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图

一个人，如果重视的事物与你相同，那么他所有的事情就等于不断采取行动，将当地世界变成一种有利于你的形式，这是他为了使世界适合于他自己而采取的行动的副产品。对于这一点，很容易从现实世界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例如，你的室友与你喜欢相同的音乐，或者他不会将空调设定为你不喜欢的温度。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你的敌人所害怕的人，或者一个将很多追求者吸引到你们身边的人，可能要比一个可靠的互惠者更有价值（如果他的口味与你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的话）。

对于为什么要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做朋友，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理由。对环境是否适于生存的评估很可能包含了很大的风险（例如，如果环境突然变成了会致死的，那么可能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因此人类已经进化出与类似的个体联合起来，以便更有效地抵御风险的愿望。这一点对于要面对多种不同的环境的物种特别有用。但是，给定环境的承载能力限制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如果资源确实非常有限，那么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个人不可能都做同样的事情，例如，如果树木很少，人们不可能全都住在树屋里；或者，如果芒果供不应求，人们就不可能只靠吃芒果类食品维持生存。因此，合理的策略有时候也需要避开本物种中的相似成员。

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虽然人类普遍有“人以群分”的偏好，即渴望与自己相似的人相处。homophily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就是“喜欢同类”的意思。但是这种倾向也可能与异质偏好共存，heterophily一词，基本含义就是“反向相吸”。例如，你可能希望你的室友喜欢的音乐和室内温度与你相同，但是如果希望有人帮助你做你不擅长数学作业，你最好希望会有一个与你不同的人。

朋友之间也可能以一种很微妙的方式组织起来，而缺乏明显的“表现型”。心理学家塔利亚·惠特利（Thalia Wheatley）、卡洛琳·帕金森（Carolyn Parkinson）和亚当·克雷恩鲍姆（Adam Kleinbaum）进行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们分析了嵌入在一个由279名学生组成的自然形成的社会网络中的42名学生被试的大脑反应。每个被试都要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中观看同样的14段视频剪辑（包括一段感伤的音乐视频、若干吵闹的喜剧片段，以及一些非政治性辩论），然后对他们观看剪辑时大脑各个区域的血流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朋友双方对刺激的反应模式非常相似。因此，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来看，朋友双方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解释和反应等各方面都是相似的。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各个被试在观看不同视频片段时大脑的血流模式来推测谁与谁是朋友！

而且，朋友双方甚至可能在基因型上也呈现出相似性，而不仅仅在表现型上。这有四个原因。第一，相似的基因型可能只是朋友们通常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事实的反映。如果一个希腊人选择另一个希腊人作为自己的朋友，那么我们在发现这对希腊朋友有某个共同的基因变异时，不必过于惊讶，因为他们来自世界同一个小角落。第二，人们可能会主动地选择基因型相似的人做朋友。如果运动员喜欢和运动员交朋友，那么我们不应该奇怪他们有某些共同的“运动基因”变体，例如快速肌肉纤维或与耐力相关的ACE基因变异。第三，具有基因相似性的人可能更喜欢选择相同的环境。例如，如果你喜欢在高海拔地区跑马拉松并且拥有适应这种运动的身体，那么你很可能会在山上遇到别的与你一样喜欢这样做的人。这样一来，你和你的新朋友都携带了能够增加血液结合氧气能力的基因变异也就不足为奇了。第四，第三方可能会选择具有相似特征的人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例如，音乐学院只接受在音乐方面特别优秀的学生，所以如果这些学生朋友都拥有与音乐能力相关的基因变体（例如SLC6A4基因，它与音乐记忆有关），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难看出，上面这四个原因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当然，朋友之间的基因型也可能是不相似的。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某些环境因素可能会促成具有不同特征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例如，单位领导可能会主动组建一个具有异质性技能的团队。想象一下，杰森在选择阿尔戈号的船员时，必须确保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有特别好的视力的舵手，而其他人则是优秀的桨手。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也可能会主动选择与不同于自己的人交朋友。在史前时代，狩猎大型食草动物可能需要一个由拥有各种不同技能的人组成的群体——速度很快的跑手、力气很大的长枪手、观察力敏锐的追踪者等。

重要的是，所有上述因素可能是同时发挥作用的。人类可以根据各种特征选择朋友和环境，以形成不同程度的协同性和专业化。因此，是人以群分好，还是求同存异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观察到的均衡趋势是趋向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的实验室对此进行了定量分析。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身处1366对友谊关系中的1932个不同被试的466 608个基因位点，以评估朋友之间基因相似性的程度。正如我们在分析配偶之间的基因相似性时得到的结果一样，我们发现朋友之间的遗传相似度要显著高于来自同一种群的陌生人。作为一个比较基准，这种相似效应的程度大体上相当于第四代表兄弟之间的亲缘系数。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一群人中选择朋友时（这个人与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不存在亲缘关系），他们对于遗传上与他们更相似的人有一定的偏好，这种偏好尽管很轻微，但仍然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用任何两个人之间基因型上的相似性指标来创建一个友谊评分表，这个表能够预测他们在初次见面时是否就可能成为朋友。

那么，上面这些结果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说明，在人类社会中，亲缘关系检测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大幅扩展。换句话说，朋友相当于在功能上有亲缘关系，但不是真的有亲缘关系。与这样一些在功能上相关的人建立起社会关系（“功能上相关”的含义是他人以类似于自己的方式感知并应对环境），就可以使双方都能够从对方有意或无意地创造的利益中获益。如果一个人生火，且他和另一个人在相同的环境中感到寒冷，那么双方都会受益。这样一来，自然选择就成了影响朋友选择的一个“杠杆”，因为我们选择的朋友会影响我们能否生存下去的概率。

有可能，这种受基因引导的友谊偏好源于人类进化出更喜欢某些亲属而不是其他亲属的偏好过程。想象一下，你有10个堂兄弟，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堂兄弟身上都花同样多的时间。此外，再想象一下，组建一个团队对你的生存有益，那么你应该会选择与你相同的基因最多的那几个堂兄弟，这是合乎情理的。人类已经进化出识别基因水平上与你更相似的堂兄弟的方法。然后，同样的进化过程，在使你更偏好某些堂兄弟的同时，可能会通过扩展适应（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扩展到那些原本就不是你的亲属的人那里。当你从一群人中进行选择，你自然会选择那些像你的远房堂兄弟的人做你的朋友。

我们对友谊生存优势的分析，得出了支持上述结论的更多见解。使用基于突变率的基因组技术，我们发现，从总体上看，在整个基因组中，与其他基因型相比，人类倾向于与他们的朋友共同拥有的基因型更有可能是在最近进化过程中接受自然选择的（在最近的三万年间）。为了说明这一点，考虑如下与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的例子，例如FOXP2就是发挥这种作用的基因。想象一下，具有这个基因突变的第一个原始人获得了真正的说话能力，而不仅仅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化优势。如果这个人与另一个具有类似突变的人交上了朋友，那么他们就可以相互交谈，从而语言的进化优势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如果没有交到这样的朋友，那么这个突变的用处就可能会少得多，还可能会被淹没在人群中，进而彻底消失。其他基因突变体的适合度优势（例如，与防止感染相关的或与相互合作相关的突变体），可能会受到它们在有连接的其他个体中的并行存在或不存在的影响。

这个事实表明，朋友之间的相关基因型似乎处于正向选择中（正向选择是指流行程度会不断增加），其他人的基因可能会改变某个人的基因适合度优势。人类的进化环境不仅仅限于物理环境（阳光、海拔等）和生物环境（捕食者、病原体等），还应该包括人类的社会环境。这些结果给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社会互动引导了人类物种的进化。

因此很有可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人类就是在开始频繁地与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进行社会交往时，进化出更愿意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友的偏好的。例如，当人类群体的规模变得足够大，以至于群体中不再存在很多直系亲属的时候；或者，当人类开始散居在更辽阔的地区，远离自己的出生群体并更频繁地与陌生人交往的时候。一旦人类不能继续指望与他们交往的人都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他们就不得不发展出其他与自己基因相似的个体建立连接的方法，那些人可能会为他们提供特定好处，或者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能够提高他们的适合度。

根据上述关于友谊和人际基因偏好及其效应的思想，可以扩展汉密尔顿提出的亲缘选择理论，并使自然选择能够作用于以个人之间的友谊为基础的群体上。如果你愿意为了拯救两个以上的兄弟姐妹而牺牲你自己的生命（你与他们有50%的基因相同），那么为什么不愿意为20个与你拥有5%的共同基因的朋友而牺牲呢？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亲缘选择原理，究其核心只与个体之间的基因相似性的程度有关，至于这种基因相似性是不是因为人们真的是亲属而出现的，其实并不重要。

世界各地的社会网络

到目前为止，在对友谊的讨论中，我们的注意力一直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问题上：朋友双方是如何相互选择的？人们在成为朋友后是如果互动的？以及自然选择在友谊的普遍性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但是，当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选择了他（或她）的朋友之后，这种群体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而且，所有人类群体都是如此。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由此而出现的社会网络都是惊人地相似。具有普遍性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友谊的向往，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和朋友组织成更广泛的网络的方式也是全世界都相似的。这种自然生成的网络既具有复杂性，又具有纯粹的美感，这是在各种人工网络（比如说，军事指挥系统或公司组织结构）中无法观察到的。而且，这种网络的存在引出更多的问题：它们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它们服从什么规则？它们服务于什么目的？

与我们在研究动物网络时所做的一样，如果想绘制出人类的社会网络图，就必须先确定如何识别相关的社会关系。谁可以算作一个相关的社会连接人？和某个人发生了爱情的人？借钱给他的人？从他那里得到建议的人？敬佩的人？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通过要求受访者回答一系列所谓的“提名问题”（name-generator questions）来了解他有什么社会连接。一些标准的“提名问题”如下：（1）你信任的、可以与他讨论个人问题或私人话题的人是谁？（2）你和谁一起度过空闲时间？（3）除了你的伴侣、父母或兄弟姐妹之外，你认为谁是你最亲密的朋友？

2009年，我们在一次美国家庭抽样中提出了两个关键的“提名问题”（上面列出的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结果发现，每个美国人平均有4.4个密切的社会连接人，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连接人的数量都介于2.6个至6.2个之间。平均而言，受访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列出了2.2个朋友、0.76个配偶、0.28个兄弟姐妹、0.44个同事和0.3个邻居。几十年来，这些数字一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人们平均有大约4到5个密切的社会连接人，其中通常包括了配偶、一两个兄弟姐妹，还包括一个或两个朋友。这些数字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所变化（例如，当人们丧偶时）。

过去几年以来，我的实验室开发出了一个基于平板电脑的软件Trellis，我们用它来收集世界各地的社会网络数据，绘制出了包括美国、印度、洪都拉斯、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苏丹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特定人群的社会网络。在中，我展示了已经绘制好的其中一些社会网络。不难看出，世界各地的人们形成的社会网络无论从视觉上看，还是从数学结构上看都是极其相似的。不过，对于这一点，考虑到人类的网络与其他社会动物的网络的相似性，以及基因在友谊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现代人类社会的网络类似于狩猎-采集社会的网络，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它们“天生的性质”。社会网络是社会套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们在我们的蓝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朋友与敌人

结交朋友与树立敌人在特定意义上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长期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在思考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敌意和仇恨。不过，在学术研究中将仇敌关系与友谊关系并列地绘制成图，这种尝试最近才开始出现，而且至今仍然很少见。有一项研究探讨了本书第3章讨论过的那种城市公社中的129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一项完成于1969年的经典研究对18名见习僧侣之间的敌对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收集了关于他们不喜欢的群体成员的许多信息。其他一些研究则对学校中的霸凌者与他们的欺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作场所中支持和反对的员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映射。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则分析了大规模多人在线游戏中的社交互动，例如，利用针对虚拟敌人设置的赏金多少来衡量负面关系。

