过是有助于价值的产出。假设在生产同等多价值的情况下，资本家要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得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样那些最成功的资本家不过就是那些在竞争中机智地实现了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他们因此获取的利润不过是私有制度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所谓管理才能也是创造财富的云云。只不过从前主要由资本家来行使的这一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经理人承担，因此，经理们获得的报酬不过是私有产权带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与“知识资本”无关，如果没有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知识资本”什么也获取不了。

　　3.解构阶级意识。马克思认为虽然“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这些有“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的人们只有在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利益后，“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只有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阶级才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从而是自为的阶级。“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别，是将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与阶级所拥有的“主观意识”进行了区分。因此，在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中，阶级意识是阶级作为改造社会的能动力量的标志。

　　“中产阶级”概念允许人们从收入、职业、声望、地位、生活方式甚至是主观评价来划分和界定“阶级”，这就虚无化了阶级意识的根基：对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关注和重视。无产者们在市场“人与人的战争”中彼此对立，争相进入“中产阶级”，唯恐落入“下层阶级”(underclass)，因为后者是“不够努力的失败者”。个人命运维系于个人奋斗，与社会无关，更与阶级命运大相径庭。同时，“中产阶级社会”的谬说又进一步掩饰了阶级社会存在的现实，总之，“中产阶级”概念既否定阶级作为对立性客体的存在--通过混合若干阶级为“中产阶级”，又通过所谓生活方式等表面现象来界定“中产阶级”，从而抽离了作为共同阶级利益的阶级意识。可以说，“中产阶级”是历史虚无主义在阶级理论方面的产物。

　　从感性认识来看，人们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学者与媒体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力宣传，这影响了人们对自身的阶级定位。人们会认为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度假、可以供子女上大学等的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瑞典社会仍然有三个阶级：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一小群很富有的人。但是主观上，大部分属于劳工阶级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现在很难让某群体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较低的社会阶级。”确实，由于西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认为是“中产阶级”而非底层阶级的人越来越多了，因而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长期失业、没有谋生技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才不是“中产阶级”吧。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自认为“中产阶级”的人不在少数，日本的国民调查还曾经出现过“一亿总中流”的结论。如是，我们是否可以说，阶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也是被在生产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控制和塑造的，无产阶级被“中产阶级”成功地灌输了虚假的阶级意识。

　　目前看来，西方界定“中产阶级”有主要有五种标准，第一种是20世纪50年代以米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以白领职业为标准划分“中产阶级”;第二种是不关心具体职业，而以主要看收入的标准，即收入达到多少即可算“中产阶级”，因这种估算最为方便简单，它成为目前最流行的衡量标准;第三种是阶级之间的相对位置为标准，第四种以主观评价为标准。其实，这种四种划分标准用艾伦·伍德的话来说都是“将阶级作为一种结构定位”的“地质学的分层模式”。这四种标准的使用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有混同使用的现象。这就形成了第五种划分标准--混合标准。

　　美国白领工人数量在1956年首次超过蓝领工人。随着白领工人数量的增多，以职业为认定标准的西方现代“中产阶级”概念逐渐深入人心。许多著名英文词典对“中产阶级”的解释就是从职业出发的，如朗文词典的定义是：“包括那些受过教育并从事专业工作的人的社会阶级，如教师或经理。”

　　牛津高阶词典的解释是：“成员既不很富裕又不是很贫穷的社会阶级，包括专业人士和商业人士。”但以职业为标准划分“中产阶级”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即使从事同样的职业，收入、地位也大相径庭。如同为律师，有人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财大气粗，更多的人则是底层小律师，收入微薄;同为演员，有人是大明星，更多的人却是跑龙套的等以职业划分“中产阶级”难免给人以庞杂而失精确之感。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体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出现许多新的职业，以职业来取代人们在特定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地位来划分阶级，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早就有类似的批判，他指出，如果用社会分工来划分阶级，那必然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比如土地所有者就可以分成葡萄园所有者，农场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石所有者，渔场所有者等，那显然是荒谬的。生产决定分工，而不是分工决定生产，因此，用分工来划分阶级根本不能说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是无效划分。

　　西方常见的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对比家庭收入，按人们的收入按高低排列，将处于最高和最低收入中间的50%的人定为中产阶级，另一种是排列最低到最高收入的家庭，列出中等收入(中位数)，将那个数字的50%到150%列为中产阶级。

