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到多元: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述评*

倪 星，原 超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帕累托(Vilfredo-Pareto)根据词源的意思指出: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①［意］威尔弗雷多·帕累托著、刘北成译:《精英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指出:“政治研究就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众。”②［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页。众所周知，精英政治的逻辑贯穿于政治运行的过程中，其价值观和政策取向对大众利益的综合和输入起着决定作用，权力精英的政治折中也是聚合社会不同利益的主要途径③胡伟:《政治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因此，精英研究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历来得到政治学界的高度重视。

对于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的诠释，拉斯韦尔认为:“政治精英是由政治实体中的当权者所组成的。当权者包括领导者及其据以产生的社会组织，并且领导者在一定时期内对该社会组织负有责任。”单伟将其解释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和使用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一小部分社会成员手中，这一小部分人就是精英。精英通常具有正式的职位，比如议员、局长、政治领袖等，通过这些职位，精英们制定并执行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分配作出权威性的决定①单伟:《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2页。。Walder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应当包括所有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他将党员也视为政治精英，但这些党员必须能够有机会被选拔为国家干部②Walder.A.G.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4，2(2):189—209.。由于大多数党员不具有实际的权威，他们其实是不应该被列入政治精英范围的。简单地说，政治精英就是那些可以操纵权力的群体，而这种权力在政治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③Bullard.M.R.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ite Studi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Asian Survey，1979，19(8).。

政治精英研究就是对那些能够对社会资源做出权威性分配的政治群体进行研究，既包括静态的精英个人特质的描述，也有动态的晋升发展轨迹的分析。由于其中极少数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言行，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只有对政治精英进行研究和分析，才能揭示政治的本质和规律。

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对于政治精英的研究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家，重视政治精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中国的政治未来既不是由全球化的力量塑造的，也不是由市场化的逻辑来改变的，而是由中国的政治精英来左右的。“正是中国的精英，在中国未来是否发生政治变化上发挥关键作用。”④Tianjian Shi，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2:558.

精英研究作为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方向和研究背景也必然受到了中国研究整体旨趣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Harry Harding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政治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进行了区分⑤Harry.H.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World politics，1984，36:284—307.:第一代学者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其研究视角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第二代学者在全能主义范式的影响下，套用西方的精英冲突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第三代学者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不再局限于硬套西方模型，而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等角度拓展制度化层面的多元分析。根据Harry的观点，海外政治学者不断地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的转型和特点进行梳理，试图通过对精英分类、精英冲突、精英共识、精英流动等领域的研究，透视中国政治的运作与变化，把握和预测中国政治的走向。

其实，任何一个新阶段的起点都是基于以前阶段的经验、政治行为和观点。不可否认，每个阶段中国政治精英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特质和背景，海外政治学界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侧重点都有所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外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是孤立的、无意义的。相反，只有从历史的关联中才可理解这些区别的意义。对中国的政治行动者来说，这种关联属于个人经验，也许无须去分析，但局外的观察者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种历史关联如何构造了政治行动并赋予其意义?⑥［美］詹姆斯·R·汤森著、董方译:《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因此，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其内在意义就在于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学界相关研究的代际转型特点进行梳理和评述，可以为精英研究和中国研究提供一条渠道，帮助我们厘清其中的历史关联，从而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中国政治。

根据分析目的和研究变量，早期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可以划分为派系模式(factional politics model)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官僚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由于信息来源和数据资料有限，早期研究受到很大限制，难以深入经验世界进行实证研究，可能的研究路径就是通过分析不同研究成果中的变量，以及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对精英进行分析和归类。派系模式关注政治系统中的精英冲突，官僚模式则强调对政治系统中正式制度的研究，用以预测和解释精英的决策和政治行为①Bullard.M.R.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ite Studi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Asian Survey，1979，19(8).。Gordon Bennett指出，无论选择何种分析模式，精英研究都要从以下四个变量来进行:环境(包括时间维度)、议题、精英的特质以及精英冲突的结果②Bennett.G.Elites and Society in China:A Summary of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in Scalapino，Elites，1967，3—37.。Bullard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个变量:决策的程序。