考虑到关于敌对网络数据极度缺乏的这个现实，同时考虑到负面关系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可能性，2013年，我的实验室决定启动一项大规模的综合性研究，为解决这个问题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评估负面关系结构这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村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自然实验室”，因为它们都是一些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人们无法轻易地避开他们不喜欢的人。为此，我们绘出了洪都拉斯西部一个地区176个村庄的24 812个成人之间的社会网络。使用Trellis软件，我们要求受访者确定“你与这个村庄里哪些人之间相处得不好”。我本来想问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你不喜欢谁”或“谁是你的敌人”，但是一位当地专家告诉我洪都拉斯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10万人中会发生86.1起谋杀案），因此受访者可能不想冒险回答那么尖锐的问题。

最终，对于这176个村庄，我们分别绘制出每一个村庄的社会网络图，并确定它们内部的所有社会关系，包括正面和负面的社会关系。这是有史以来对于“面对面”的恶意关系最庞大、最详细的研究。这些村庄的规模彼此相差很大，从42个成人到512个成人不等。利用三个标准的“提名问题”，我们发现这些人确定的朋友平均为4.3个（其中包括亲缘关系，如兄弟姐妹或配偶），变动范围为从0到29（尽管大多数人都只拥有1到7个朋友）。同时，还有2.4%的人声称自己没有任何朋友。

好消息是，仇敌的数量要比朋友的数量更少。平均而言，这些人每个人确定了0.7个不喜欢的人（同样可能包括亲属）。同时有65%的人表示，不存在自己不喜欢的人——71%的男性和61%的女性都声称没有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结果意味着，女性要么更易怒一些（这也许是由于她们投入的感情更深，因为她们通常也会报告更亲密的关系），要么是因为（就像我的姐姐卡特丽娜所认为的那样）她们只是对以往的不愉快的互动有更好的记忆。有一个特别“无理取闹”的人声称，她与16个人“相处不好”。这是一个女子，住在一个有300多个成人的村子里，那个村子里只有4个人声称不喜欢她。而且反过来，在正面关系上，她认为自己有11个朋友，且有13个人将她确定为朋友。

此外，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平均而言，一个人会被其他0.6个人讨厌，大多数人（64%）没有人不喜欢他们。最遭人厌恶的人是一个女子，她生活在一个有149个成人的村庄里，被25个人认定为敌人。她本人则确定，有4个人是她的朋友，有两个人是她的敌人。但是，只有一个人认为她是自己的朋友。

虽然友谊关系的模式在所有这些村庄中非常一致，但是敌对关系的模式却差异很大。尽管从总体上看，负面关系所占的总百分比为15.6%。但是具体就各个村庄而言，这个指标的波动性非常大：在一个村庄中，负面关系所占的百分比仅为1.1%，而在另一个村庄则高达40%。影响正面关系形成的环境条件、社会和生物因素所能导致的一致性，要比那些影响负面关系的因素所能导致的一致性大得多。各个村庄的当地环境和文化，似乎更能塑造敌意而不是友谊。我们在中给出了这4个村庄的社会网络图。

朋友倾向于对你报以友情，而敌人则倾向于对你报以仇恨，但是友情的“回报”与敌意大不相同，分别为34%和5%。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认为某个人是你的朋友，那么这个人相当大的可能也会认为你是他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将某个人确定为自己的敌人，他却不一定将你确定为敌人。这种差异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所拥有的“秘密的敌人”要多于“秘密的朋友”；或者说，朋友会对彼此宣布他们的友谊，但是敌人却不太可能公开声明他们是敌人。

有了如此多的详尽数据，我们就可以对关于社会关系的原有理论（以及常识性思想）进行定量分析了。例如，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如下四个规则是不是成立：

你的朋友的朋友是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的敌人是你的敌人。

你的敌人的朋友是你的敌人。

你的敌人的敌人是你的朋友。

这些社会规则还意味着另一个原则。它由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1946年由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编入教材，又在1956年被心理学家多温·卡特赖特（Dorwin Cartwright）和数学家弗兰克·哈拉里（Frank Harary）再一次证明。这个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这个理论指出，在所有的“三角关系”中，某些类型的三角关系是平衡或稳定的，而其他类型的三角关系则是不平衡或不稳定的（图8-3）。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衡的三角关系或者将会分裂（例如，其中一个人会切断连接），或者其中的某一个关系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例如，你将会把一个朋友视为敌人，如果这个“前朋友”与你的敌人成了朋友的话）。是的，友情和敌意在我们的社会网络中永远无休止地处于运动当中。

图8-3　三人社会系统的平衡性

图中显示了三个人（在每个三角关系中分别以A、B和C表示）之间的4种可能的安排。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每个关系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即表现出友情或敌意（在图中分别标记为朋友和敌人）。从个人a的角度来看，a和c中的三角形是平衡的，而b和d中的三角形则是不平衡的。对于不平衡的三角形，必须切断某个关系或转换其性质（即从朋友变为敌人，或反之），才能恢复平衡。

由于我们这项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数据，所以我们能够得出很多定量结论，例如，朋友的朋友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几乎是成为敌人的4倍。我们的数据也证实了上面列出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则。然而，我们没能发现支持第四条规则的证据。这条规则表面上看是合乎逻辑的，而且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的，但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事实上，你的敌人的敌人，之所以有很大机会成为你的朋友，无非是因为在任何一个通常的群体中，朋友的数量都要多得多。这就像试图确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相比，黑鸟的数量是否比红鸟更多一样。由于黑鸟通常比红鸟更多，我们必须先将这种背景优势考虑进来，然后才能得出结论：在这个特定的地方，黑鸟是否更多。一旦将“友谊发生的频率通常更高”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就会发现，你的敌人的敌人其实并不会更有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事实正相反，这个人其实更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

这个结果似乎与如下事实有关：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在社会网络中都有可能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还允许第三种可能性，即人们彼此之间可以是完全陌生的。人们更容易成为他们认识的人的敌人，而不是他们不认识的人的敌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认识某人才会与他成为朋友或敌人。这个简单的结果不仅意味着要树立敌人就要先有接触、变得彼此熟悉，而且还意味着敌人更有可能出现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而不是出现在其他群体中。我们还发现，一个人拥有的朋友越多，他或她可能拥有的敌人的数量也越多。基本上，每增加10个朋友，会增加1个敌人。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导致正面和负面关系的潜在社会过程是类似的，源于重复的社会互动。

内群体偏好

人们会选择一些人做自己的朋友，然后形成群体和网络。这些群体还会与其他群体展开正面的或负面的互动。一个群体的个体与另一群体的个体之间的这些相互作用，还使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品质，包括作为社会套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内群体偏好。对此，自然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对“外”人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人类不是同等程度地喜欢每一个人？一个人能不喜欢自己的群体也不讨厌其他群体吗？这两种“孪生”倾向——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排外主义（xenophobia）是作为同一个过程的一部分而共同进化的，因此总是同时出现，还是因为不同的原因独立出现？

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正如在第1章中看到的那样，在让两岁的孩子按随机分配的T恤衫颜色分成若干个小组后，每一个小组的孩子就会偏爱与自己同一个小组的其他孩子。在20世纪，由于内群体偏好倾向是如此普遍，引起了实验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研究了这种情感在什么情况下、有多容易会被引发，或者“我们”与“他们”之间只需要多大的微差异就可以引发内群体偏好。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首创了所谓的“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这种实验方法的基本思想类似于研究者在确定“人类堕落”的极限时所用的“逐底竞争”模型。

这些实验（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哄骗”的因素）的结果证明，人类被试会对不同群体的成员加以区别对待，哪怕这些群体是人为地、任意地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这些群体的划分，是基于某个最微不足道的特征进行的，例如被试是更喜欢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抽象画，还是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的抽象画。

只需要造成一种属于某个群体的感觉，即使这种“归属感”毫无意义，就足以引发内群体偏好，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为什么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社会类属后，人们就会对某些人更好、对其他人更差？假设克利与康定斯基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差异，例如，一位评论家认为，克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折射现实主义，对于康定斯基的理想主义来说完全是异类。”但是大多数人（包括心理学实验中的被试）实际上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但是关键是，这种差异为什么重要（很显然，它确实很重要）？最简群体实验的结果的要害在于，人类会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区别对待群体外成员，即便这些所谓的群体并不存在共同的历史、群体成员之间也没有任何历史交往记录，也是如此！

泰弗尔发现，只要有分类（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就会出现种族中心主义和排外主义。他认为，在最初的时候，这类行为可以通过社会认同的概念来解释。在社会认同感的驱使下，人们会以正面的方式将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主要的冲动是“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感觉良好”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中，有一部分来自这个人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感，而这就意味着要对自己的群体感觉良好。对与自己同一个群体的其他人好一些，有利于使这个群体看上去更好。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实验也发现了其他一些比排外主义更令人沮丧的东西。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当人们有机会向群体内的成员和群体外的成员分配“奖金”时，他们倾向于最大化两个群体之间的资金差异，而不是最大化他们自己的群体获得的奖金。这个结果反映了一种“零和思维模式”，即，一个群体的收益，就是另一个群体的损失。对于这些人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群体的成员所得到的，比其他群体的成员多多少，而不是自己群体的成员可以得到多少。仅仅对靠集体认同的忠诚无法解释这个结果，因为如果重要的只是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本群体的境况，那么本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地位就是无关紧要的。但是，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对人们都很重要。本群体不仅必须拥有很多，而且必须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

对于内群体偏好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解释：除了有利于自尊以外，它还能增进自身利益。当你为群体内成员分配奖金时，你其实是在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对待你，而不仅仅是因为你认为你所属群体的成员更优越。内群体偏好行为的实施，可以为自己带来实际的好处。实验表明，人们确实会更好地对待自己群体中的成员，并且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期望本群体中的其他人也会这样对自己。群体的成员认为他们有共同的命运。正是这种归属感和互助的期望，而不是要让自己的群体变得更加独特的愿意，导致了对本群体的更高评价。

因此，内群体偏好可能是策略性的；你之所以更好地对待本群体的成员，是因为你期望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这就构成了一种“共同命运控制”（mutual fate-control），它意味着，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会影响彼此的命运，即便他们不能强迫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甚至可能完全没有进行事先沟通。群体内成员的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不仅因为群体外的人会给他们带来共同的影响，而且是因为群体内的人也会影响彼此的命运（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群体）。

在面临非互惠性合作风险的情况下，群体身份，就像稳固的友谊一样，能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你对另一个人的利他主义是以他也是你所属群体的成员为条件的（与你同属一个群体这种关系，不同于你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那么你可以从他或她那里得到回报的概率就会增大。所以，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并以相互支持、彼此互助为共同规范，有助于促进合作，即便对方是陌生人时也是如此，只要陌生人是“我们中的一员”就可以。

罗伯斯山洞实验

对于内群体偏好的另一种解释则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有关，无论是从进化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经验的角度都不难理解。当资源（土地、食物、金钱、名声等）有限时，冲突和竞争可能会导致群体之间形成非常大的敌意，并使本群体的成员对群体之外的人产生偏见和歧视。当只有一个群体在资源竞争中胜出时，人们更容易产生怨恨情绪。实验表明，只有当存在“更高层次”的目标，即对所有群体都有利的目标时，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的正面关系才有可能恢复。

1954年夏天，心理学家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和他的同事们将22个男孩送入位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Robbers Cave State Park）的一个夏令营地。这些男孩彼此素不相识，但是都非常兴奋，以为自己将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但是男孩们不知道的是，他们都是被有意挑选出来，来到这个短期内与世隔绝的地方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营地辅导员实际上是从事心理学实验的参与式观察者。

这些男孩刚刚读完五年级，他们全都来自有相似的新教背景的中下阶层。他们都拥有相似的智力、家庭结构和学习成绩。研究者将这些男孩分成两组，每组的规模、成员的运动能力和其他能力、受欢迎程度、以前的露营经历，甚至连气质都是精确匹配的。当然，研究者也很清楚，这些被试都不是“去文化的”（就像沉船后幸存的船员或南极科学家那样），相反，他们是同一种文化的成员。例如，他们都知道如何打棒球。

