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控诉121师滥杀百姓，董竹血案，副团长判刑，次年为何撤销？

1979年3月16日，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解放军边防部队刚完成撤军任务，越南黎笋集团随即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在解放军121师驻扎地中发现39名被杀害的越南平民，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中国进行制裁。

越南组联合代表在联合国总部制造舆论的同时，黎笋及心腹亲自带着一群外国记者前往越南高平省河安县董竹地区采访事发现场。此事件经一些添油加醋的外国记者报道后，随即在全球各国引起高度关注。舆论对中国十分不利。

董竹血案

越南黎笋集团宣称，3月16日，在董竹地区解放军121师原弹药库阵地附近，发现了39具妇女儿童尸体，其中有19名儿童，除两人被匕首捅死外，大部分死者头部都是被利刃砍伤致死，行凶者手段极其残忍。各国媒体为了便于交流，将此事件称为“董竹血案”。

在冷战时期，战场上出现平民遭集体屠杀的恶性事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越南战争期间，不论是美国军队还是北越军队，都曾经曾犯下过屠杀平民的暴行。北越军队在1967年南越多乐省制造了“达山村大屠杀”，这些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并未引起各国的关注。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如果“董竹血案”真的是解放军所为，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且黎笋集团也可以借助董竹血案热度掩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

不久，又有所谓的“幸存者”控诉称，这些死者是被解放军121师炮炮兵团的士兵杀死，原因是121师炮兵团下辖的130火箭炮连于3月10日在高平省班姆峡谷遭遇伏击后，认为居住在董竹地区的越南平民泄露了火箭炮连的行动情报，便杀人泄愤。

当时，解放军121师火箭炮连和122榴炮营弹药运输车队惨遭伏击，导致师主力部队在越南纳隆战场上缺乏重火力，差点被越军312师重创。所以，很容易让人将董竹事件和121师火箭炮连遭遇伏击一事关联起来。

这些所谓的“幸存者”，将部队具体番号，团级以上主要干部名字信息都说得有板有眼，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普通百姓，而且对解放军121师火箭炮连遭遇伏击一事十分清楚。

这些所谓的“幸存者”，最有可能就是这桩血案的主要参与者，而且是混在平民队伍中刺探解放军情报的越南情报人员。这些人为了煽动民族仇恨，不惜对自己的同胞下毒手，手段残忍至极，还栽赃给中国。

当时一些敌对势力故意往中国身上泼脏水，加上121师炮兵团于3月10日确实驱散过这些死者。中国有口难辩，越军借此机会，继续越界实施武装挑衅，解放军也只能保持克制。

炮兵副团长背黑锅

战后，中央军委、外交部等多部委就越南高平省董竹地区平民被屠杀事件展开调查。但是，事发地点在越南，只能通过外界传递的信息了解到事件的有关情况。

121师炮兵团的战士在3月10日为了防止越军间谍刺探情报，确实与死者接触过，但又查不出哪个班哪个士兵作案。为了平息舆论，当时坐镇董竹弹药库的121师炮兵团副团长王德富（据可靠消息，当时上级准备提拔王德富为副师长）被送上军事法庭，于1979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王副团长被判刑前，41军军部首长、121师师部首长、炮兵团干部都先后对当时留守董竹弹药库的战士谈过话，得知大致的情况如下：

炮兵团进驻越南何安县董竹地区之初，并没有仇视当地越南平民，当地居民并未因为解放军的到来而逃离家园。

3月10日，121师炮兵团火箭炮连南下纳隆地区参加战斗过程中，在班姆峡谷一带遭遇伏击，基本丧失战斗力，导致纳隆地区的兄弟部队差点被越军312师包围。

下午3点左右，火箭炮连1排长孟军带着部队回到董竹弹药库向炮兵团指挥部汇报情况，正逢身在高平市兴道乡那怀村扣屯一带组织部队撤退的副军长毛余、师长郑文水等首长命令各单位尽快驱逐本师麾下各单位驻地周边的越南平民，避免越军谍报人员掌握我军的虚实。