在早期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中，变量关系最为简单的当属个体政治精英研究。这类研究往往从传记文学等资料分析高层领导人的背景、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③此类高层精英传记文学的研究文献包括: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Stuart Schram，Mao Tse-tung(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7);Martin Ebon，Lin Piao: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China’s New Ruler(New York:Stein and Day，1970);Kai-yu Hsu，Chou En-lai:China’s Gray Eminence(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68);Lowell Dittmer，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一般仅限于描述性的研究，缺少对政策变化等方面的解释性研究。变量水平较为复杂的是精英团体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对政策持有相同态度的团体(factions)、利益相近的团体(interest groups)以及基于个人关系的团体(cliques)④关于factions，interest groups和cliques定义的区别，见John B.Starr，From the 10th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miership of Hua Kuo － fe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r of the Cat，China Quarterly 67(September 1976)，pp.480—484.。也有学者将精英团体划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意识形态派和技术专家派(reds and experts)、文革派和老干部派⑤Yao.M.The Chinese Communist Internal Struggle During the Power Transi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Fif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1976.。这种简单二分法的片面性非常明显，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被学者们摈弃。Ting Wang在分析政治精英时将“职业军人”加入到激进派和保守派中，使得政治精英分为三类，同时强调了个人权力关系在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⑥Wang.T.The Succession Problem，Problems of Communism，1973，22:13—24.。Steven Goldstein和Michel Oksenberg根据如何处理与西方关系而将政治精英划分为四类: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折中派和西化派⑦Oksenberg.M.＆Goldstein.S.The Chinese Political Spectrum，Problems of Communism，1974，23:1—11.。受制于资料的局限性，早期研究多集中于高层政治精英，基层政治精英研究非常少见，主要有军队对于基层精英分类及影响的研究⑧相关研究主要包括:Bennett.G.Military Regions and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One Outcome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China Quarterly，1973，54:294—307;Sung.G.China’s Regional Politics:A Biographical Approach，Santa Monica:Rand Press，1965;William.W.The Concept of Military Genera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Case，Asian Survey，1968，8(11):927—941;William.W.＆Huang.C.The Chinese High Command——A History of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1927—1971，New York:Pareger，1973.，基层精英对于央地关系影响的研究⑨Chamberlain.H.B.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Urban China:A Study of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ree Cities，1949—1953，in Scalapino，Elites，1971，245—301.。上述研究都可以归结为派系模式，通过对政治精英的各种分类，从精英冲突的视角来展开分析。这种基于微观分析所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系统和政治系统中精英冲突的理解，并为后来分析更加复杂的变量组合奠定了基础①Bullard.M.R.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ite Studi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Asian Survey，1979，19(8).。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选择官僚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中的精英活动。Doak Barnett通过微观分析来解释中国政治组织中的结构、功能以及领导类型的变化，认为政治精英中表现出由革命型(revolutionary)向管理型和官僚型的转变②Barnett.D.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spec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Chinese Communist Bureaucracy，China Quarterly，1966，28:8—39.。Johnson通过宏观分析的方法检验了Barnett的理论，Kau则建构了较为复杂的研究路径，通过分析政治精英的背景、职业发展、升迁及流动，寻找微观和宏观兼顾的分析方式③Kau.M.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ransition:The Politics of Mao’s Army Building，Paper presented to Fifth Sino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1976.。Scalapino采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中观分析视角，把政治精英按照背景进行分类，然后检验其在省际水平的不同发展，通过官僚模式的分析，以求得到关于政治稳定性及对省际关系影响的结论④Scalapino.R.The CCP’s Provincial Secretaries，Problems of Communism，1976，24:18—35.。

对于短期的政策分析和预测而言，以精英冲突为表现的派系模式是很有效的工具;对于更长时间范围的政策预测而言，官僚模式的解释能力显然更强。总而言之，早期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由于资料有限，基本上仍处于概念及分类等基础性研究阶段，派系模式和官僚模式二元化研究的贡献有限，对多元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不足。

