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中世纪俄罗斯对金帐汗国之熟知

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始终备受争议。无论在帝俄时代还是苏维埃时代，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历史编纂者始终拒绝承认中亚游牧民族的侵略曾为俄罗斯带来任何积极意义。帝俄时代所编纂的大部分历史确实彻底忽略了蒙古人可能造成的影响。S·M·索罗威夫（S.M.Solovev）与V·O·克柳切夫斯基（V.O.Ključevskij）在其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中只字未提“蒙古时期”，也是出于此意。其他一些史学家则多强调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的负面影响：军事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征税引发的经济剥削，对罗斯公国的政治干预，文化孤立乃至道德沦丧。有关这些负面影响的解释呈现为两种形式：要么是因为撇开了罗斯的政治基础结构、社会结构与教会不谈，而争论说蒙古人对俄罗斯历史未产生任何作用；要么争论说，对那些被鞑靼触碰过的罗斯人的生活区，蒙古人的左右是灾难性的。苏维埃学界与许多西方历史编纂都附会上述观点。甚至近来一些专论蒙古帝国的佳作也做出推测，认为被征服国家所遭遇的军事威胁、经济破坏与政治危机彻底揭露了蒙古影响的本质。

关于对13-15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政治表述，差异在于，在东北罗斯公国的演进——以及最为重要的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中，它们分配了多少影响给蒙古人。然而，无论是否认同蒙古曾对罗斯事务进行干预，所有学者都认为，金帐汗国是施加于罗斯公国的外因。在研究金帐汗国针对罗斯的政策模式时，汗国的内部历史几乎不会被列入学者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现有的假设是，金帐汗国曾欲掠夺罗斯，并为达成这一目的不遗余力。这种观点的产生虽无可厚非，但如此一来却把罗斯与蒙古的关系简化为由愤世嫉俗的鞑靼“外来者”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诡计与军事阴谋。中世纪俄罗斯文献对鞑靼扮演的角色有如下描述：出于天生的恶意和魔鬼的驱使，蒙昧、残暴、无信仰的鞑靼恶魔摧毁了罗斯的东正教基督徒。正如A·E·普里森贾可夫（A.E.Presnjakov）所言，蒙古人的统治权威对罗斯而言是“陌生且畸形的”。以上，中世纪俄罗斯人对于鞑靼的看法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俄罗斯史学编纂的基础，即将蒙古人视作中世纪俄罗斯历史上陌生而消极的外因。

近来，一些学者针对上述有关罗斯与蒙古关系的主流范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他们试图以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来呈现蒙古人对俄罗斯历史的冲击。1917年俄国革命后，在移民中爆发的欧亚运动（Eurasian movement）为学术观点的进步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虽然他们早期的论著并不符合学术标准，欧亚理论（Eurasian theory）也因过多受到形而上的地缘政治决定论的影响，导致实用性有待商榷。乔治·范伦斯基（George Vernadsky）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则可另当别论，他试图从客观视角探讨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指出莫斯科公国借鉴了蒙古的政治、财政、军事、管理与外交制度，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莫斯科公国曾改进蒙古的邮政系统，这是无可否定的。蒙古人也摆脱了一些诸如“毁灭俄罗斯历史”的指控。基于俄罗斯曾与文艺复兴“擦肩而过”这一史实，托马斯·S·努南（Thomas S. Noonan）指出，蒙古人对此无需担负责任。劳伦斯·N·兰格（Lawrence N. Langer）认为，1237-1238年间与1382年的蒙古西征都没有为罗斯带来饥荒与瘟疫，引发贫瘠（遭废弃的村庄成为不毛之地）的主要原因是黑死病（the Black Death），而不是蒙古人。苏珊娜·麦克奈丽（Suzanne Mcnally）论证了蒙古人并未将terem与女性隔离引入中世纪俄罗斯。珍妮特·马丁（Janet Martin）则更为详实地阐述了蒙古人在俄罗斯毛皮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蒙古人的介入的确曾使罗斯的皮毛贸易路线改道，但这种改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却使一些罗斯人获利。