这个实验分为三个阶段，历时三个星期。在第一个阶段，这两组男孩分别单独在不同的区域活动，而且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两个小组都为自己取了名字，分别是老鹰队和响尾蛇队。它们都通过行动促进了群体内部的团结和认同，包括设计团队T恤衫、为营地食堂选择食材，以及参加一些营地教练很少介入的户外活动。其中有些活动绝对会令今天的父母担惊受怕，例如，他们要划独木舟穿过一片有响尾蛇的水域。男孩们都形成了自己小组的规范（例如，早晨的起床号），并选定了一些团体活动（例如，寻找藏身处），这些都带来了稳固的群体内团结。他们甚至还像我在童年时代与布郁阿达岛男孩一样，进行过“松果大战”。第一个星期结束后，两个小组成员就已经越来越多地将一些东西和地点（例如旗帜和可游泳的水域）称为“我们的”了。每个小组都拥有自己的旗帜和队歌，并且每个小组都形成了由“领袖”和追随者组成的部门层级结构。

老鹰队和响尾蛇队都开始表现出对竞争性游戏的渴望，因此在实验的第二个阶段，研究者故意让这两个群体相互间发生冲突。每个小组的辅导员都“碰巧发现”，附近还有另一群男孩。最初，老鹰队还有一个男孩天真地设想：“也许我们可以和那些家伙交朋友，这应该不会有人抓狂或不满吧。”唉，他这种美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天，当这两个小组第一次正式碰面时，恰恰正是这个男孩率先将响尾蛇队的其中一个男孩轻蔑地称为“肮脏的衬衫”，从而引发了一场“污名化”大战，双方成员都给对方的成员取了带有贬义的绰号。

然后，实验者让这两个群体参加了一系列“零和”的比赛，如棒球、拔河、足球、搭帐篷比赛，以及作为高潮的寻宝游戏。虽然相比之下，老鹰队本来似乎是较弱的一队，但是实验者对比赛进行操纵，使这个小组赢得了胜利。对个人的奖品是小折刀，这是令所有男孩都“垂涎三尺”的奖品，此外获胜的小组还可以得到奖状和奖杯。

在比赛过程中，这两个群体的成员越来越讨厌另一个群体的成员。他们相互谩骂，言语中的恶意越来越深。那些假装是夏令营辅导员的科研人员，则躲在帐篷里偷听。这些男孩子的态度，是通过让他们在评估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个体时所用的不同的语词来衡量的。描述正面品格的词语包括勇敢的、坚韧不拔的、友好的等，反面的词语则包括鬼鬼祟祟的、自作聪明的或吝啬的等。每个小组的成员都不想与另一个小组的成员交往，而且认为对方都是“坏蛋”。

当第二阶段的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现在，这两个不同的群体明显处于摩擦状态中，几乎已经水火不容了。正如谢里夫观察到的：

很显然，这些男孩被试对另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贬损态度，并不是他们在进入这个实验场所之前就已经拥有的感受或立场所导致的结果，也不是这些被试彼此之间在种族、宗教、教育以及其他背景上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当然，更不是被试在自己的生活中所经历过任何特别的个人挫折感的结果，也不是任何明显的阶层分化或身体、智力以及其他心理因素或被试特征的结果。

尽管每个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争吵和摩擦，但是这种群体之间的敌意是特别明显的。

在实验的最后一个阶段，实验者的目标是，看一看这两个已经对彼此怀着很深敌意的群体，能不能“和好”，即，消除对外群体的负面态度。为此，这些研究人员故意“破坏”了位于山顶上的一个大水箱；而这个大水箱是为整个营区提供食用水的。实验者关上水箱侧面的水龙头，还关掉了水箱的主阀门并用一些大块的石头覆盖起来。这些男孩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检查从营地到水箱的供水管道。当他们最后到达水箱所在的位置时，他们都很渴了（这正是实验者所希望看到的）。于是，男孩打开水龙头取水喝，但是没有水流出来。

因此，这两个群体的男孩们不得不一起努力。他们在旁边找到了一架梯子（那是组织实验的心理学家们故意放在那里的），然后爬上水箱的顶部，看里面有没有水。在确定水箱中装着满满一箱水后，他们开始合作排除障碍，让水再一次从水龙头中流出来。在取得成功后，所有男孩们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整合起来。这个由原来的“老鹰”和“响尾蛇”合并到一起形成的群体，开始共同行动，他们抓蜥蜴玩，并用木头制作了一些口哨。

在一起解决了“水箱不出水”问题之后，实验者又让男孩们一起选择一部电影来看（他们选择了《金银岛》），并要求他们将一辆陷入泥沟中的卡车拉出来（卡车是他们准备晚餐所需要的）。其中一个男孩对其他人说：“我们有20多个人，肯定可以把卡车拉出来。”当然，他们把卡车拉出了泥坑。这是又一个集体成就，而且也是通过友好的交谈和密切的合作实现的。这样过了几天后，当他们的探险活动正式结束时，大部分男孩都表示他们想坐同一辆校车（而不是分乘两辆校车）回家；而且，在安排校车上的座位时，也没有按原来的小组分开。很显然，在这个时候，从跨群体友谊的角度来说，对外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减弱了，群体间的友情加强了。

这个实验表明，当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时，对彼此之间的负面态度就会弱化——这类似于许多科幻小说描述的情景：当外星人侵入地球，或流星将要撞击地球时，共同的危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抑制种族仇恨。当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要面对共同的敌人的威胁时，共同的危机感可能会促成更高程度的非正式的团结和更加文明的国内政治。这是一个一般原则。如果有共同的目标，群体的边界就会扩大，内群体偏好行动将扩展到更多人身上，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合作。

罗伯斯山洞实验（以及其他类似的实验）似乎表明，群体认同可能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原因。但是，情况也许恰好相反；这就是说，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不是群体认同的结果，而是其他原因。

早在1906年，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就曾经指出，群体内的爱恨情仇与群体之间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用他自己的原话来说是：

与外部世界发生战争的紧迫性是促成内部和平的因素，以免内部不和削弱“我们”这个战争团体。……因此，战争与和平是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一个发生在群体内部，另一个出现在群体之间……对群体的忠诚和为群体的牺牲，对外人的仇恨和蔑视，对内部的兄弟情谊，对外部的不共戴天，都会共同成长起来，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情境的共同产物。

一个世纪后，进化理论家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崔成奎（Jung-Kyoo Choi）利用数学模型证明，在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历史上，因资源稀缺而出现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利他主义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尽管到了今天，这种冲突已经不再是利他主义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了。所有这些明显的特征——利他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合作和内群体偏好，共同构成了人类物种进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

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的那种极端致命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模式，即残酷的战争，在动物界却是极其罕见的。人类既可以如此友好和善良，同时又充满仇恨和暴力，这确实是一个难解的谜题。与人类这种双重性有所类似的唯一其他物种是黑猩猩。因此，善良和仇恨实际上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对人类进化模型的数学分析表明，在进化历史上，利他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出现，只有当两者同时都存在时，条件才真正成熟。“两者同时”是要害所在。它们彼此需要。

利他主义意味着自己承担成本去帮助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而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本土主义）则意味着对群体外部成员的敌意。周期性的资源稀缺——例如，由于干旱或洪水，是预测各个时期的狩猎-采集群体之间冲突的关键因素。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天，资源的稀缺（如石油）也仍然是战争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器。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祖先生活的更新世（往前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气候是相当不稳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时不时要出现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因此有利于那些有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群体。群体之间发生冲突时，群体内利他主义是有益处的。鲍尔斯和崔成奎的模型指出，利他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是不可能分别独立地进化出来的，但是它们可以一起出现。这就是说，为了做到对他人友善，我们似乎必须先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做出区分。

政治学家罗斯·哈蒙德（Ross Hammond）和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种族中心主义促进了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且这与“你帮我，我也帮你”这类互惠无关。他们发现，即便人们能够辨别出来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谁是自己的群体成员（而不是以往的合作历史），种群中人数最多的人也仍然是这样一类人：有选择性地只与他们自己群体的成员合作，而不与其他群体的成员合作。根据哈蒙德和阿克塞尔罗德的分析，只要人们身上带有能够观察到的群体标记，内群体偏好和选择性合作就可以涌现出来。

因此，这些证据都表明内群体偏好、利他主义和竞争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同样是利用数学模型，我和数学生物学家伏锋（Feng Fu）以及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进一步证明，即使不存在群体之间的竞争，内群体偏好和合作仍然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关键只有一个，即允许个人有能力改变群体成员资格（加入或退出特定的群体）。这种社会流动性意味着，昨天的敌人可能会变成今天的朋友。

来看看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将军刘易斯·阿米斯特德（Lewis Armistead）的情况。阿米斯特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受了致命伤。当他躺在地上等待死神来临的时候，留下一个秘密的标志，只有共济会会员才能认得出来。阿米斯特德希望，另一个共济会会员，一名叫亨利·宾厄姆（Henry Bingham）的联邦军人会认出这个标记。宾厄姆认出来，并保护了阿米斯特德，把他送进了联邦军队的野战医院。因此，在不存在共同敌人的情况下，赋予特定群体的重要性以及对群体之间边界的关注程度，确实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仅仅是因为个体有可能从一个群体切换到另一个群体。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群体成员资格的流动性为人们对自己的群体的偏好出现提供了一个途径。对群体身份的关注，不一定要求群体之间的冲突；它也可能源于采用在其他群体中观察到的成功策略以及加入该群体的能力。在这里，略显悖谬的是，要让一个群体成员喜欢他们自己的群体并且不喜欢其他群体，同时关注群体边界和群体成员资格，所需要的只是人们能够自由地切换群体。

普遍存在的偏好

人类这个物种，对本群体之外的人加以歧视性对待的倾向，是在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的，而且在各个年龄段之间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事实意味着群体间的认知能力是天生的。此外，还有许多来自脑扫描研究的证明，它们表明人类大脑有专用于社会分类的特定脑区。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便是最小规模的群体存在也会引发内群体偏好。虽然排外心理甚至可以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出现，但是群体之间的冲突肯定会加剧人们对其他群体的敌意。

尽管如此，我们在对自己的群体产生正面感受的同时，并不一定会对其他群体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虽然对资源的竞争可能是零和的，但是个人的态度却不必一定如此。此外，大量问卷调查和实验室实验的结果都表明，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敌视并不一定是连接在一起的，不管人类是沿着什么道路进化为今天这个样子的。

正如心理学家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和他的同事们曾经指出过的：“觉得自己因为拥有某种肤色而高人一等是一回事，将另一种肤色的人送入毒气室又是另一回事。”关于对待本群体之外的人的态度，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出版于1954年的经典著作《偏见的本质》（ 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极端，为了保护群体成员并强化内部的跨度，本群体之外的人可能会被视为共同的敌人。而在另一个极端，群体之外的人也可能会因为其多样性而被欣赏、容忍，甚至会被喜爱。”

然而，群体内的亲密性，确实可能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导致对群体外的人的敌意，其中一个途径是道德优越感。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总是会觉得他们自己的群体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加友好和值得信赖，所以群体成员很容易认为自己的群体一般来说都会“更好”一些。不同群体可能会生活在相互蔑视和相互厌恶的状态中，同时通过避免接触来减少直接冲突，以维持和平。但是，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或混合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果道德优越感仍然很高，不同群体之间就会非常容易陷入深刻的仇恨，奴役、殖民，甚至战争或种族清洗都会出现。有些渴求权力的所谓领袖，可能有意地培养这种仇外心理，也就是利用群体认同所提供的沃土，积极培育对群体外部的人的仇恨。事实上，要扭转局面并不困难，而且，由于群众天生就具有内群体偏好倾向，这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心怀不轨的领导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问题归咎于别的群体。