在政治学领域，新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往往刺激学者发展新的研究途径，诠释最新情势。因此，回顾过去主要研究途径出现的时空背景，对照发展出来的新议题、新解释，就能清楚勾勒几十年来相关研究的演变轨迹。寇健文在借鉴Bullard所提出的派系模式与官僚模式二元路径的基础上，依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历史发展，将中国精英政治研究在时间序列上分为四个类别:全能主义途径(totalitarianism)、派系政治途径(factional politics)、世代政治途径(generational politics)、技术专家途径(technocracy)⑤寇健文:《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途径与发展》，《中国大陆研究》2002年第3期，第6页。。

在毛泽东时代，研究者们一直尝试解答两个问题:这些政治精英是谁?他们如何成为中国的掌权者?⑥Goldstein，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China Quarterly，1994，139:714—730.许多早期的研究者着重从领导人的背景、个人特质、政治经验和特定群体精英的集体特征出发，分析中共高层领导人掌握权力的原因。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时期的政治精英研究主要是全能主义途径。该研究途径在中国的盛行，与同时期全能主义途径支配苏联研究是分不开的⑦关于全能主义途径在苏联研究的运用，见Gabriel A.Almond and Laura Roselle，Model 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Thomas F.Remington ed.，Politics and the Soviet System:Essays in Honor of Frederick C.Barghoorn(London:Macmillan Press，1989)，pp.172—177.。学术界认为:中共领导人信仰马列主义，紧密团结在一起，以集体领导方式制定政策，同时利用强大的党政机器渗透到整个社会，动员民众支持新政权的政策目标，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掌握资源分配，把老旧的传统社会迅速改造为新社会⑧以上观点见 Michel Oksenberg ，Politics Takes Command: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Post-1949 China，pp.578—579;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p.26.。在这种环境下，对精英冲突的讨论自然被精英共识的角度所取代。虽然MacFarquhar等学者指出高层内部也存在冲突，领导人对政策的看法并不相同，但最高领袖在决策过程中显然居于支配地位⑨MacFarquhar.R.Communist China’s Intra-party Disputes，Pacific Affairs，1958，31(4):323—335.。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撼动了全能主义途径的支配地位。“主席挂帅”模式(Mao-in-command)①“主席挂帅”模型，见 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under Mao，1949—1968，John M.H.Lindbeck ed.，China: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1)，79—115.虽然认为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绝对的权力，但也承认在政治精英中间不断出现着冲突，如“四人帮”与老干部的对立等。这些权力斗争现象，使得多数学者放弃了全能主义途径，转而采用精英冲突的观点，发展出派系政治和世代政治的研究途径②Oksenberg.M.Politics Takes Command，MIT Press，1971.。