121师363团一个步兵连在执行该命令过程中，有43名越南平民不愿离开，还要求找级别最高的干部讨说法。363团步兵连便将这些人交给弹药库警卫定夺。

弹药库警卫因为语言不通，不了解这些越南平民的诉求，没有理睬，也没有限制这些越南平民的人身自由，还提供了食物和水，后让他们自行离去。当时坐镇董竹弹药库的副团长王德富、后勤处长司敬业、团轮训队长张彦堂等干部都不知情。

3月11日以后，121师麾下各单位后队变前队，陆续执行中央军委下达的撤军命令，也就没有人关注董竹弹药库地区的43名越南平民的去向。结果，3月16日解放军刚完成撤军任务，这些越南平民就被杀害。

为此，41军有大量的团级以上干部都认为，这是越军特工为了陷害中国而制造的血案，全体为王德富求情，但军事法庭为了平息舆论，对王德富做出上述审判。

反击

中国方面虽然处罚了121师相关干部，但就越南提出的“董竹血案”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此事应由中越双方代表、以及其他国家代表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对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因为越南公安军于1978年11月1日就曾陷害过解放军。

同时，经历了董竹血案风波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主动邀请外国记者采访设在广西和云南的战俘管理所。

1979年3月28日，来自法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19名记者来到云南盘溪战俘管理所进行采访，通过与越军战俘面对面交谈，这些对中国有误解的记者一致表示，越南战俘在中国得到很好的优待，中国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以礼待人的大国形象。

这些外国记者的报道，让保持中立态度的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开始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质疑越南黎笋集团就“董竹血案”对中国的指控，并要求尽快成立一个第三方调查小组展开调查。

黎笋集团以死者已经入土为安，不愿让中立国家介入，实际上是心虚之举。

1979年7月，在121师炮兵团副团长王德富含冤受罚的同时，黎笋也在迫害北越开国领导人阮良朋、黄文欢、张如磉等人；其中，时任越南国会副主席阮良朋因黎笋迫害去世，同为越南国会副主席的黄文欢，北越前财政部长张如磉决定与黎笋集团分道扬镳。

7月的一天，黄文欢以出国治病为由，得到黎笋集团许可，离开越南前往巴基斯坦，此后几经辗转来到了中国，于1979年8月9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而张如磉也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前往法国避难。

黄文欢张如磉二人相继披露了黎笋集团策划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许多内幕，使得黎笋集团在国际社会上倍受谴责，舆论焦点发生剧变。越南反对派领导人黄基明在越南中部地区揭竿而起，使得各国都相信，董竹血案可能就是黎笋集团自导自演的苦肉计。

1980年，在有关董竹血案的问题上，舆论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军事法庭重新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确定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979年3月份在越南高平省河安县董竹地区发现的39名遇难越南平民是解放军所为，撤销此前对121师炮兵团副团长王德富判决。洗清冤屈后，王德富重回121师任职，此前对相关干部的处分也被撤销。

董竹血案后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都清楚1979年3月发生于越南高平省河安县董竹地区的平民被集体杀害事件的真凶是谁。黎笋集团为巩固自身在越南独裁统治地位，一直对越南民众宣称董竹血案是解放军所为。

1986年7月，黎笋病死后，越南官方对此事保持沉默，不再有官方人员在公开场合提及。1991年，中越外交关系恢复正常，两国官方不再提及不利于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事件，由黎笋集团一手策划的董竹血案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但越南民众已经被黎笋集团洗脑灌输仇视中国思想多年，在中越两国握手言和多年后，仍有不少越南民间人士认为董竹血案是解放军所为。

当时中国部分参战军民见121师炮兵团副团长王德富于1979年7月被军事法庭判刑，也认为确实是121师炮兵团制造了董竹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