种族主义和族群偏见的许多最卑劣的表现都是外群体恶意的极端形式，而不太可能是内群体感情。不过尽管如此，偏见也可能会以更加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并不表现为对外群体强烈的负面观点，而是表现为缺乏对外群体的正面观点。歧视和偏见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就因为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体现在钦佩、同情、信任和友谊上，往往只适用于本群体的成员身上，而不会惠及群体之外的成员。

人类经常用一些“二元对立”的术语来描述自然世界（这种倾向本身就可能是天生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观察到，二元对立（男／女、善／恶、热／冷、保守／自由、人／动物、身体／灵魂、自然／人工培育等）是人类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应对自然界复杂性的方式。而且（这丝毫不会令人觉得惊奇），这种分类倾向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区分出了我们与他们（我者与他者）之间、朋友与敌人。

友谊是一个基本范畴，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朋友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然而，许多科学家却往往忽略了友谊在人类的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过度关注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人们与没有亲缘关系的朋友之间的众多连接。说到底，我们不应该忘记，朋友也是我们构建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中的基本成员。

友谊和内群体偏好确实是普遍性的。友谊的性质和发生频率，在世界各地都很相似。因此，人类创造的社会网络也是相似的。友谊具有可证明的遗传因素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一致的进化轨迹。而且，世界各地的人都会组成群体，因为那会让他们觉得更有利，即便这些群体也可能包含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人。这种人类普遍性主要是因为人类共同进化历史而形成的。就像祖先时代的各种因素和环境塑造了人类的思维，使之只能以某些特定方式去思考和行动一样，同样是这些因素，也可以使人们更倾向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交往。当然，关于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合适的朋友，或者说，什么样的群体才是一个合适的群体以及需要怎样做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则永远处于文化的不断塑造过程中。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要理解这种普遍性，需要引入一个包含了群体间比较或竞争的进化框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框架，关于内群体偏好的观点就可能只是一种同义反复，或者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内群体偏好使人们对自己群体的成员更好，而这反过来又证实了本群体的优越性，并使之成为优先考虑的朋友的来源。有了一个进化框架之后，我们就可以辨识出这些普遍性情感的最终原因。如果其他群体成员构成了威胁，那么将他们识别出来就有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来，有利于识别群体成员的认知工具就会进化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识别过程将变成一种本能。如果“我们”是比“他们”更好的朋友来源，那么进化出将“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的能力就是非常有利的了。

群体生活带来的挑战，不同于独居生活，甚至也不同于与伴侣结成配对的生活。人类是将群体生活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来看待的。而且，为了在这个社会的环境中获得最大的成功，人类形成了大量的适应（包括身体特征和本能行为），同时还放弃了适合独居生活的其他适应。这种权衡使人类有机会扩展到非常广泛的地理区域，并且在整个地球上占据优势。就像背着自己的物理环境四处移动的蜗牛一样，我们也随身“携带着”由我们的朋友和群体构成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具有保护性的“社会外壳”的护卫之下，人类才可以在极其广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进化出依赖友谊、合作和社会学习的倾向，尽管，这些非常吸引人的品质源于竞争和暴力之火。

这些特征在人类中的真正普遍性，也可以通过在其他社会性动物中的普遍存在而得到进一步证明。正如在第7章中已经看到的，从灵长类动物到大象，都是如此。形成和识别联盟的能力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将不同个体分类为朋友和敌人，或者分类为群体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的能力，是结成联盟所必需的关键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内群体偏好也可以说是这种有用的能力在进化意义上的形式。这个观察结果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落入把任何自然的东西都视为必定是道德的这种陷阱。外群体仇恨，既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错误的。人类为了快速检测群体身份、维持联盟而进化出现在的认知系统，但是这个认知系统也可能被“劫持”或“借用”，构成邪恶的基础。

是的，我们通常更喜欢与像我们自己的人在一起，而不喜欢与不像我们的人在一起。我们喜欢我们的朋友，同时憎恨我们的敌人；我们还会在抬高自己群体的同时，贬损其他群体。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总体上看是友好和善良的，我们由自然选择塑造的心理结构就是这样的。社会套件的这些功能是协同发挥作用的，它们为我们与他人合作、与他人互教互学搭好了“舞台”。进化决定了我们无法在像牛群这样的由无差别个体组成的群体中生活，我们已经进化成适应生活在社会网络中了。在这些网络中我们与其他人，那些我们认识的、喜爱的人，或者与我们相似的人，会产生一些特别的连接关系。

直到1960年，对于因风湿热或任何其他原因导致的心脏瓣膜衰竭的患者，仍然没有治疗方法。也就是说，他们将凄惨地死于这种心脏疾病。人的心脏有四个瓣膜，出了问题时，它们可能变得过紧而阻塞或过松而渗漏。无论是瓣膜过紧，还是瓣膜过松，在那个时代，外科医生都无法完全有效地挽救患者的生命。外科医生能够做的，无非是在患者的胸部开一个切口，如果瓣膜被阻塞的话，外科医生就凭经验用手指加大瓣膜的开启度。这种手术的有效性与用一块胶布固定有线电缆来保证电视信号的做法差不多。

然而，到了1960年，外科医生阿尔伯特·斯塔尔（Albert Starr）和航空航天工程师洛厄尔·爱德华兹（Lowell Edwards）发明了机械心脏瓣膜，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们的第一名患者是一名33岁的女性，在接受这种人工瓣膜的植入后10小时就去世了，原因是气泡进入了血液。不过，他们的第二个病人，一位52岁的车辆调度员，在手术后却活了十多年，如果他没有在粉刷房子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下来的话，应该还可以活得更久一些。短短几年之内，这种心脏手术就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提高了生活质量，甚至拯救了他们的生命。直到今天，这种人工心脏瓣膜仍然在广泛使用，当然，与最初相比，已经改进了很多。

然而，这种心脏瓣膜存在一个问题。将一个异物引入患者的血流中，会促使血液凝固，然后这些血凝块就会从心脏通过动脉进入患者的大脑或肾脏，造成中风或肾功能衰竭。因此，患者在接受这种手术后，就必须一辈子服用血液稀释剂来预防上述情况的发生。但是这种血液稀释药物又会导致患者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内出血，这种内出血有可能会像凝血或潜在的心脏病一样致死。

1964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名叫阿兰·卡尔斑蒂耶（Alain Carpentier）的年轻的法国外科医生决定开发一种更天然的替代品。由于人类的尸体上并没有足够的瓣膜可用，因此，在研究了各种动物的解剖结构之后，卡尔斑蒂耶选中了猪的心脏瓣膜，因为猪的心脏瓣膜大小和形态与人类最匹配。但是，将动物组织移植到人类身上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这种外来的异物会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因此，猪的心脏瓣膜必须具有免疫惰性。卡尔斑蒂耶首先尝试了一种含有汞的药物，但失败了。他最终成功使用戊二醛这种化学物质来处理猪的心脏瓣膜（这种技术现在仍在使用）。卡尔斑蒂耶还设计了一种聚四氟乙烯（特氟隆）涂层的金属支架，用于旋转植入人体之前引导猪的心脏瓣膜（这个金属框架不会产生问题，因为它不影响血流）。他将这种“混合物”称为“生物假体”（bioprosthesis）。卡尔斑蒂耶和他的同事于1965年首次成功使用猪的瓣膜替换了人的主动脉瓣膜，并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对另外四例患者进行了手术。现在，这种手术已经成了一项常规手术，每年都会有数万名患者接受猪的心脏瓣膜植入。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人的心脏解剖结构与为我们捐赠这种器官的猪是非常相似的。

大多数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有左右对称的身体结构，这是非常基本的事实，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大多数脊椎动物都有心脏、肺和其他器官，与人类非常相似。有时候，这种相似之处如此突出，以至于我们直接将动物当成了人类的代用品，例如，人们通过解剖青蛙来了解人体内脏结构、利用小鼠来测试药物、使用牛胰岛素来治疗人类糖尿病，或者用猪的心脏瓣膜来替代出了问题的人类心脏瓣膜。

而且，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体现在身体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学方面。今天，美国的很多实验室都在（人道地）利用狗研究动物的认知和情感，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自己。以往关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尖锐且僵化的二分式观点，已经开始慢慢地、稳定地让位于如下认识：人类行为与非人类动物的行为存在太多的相似之处了。狗，甚至老鼠，都拥有同理心；乌鸦、鳄鱼和黄蜂都会使用工具；大猩猩也会使用语言；黑猩猩和大象能够结交朋友。

当然，动物所拥有的这些能力，与人类相应的能力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当我们以一种更全面的眼光去感知我们与动物之间的连续性时，它们仍然会令我们感到惊讶，并且会迫使我们直面一些以往未曾预料的问题。如果认识到了这种连续性，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就更加难以忽视如下事实：我们所吃的动物的肌肉也是由动物的大脑指挥的，而动物是拥有思想和情感的。当我们打破了人类自身与动物世界之间的界限时，人类向来对动物的优越性和支配地位就会被打破，至于所谓的“唯一无二性”，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人类的社会行为与动物的社会行为是相似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例如，从古至今，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人类社会与蚂蚁社会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所指挥的军队就被描述为一群凶猛的、不畏死的Myrmidons，即希腊语中的“蚂蚁”。蚂蚁社会一直是科学研究和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毕竟与昆虫不同。蚂蚁、蜜蜂、黄蜂和白蚁等社会性动物的组织，与人类社会的不同之处集中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它们极端的分工形式，二是（也是最重要的）在一个群体内部，几乎所有个体都是“不会生育”的。另外，这些社会性动物的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克隆体，因此在基因上是完全相同的。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许多科幻作家都把昆虫社会看作人类社会最令人不安的对照。

毫无疑问，人类的社会行为与早期原始人类以及灵长类动物近亲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是昆虫）。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除了灵长类动物以外的哺乳动物，例如，大象和鲸，也独立进化出与人类相似的结交朋友的方式。如果许多个彼此分离得很远的物种都在相同的社会化方式上实现了趋同，那么就足以证明社会套件的特征是适应的、连贯的。

趋同进化

人类和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大约600万年以前，人类和鲸最后的共同祖先则生活在距今大约7500万年以前，而人类和大象最后的共同祖先则更是生活在距今8500万年以前。这个事实也意味着，我们与鲸的关系要比大象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但是，由于人类与大象或鲸共有的哺乳动物祖先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所以这些物种当今用来应对群体生活的挑战的类似解决方案，必定是独立地分别进化出来的。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这种现象通常称为趋同进化。更准确地说，趋同进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不同物种中发展出相似的身体结构或行为策略，既包括某些一般性的能力（例如，蝙蝠和鸟类的飞行能力），也包括更集中的解剖上的和行为上的特征（例如，在犰狳和天竺鼠身上观察到的保护性的鳞片和喜欢缩成球滚动的倾向）。而且，趋同进化还可以发生在非常“精细”的层级上，例如，在果蝇和人类的眼睛中，都存在视觉功能所需的类似的细胞内蛋白质。

更常见的情况是，趋同进化发生在有类似的“身体计划”的动物之间，或者发生在占据了类似的“进化龛”的植物之间。例如，食蚁兽和土豚都已经进化出了特别长的舌头，可以伸入蚂蚁洞和白蚁丘的内部。回声定位系统也多次独立地进化出来，分别在蝙蝠、海豚以及一种鼩鼱身上。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进化出一些独特的行为模式，包括挖洞、放牧和捕食等，从而使它们填补了一些类似的生态位：袋鼠对鹿、塔斯马尼亚袋獾对狐狸、小袋鼠对兔子、袋熊对土拨鼠等。新西兰的标志性动物奇异鸟，具有毛皮般的羽毛、厚重的骨骼，过着穴居的生活方式，占据了啮齿动物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占据的生态位。