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重点从精英集体或个人特质转向权力运作与决策过程，以精英冲突为出发点的派系政治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途径，主要学者有Nathan、Dittmer、Wu、Tsou等人。黎安友(Andrew Nathan)认为:政治派系是以“保护人制”(clientelist tie)③Clientelism被杜克大学学者单伟解释为“保护人制”，也被Chien-wen Kou解释为“扈从关系”。黎安友认为，保护人关系是“非家庭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的交换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双方就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达成谅解”，双方的地位和权力并不平等，一方依附于另一方，向另一方表示效忠，以换取保护和利益。为基础，按照“共识—冲突—危机”的规律不断循环④Nathan.A.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China Quarterly，1973，53:33—66.。分析政治精英的背景，如工作经历、学校、籍贯等，有助于了解实际政治的运作。这一时期，虽然派系政治成为主流的研究途径，仍有少数学者采取世代政治途经来开展研究⑤李成认为“世代政治”途径最准确的名称应该是“政治精英世代”(political elite generations)。见Cheng Li，China’s Leaders:The New Generation(Lanham，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p.7.。世代政治途径基本上沿袭精英冲突的脉络，其基础在于“共同经验”，强调同一政治世代具有相近的价值观与政治倾向，并与其他政治世代不同，由此会出现不同世代之间的冲突⑥关于“政治世代”概念的解释，见 Marvin Rintala，A Generation in Politics:A Definition，Review of Politics，vol.25 no.4(October 1963)，pp.509—522.。根据不同分类标准，研究者将中国政治精英划分为不同的世代类别⑦关于政治精英世代的不同划分方法与各世代的特质，见Michael Yahuda，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pp.796—804;Lucian W.Pye.China:The Politics of Gerontocracy，in Richard J.Samuels ed.，Political Gener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108;William de B .Mills ，Generational Change in China，Problems of Communism，vol.32，no.6(November-December，1983)，p.17;Melanie Manion，Retirement of Revolutions in China:Public Policies，Social Norms，Private Interes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50—51.，他们普遍认为各个政治世代的政治精英具有独特的价值观与政治倾向，导致每个世代之间的集体特性大不相同⑧寇健文:《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途径与发展》，《中国大陆研究》2002年第3期，第13页。。世代政治途径的出现，也引起了学界对“老人政治”的关注，以及90年代中期随着公务员任用的制度化、规范化，“老人政治”逐渐衰减背景下，学界对新一代政治精英的甄选与晋升的关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百废待兴，急需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推动经济发展。80年代初期，中共推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干部四化政策。在这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结构从十二大开始出现以技术专家取代老干部的趋势⑨相关文献见 Mills.W.Generational Change in China，Problems of communism，1983，32(11):16—35;Lee.H.Y.China’s 12thCentral Committee:Rehabilitated Cadres and Technocrats，Asian Survey，1983，23(6).。由于技术专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学者们开始讨论这些技术专家的特质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从而出现技术专家政治的研究途经。这一派学者认为:中国新一代技术专家出身的政治精英具有“重要职位”、“技术性教育”和“专业经验”等三个特性⑩Li.C.＆ White.L.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Asian Survey，1998，36(3):231;Li.C.Jiang Zemin’s Successors: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China Quarterly，2000，161:19—21.，不同于意识形态出身的上一代精英。当然，学者之间对于现今政治精英的本质是否纯粹为技术专家曾有过争论，如李成和怀特等人认为技术官僚出身的政治精英已经掌握决策中心，而臧小伟则认为中国精英政治的本质是“政治—技术官僚政治(political-technocracy)”，而非单纯的技术官僚治国①Zang.X.Elite Forma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Technocracy in Post-Mao China，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1991，24(1):123;Zang.X.Provincial Elite in Post-Mao China，Asia Survey，1991，31(6):523;Zang.X.(1993).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Asian Survey，1991，33(8):801—802.。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后地方自主性的增强，学界开始关注地方官僚尤其是省级精英的个人特质与背景②Goldstein，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China Quarterly，1994，139:714—730;Bo.Z .Governing China in the Early 21stCentury:Provinci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02，2(2):1—2;Bo.Z.Political Mobility of County Leaders in China:The Case of Jiangsu，Provincial China，2008，1(2):76—96.。

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研究范式(paradigm)是一个时期在某一学术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问题、方法以及结论所达成的共识，是所有研究要遵循的典范③Kuhn，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单伟从范式转换的角度对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学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自5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研究范式:全能主义(totalitarian)范式和多元主义(pluralist)范式④Harry Harding的“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1984)，曾用“多元主义”(pluralism)来指代70年代的“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者。这里，单伟用此词命名全能主义范式之后的新研究范式。。60年代是第一个范式的成熟期，七八十年代是转型时期，到90年代转型基本完成，多元主义范式进入成熟期⑤单伟:《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5页。。

在全能主义范式的成熟期，学界的研究主要基于“主席挂帅”模型，假设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党的最高领袖指挥一切，领袖意志的变化导致了所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因此，当时的中国政治研究集中于对中国最高层精英的研究⑥Teiwes.F.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Aftermath，China-Japan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74.。单伟认为:全能主义范式中存在着研究范围狭窄，很少关心非正式的政治行为，缺少分析性的研究方法等问题⑦Wilson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很少有人致力于发展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见 Wilson，R.Chinese Studies in Crisis.World Politics.(1971)23:295—317.。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能主义范式因为无法解释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学术上的局限性被最终抛弃⑧Dittmer.L.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Issues＆Studies，1996，32:1—18.。