有关中世纪俄罗斯人对鞑靼看法的理解也得到了发展。迈克尔·车尔尼亚夫斯基（Michael Cherniavskij）认为，罗斯人吸收了蒙古政治理论的精华，承认了成吉思汗氏族的合法性，并将拜占庭巴塞勒斯（basileus）的合法王权及特权一同授予可汗。罗斯人对成吉思汗氏族意识形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出了车尔尼亚夫斯基的评价，笔者曾试图对此进行论证，相比鞑靼，成吉思汗氏族的法则在莫斯科政体中得到了更为灵活且广泛深远的应用。

众所周知，古代俄罗斯文学是美学、文学与道德规范的集合，其功能在于界定“文学礼仪”，这使得文学家针对既定主题进行的创作受到了限制。在论及罗斯与蒙古关系的“文学礼仪”中，无信仰的鞑靼人被描述为彻头彻尾的负面形象。实际上，陈腐单一的长篇大论和传统的文学主题涵盖了一切有关鞑靼的叙事散文，即一种“上帝之鞭”的意象。在鞑靼人发动的每一次袭击中，这些无信仰的蛮族毫无怜悯之心，即使是老幼妇孺和僧人修女也要赶尽杀绝。但在这种曲解事实的片面之词背后，罗斯与蒙古的历史经验却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军事冲突是民族宗教边境的常态，那里的社会群体排斥甚至仇视对方的宗教信仰，即使如此针锋相对，共存仍是他们仅有的选择。这种情况在宗教边境随处可见。如此，除了战争和相互鄙弃，穆斯林摩尔人与西班牙天主教徒、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与拜占庭基督徒、穆斯林与攻占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土耳其和蒙古侵略者与东斯拉夫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连中国人与长城之外的“野蛮人”都不得不维持一种和缓的外交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互习语言、往来贸易、联谊结盟、体制借鉴是最为常见的手段。但因这种实用主义垄断了正义和救赎，其伸张必定会损害一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和政治制度。因此，所有关于和平共存的合作模式的理论都不能够被用来证明非军事互动的合理性。对宗教偏见的期望与对实用主义的渴求是矛盾的，而沉默的意识形态为这种矛盾的存在提供了可能。罗斯与蒙古并不是单纯的军事管制关系，可以证实这一论点的材料被中世纪俄罗斯的种种文献所湮没。只有探寻史料背后的意义，我们才能够进行深入挖掘，因为，要使中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书写、复制、保存写卷的读书人——成为鞑靼的专家，会是个令人困窘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异端的蒙古人是战场上的敌人，并不是学习客观认知的对象。

基于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苏维埃学者M·D·波鲁博佳里诺娃。（M.D.Polubojarinova）推断罗斯人曾出没于金帐汗国。罗斯的王公贵族、士兵、商人、传教士和奴隶常以访客的身份踏入鞑靼的领地，周期或长或短。罗斯人频繁而持久的逗留是否影响了中世纪俄罗斯人对鞑靼的看法？波鲁博佳里诺娃并未对此进行探讨。罗斯人对鞑靼人有着如此深入的了解却仍然认为他们是，如皮斯雅科夫所言，“陌生且畸形的”，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鞑靼人视为熟知的敌人，由此可知，中世纪俄罗斯文献对鞑靼人的描述是一种主观意象，其目的在于激发宗教仇视，为战争奠定基础。既悲哀又无法否认的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把敌人想象成低级蒙昧的野蛮人，却不愿承认他们只是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另一种人。

鞑靼人是罗斯人的敌人，鞑靼人征服了罗斯，他们发动的袭击和战争给罗斯造成了持久的毁灭，罗斯的政治也受到蒙古汗的影响。因此，对中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了解他们的敌人已如箭在弦，出于自卫目的的深谋远虑促使他们制定了这一政策。他们因宗教偏见和盲目自负对此绝口不提，同时对于针对以往经验的分析与总结也一概拒绝。罗斯人对金帐汗国的地理、人事和语言有着深入的了解，笔者将在下文通过一系列资料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