最著名的趋同进化的例子很可能是照相机似的眼睛（图9-1）。人类的眼睛在结构上类似于章鱼的眼睛，但是这两个物种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七亿五千万年以前，而且这位“祖先”很可能只是在它的身体表面上长出了一小片非常简单的组织，只能检测到周围是不是有光线存在。当然，这种独立进化出来的结构显然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与人类的眼睛不同，章鱼的眼睛没有盲点，因为章鱼的视网膜是以一种更“明智”的方式进化出来的，章鱼朝向前方的光检测细胞是位于视网膜顶层的，而人类则是位于底层的。而且，章鱼的眼睛没有角膜，部分原因是因为脊椎动物的眼睛是作为大脑的突出部分进化而来的，而头足类动物的眼睛则是从皮肤之外“推入”到身体中去的。

图9-1　脊椎动物和章鱼的眼睛解剖图

脊椎动物的眼睛（左图）和章鱼的眼睛（右图）具有许多相同的结构特征，尽管它们是完全独立进化出来的。当然，它们也有一些差异，例如视（神经）盘的缺失（左图中的4），这是因为视网膜层所处的位置不同（在图中用1和2表示）。3表示视神经。此外，章鱼的眼睛没有角膜（图中未标出）。

眼睛的这种独立进化过程至少在不同的物种身上发生了50次，这个事实似乎意味着，让动物看到光，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趋同进化的程度可以说令人“毛骨悚然”，对此，一些科学家甚至用“目的论的幽灵在窥探”这样的说法，暗示进化也许是有目的的，或者甚至可能存在一个“设计师”。

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进化是“没有意图”地展开的，仅仅是对偶然突变和环境变化的反应。但是，趋同进化确实为我们讨论其他深层次的本体论问题提供了思路，例如为什么动物会有智力。古生物学家西蒙·康威·莫里斯（Simon Conway Morris）认为，生命一旦出现，就肯定不可避免地进化出智力，因为对于可能出现的任何环境，这是一个必要的解决方案。正如莫里斯所指出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大脑袋’可能是具有适应性的，并且‘大脑袋’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事件，那种事件在适当的时候，会重新陷入进化坩埚的混乱之中。”这就是说，智力，甚至可能还包括意识，最终必定会出现。

趋同进化的广泛证据表明，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地球的生命起点并重新开始全部进化过程，我们仍然可能会得到许多相同的功能。事实上，莫里斯认为，我们可能会发现，类似的特征在遥远的行星上也出现了（这些行星围绕着其他恒星运行，环境与地球相似）。遥远的行星上可能充满了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同样长着四肢，有着照相机式的眼睛，并拥有交流技能、智力和社会组织。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赞同这种观点。例如，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你能够让整个进化历史再一次重新开始，那么结果将会完全不同。他的观点强调历史偶然性和随机事件的巨大作用，例如，在大约六千万年前，由于流星撞击地球而导致的大规模物种灭绝。对于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正在讨论的趋同进化发生在什么层级上有关。我们原本就不应该预期趋同进化会导致绝对相同的结构。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在面临类似挑战的时候，例如，在面临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挑战时，不同的动物物种会进化出有针对性但却相似的解决方式。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猿类动物、大象和鲸的“社会生活”会如此相似。

当然，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贝壳形状时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进化的可行结果是有限的，进化的轨迹会受到环境本身的限制。如果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光，那么动物会不止一次“找到”眼睛；如果只有黑暗，那么它们就不会。

很显然，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年轻时，我见识过希腊标志性的渔村风光，我曾以为那是希腊特有的；当我年纪稍长，到世界各地旅行，却很困惑地发现许多地区都有一些村子看上去意想不到地与希腊渔村非常相似：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国家的村子都有。这些地区的整体布局几乎如出一辙：生活区满是色彩鲜艳的房子，小小的码头旁边停着船只、岸边晒着渔网，道路是狭窄的，蜿蜒地伸向远方。这一切都让我备感亲切。莫非，每一个人都想建造一个希腊渔村么？然后，我意识到，世界各地的渔村之所以会趋同到相似的“建造计划”上，是因为它们都必须具有相同的功能：允许人们相对容易地将船只放入水中、安全地驾着渔船带着收获返回，便于在咸水、多风、潮湿的环境条件下维修各种用具以及应对生活在海边可能会遭到的风险。

由此可知，与生物的其他方面一样，社会行为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是趋同的。但是，社会生活的相似形式在进化历史上的反复出现，还引导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相似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出现为其他事物的出现设置了舞台，任何一个物种，社会性程度越高，它的生活就会越社会化。任何一种动物，只要社会交往已经构成了它所处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通常都会如此），那么从非社会生活到社会生活的进化过渡就会导致一个反馈循环：社会动物将会变得“生来”就为创建一个“社会环境”（它具有社会套件的特征）而努力，同时自然选择将有利于认知能力和其他用来最优地应对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反馈循环可以导致最优解决方案的快速趋同。这就好比，蜗牛从适应性上说最相关的环境是它的壳，而且由于蜗牛是自己制造了壳的，所以它在壳中拥有自己未来的种子。也就是说，蜗牛生成了壳，同时在进化的过程中，壳也形塑了蜗牛。

换句话说，一旦踏上了社会的道路，不同的动物物种就会趋同到一个类似的社会生活“计划”中。究其原因，一定意义上是因为所有中社会动物都必须适应一个“完全相同的环境”。这种环境就是，自己物种中其他成员的存在，动物必须与像自己的其他动物个体一起生活并接受其他个体。例如，在人类与大象之间，共同的环境并不体现在人类也是一种巨大的素食动物，而是人类要生活在这个物种的其他成员当中并与他们交往。而且，无论我们去到何方，都会把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环境带在身边，因此它总是在影响着我们并塑造了人类的进化。既然最相关的选择压力都是“社会环境”，那么无论对于灵长类动物、大象、鲸来说，还是对于其他哺乳动物来说，这种压力都会发挥作用，并产生类似的结果。

在第7章和第8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结交朋友的能力是如何导致某些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跨物种和跨社会的一致的数学性质的。现在再来考虑如下问题：社会套件的其他方面——个人身份、合作、等级制和社会学习，是如何彼此契合并形成一幅蓝图的。这幅蓝图，构成了一个好社会的核心。

独特的面孔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能力是理所当然的：你能够将自己从他人当中区分出来并将其他人区别开来。但是在动物世界中，拥有个体身份并识别出其他个体身份的能力并不常见，特别是除了自己的伴侣和后代之外的个体。为什么动物应该在外表上，甚至“个性”上与众不同？为什么有的动物有能力将其他个体区分开来？

面部识别是人类社会互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无法识别面孔的人，也就是所谓的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患者，会面临严重的社交障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位女子在酒吧里遇到前男友，然后上前问他是否曾经见过面，那会导致多大的尴尬。但是，这种经历对某些人来说却是生活的常态，他们有时甚至不能认出自己的父母。一位面孔失认症患者认为，看他人的面容就像是一场梦：“在此时此刻，它难以置信地生动可亲；但是，当我的视线稍一转开，它就变得漂浮涣散了。”

而且，面孔识别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每个人的面部必须彼此不同。与人体的其他部位相比，面部显然尤其多变，而且各人各异。你很难从他们的手背或膝盖的照片中认出你的朋友，但是从他们的面部照片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出来（图9-2）。

图9-2　人类和企鹅的独特外表和个体身份

人类在面部外观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变异性，即使在遗传上同质的人口当中也是如此（例如，芬兰）。图A是6名男性芬兰士兵的肖像照，每个士兵都明显与他人不同。相比之下，图B王企鹅则具有更加“统一”的外表。不过，虽然科学家现在仍不清楚王企鹅是否会利用视觉信号识别不同个体，但是它们确实拥有非常独特的发声，可以用来识别个体。

表达和识别个体特征的能力，是在这种能力变得有益之后发展起来的。动物用来识别其他动物个体的特征可以分为两类：线索和信号。身份线索是一种表现型特征，它可以将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区分开来，但是这种特征本身并不能带来生存优势。在人类社会中，指纹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个体，但是指纹本身并未进化成一种信号，而且人类通常也不是通过不同的指纹来识别他人的。因此，指纹，就像每个人眼球中小血管的独特模式一样，仅仅是一种识别个体的可能线索。

与身份线索不同，身份信号是指既便于识别个体，同时也有助于识别动物生存的表现型特征。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因错认而攻击你、忽视回报你的善意，或者，不想他们认不出你是他们的后代，那么你就需要某种方法来表明这就是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为了做到这一点，相关的表现型特征应该有多种变体，以便显著地将彼此区分开来并令人难忘。

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面部特征的变体比身体的其他部分多得多，而且，因为面部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有助于表达一个人的身份信息，所以有尽可能多的特征组合使每一个面孔都更容易变成“独一无二”的，这在进化上是有利的。面部的每一个方面，从双眼之间的距离，到耳朵的形状，再到发际线的高度，以及颧骨的角度……都是可组合的，它们组合成尽可能多的样子，以保证每个个体可以被独一无二地识别出来。而这就意味着，这些不同的面部特征彼此之间应该是不相关的。

考虑两个面部特征：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和鼻子的宽度。如果双眼间距更宽的人总是有更宽的鼻子，那么这两个特征各自传达的信息就会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只能得到两个组合：宽大的鼻子加宽大的双眼间距，以及小巧的鼻子加紧凑的双眼间距。从增加独特的面部数量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特征之间最好是不相关的。如果不相关，就有4种可能的类型：宽大的鼻子加宽大的双眼间距、小巧的鼻子加宽大的双眼间距、宽大的鼻子加紧凑的双眼间距，以及小巧的鼻子加紧凑的双眼间距。这样，随着面部特征的数量不断增多，人的面部细节组合将会接近无限（图9-3）。

图9-3　面部特征（以鼻子为例）与非面部特征（以手为例）的相关维度

图中对在一个人类样本中测量出来的手和鼻子的长度与宽度进行了比较。图中的散点表示的是美国男性服役人员（军人）的手和鼻子的相关尺寸。对于人的大多数身体部位，例如手，体型更大的个体具有更大的尺寸，而且每个人的手的宽度和长度之间是相关的。左图中的直线表明这种相关性是显著的且为正，因此更宽的手同时也是更长的。相比之下，右图则表明，鼻子的宽度和长度是不相关的（并且右图中根本无法画出一条直线）。

不同人面部的区别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助于个体表现出罕见的特殊外貌的表现型，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也正是因为如此，编码面部特征的基因确实存在很多变异。相比之下，在那些编码人群中没有多少差异的特征或功能的基因中变异则非常小，例如，编码胰酶功能的基因。一方面，在理想情况下，所有人的胰腺都应该发挥相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理想情况下，所有人的面部都应该看上去有所不同。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生物体中的个体特征（无论是面部特征、个性还是其他任何特征）都是有可能因基因以外的原因而出现。

人类面部，无论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还是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都是各有各的特点的，这个事实表明面部的独特性是为了服务多种目的而进化出来的。例如，如果对于自己的孩子，母亲能够识别出婴儿时期的脸孔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孩子长大后能不能认出就无关紧要了，那么人类就可能进化为只在发育早期拥有独特的面孔，而长大成人后所有人的脸部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样子。

或者，与此类似，如果伴侣的面部识别至关重要的话，面部独特性也可能进化为仅在个体的生育年龄期间表现出来。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的一生中，个体的面部识别都非常重要。面部外观的多变性、面部不同特征之间的非相关性以及编码面部特征的基因的变异性，所有这些都说明，面部是人类个体身份的信号，它赋予人类生存优势。

这一点也支持了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如何互相交往，会“渗透下去”影响我们的基因。社会互动需要面部独特性，并能够从面部独特性中受益；同时，社会互动又可以通过维持编码面部特征的基因组区段的多样性，来影响我们所能拥有的遗传变异。在进化历史上，人类的社会互动不仅仅塑造了我们的思想，还塑造了我们的身体。