在新的环境背景下，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努力开拓新的范式。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趋于多元化，单伟将其定义为多元主义范式。在多元主义范式下，学界不仅关注政治精英的背景和个人特质，而且更加关注正式制度、央地关系、地方精英晋升、精英流动等研究主题，呈现出研究中心多元化、资料采集多样化、研究方法规范化等特点⑨单伟:《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页。。

从以上三种研究视角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二元模式，还是时间序列视角，或是范式转换的视角，都体现出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深入。

早期二元模式的研究较为单一，仅仅根据分析目的和变量分为派系模式和官僚模式，一种强调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另一种强调对政治系统中正式制度的研究。随着信息来源和数据资料的开放，两种模式中的各种核心变量和影响因素增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个体政治精英的研究逐步发展为团体精英研究，进而发展为讨论整个政治精英系统，研究范围也由微观走向了宏观。同时，虽然从整体上而言，无论派系模式还是官僚模式仍然集中于高层政治精英的研究，但官僚模式较派系模式而言，更为注重省际和基层政治精英的背景和流动。

在时间序列视角中，从全能主义途径开始，历经派系政治途径、世代政治途径，最后发展为现在的技术官僚途径，都反映了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在新的时空背景转换下的新议题、新解释。在“革命中国”向“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中，对于政治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变化:由“革命中国”历史背景下的高层政治精英的精英冲突论视角，逐步发展为“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基层官僚在制度框架范围内的精英流动与甄选;由革命背景下高度威权的“强人政治”，历经“老人政治”，最终发展为制度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官僚的晋升轨迹研究;由“铁板一块”的央地关系背景下的高层政治精英研究，逐步发展为地方自主性大大增加的新央地背景下的基层政治精英研究。

在范式转换视角中，主要基于“主席挂帅”模型、强调高层领袖的意志决定一切的全能主义范式，由于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上的缺陷逐渐被学者抛弃，新的多元主义范式取而代之。在多元主义范式视角下，不仅仅关注高层政治精英，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研究方法逐步获得突破，实证研究的引入大大扩宽了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视野和科学性。通过对文献的整体梳理和把握，我们可以发现，在多元主义范式之下，当前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从非正式政治研究逐步转向制度化研究，从高层精英研究逐步转向基层精英研究。

纵观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派系具有重要意义，派系研究是重要方向之一。派系模式最早的代表人物Jorgen Domes将中国政治的派系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性”派系(structural factions)，指这些人在生活上有共同经历，比如说同学或同乡;另一类是“功能性”派系(functional factions)，指在各个部门利益基础上形成的派系，如军队和政府①Bo.Z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Armonk，NY:M.E.Sharpe，2002.。黎安友对这种分类提出质疑，认为派系是以领导者及其政治支持者之间以“扈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人际关系，建立在部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属于正式权力关系，不属于派系②Nathan.A.China’s Crisis: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23—37;Nathan ＆ Tsai.S.Factionalism:A New Institutionalist Restatement，China Journal，1995，34:157—192.。邹谠反对派系一词，提出“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和“胜者全得(winner-takes-all)”的视角③Tsou.T.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Tsou.T.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China Journal，1995，34:95—156.。罗德明发展了邹谠的观点，认为派系虽是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但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并非只有派系之间的互动，还必须考虑非正式政治的因素④Dittmer.L.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China Journal，1995，34:12—13.。与此相反，Teiwes引入“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和“追求稳定团结(pursuit of stability and unity)”的概念来取代“胜者全得”的视角，认为中国政治正在逐渐制度化、规范化⑤Teiwes.F.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dition: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China Journal，1995，34:55—94;Teiwes.F.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Journal，2001，45:69—82.。Fewsmith认为:尽管中国政治正在逐步制度化，但中国的精英政治仍然建立在“胜者全得”模型的假设上，基于人际关系的“非正式政治”的重要性大于“常规政治”⑥Fewsmith.J.The New Shape of Elite Politics，China Journal，2001，45:83—93.。在后续的研究中，罗德明提出了“修改后的精英派系主义”，但同时也强调了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派系形成和冲突机制的变化⑦Dittmer.L.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litics，China Journal，2001，45:53—67.。