鞑靼人并未侵入俄罗斯的森林地带，他们在从黑海北部延伸至里海中部的草原一带停了下来。在是否对草原进行了解的问题上，罗斯人几乎没有选择。为使政治事务顺利开展，他们不得不出访金帐汗国。卓越的俄罗斯东方学家V·V·巴托尔德（V.V.Bartol’d）在其研究欧洲与俄罗斯的东方诸国的著作中，对罗斯人没能充分利用当时的条件表示惋惜。13世纪的方济会神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游记，其中蕴含的信息之丰富，整个俄罗斯无出其右，他们在前往哈拉和林（Karakorum）途中留下的游记，涉及了大量有关蒙古帝国的地理知识和社会常识。旅居哈拉和林的罗斯人却没能留下此类文字遗产，故而未能为传统的欧洲东方学界注入新的资源。

与柏朗嘉宾（Carpini）和卢布鲁克（Rubruck）相比，罗斯人的游记在较为具体的领域也是匮乏的。目前未见有文字记载罗斯人对哈拉和林的回应，他们对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作何见解也不得而知。驻守在大都之外作为帝国卫队的罗斯戍卒，也是在中世纪俄罗斯史乘里未留下只言片语地销声匿迹了。虽然没有一本游记能够涵盖罗斯人对金帐汗国自然地理的所有认识，但我们可以根据中世纪俄罗斯的多种文献重新整合。

由于听信莫斯科大公伊凡·卡里达（Ivan Kalida）一系列言过其实的控诉，汗国于1318-1319年间令卡里达的竞争对手，特维尔（Tver）的亚历山大洛维奇（Aleksanrovic）王公米哈伊尔（Michail）前来朝觐。此后米哈伊尔开始了在汗国的游牧生活，并遭受了长达数月的折磨，直到最终被处决。米哈伊尔的殉难成为圣徒传记的主题，传记作者对汗国的游牧路线描述得十分具体：米哈伊尔渡过塞万切河（Sevenč），到达高加索地区（Caucasus）的捷列克河（Terek River），该河位于德雅科夫城（Dedjakov）的加卡斯基山（Jasskij）和契尔卡斯基山（Čerkasskij）附近。之后米哈伊尔在亚速海（Surož Sea）附近的顿涅克河（Donec）一带与游牧部落相遇，并与他们一同横渡亚迪支河（Adyž），“Adyž”在鞑靼语中有“悲伤”之意，因此亚迪支河可谓“河如其名”。在被处决之后，米哈伊尔的遗体最初葬于位于东高加索杰尔宾特（Derbent）铁门（Iron Gate）附近的možd'žčara，随后又迁至伏尔加河与顿河交汇处的Bezdež，最终安葬于罗斯。

以上显然是某位见证者留下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且此人对金帐汗国的腹地有着极为全面的了解。在现存有关金帐汗国游牧期的文献中，米哈伊尔的传记涵盖了最为广泛精准的内容，它并未囿于记录游牧部落的行进，而是重在描述米哈伊尔在殉难之路所饱受的艰辛与磨难。罗斯编年史中的一些短篇也证实了他们对欧亚草原地理情况的熟悉。1346年爆发的一场瘟疫不仅摧毁了金帐汗国斡耳朵（orda，可汗的游牧首都），还袭击了萨莱（Saraj，固定首都），奥尔纳奇（Ornač，即乌尔根奇Urgenč，中亚的花剌子模）和Bezdež。下述群体也在此次瘟疫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穆斯林（Besermeni，即中亚的穆斯林），鞑靼、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意大利人（Frjazy,主要是克里米亚热那亚人）和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罗斯人十分熟悉流经萨莱的伏尔加河，并记录了河流沿岸的城市：保加尔（Bolgar），萨莱，Bezdež和Naučad。还有一则史料叙述了一队诺夫哥罗德海盗（uškujniki）的跋涉之路：他们从Zasuře出发，经过Markaš和Vetlus到达保加尔，随后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最终到达阿斯特拉罕（Astrachań）。罗斯编年史学家想必已经意识到阿塞拜疆（Azerbajdžan）的大不里士（Tebriz）对于金帐汗国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将波斯伊利汗国（Ilkhanids of Persia）于1357年对金帐汗国的发动的战争载入了史册，这一征伐是金帐汗国所经历的世纪之战的巅峰。罗斯人不仅熟知其东方，他们对南方的情况也了如指掌。1406年，脱脱迷失（Tochtamyš），金帐汗国的一位君主，与立陶宛（Lithuania）大公维托夫特（Vitovt）的前任侍从战败于沃尔斯克拉河（Vorskla），死于西伯利亚王国（汗国领土）。