自我与他人

如果一个物种可以从非亲属之间的合作中获益，那么个体识别就会特别有用。如果你不能确定“谁”是“谁”，你怎么能记得过去哪些人对你好，或者，你又怎么能知道未来该与谁合作呢？有的人从不与你分享食物，或者在需要买单时就会从餐桌上消失，如果认不出他，又怎么能避开他呢？如果你只与自己的亲属交往，由于你们有共同的基因，这一点可能无关紧要，根据我们在第7章中讨论的亲缘关系检测，你可能会帮助自己的亲属，即便他们不对你付出任何回报。但是，在需要促进非亲属之间的合作时，身份就会变得特别有价值，因为它能够极大地减少欺骗。

而且，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长，识别和记住本物种个体成员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必须维持友谊和联盟，必须认出自己的敌人，必须不违背等级体系，等等。珍妮·古道尔早期在贡贝国家公园研究黑猩猩时，一再见证了黑猩猩的身份识别行为，她指出，黑猩猩可以通过不同个体的独特发声来识别彼此。随后，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进一步研究证实，猿类动物能够利用多种信号来区分不同个体。

在一个设计精巧的系列实验研究中，实验员要求5只黑猩猩和4只恒河猴将陌生同类的相同照片匹配起来，这两种动物都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其中，黑猩猩在第二次接受面部刺激时，匹配的准确率达到82%。还有一个实验则表明，在实验室中，根据多种视觉定向和构型，这些动物可以识别出同物种的另一个成员。此外，一项针对松鼠猴的研究表明，这些猴子大脑内的电活动水平会随着它们所看到的猴子或人类面部照片的熟悉程度而不同。有些灵长类动物甚至能够以相当高的准确度将两个不熟悉的、有亲缘关系的灵长类动物照片匹配起来，就像人类能够认出哪两个人是兄弟，哪怕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他们。

大象也有身份。它们在不同“家庭”单位之间和群体之间，用低频吼叫声来协调行为，距离可达几千米之远。其中一些叫声，比如宣布自己（无论是雄性和还是雌性）正处于生殖期的叫声可能会非常响亮，能够达到116分贝，不过，这种叫声通常位于人类无法听到的频率范围内。大象还可以使用次声“接触呼叫”（其谐波可以延伸到人类可以听到的范围内）识别出对方。一些年老的雌性大象“族长”还可以准确地识别出以前曾经与之交往过的100多头大象。

相比较而言，我们对鲸类动物是如何识别彼此的了解要少得多。有一项研究发现，生活在苏格兰海域的一群宽吻海豚中的每只海豚都能够发出一种标志性的口哨声，就像那是一个名字一样。这些宽吻海豚在听到呼叫自己的标志性口哨之后，也会发出声音进行回应。这些口哨的功能类似于飞行员的呼叫，例如，“德尔塔811呼叫塔台，请回答”。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些口哨具有类似名称功能的证据还包括，每个海豚的全部“通信指令”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它自己的标志性口哨，这种情况，类似于你发送和接收了许多篇幅很短的电子邮件，而且你的电子邮件地址也是正文的一部分。此外，这些宽吻海豚也经常会复制并重复呼叫自己的社交伙伴的名字，就像你在与朋友交流时，更有可能使用朋友的名字一样。

镜子测试

社会动物能够识别他人的身份、发出关于自己身份的信号。那么，它们是否也能识别自己并拥有对自己的“身份感”呢？每天早上，当你梳妆打扮时，可以认出镜子中那个人就是你自己，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人类在大约18个月到24个月大时就能完成这个“魔术”，但是除了人类之外，即便是在最具社会性的其他动物中，能够通过这种镜子测试的也非常罕见。

到目前为止，镜子自我识别只在人类和猿、大象、海豚中得到了证明。那些能够认出镜子中的自己的动物，通常都要经历若干个阶段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好奇心和自我意识。而且，有些动物甚至可以通过最终的标记测试。在这种测试中，动物会先去摸索或寻找实验者事前放置在它们身上的某种标记。这种标记只能通过镜子看到，而这就说明它们能够认出自己。

1970年，灵长类动物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指出，如果黑猩猩能够在镜子中认出自己，那么它们对镜中反射的图像的社交性反应，例如喊叫、威胁和晃动，会较少，同时会做出更多的自我指向性反应，例如，自我探索。事实上，盖洛普确实观察到，这些动物在镜子前会做出很多自我指向性的行为：

梳理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无法看到的身体部位的毛发；看着镜中的影像从牙缝中抠出食物残渣；通过镜子来摸弄肛门生殖器区域；通过察看镜中的影像从鼻子中挖出异物；在镜子前吹泡泡；以及观察镜中的影像并用嘴唇把食物挤捏成团。

随后，大批学者的跟进研究也证实了黑猩猩存在自我认知，并将同样的结果扩展到其他大型猿类动物上，包括大猩猩、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但是，几乎所有的猴类动物都没能通过镜子测试，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某些猴类动物个体可以识别本物种的其他成员。在这里，稍显悖谬的是，镜像自我认知似乎依赖于早期的社会接触。在实验室中出生并孤身“一人”长大的黑猩猩，通常不会表现出自我认知的迹象。自我认知、对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感觉，实际上需要从小就有其他“人”在自己的身边。

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一只名叫科科（Koko）的大猩猩学会了手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辛·帕特森（Francine Patterson）和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n）利用科科的这种“交际能力”来研究自我认知。他们在科科的右上方牙龈上放置了一些黑色素，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科科只摸过两次，而在有镜子的情况下，她却摸了整整14次。此外，也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当帕特森在镜子里向科科示意，并问她“那是谁”的时候，科科回答道：“那是我，科科的牙齿很好。”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镜子测试期间，当科科的大猩猩玩伴迈克尔（Michale）看到自己的额头上有一个粉红色的标记时（那是事先放上去的），它显然认为那是他头上的一个伤口。然后，迈克尔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应激症状”：它用手语描述了偷猎者杀死它母亲的情形（他目睹了那个过程）。毫无疑问，这就是自我认知。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动物在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也可能从自己的影像中认出自己。例如，动物可以通过所谓的动觉匹配（kinesthetic matching）来认出自己。也许，当一只动物看着镜子时，它可能只是注意到了当自己的身体移动时，镜子中的影像也在移动，而镜子中的其他物体则没有在移动。这个思想的证据来自一个名为尼科（Nico）的非常简单的人形机器人。尼科可以在一面镜子中观察自己，并使用简单的数学规划方法来掌握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差异，而无须对社会有任何理解。尼科能够“学会”理解，当它移动时，镜子中除了它自己的反射影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在移动。不过，这个机器人仍然无法通过标记测试。而且，如果真的与视觉刺激相匹配一样容易，那么猫和狗又为什么不能通过镜子测试呢？

2006年，灵长类动物学家先驱弗朗斯·德瓦尔、约书亚·普拉尼克（Joshua Plotnik）和黛安娜·赖斯（Diana Reiss）开始了对大象是否拥有镜像自我认知能力的探索。他们是这个领域的拓荒者。实验是在布朗克斯动物园（Bronx Zoo）进行的，被试是三头大象：哈皮（Happy）、玛克辛（Maxine）和帕蒂（Patty）。他们在大象的围栏里树立一面巨大的镜子；一开始，镜子是被遮盖起来的，这些大象也没有注意到镜子。但是当大象发现这面镜子后，它们的兴趣就被激发出来了。例如，帕蒂在发现镜子后，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待在镜子前面，而当镜子被遮盖起来的时候，帕蒂却只有3%的时间停留在那个位置。这些大象“探索”镜子的表面，并且试图在镜子后面找到些什么。它们把长长的鼻子放到镜子上面和下面，甚至试图爬过墙壁，看着为什么“别有洞天”。动物园的管理员以前从未见过大象试图翻越围栏或查看围墙后面，所以这种变化显然是镜子所导致的。在发现镜子4天后，大象似乎逐渐明白了，镜子中的图像并不是另一只动物。

大象们围着镜子左右、上下移动，看着镜子中的它们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它们还会与镜子中的它们玩“躲猫猫”游戏，像人类孩子一样，不断地探头缩脑，去试探反射线。而且，就像黑猩猩也会做的一样，大象利用镜子来探索它们平时无法看到的身体部位。玛克辛用镜子仔细查看了自己嘴巴的内部结构，并且看着它在镜中的影像用鼻子往向前拉自己的耳朵。但是，最终只有一头大象通过了标记测试，就是哈皮。虽然这个结果有点令人失望，因为这些大象中只有一头达到了这个阶段，但是重要的是，科学家在这个实验中要探究的是一个物种能力的外部界限，而不是每一种动物行为的必然性。这一点与以下思想类似：在人类社会中，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画出漂亮的抽象画、从事激光物理研究，或者会说多种语言，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有这些能力，这一点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

2001年，科学家对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水族馆的两只海豚的自我识别能力进行研究。因为海豚是没有办法用“手”指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办法用“手”抚摸自己的身体，所以科学家们只能非常细心地时刻观察海豚，看它们什么时候扭曲身体、转到向镜子前面并反复接近镜子以查看身体上被做了标记的那个部位。在随后的测试中，海豚在镜子前面嬉戏，张大嘴巴、吹泡泡，并观看自己上下左右游泳的影像。

我们能在猿类动物、大象和海豚之间找到如此强烈的相似之处，这个事实为识别自我认知能力的存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进化证据。海豚大脑的神经解剖结构与人类大脑的神经解剖结构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是海豚也进化出这种能力。由此可见，个体身份是社会套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悲伤之情

我们理解身份和个体性的另一个方法是考察动物如何表达悲伤之情。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和大象都会为与它们亲近的动物“去世”而感到悲伤，但是对于那些他们并不觉得特别依恋的动物来说，则不然。

我对这种悲伤之情非常熟悉，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我曾经担任过临终关怀医生），也因为我在25岁时就失去了我亲爱的母亲，她在与霍奇金淋巴瘤顽强抗争了19年之后辞世，当时年仅47岁。悲伤是一种罕见而特殊的情感，因为它与特定的、认识的人的去世有关。一个人可能会对一个陌生人的行为感到愤怒，但是通常不会因一个陌生人的去世而感到悲伤。在很多人的描述中，猛烈的、非常痛苦的、持久的悲伤，会伴随着身体性的强烈感受，他们胸口发闷、肩膀疼痛、热泪盈眶，甚至面容扭曲。

有很多证据表明，悲伤在生理上是有害的，甚至有可能增加一个人的死亡风险，所以从表面上看，那些不会感到悲伤的祖先后代应该会比那些会感到悲伤的祖先更多。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问题，悲伤这种敏感的感情又怎么会进化出来？一些理论认为，悲伤会促使人们与他人连接以减轻痛苦。根据这种解释，悲伤也是适应性的，因为它使人类这个社会性的物种免于孤独，就像你碰到滚烫的铁锅时会觉得很痛一样，都是适应性的，因为这会让你抽离对你不利的刺激。

另外一种不太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假设悲伤感的存在可能会迫使人们付出更大努力，以便让所受悲伤之人活下去，而这将是有利的。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悲伤是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在请求帮助。但是，我认为，最可能的一种解释应该是，悲伤是这样一个心理系统的副产品：这个心理系统之所以进化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在与活着的亲属分开时感到很难受，因为与他们在一起是适应性的。根据这种观点，悲伤与社会凝聚力有关，它是我们为社会亲密关系付出的一种代价。

大量考古证据证实，个人对死亡的个性化反应是一种强大的经验，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前，举世闻名的埃及丧葬程序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一个被考古学家们称为“M9”的人类化石标本，他生活在四千多年前的越南，30岁时死于先天性椎体融合畸形（Klippel-Feil syndrome）。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会导致患者瘫痪。根据几千年后发掘出来的骨骼化石，考古学家认为，M9的残疾“非常严重，如果没有其他人长期专门照顾他，是不可能活这么久的。” M9的四肢严重萎缩，下巴也不正常。由于没有驮畜，所以M9肯定是靠其他人背着走动的，而且他也无法自己去获取食物和水。M9的化石上没有显示出任何受虐待或被遗弃的证据，并且他的骨头中没有褥疮或其他感染的迹象，这些都表明另外有人帮助他保持了清洁。很显然，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助他、照顾他，这样的人是无法生存下来的。当别人去觅食的时候，有人在保护着他；当他所属的群体要迁徙时，有人会带着他走。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M9是受人爱戴的，当他去世后，很可能被其他人视为一个很有价值的个体而受到了哀悼，他的后事也有人细心地办理。