　　此外，还有其它名人或相关机构或按自己的理解提出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如在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竞选人奥巴马和罗姆尼分别将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和“20-25万美元或稍少些的人”看作是“中产阶级”。

　　2007年世界银行所指的“中产阶级”是年收入在4000美元到1.7万美元之间的人群。亚洲开发银行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每天消费2至20美元(约人民币13.6—136元)的群体。

　　2009年2月，《经济学家》宣布，作为新兴国家快速增长的结果之一，现在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属于“中产阶级”。它描述的“中产阶级”的特征是有一份适当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因此他们不像穷人那样仅能糊口，并定义“中产阶级”的基点为人们在支付完基本的食宿支出后，约能有三分之一的收入可自由支配。《时代周刊》指出，“中产阶级”这个群体还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科学定义。大多数学者同意这个术语在美国指的是那些年均收入在3万到10万美元的人(家庭年中等收入约为5万美元)。

　　把所有这些标准都加以考虑的话，会发现，若以这些标准的最高和最低限，如，年收入从4000美元到25万美元为标准，将把世界大量人口划为“中产阶级”，但4000美元与25万美元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即使是考虑国别等因素，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世界上日常所需的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在不同国家不会有如此悬殊的差距，以至能抹平这种收入差别。

　　以收入为标准来划分“中产阶级”，颠倒了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生产决定分配，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取得报酬的多少和方式。马克思并不以获取物质资料的多寡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因为这与无产阶级在物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只是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它只是“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

　　有中国学者指出，将无产阶级中工资收入较高的人划分为“中产阶级”，就等于将奴隶社会中的从事文化、艺术、监督劳动的奴隶，说成不是奴隶那样。以收入来划分阶级直接抹煞了生产对分配的决定性作用，掩盖了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位和作用才是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真相，是资产阶级庸俗阶级论的体现。

　　1936年，在美国一篇《中间阶级的过去与现在》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中间阶级(middle classes)或资产阶级(bourgeoisie)是处于上层或者说资本家(capitalist)和下层或者说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等级。这种说法仍是将资产阶级等同于其古典名称“中间阶级”，但又明显不符合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本身已经不是中间阶级而是统治阶级的事实，将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对立起来，在这种阶级结构里，小资产阶级不见了，消失了。这种说法到后来逐渐“失传了”。

　　剑桥词典关于“中产阶级”的美国释义是这样的：“在一个社会中那些不是高社会阶层的、不是非常富有但也不贫穷的那些人们。”《美国传统词典》的定义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是这种的代表：“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这种标准看上去非常“接地气”，但是却是“凭直觉的、庸俗的、非社会科学的定义”，这种标准确立的不是阶级，而是某些符合特定就业岗位、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人群，将阶级这种反映人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位置的科学概念下降为浅陋粗俗的表面现象。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人们必须依据前者来划分阶级，而不是以处于什么“相对位置”为标准，这样做只会制造概念上的混乱。

　　1942年，美国学者H.F.安格斯(Angus)在一篇书评中评论说,中间阶级(middle class)的构成一直在变动。在美国政治中，它是“实质是一个主观现象，与欧洲国家的中间阶级(middle classes)完全不一样。”它的成员一直是“美国生活方式之核心的最热心和活跃的信仰者”这种方式“包括对进步和信仰和对秩序的需要。”

　　横山宁夫指出，所谓社会阶层(social stratum)，它在分析社会的垂直结构时，不一定以有无掌握生产资料和经济方面的收入多少为标准，而是以各成员的主观评价--基于其他日常社会价值在文化和自然方面的标准--来划分社会中出现的上下等级关系。社会阶层这个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实际概念不同，它从另一个角度，以个人威望作为衡量的尺度。在西方，这种划分“中产阶级”的方法事实上非常流行，最常见的就是在社会调查中通过被访者的主观认同来判断“中产阶级”的范围大小。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任何社会结构都是从一定的‘现实中的个人’即现实的‘进行物质生产’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因而要‘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我们反对任何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做法，而这种用主观认同来划分阶级的办法从方法论上来讲就是非科学的，主观唯心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做法。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认为“中等收入”家庭是指家庭收入在全国家庭收入中位值(根据家庭规模调整过的数值)的67%至200%(三分之二到两倍)之间的家庭，但皮尤中心指出，“中产阶级”包含的不仅仅只有收入，还应该有大学教育、白领工作、经济安全、拥有住所，或者有一定的社会或政治价值观。“阶级”还是一种意识或心境(a state of mind)，即自我认同。因此，这种标准是混合了收入、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主观认同的混合认证标准。但混合并不意味着就是科学的，相反，更显示出标准制定者在“中产阶级”概念上的混乱感。