薄智跃认为:派系模式建立在猜测和小道消息而非系统资料的基础上，对许多现象无法作出解释，并且忽略了很多政治精英具有多重背景这一因素，更不足以解释政治精英的升迁①Bo.Z.Governing China in the Early 21stCentury:Provinci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02，2(2):1—2.。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已经由文革时期派别之间的斗争走向派别联盟和平衡，精英政治正在从派别竞争走向制度化，政治继承不再是零和博弈，而变成追求各方权力平衡的游戏②Bo.Z.China’s Elite Politics: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Hackensack，NJ:World Scientific，2007.。这样，伴随着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特别是政治进程的现代化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进一步加快，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取向由“非正式政治”研究慢慢转变为“常规政治”的研究。与此同时，随着学界对制度化政治研究的重视，制度化条件下中国政治精英的甄选与晋升、权力分享条件下集体领导的形成③Li.C.China’s Leaders:the New Generation，Lanham，［Md.］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127—170.、精英民主和党内民主程度的提高④Lin.G.Ideolog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a New Era，in China A after Jiang，ed.Gang Lin and Xiaobo Hu.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3，39—68;Lin.G.Leadership Transition，Intra-Party Democracy，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China，in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ed.Weixing Chen and Yang Zhong.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37—55.，这一系列议题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干部四化政策的出台，对国家发展长期有利的精英甄选和晋升机制开始形成并走向制度化。学术界对影响政治精英升迁的因素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年龄、财政、绩效、关系网络、学历及党员身份等因素对晋升的影响。郑世平认为:“年龄限制”逐渐成为形塑政治精英的重要因素⑤Zheng.S.The New Era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Issues＆ Studies，2005，41(1):190—198.。Teiwes认为:政治继承制度化虽然尚未发展完全，但退休制度的引进让终身制消失，任期最高十年的惯例成为政治继承制度化的重大特征⑥Teiwes.F.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Journal，2001，45:69—82.。臧小伟从领导人选择和替换的角度，证明了政治精英行为的制度化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省级经验和财经经验对于政治精英的甄选与升迁具有相当重要的正面贡献⑦Zang.X.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lite Behavior in Reform China，Issues＆ Studies，2005，41(1):204—217.。薄智跃验证了政绩与政治升迁的紧密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总结为:如果一个省经济发展好，则省级领导得到升迁的可能性大;如果一个省上缴国家的税收多，则省级领导得到升迁的可能性大⑧Bo.Z.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Armonk，NY:M.E.Sharpe，2002.。一项针对全国县级领导人的研究也发现，财政收入增长对晋升的影响远大于经济增长的贡献⑨Guo，G.A New Broom Sweeps Clean?Turnover of Chinese County Mayors and Fisc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6—2002，Paper presented at the 63rdAnnual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IL，2005.。这说明上缴财政税收更多的干部会受到奖励，得到晋升，因为收入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更能够为上级政府提供真正的利益。对于这一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兰德里对中国104座城市市长进行了研究，试图探讨城市绩效、市长特征等对晋升的影响，发现经济绩效仅对官员的政治命运产生着有限的积极影响，绩效对市长晋升的影响不大(10)Landry.P.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Mayors in Post Deng China，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3，17:31—58.;奥珀和布雷姆对1987—2005年间省委书记、省长的研究发现，省级官员的关系网络对晋升的影响显著，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明显(11)Opper，S＆ Brehm，S.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i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Working paper，the Lund University，2007.。