还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在遥远的过去，很多残疾人都明显得到持续的帮助。在今天的伊拉克出土了一个生活在4.7万年以前的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他在右臂折断后仍然活到了40岁。有一名17岁的男孩，考古学家将他称为“罗密托”（Romito），他患有严重的侏儒症，生活在距今1.1万年前的意大利。在7.5万年前的佛罗里达，有一名小男孩，因患上一种被称为脊柱裂的神经系统疾病而瘫痪（在今天，怀孕的妇女只需吃谷物早餐并补充叶酸，就可以预防婴儿患上这种疾病），但是仍然活到了15岁。这些残疾人，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他人的悉心关爱，不然就无法维持生命，这种情况在他们死亡之后也留下了痕迹，因而这些人去世后都是以相当特殊的方式下葬的，说明亲人对他们非常依恋。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方面的反例也非常多。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无数古老的白骨冢，里面充塞着被遗弃的婴儿和儿童的尸骨（尤其是女性的婴儿和儿童）。

在其他社会性物种中，也存在着类似于悲伤的情感。在这个方面，最著名的描述来自珍妮·古道尔：

弗林特（Flint，一只年轻的黑猩猩）……收住了脚步，一动不动地站在空空荡荡的巢里……在他的母亲弗洛（Flo）去世之前，弗林特有一段时间与她一起住在这个巢里……弗林特曾与菲甘（Figan）一起在外面游荡过一段时间，有他的大哥一起，他似乎变得不那么哀伤了。但是，后来他又突然离开了那个小小的群体，跑回到弗洛死去的地方，在那里陷入了更深的哀伤。当菲菲（Fiﾞ ）出现的时候，弗林特已经病倒了，尽管菲菲帮他梳理了毛发并等待他振作起来与她一起外出旅行，但是他既没有力气，也没有这种意愿。弗林特变得越来越昏昏欲睡，他拒绝进食，免疫系统因此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一病不起。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虽然还活着，但是眼睛已经空洞无神了，他非常憔悴，无比沮丧，几乎所有时间都蜷缩在弗洛死去的地点附近……他拼尽全力完成的最后一次短途旅行，也是到弗洛尸身埋葬的地方去；他每隔几米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他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他挣扎着又走了一段路，然后躺下来，蜷缩成一团，这一次，他再也动不了一步。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三天，弗林特也去世了。

当然，古道尔并不是唯一一个目睹并记录了灵长类动物在丧失亲人后的强烈情感和身体反应的人。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收集了生活在博茨瓦纳的一个有8个成员的狒狒群体的粪便样本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雌性狒狒的糖皮质激素水平（这可以用来衡量狒狒和人类受到的压力的大小）与动物死亡的事件密切相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雌性狒狒似乎是通过提高梳理毛发的频率和一起梳理毛发的伙伴数量来减轻压力的。狒狒的这种做法，在人类社会中也可以看到。据我所知，在许多文化中，女性在丧亲之痛中会对自己的头发进行修饰（例如，剪掉一些头发或拔掉一些头发）。在悲伤中，那些扩大了“梳理毛发网络”的雌性狒狒的糖皮质激素水平，与没有这样做的雌性狒狒相比，显著地降低了。

鲸类、灵长类动物和大象，都会像人类一样，轻柔地处理已故亲人的尸身，而不会像其他无生命的对象那么毫不在意。动物行为学家观察，一只虎鲸母亲在它的伴侣的陪伴下，整整亲抚了死去的婴儿3天。对此，其中一位科学家这样描述道：“它们知道，那头小鲸已经死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必须由母亲亲手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一种礼仪……它不想就此放手。”灵长类动物学家也观察到，成年雌性黑猩猩、大猩猩和红鼻猴会长时间地将死去的婴儿的尸体带在身边，哪怕尸体已经开始分解腐烂了也不放弃，无论是有亲缘关系，还是没有亲缘关系的。有人甚至曾经拍摄到，黑猩猩会细心地清理尸体的牙齿，似乎在举行葬礼。这种行为与人类的悲悼行为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动物学家辛西娅·摩斯（Cynthia Moss）研究了大象对死亡的反应。她细致地描述了一群大象正在“祭拜”它们的已故女族长艾米丽（Emily）的“骨头冢”时的情景：

它们一步一步走上前去，非常轻柔地用鼻子的尖端去触摸那些骨头，先是去轻拍，然后去嗅闻、去感受那些骨头，最后它们围着其中比较大的骨头周围走了几圈。尤朵拉（Eudora）和埃尔斯佩思（Elspeth），艾米丽的女儿和孙女，拨开了骨头，开始仔细察看……现在，所有的大象变得安静下来，它们之间弥漫着一种明显的紧张情绪。尤朵拉集中关注的是艾米丽的头骨，她用鼻子抚摸着光滑的颅骨，并将她的鼻子探入颅骨的空隙中。

在《与象共舞》（Coming of Age with Elephants）中，乔伊斯·普尔在描述一头大象母亲为它死去的新生婴儿守夜的情景时这样写道：“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诉说着悲伤。”普尔认为：“毫无疑问，大象是有自觉的思想和自我意识的”。她这样描述了大象的悲伤之情：

家人们走近耶洗别（Jezebel）的遗骨，然后突然一起停下脚步，陷入了沉默……它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一次又一次地转动耶洗别的颅骨、下颚骨和长骨。这些大象似乎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互动，也没有任何一头大象发出任何声音，它们似乎只专注于死去的大象。耶妮妮（Jenene）是耶洗别的女儿，也似乎是这个群体中最为悲伤的一个……如果完全没有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完全没有记忆，这些大象又怎么可能会默默地站在亲人的遗骨旁边整整一个小时呢？

而且像黑猩猩弗林特和弗洛一样，大象也会心碎而死。例如，一头圈养的年长雌性大象在她的后代死于难产后，一直非常伤心，拒绝进食直至活活饿死。

大象甚至还会像人类一样进行集体哀悼。一大群大象会一起表现出与各种悲伤相关的“症状”，包括异常的惊恐反应、抑郁和极强的攻击性。这些种群层面的“心理病变”似乎与广泛的偷猎活动和栖息地的严重丧失所造成的非洲大象的大规模死亡有关；在1900年至2005年之间，非洲大象的总数量从1000万以上下降到50万左右。在人类社会中，心理健康专家会用“历史的、代际的创伤”这个术语来描述由于战争、奴役或饥荒导致的广泛死亡对后代施加的长期集体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发生于大象“社会”的大规模、超快速死亡所造成的悲伤，与在那些被暴力和战争彻底摧毁的地区的人类幸存者身上发现的特别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率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

动物的合作与人类的合作

事实上，关于猿猴社会行为的几乎所有通过观察得到的记录都充满了合作的证据。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实验是灵长类动物学家梅雷迪斯·普伦·克劳福德（Meredith Pullen Crawford）在1937年完成的经典研究。在这个实验中，一个笼子里的两只黑猩猩都位于距离装满食物的箱子一定距离的位置上；每只黑猩猩都可以接触到与箱子相连的绳子，然而，箱子很重，单凭一只黑猩猩无法移动它，需要两只黑猩猩一起努力。为了成功地获得食物，这两只黑猩猩必须同步拉绳子，它们在没有任何外人指导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

克劳福德的实验模式——设置一个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产生双方都期望的结果的情境，已经被重复了很多次。在一个实验中，将卷尾猴配成对，然后单独放入一个实验室的相邻隔间中，所用的隔断材料是钢丝绳网。每只卷尾猴的前面都摆着一个装着食物的杯子以及一根杆子，拉动杆子就可以将两个杯子移近。但是，同样，这个装置有意设计得很沉重，需要有两只卷尾猴同时拉动杆子才可以。结果，在这个实验中又一次观察到了高水平的合作。为了确保这种合作不是偶然发生的，研究者进一步证明，卷尾猴在可以透过钢丝绳网看到对方时会表现得更好，这就表明每只猴子都了解自己在这个任务中的作用，并能通过视觉交流的形式保持合作。

弗朗斯·德瓦尔和他的同事们在经典的克劳福德实验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有两头大象，分别从一个通道进入，它们必须走近一张桌子并同时拉一根绳子，才能吃到两个碗中的食物（图9-4）。大象很快就学会了，为了获得成功，两头大象必须同时拉绳子。

图9-4　检验大象合作能力的实验装置

这里给出了评估大象合作能力的实验设计的3个视图。视图1的（从桌子之外的水平视角中可以看到的）桌子上摆着装在碗中的食物奖赏，连着绳子。视图2则是一个鸟瞰视角，说明了实验过程中的一部分：两头大象分别从距离桌子10米远的起点开始，沿着两个单独的、用绳网隔开的通道走向桌子（在视图1和2中，绳网以虚线表示）。视图3是一个侧视图（从围栏下部）。桌子装置还包括一个可以通过拉绳子来移动的滑动台。根据这个实验设计，只有当两头大象同时合作拉动两条绳子，才能将桌子拉到身边，获得食物，而只拉一条绳子会导致绳子无法穿过滑轮。

但是，科学家怎么能确定大象真的理解它们需要合作呢？也许它们所学会的只是“看到绳子，就拉绳子，然后就会得到食物”，并且同时这样做了，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共同付出努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另一个实验中，科学家们让大象在不同的时间进入各自的通道。如果大象只学会了拉绳子，而没有认识到必须有另一头大象同时拉绳子，那么第一头大象一走到桌子边就会开始拉绳子。但研究者发现，第一头大象确实会等待它的同伴到来，即只在有可能进行合作时才拉绳子。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大象们也有可能只是学会了“当旁边站着另一头大象时，就拉绳子”，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伙伴的合作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设计了第三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只有一头大象可以直接拿到绳子；另一根绳子的末端是盘绕起来的，尽管两头大象都可以看到它，但是另一头大象却够不到它。这样大象就无法获得食物了。如果大象真的明白，为了吃到食物必须合作努力，他们就不会费心去拉绳子了。实验确实表明，当自己的伙伴无法拿到绳子时，另一头大象也就不去拉绳子了。

还有一些大象甚至自己找到了一些新奇的策略来获得食物。有一头年轻的雌性大象，并没有费力去拉绳子的一端，而只是走近桌子，踩在绳子上面，这样可以防止绳子松脱，同时也意味着它的伙伴必须完成所有拉绳子的工作，但这个策略的成功率高达97%！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将这种“剥削性”的策略称为“背叛”，因为它是在占自己的合作伙伴的便宜。事实上，大象能够采用多样性的策略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真的理解任务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在进行机械地学习。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大象是“超级合作者”：它们不受食物不公平分配的困扰。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碗里的食物比另一个碗里的食物多，它们仍然会继续相互合作。相反，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自己，就会对这种情况非常“恼火”。

在人类这个物种的起步阶段，人们生活在分散于各地的不同群体中，每个群体的规模为几百人上下。在群体内部，人们再组合成小型群体，合作完成各种任务。但是在今天，我们却生活在有数十亿人参与的互联网中。从狩猎-采集社会，到民族-国家，合作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如今，我们参与投票、组建政府，缴纳税收、照顾有需要的人，并参与大规模的活动，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愿意与完全陌生的人合作。

长期以来，合作和利他主义一直困扰着科学家，因为在自然选择通常有利于为自己谋利的行为的事实下，对于人类如何进化出合作，没办法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如果每个人都有所贡献，群体内所有成员的境况都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某个人不做出贡献，那么他或她自己有可能会变得更好。因此，我们可能会预期群体合作会招致失败，因为每个人都有动力去“搭便车”，也就是占其他人合作努力的便宜。然而事实上，现代和古代的人类社会确实都依赖于动物世界中任何地方都无法观察到的高水平合作。