1389年，皮蒙（Pimen）受大主教的委派，与斯摩棱斯克（Smolensk）的伊格纳修斯（Ignatij）一同渡过伏尔加河到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教会的随从们来到撒里·火者（Sary Hoza）、别克·布拉特（Bek Bulat）和阿克·布迦（Ak Buga），伊格纳修斯将绵亘起伏的Červlenyj Jar（紫山）与蜿蜒流淌的河流绘制成一幅活色生香的粉笔画。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吉丁（Afanasij Nikitin）终于在15世纪成功抵达印度，然而他沿着伏尔加河顺流而下时却经过了喀山（Kazań）、金帐汗国、勿斯兰Uslan、萨莱伊和Berekezany。Nikitin的商队在Buzan河附近遇到了充满敌意的鞑靼人，又在阿斯特拉罕遭受喀西姆（Kaisym）苏丹和鞑靼人的攻击，当地游牧部落的追击迫使他们一路逃至Bogun。在前往杰尔宾特（即铁门）的途中，他们在里海北岸的Tarchi附近再次被Kaitaks人拦截。通过布拉特伯克（Bulat Beg）的斡旋，来自阿塞拜疆席尔旺沙（Shirvanshah）的使节在杰尔宾特阿山伯克（Asanbeg）将尼吉丁及其商队从Kaitaks人手中解救出来，并掩护他们一路前行。杰尔宾特的统治者布拉特伯克是Kaitak君主阿里儿伯克（Alil’beg）的姐夫。

有时单凭一则史料难以判断罗斯人对草原地理的了解程度。蒙古汗王颁布jarlyki以保障罗斯正统基督教大主教及教众的财政与审判豁免权，据蒙古大臣的说法，曾有文献对汗王颁行政策的地点有所记载。有一批jarlyki被译为罗斯语并得以存留，其中一则或可证明罗斯人已找到汗王起草jarlyki的地点，包括Velikoluko、Želtoi、Trosti、萨莱、Kaogna和Gulistan，阿斯特拉罕省（gubernija）是主要地点。汗王在黑海游牧时撰写了其中一项，而另一项则撰写“在草原”（na Taly）。

1480至1481年，诺盖鞑靼人（Nogai Tatars）协助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Ⅲ），杀害了大帐汗国（the Great Horde）。的阿黑麻汗（Achmat Khan）。罗斯编年史记述了这一事件发生的确切地点：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Bela Veža与亚速海附近的Malyj Donee河（na Doncu na Malom）。上述信息或许出自诺盖人向伊凡三世发送的报告，至于阿黑麻被杀害的地点，罗斯人并不是很清楚。

中世纪俄罗斯史料所体现的地理学认知，绝非只有金帐汗国的地形地势。罗斯人对帖木儿（Timur）扩张征伐的范围了如指掌。罗斯人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帖木儿帝国向金帐汗国发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编年史列举了帖木儿所征服的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其中还包括一些天主教国家。这一名单亦可作为对16世纪的中亚、里海、高加索、外高加索、黑海北部和伏尔加河北部等“鞑靼领土”进行汇总的基础。近期发现的文献对15世纪东高加索杰尔宾特附近的城市、首领、气候、地理和经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该地区是通往波斯的必经之路，早在金帐汗国的游牧时期，罗斯人对此地的了解就已经十分深入。

相比当代学者，罗斯人对于金帐汗国的地理情况所知更多，前者通常无法对中世纪俄罗斯文献所提及的地点一一进行考证。尽管学界存在这方面的空白，范伦斯基仍坚持认为欧亚草原的地理情况是为罗斯人所熟知的：“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编年史体现了罗斯人对金帐汗国地理情况极为广泛的认识，除萨莱外，史料还提及乌尔根齐和阿斯特拉罕等商业中心……同时，他们对亚速海和克里米亚也十分熟悉。”