　　“左翼”这个词最初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指的是坐在三级会议会场左侧席位上代表第三等级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反对王权、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实际或号称代表着社会中下层阶级利益的政治理论、流派、人物、运动或政治组织的修饰词。左翼通常与“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左翼并不天然地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恰恰相反，相当多的“左翼”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拉尔夫·米利班德所说，马克思主义常常受到左派无休止的批评和攻击，包括所谓的“经济和阶级化约论(Reductionism)、性别盲点(Gender Blindness)、方法论上的缺陷、站不住脚的命题、极权主义的倾向以及危险的乌托邦主义等。无论如何，他们会说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十九世纪的世界已成过去，而且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经历和引发的改变令到马克思主义很多部份(如果不是全部)已变成历史的陈迹。”

　　可见，在现代西方国家，左翼之所以称之为“左翼”，是由于它们的立场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垄断集团利益的“右翼”的极端亲市场、亲资本的立场有区别，但它并不必然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一个泛指概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过，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如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等。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批判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时尚，但批判本身并不代表着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资产阶级内部也会有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不过他们是为了发展“好的”资本主义、批判“坏的”资本主义，主张走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当我们看到“西方左翼”这个词时，头脑中应该首先想到这是包括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左翼在内的左翼，要把这两种左翼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资产阶级左翼--社会民主党非常认同“中产阶级”。20世纪50～60年代工党领导层认同英国工党理论家、新费边主义者德宾把争取“中产阶级”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后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英国工党并不以为然，认为两极分化是少数现象，较富裕的中间群体才是社会结构中的绝大多数。

　　法国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强调所持的是不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左翼现实主义”，党是一个争取“中产阶级”的跨阶级政党，党的社会基础是：平民阶级、“中产阶级”和“被排斥群体”，其中“中产阶级”处于核心地位，包括中高级职员、中小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等。

　　德国社民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指出，在阶级结构变得非常不清晰的情况下，他们党依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场域理论”将德国社会划分为十个场域：三个上层场域、三个中层场域、三个下层场域，还有一个最下层场域。这与马克思主义依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进行阶级划分的理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总体上，社民党虽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劳工阶级，但认为“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主流，因而社民党必须转型为“跨越阶级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的现代政党”，以争取中间选民。

　　总之，西方各社会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放弃阶级党特征向“人民党”转型，其“人民”主要指“中产阶级”。

　　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英国社会结构就像一个钻石，“钻石”的两头分别是最上层的2%～3%的人群和最下层的少数人群，“钻石”的中间大约为70%是中间人群，它认为这种两极分化不同于两大基本阶级的两大阶级分化。实际上就是在重复西方社会是个消灭了阶级对立的“中产阶级社会”的陈词滥调。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的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一次演讲中回答了笔者关于如何定义“中产阶级”的问题。他认为，“中产阶级的定义是非常暧昧的，可以根据文化、传统、习惯等许多参数来区分，在德国和英国，中产阶级通常是指受到良好科技训练的团体或专业人士如学者，总之，中产阶级是与教育水平相关的一个阶层，它是公民社会的主体。”

　　霍耐特的“中产阶级”是完全抽掉了经济因素的苍白概念，所以它才能成为“公民社会”这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存在也同样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没有什么超脱于阶级的、国家的“公民社会”，如果说“中产阶级”是“公民社会”的主体，那就是说“中产阶级”是超越阶级和国家存在的，这样的“阶级”实际上是非阶级的“阶级”，徙有虚名罢了。

　　总体上资产阶级左翼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高收入群体，但绝不能将之等同于马克思所定义的中间阶级。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拉尔夫•米利班德认为，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等阶级”的一部分是一个很大的并且正在增大的职业人群，它由律师、会计、中等董事、建筑师、技术人员、科学家、行政官员、医生、教师等构成。这个“中等阶级”的另一部分是实业阶级，包括中小企业主、中小农场主。但米利班德把“中等阶级”和自我经营阶级的店主、技工和工匠区别开来。也就是说，米利班德的“中等阶级”是把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新”、“老”“中产阶级”混合在一起，但又不承认原来属于“老中产阶级”的自我经营的小业主属于“中产阶级”。