有学者认为学历与精英的升迁有着一定的联系，认为政治精英的学历越高，其升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①Lee.H.Y.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臧小伟认为:如果将国家机关分为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大学学历对于行政部门的精英比对党务部门的精英更加重要。有学者认为政治精英的升迁与否与其是否具有“党员身份”和“党务经历”具有高度关联性，个人党员身份的政治性条件是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②Dickson.J.＆ Maria.R.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0，33(1):87—112;Walder.A.G.Communist Neo-Traditionli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Walder.A.G.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State，eds.Richard G.Braungart and Margaret G.Braungart.Greenwich，Conn.:JAI Press，1990;Zhou.X.Partial Reform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Post-Mao Er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95，28(3):440—468.。一般认为，80年代之前中共选拔精英主要重视党务经历的资深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策路线的转移，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更偏重于专业化背景。Walder的研究发现，在中共的政治精英选拔中，政治性维度仍然具有重要地位③Walder.A.G.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State，eds.Richard G.Braungart and Margaret G.Braungart.Greenwich，Conn.:JAI Press，1990.。臧小伟从功能分离的角度探讨了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精英选拔模式的差异，发现党务部门更加重视精英的政治性，而行政部门更加注重精英的专业性④Zang.X.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New York，NY:Taylor＆Fransic，2004;Zang.X.Technical Training，Sponsored Mobility，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Elite 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Reform Era，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2006，39(1):39—57.。周雪光认为:官员的选拔标准随着时间在变化，国家官僚体制内部及体制之间存在着两种迥异的晋升模式，这表明制度维系和新兴市场力量的双重影响⑤Zhao.W.＆ Zhou.X.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ransition:Changing Promotion Patterns in the Reform Era，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2):186—199.。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制度化，政治精英的专业化背景逐渐增强，但对精英的政治性考量(主要表现为入党时间的早晚和党务经历的长短)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在全能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各项政策的推出都是基于中央政治精英的认知和偏好，“主席挂帅”模式压倒一切⑥Oksenberg.M.Politics Takes Command，MIT Press，1971.，所谓中国政治研究简单等同于中国高层领导研究⑦单伟:《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聚焦于以传记形式为主的高层领导人背景及个性特质方面，如《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毛泽东传》《革命不朽: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革命的肖像:毛泽东》《林彪:中国新执政者的生活与著作》《周恩来》《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等，学界痴迷于研究高层领导人的家庭背景、籍贯、行为、态度等对于政策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主席挂帅”模式下铁板一块的经济政治版块被打破，中央—地方形态由原来的垂直的“条”转变为现在的“块”，央地关系开始重构。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其对整个国家财政贡献的逐步增多，基层政治精英在推动地方发展、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政绩越来越得到中央的关注，大量具有地方工作经历的基层精英逐步走向了政治高层。学界也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目光转向基层政治精英研究，试图通过对基层精英的个性特质、精英流动的分析来判断和预测中国政治的运作、变化。正如薄智跃所言，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关于国家政治精英及其相互关系的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会特质等①Bo.Z .China’s Elite Politics: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Hackensack，NJ:World Scientific，2007.，但我们更应当去打开地方政治精英的黑箱，了解地方政府的内部运作、地方精英的政治流动性及其与政绩之间的关系②Bo.Z.Governing China in the Early 21stCentury:Provinci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02，2(2):1—2.。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美国学者Frederick Teiwes就进行过比较系统的中国基层精英研究，着重分析了文革时期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特质以及文革期间省级领导的变动情况③Teiwes.F.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1956—1966，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1967;Teiwes.F.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Aftermath，China-Japan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74.。80年代后，关于省级领导的研究逐渐增多，Huang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省一级领导之间的互动④Huang.Y.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s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Lin和Chung等人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了8个省的各级领导的改革举措和成效⑤Cheung.P.＆ Lin .Z.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Leadership，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Sharpe，Armonk，1998.;薄智跃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省级领导人升迁与政绩的关系⑥Bo.Z.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Armonk，NY:M.E.Sharpe，2002.;Landry针对城市领导人的研究发现，城市领导人的职业发展与该城市经济绩效具有很好的相关性⑦Landry，P.Performance，Markets and the Political Fate of Chinese Mayor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Boston，MA，2002;Landry，P.Informal Responses to Decentralization:The CCP’s Control over Municipal Elites in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IL，2004.;郭刚在观察县级官员的升迁时则有着截然相反的发现，认为县级官员的提升与地方经济发展或财政状况没有关系，而主要与当地的政治状况相关⑧Guo，G.A New Broom Sweeps Clean?Turnover of Chinese County Mayors and Fisc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6—2002，Paper presented at the 63rdAnnual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IL，2005.。类似研究还有很多，主要集中于省级，也有相当部分关于市县级和乡镇级干部精英的甄选与晋升的研究。