罗斯人对萨莱远比对君士坦丁堡熟悉的多，然而却有大量以朝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探讨君士坦丁堡的地理情况与社会文化，其信息量之丰富，是萨莱无法匹敌的，涉及哈拉和林的文字资料更是寥寥无几。这种地理认知的不对等并非出于对该两地区的忽视，而是由于一种文化上，或者说文学上的禁锢制约了中世纪罗斯学者的发声。对中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只有宗教朝圣才可以被作为游记而永世流传，毕竟方济会教徒的宗教任务有着人心所向的目的，即劝导蒙古人皈依天主教。在阿法纳西·尼吉丁之前，中世纪的俄罗斯没有能够与马可·波罗的游记相提并论的世俗游记。尼吉丁是个例外，显然他认为金帐汗国有着比异域印度更为人所熟知的一面，并将其悉数载入游记。罗斯大公和传教士前往萨莱的原因有些尴尬：罗斯曾被蒙古人征服。虽然在陈述时事的方式上已出现少数例外，但如果以公开发表的形式保存罗斯人在旅途中掌握的地理学知识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另外，采用西方大学所惯用的方式进行“新社会科学”的写作，从来都不是中世纪俄罗斯的传统。罗斯陷入被异教徒统治的窘境，在汗国地理认知领域的失语是其知识分子对此做出的普遍回应，即沉默。但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足以窥见中世纪俄罗斯人对草原地理的卓越认知。

鞑靼人在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中被称作“鞑靼（Tatary）”，之前通常附有贬义形容词。但对于中世纪俄罗斯人来说，鞑靼人不是畸形的陌生人。鉴于中世纪俄罗斯人对汗国人事的熟悉程度，鞑靼人被冠以一概而论的名号是有悖事实的，罗斯人理所当然要了解他们的统治者，即汗。这并非易事，因为金帐汗国素来以内乱频仍和君王更迭而著称，但罗斯文献所涵盖的内容却远丰富于此。当时编纂的编年史所涉及的鞑靼人物已有二百位之多，将名单汇编为表格可以一目了然。

罗斯人不仅记录汗王（cari）的姓名，有时也记录汗王子嗣（careviči）与嫔妃或遗孀（caricy）的姓名。非成吉思汗系的贵族称“王子”（knjaź），通常译为“埃米尔（emir）”或“伯克（beg）”。蒙古官员有适切的称谓：兼管征兵与贡赋，并负责公共治安的官员称“八思哈（baskaki）”；汗国内部的行政官员称“达鲁花赤（darugi）”；使节（envoys）负责金帐汗国与罗斯森林地带间各种信息指令的传达。有时罗斯文献在提及鞑靼贵族时使用罗斯语，如“指挥官”（voevoda）和“朝臣”（stol’nik）等。因此，学者有时会混淆某位鞑靼贵族的身份。在动荡不安的14世纪60至70年代，萨莱的政权更迭是罗斯编年史都无法厘清的问题。然而关于14世纪下半叶金帐汗国的王权更迭，罗斯文献比阿拉伯—波斯文献涵盖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内容，罗斯基督徒对汗国政治的关注也比对马木留克（Mamelukes）和伊朗的蒙古穆斯林的关注更为密切。事实上，金帐汗国在14世纪末与15世纪初的罗斯编年史中所占的比重远超罗斯其它邻国，因为它给罗斯造成的重大紧迫的威胁是别国不曾有的。即使夹杂了主观因素，罗斯编年史对鞑靼王子姓名的转录仍旧十分精准，例如于1409年随Edigej王子围攻莫斯科公国的汗王子嗣们。罗斯人深谙汗国人事与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在列举名单方面存有缺陷，如某教堂的大主教或某市的主教，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大公或某公国的王公等，难以置信的是，史料中居然有汗国君主（cari ordynskie）的名单。鞑靼人向罗斯发起的一些战役过于著名，以至于大部分都以其指挥者来命名，如1251年的Nevrjui之战，1293年的Djudeń之战和1322年的Achmyl’之战。这些战役也相应地被用作具有年代意义的参照系，例如，笔者的祖先在此地耕作的年代是Edigeeva rat（Edigej之战）的四十年后（1408年＋40年=1448年）。