　　“新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奥林•赖特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剥削与支配的传统是“理解阶级问题关键”，但他却肯定“马克思关于资本家与工人两极分化的观点不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现状，因为社会中有很多既不像资本家、也不像工人的人，也就是俗称的‘中间阶级’”。赖特认为“中产阶级”通过机会囤积(尤其是教育相关的机会囤积)机制形成自身。大规模、多样性的教育体系帮助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工作，人们可以通过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获得学历并获得“中产阶级”的工作。

　　总体上来说，赖特眼中的“中产阶级”的特征主要有高学历、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安全水平高。他认为，“关注属性和条件”的社会分层方法认为“中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一定的教育和金钱资本过着那种所谓“主流”的生活方式;关注“机会囤积”的韦伯主义方法，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是排斥机制中具有知识和技能者。由此来看，“新马克思主义”的“中等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中间阶级不是一回事，它把建筑师、技术人员、科学家、行政官员、医生、教师这样的职业归于“中等阶级”，这就和从职业定义“中产阶级”的内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又借用韦伯的社会分层方法来定义阶级，同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判断阶级实质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区别。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从多个方面对“中产阶级”进行了阐述，其一，当代西方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其二，新“中产阶级”不同于生产领域的老“中产阶级”，而是提供科学、技术、管理和文化知识的生产性阶级;其三，新“中产阶级”还要根据它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来定义，是当代西方的工业、社会和政治管理中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力量。

　　因《21世纪资本论》而为世人所熟知的法国资产阶级左翼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中产阶层”的定义是如此宽泛，在有些人的指代里不仅包含属于社会最上层的人，甚至包括接近最顶层的收入最高的1%的人，为的是想表明这些人没有特权，应该得到政府宽容。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皮凯蒂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是指在某个社会中那些收入在中间的40%的人，因为他们的人均收入(或财富)高于该社会的中位数。用来指代那些比多数人过得好但离真正“精英”还很远的人。

　　那么承认阶级存在的“右翼”又是如何看待“中产阶级”的呢？

　　“右翼”和“左翼”这个词一样最初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坐在三级会议会场右侧席位上代表第一和第二等级的贵族与教士利益的代表。如今，右翼通常代表大资本、大财团的利益，有时也以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面目出现。右翼往往与“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政治上主张减少管制等。

　　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雷蒙·阿隆认为，“人们习惯于用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这样的词语，前者用来指独立经营者，后者用来指工业社会的被雇佣者或管理人员，即达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薪阶层。”他以美国和英国为例，认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长，撇开分配方式不谈，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职员和体力劳动者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进入了资产阶级行列，构成为一个“中产阶级”。

　　达伦多夫(或译为达伦道夫)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欧洲社会阶级结构的最新变化》中认为，老“中产阶级”的确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在衰落，但由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非体力工人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则在发展壮大。

　　雷蒙·阿隆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高到以至于许多工人或他们的子女能够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这是典型的用收入来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这种标准的含混之处在于除处境最差的工人――“下流阶级”而外，所有的工人阶级都被说成是“中产阶级”，从而渲染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的神话。总之，右翼对于“中产阶级”概念是推崇的，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究竟收入多少才算是“中产阶级”。

　　总体来看，欧美左右翼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在各国总人口中占有不低的比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中产阶级”定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方式的划分，如旧的中产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雇员，高层和低层非体力劳动者，等。”现在，随着非体力工作与体力工作收入差距的缩小，下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难以区分开来，因而出现了对文职人员应该被视为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争论。

　　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左翼”(有着形形色色前缀的“马克思主义”如“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但它们的名称本身就表明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与右翼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白领劳动者都属于“中产阶级”，社会是“钻石型”、“橄榄型”或“纺锤型”。

　　它们之间的差别可能主要在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左翼”一般并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但也有例外，如英国“后马克思主义”就否认阶级的存在)，认为除大量的“中产阶级”而外，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右翼更多地否认阶级的存在，“中产阶级”取代了无产阶级，而资本家阶级被“职业阶级”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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