正如詹姆斯在其著作《中国政治》中所说: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推翻旧国家政权及其精英的一系列成功努力，成为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个决定性的高潮。然而，这些高潮并不必然标志着革命本身的终止。尽管1949年新中国即已成立，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因此，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后革命时代”，抛弃了传统意义上革命的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着力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精英制度向宪政制度的转型，权力从传统精英到现代精英的转移。转型完成之后，分权和制衡的原则获得普遍认同，拥有权力和责任的不再是个人而是制度⑨Nettl，J.P.Political Mobilization: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Methods and Concepts，New York:Basic Books，1967.。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精英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精英的转化(10)［美］C.E.布莱克著、景跃进译:《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现代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从全能主义体制的瓦解到现代科层制的构建，从精英冲突到精英共识再到权力分配的制度化，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逐渐由传统的政治精英形塑为拥有现代性意识的政治精英，成为“能在危急关头独立负起整个社会发展选择政策责任”①［美］C.E.布莱克著、景跃进译:《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第59页。的群体。

海外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精英的研究，由早期关于“派系—官僚”二元化模型的讨论，经历了政治精英世代更替分析途径的讨论，推动了由全能主义范式向多元主义范式的转变，由简单的对影响中国政治精英的因素的定义和归类，发展为全能主义、派系主义、世代政治、技术专家等四种研究路径下对中国政治精英的讨论。在政治学领域，新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往往刺激着学者发展新的研究途径，诠释最新情势。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单一的研究路径已经无法完整地解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治精英实践的变化。在旧研究范式失灵的情况下，学者们大大地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推动了全能主义向多元范式的转变，适应了中国政治的革命时代向建设时代的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墨守成规的传统精英向现代化政治精英的转变。

上述研究思路和方向的转变和深入与资料来源的丰富性是分不开的。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动态的信息并非易事。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大部分取自官方的正式文献，自然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不仅仅是由于官方力图维持一个封闭的传播体系，或许在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下，可靠资料的产生和保存都会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在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各种资料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矛盾，但总体上而言，中国的出版物和资料在数量和品质两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海外学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资料空前地丰富起来，早期意识形态对立所带来的偏见减少，研究方向也随着范式的变化而出现了转变。当前，关于派系模式的讨论虽然仍是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但建立在猜测和非系统资料基础上的简单派系研究正逐渐被制度化背景下的精英流动、央地关系等多元研究所取代。

从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还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来统领。准确地说，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尚未完全走出单一研究路径的模式，虽然有逐步走向制度化背景下多元研究的趋势，但在具体的实证研究成果中则缺乏突破。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高层政治精英的个人特质、晋升轨迹等方面。一部分研究注意到了基层政治精英的精英流动以及中央与地方精英互动的关系，然而受制于资料搜集和证据来源等问题，研究的范围有限，研究质量有待提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通过采集数据对政治精英的个人特质和精英流动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在定性研究上缺乏突破，难以建构出一个较为广泛、整体性的理论范式。多元范式下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特别是政治精英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中，呈现出某种“碎片化”的形态。因此，现阶段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逻辑体系来整合这些“碎片化”的理论和概念，如何在研究方法上进行突破，推动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深化，进而推动中国研究的深化，成为学术界必须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