鞑靼君主、王储、王子、汗王嫔妃与遗孀、八思哈、达鲁花赤、使节和指挥官及其它无头衔的称谓均出现于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中，这些称谓证明了罗斯人对金帐汗国人员构成的熟知。罗斯人能够准确辨认成吉思汗氏族的成员，对汗国贵族联姻、姻亲、同胞甚至表亲等家族关系都一清二楚，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积累了质量俱佳的社会资料，这一点着实令人钦佩，探究汗国事务是罗斯人迫于政治局面做出的无奈之举，他们别无选择。对罗斯王公而言，有关汗国政局的可靠消息可能在危急时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假消息则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即使是普通政治机构的运作，也需要行贿以备求助之需。罗斯人与汗国政治精英的熟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迫于无奈，而非自愿。

罗斯史料体现出的对汗国社会层面的探讨比政治层面更为深入，因为编年史并不仅仅关乎政治，史料中出现的鞑靼贵族想必也为其预期受众所津津乐道，否则将不会载入史册。金帐汗国权力精英——统治者和官员——的姓名为中世纪俄罗斯的权力精英——王公、bojare、主教、商人等——所熟知。罗斯人一定是通过这些人寻求认同，否则，他们在历史编纂过程中有所选择的行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对罗斯权力精英而言，“鞑靼人”或许同“罗斯人”（Ruś）和“下层阶级”（čerń）一样，只是对一个群体不含任何特征概括的称呼。但蒙古的上流社会绝非庸庸碌碌之辈，他们有名有姓，在中世纪等级社会中也有与身份相符的称谓。他们在中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的眼中绝不可能是陌生的外来者，相反，罗斯人对他们再熟悉不过。与鞑靼人相处蕴含隐藏的危机，但若综合已有的认知并加以权衡，便可预见危机的到来。

罗斯人熟知与其相识的蒙古精英的姓名、身份和地位，中世纪俄罗斯史料对此鲜有提及，这种表述可能会引发过多疑问，即什么是导致罗斯正统基督徒与萨满教徒或穆斯林鞑靼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原因。在分析罗斯人对汗国社会的熟识程度时，只有通过对编年史中若隐若现的社会资料进行梳理，才能够概括二者关系的显著特征。这种结果对于我们理解罗斯—鞑靼关系的本质来说是深奥的，它消除了对中世纪俄罗斯史料所体现的自我意识的怀疑，推翻了大多数现代历史编纂的预设，即蒙古人是13至15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外部因素。

从表面来看，罗斯人如果和蒙古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则无法通过交流获得对金帐汗国地理和社会的认知。令人吃惊的是，有关罗斯—鞑靼关系中这一基本要素的探讨，学界并不多见。当涉及到罗斯人是如何打破沉默开始与鞑靼对话时，中世纪的俄罗斯史料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空白作为回应。

1223年的编年史家声称他们对鞑靼为何人、从何处来、居于何地、使用何种语言等问题一无所知，不过，东斯拉夫王公却曾与鞑靼人进行谈判。文献未记述谈判的语言与翻译者，有学者认为当时的通用语可能是某种“突厥语”，这只是一种预设。蒙古人不使用罗斯语，罗斯人不使用蒙语，两国也从未进行过接触。然而，蒙古的人口结构包括大量讲突厥语的游牧民，东斯拉夫人也乐于同这些来自东欧草原的游牧民族保持密切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突厥语使用者在蒙古军队和东斯拉夫政治集团中非常普遍，因此突厥语当是1223年谈判的媒介语言。

征服罗斯后，蒙古人在草原地带安置下来，并与讲突厥语的民族，即钦察人（Kipchaks，罗斯语称polovcy）融合。金帐汗国蒙古人的突厥化适应了他们与罗斯的交流，至15世纪，“鞑靼语”演变为察合台突厥语（Chagatai Turkic）。蒙古人终归是主宰草原的征服者，他们很少费心学习罗斯语。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罗斯贵族与教会代表团中有讲突厥语的翻译，而编年史却几乎从未提及这种双语使用者。

例外的存在证明了规律的普遍性。文献记载一名讲罗斯语的翻译（tolamač）曾参与围攻海乌姆（Cholm）的战争，他显然是鞑靼人。绝大多数有关翻译人员的记载直到晚期才出现，它们通常使用文学性语言，可信度不高。“Skazanie o Mamaevom poboišče”（对莫斯科公国与马麦作战的记载）讲述了1380年罗斯在库利科沃（Kulikovo）之战中的胜利。文章在叙述罗斯使者Tjut’čov与两名讲钦察语的翻译一同被派往金帐汗国时运用了大量修辞手法（将鞑靼描述为钦察人，是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历史主义”陈词滥调，由此可知，当时的罗斯语翻译是鞑靼人）。

最初的双语翻译有时由通晓罗斯语的钦察人担任。柏朗嘉宾曾提到大公Jaroslav、Coman Temer和基督徒Coman Sangor（本应有教名）的两位“骑士”。一些前往金帐汗国的罗斯贵族使节（kiličei）或许并不是纯种罗斯人。1360年，Kašin的王公瓦西里（Vasilij）将Grigořčjuk Koreev派遣至金帐汗国，1380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ij Donskoj）派Tolbuga与Mokšej向脱脱迷失传达信息。姓名并非民族认同的绝对标准，这些非罗斯非基督人物证实了下述情况，即罗斯境内通晓两种语言的游牧民是出使金帐汗国的最佳人选。

显然，一些鞑靼人学习罗斯语是出于喜好或是迫于压力。常年驻扎罗斯的baskak能够轻而易举地学习当地语言。与罗斯公主通婚的鞑靼王子，如Končaka，最终皈依了罗斯正统基督教，为践行宗教信仰，他们必须学习罗斯语或斯拉夫语。那些鞑靼皈依者的随从和仆人或许同样不得不学习罗斯语，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定居。迁居罗斯并皈依东正教的鞑靼贵族，如1393年的编年史提到的三位人物，被罗斯人同化是毫无疑问的。鞑靼人迁居罗斯的高峰始于15世纪下半叶，在此之前，学习“鞑靼语”的罗斯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学习罗斯语的鞑靼。旅居汗国并接见来自森林地带的鞑靼使臣与官员的罗斯王公、贵族、商人和牧师学习鞑靼语的动机最为强烈。

虽然jarlyki的受众使用罗斯语，但其初始语言是突厥语，想必教区有能够将其译为罗斯语的官员。最合乎学术意义的假设是，一位主教区的文官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将jarlyki译成了罗斯语。

俄罗斯的历史编纂者在论及（蒙语与罗斯语的）翻译者时极为罕见地语焉不详，双语现象在罗斯编年史中也留有大幅空白，上述情况证明一些领域仍有问题存在。不难想象，除非被明确提及，否则双语现象和翻译者不过是不值得探究的一般性存在。当然，“鞑靼”的学问在文化意义上是不堪的，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在一个需要救赎的国家，精通异教徒的语言无异于自毁声望。瓦西里二世（Vasilij Ⅱ）因热爱鞑靼语甚于其母语而在莫斯科公国的内战中饱受控诉，对鞑靼文化的支持致使他双目失明，政权最终也遭到推翻。学习东方语言的Afanasij Nikitin也是一则反例。Nikitin与穆斯林一同生活了七年，甚至可能已经放弃自己的信仰，出于商业、宗教和求生的目的，他不得不熟练掌握东方语言。Nikitin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察合台突厥语，常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东方方言甚至在他的游记中随处可见。Nikitin因与原生文化的“隔绝”和“变节”饱受焦虑。对异教徒语言的精通尚且为罗斯正统基督教招致厄运，异教徒的宗教或将使其遭受灭顶之灾。

若想全面完整地理解蒙古人对俄罗斯历史造成的冲击，仅探讨罗斯的遭遇是不够的，罗斯人对蒙古人的看法及其在战场之外作出的回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世纪俄罗斯人对金帐汗国地理、社会和语言的了解证明他们与汗国不仅是相互残杀，然而这种了解却没能形成文化理解与文化包容。在蒙古人的征服下，罗斯人知识的习得只能是出于军事目的和政治憎恨。此外，中世纪俄罗斯学者不愿承认其精于金帐汗国的方方面面，对异教徒敌国的熟悉将使他们身陷险境。因此，他们对金帐汗国的认知几乎彻底淹没于史料之中，但他们的认知又是如此广泛而卓越，若能放宽中世纪文献对宗教和文学的限制，学者便可对其进行复原与分析，从而对罗斯—鞑靼关系做出进一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