合作的正式定义是，为对一个群体（这里所说的群体可以小至两个人）的所有成员都有利的结果做出贡献，而不管其他人是否对这个结果做出贡献。做出贡献的那些人（合作者）要为此付出一定成本，而那些没有做出贡献的人（背叛者或搭便车者）则不用承担成本，就像上面描述的那头“耍诡计”的大象一样。由于背叛者的收益比合作者更大，如果这种收益可以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概率的话，背叛者就会拥有进化优势。因此，当我们看到合作行为如此普遍的时候，无论是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动物世界中，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

要不要进行合作？这个决定必定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应该参加一个危险的集体狩猎活动以获取食物吗？我应该与其他人分享我所采集来的东西（从而减少自己能够得到的份额）吗？当营地受到攻击时，要参与捍卫营地的战斗吗（这可能会危及我自己的生命）？类似这样的问题答案，在数十万年以来都有着重要的进化意义。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在人类的生育能力与物质所得之间的关系不再密切相关的现代化社会中，这些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但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直到大约两个世纪以前，人类一直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仍然被这段历史标记。因此，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自私的背叛者没有占据整个人口并彻底驱逐合作者？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并不是完全自私的？

一种理论与家庭有关。为了拯救不慎落水的孩子，母亲会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中，她这样做能够救她的孩子，但是显然要付出个人代价，有时甚至可能是她自己的生命。这样一来，这种行为以及有助于这种行为的基因往往会变得更加罕见。然而，即便这样的母亲去世了，她的基因仍然会继续在她的孩子身上存续下去。正如在第7章中已经所看到的，这个过程就是通常所称的亲缘选择。

然而，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交往都发生在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而不是亲属之间。经济学家们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之一是：驾驶长途卡车的司机，在吃完饭后会不会给女服务员支付小费？要知道，他肯定不会再见到她。但是事实上，他几乎总是会支付小费。在匿名的现代大都市中，陌生人之间大多是合作的，而且，在遇到非同寻常的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时，他们还会很好地联合起来。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冲动会以戏剧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美国各地的消防员纷纷赶赴纽约；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无数普通美国市民驱车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救助陌生的灾民。

因此，要用亲缘选择理论解释人类的合作倾向，唯一的方法就是假设我们这个物种在很久以前就进化出合作行为，当时人类主要生活在很小的家族群体当中，而且我们的基因仍然碰巧携带着这种合作的印迹。但是，这种解释无法解释像哈扎人这样的狩猎-采集者的社会网络，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祖先相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哈扎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在遗传上无关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和朋友关系。家庭成员当然很重要，但是哈扎人每天都只有一小部分时间花在他们的家庭内。因此很显然，除了亲缘选择之外，还需要一些其他机制。

关于合作进化的另一种理论是通常所称的直接互惠理论，它也有很多证据支持。直接互惠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重复的互动有关。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明天继续合作的承诺可以激励今天的合作。当你认识了某个人并建立起相互合作的关系时，你们都能从中获益。这强化了人们的信任和期望：这种关系在未来仍然是有益的，无论这个人是不是亲属。事实上，最好的策略是在一开始时与某人合作，然后在每个轮次都复制那个人在上一个阶段的行为。如果对方合作，你将在未来的一轮中合作；而如果对方背叛，你将在未来的一轮中背叛。这种“一报还一报”策略是很普遍且有效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合作轮次可以在时间上广泛分布，交换的货物也可以多种多样。

但是，在解释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时，直接互惠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很多时候都是一次性的，特别是在现代生活中。直接互惠理论很难解释卡车司机为什么会向不可能再次见面的女服务员支付小费，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避到一边让陌生人先走，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对无家可归者慷慨相助（温情效应）。也许，这种“保持体面”的做法只是会让你对那些与你经常互动交往的人表现得很好的本能的一种溢出效应，这种本能是人类在他们的所有交往确实都是重复性的、持续性的那个时期进化出来的。

对于这种形式的合作，还有另一种解释以人们生活在群体中的假设为基础，这就是间接互惠理论。假设群体中某些人能够观察到特定的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再把他们的交往情况告诉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换句话说，人们会传播“八卦”消息。当小组成员之间分享各种“好事”或“坏事”时，就会影响其他人的声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很友好，是因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其他人日后会对那个人友好。数学家已经为这些过程构建了抽象模型并证明自然选择“支持”将声誉作为决定是否与他人合作的工具。

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都是有效的，因为这两种机制都能保证人们相互之间无法占对方的便宜。你可以停止与那些会背叛的人继续交往，也可以从不与这类人交往。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社会仅仅基于两人互动，就可以进化为足以支持高水平合作的情况。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这些机制变得不再有效。直接互惠机制之所以崩溃，是因为作弊者可以在欺骗一个人后，接着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当人口规模很大的时候，这种机会多的是。间接互惠机制之所以崩溃，是因为传播信息并跟踪社会中的每个人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使骗子可以更容易地隐藏在更大的群体中。

而且，人类的许多最重要的行动都需要整个群体的参与。例如，要想猎杀一头牛羚，可能需要十多个人一起努力；或者，要保护营地不受侵犯，也需要所有群体成员齐心协力。这些合作行为生产的就是通常所称的“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公共产品。大型动物可以为营地中的每个个体提供足够的肉食。与入侵的敌人搏斗可以保护很多其他人，即便其中一些人可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协助防守。因此，整个社群的收益都会增加，但成本却仍由个人承担，因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

此外，个人激励与群体激励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学者们给这个问题取了很多名字，包括“公共产品问题”“共同资源问题”以及“集体行动问题”等。人们如何合作使资源不因过度使用而遭到破坏？古典模型假设所有人都是纯粹自利的，预测草地将被过度放牧、海洋将被过度捕捞、空气将被污染，因为个人激励并不符合群体的最大利益。著名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将这种情况称为“公地悲剧”。个人会自私地行事，因为所有的收益都归他们自己，而成本则是由整个群体承担的。对于这种整个群体层面上的社会互动和集体努力，仅凭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讨论的互惠和合作的概念是无法解释的。

惩罚的重要性

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要维持合作会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对合作的重要性都会降低。如果两个人一起合作就能够建造一个棚屋，那么其中一个人决定不参加就会对它能否建成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背叛者也肯定会被发现。但是，如果建造一座水坝需要一百人参与，那么一个人决定背叛的影响就不会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搭便车者仍然可以保持其匿名性，并且可以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享受建成水坝带来的收益。因此，群体规模越大，进化往往越有利于搭便车者。

要克服这种困难，一种方法是将人们安排到这样一个社会网络中，使他们不能与他们所属的更大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互动。这就是所谓的人口增长结构。为了鼓励合作，培养对规模更小的群体的归属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人们可以拥有从更大的群体中抽取出来的特定朋友。如果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存在很强的配合合作关系，那么合作就不再是完全匿名的了，而且能够发展壮大。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强大吸引力。

克服上述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惩罚搭便车者。但是，谁来执行惩罚？在现代社会中，合作是通过第三方和复杂的制度来实施的。我们有法律规定公民必须做出“贡献”（例如，缴纳税收），有警察执行法律、有法院征收罚款。相比之下，在人类祖先生活的年代，这些正式的机构和制度都不存在，不过，那时有社会规范和同侪压力。

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上，某些小群体可能确实偶尔出现过代表群体做出决定并实施惩罚的领袖人物，但这并不是一般情况。人类通常会愤慨过于专制的制度安排，而且我们已经进化出能够抗拒垄断惩罚权的强权个体的能力。这就使人类社会比我们的灵长类动物表亲的社会更加平等，且有更少的等级制色彩，正如我们在非常平等的哈扎人社会中看到的那样。

因此，惩罚搭便车者的责任在人类群体中的分布更加平等。而且，我们对报复的渴望也是相当“典型”的。想一想，当你看到有人插队时你的感受。即便你排在另一队中，也会感到愤怒，你会认为插队者应该受到惩罚，甚至可能愿意为此做些什么。至少，你可能会向那个插队者讽刺一两句，或者对附近的另一个陌生人表示这种行为是多么不对。你甚至有可能会直接进行干预。但是，你为什么要承担这样做的风险呢？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只要你没有直接受到那个人的行为的不利影响，你这些反应就没有意义。这种为了对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的其他人进行惩罚，而情愿由自己来承担代价的行为，被称为利他惩罚。

研究者可以对合作和惩罚行为进行量化研究，方法是在实验室或现实世界参加一些设计巧妙但容易完成的博弈。例如，人们可以用匿名配对参加最后通牒博弈。这种博弈是由经济学家维尔纳·古思（Werner Güth）及其同事们在1982年首创的。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研究者给博弈参与者A（称为提议者）提供一笔意外收入（比如10美元），然后由博弈参与者A决定自己留下多少钱、分给博弈参与者B（称为接受者或响应者）多少钱。博弈参与者B可以决定是否接受博弈参与者A的提议。如果博弈参与者B接受，那么这笔意外之财就按照博弈参与者A所提议的方案来分配。但是，如果博弈参与者B拒绝这个提议，那么两个博弈参与者都无法得到任何钱。博弈参与者A的行为，即关于如何分配这笔钱的提议，可以用来衡量利他主义或合作程度。博弈参与者B的行为则可以用来衡量这个人参与利他惩罚的意愿强度，因为拒绝就意味着博弈参与者B承担个人成本（一无所获）去惩罚一个不合作的陌生人（它没有给出公平的提议）。这个博弈涉及真实的金钱利益，但它又是匿名的，所以没有声誉效应会让博弈参与者担心未来的互动，而且它通常都是一次性博弈，因此也没有互惠的前景，而且不出所料，当博弈参与人反复互动时，合作程度会提高。

这个简单的博弈催生了各种各样类似的博弈。例如，在所谓的独裁者博弈中，取消了接受者采取行动的能力。第一个人直接决定将那笔意外收入分给对方多少，然后博弈就结束了。在独裁者博弈中，人们也很少表现出完全自私的行为，大多数博弈参与者都会分给对方一部分钱。与原来的最后通牒博弈相对，独裁者博弈的结果使研究者可以判断，提议者到底是出于公平感还是出于对拒绝的恐惧而决定分给对方一部分钱的，因为被拒绝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经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在这些博弈中观察到的行为。如果人真的是理性和自私的，那么在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中，提议者应该只分给对方尽可能少的钱，而且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接受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数量。哪怕只有一分钱，也肯定要比没有钱更好。如果自身利益真的是人类决定如何进行独裁者博弈的唯一因素，那么独裁者就会选择不分给对方任何钱。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此外，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如果接受者对受到不公平对待觉得不满，就会放弃“奖励”。提议者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提供的不会是最小的数量。人们是关注公平的。在美国人的样本中，通常有超过95%的独裁者向另一个博弈参与人分配一些钱，而且很多人都会按对半分，平均分配给对方的份额则为大约40%。

但是，这种行为有多普遍呢？多年来，人们发现对半分这种分法是相当典型的，至少在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生被试中是这样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决定对在生活于秘鲁东南部热带雨林中的马奇根加（Machiguenga）部落进行一场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这是一个尚未卷入市场经济的无文字群体。结果非常令人惊讶，这些马奇根加人的表现更符合经济学理论的预测：他们非常自私。最常见的提议是只分给对方15%；而且，尽管提议的份额很小，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拒绝。

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学术界被称为“马奇根加异常值”，驱使社会科学家展开了更多的研究。在其中一项持续了多年的大规模的合作研究中，人类学家在4个大陆的15个地点完成了一系列实验，以衡量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以及其他博弈中人们行为的一致性和变异性。这个全球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独裁者博弈中，只有5%的提议是不分给对方任何钱，56%的提议介于零与对半分之间，30%的提议是平分，9%的人甚至提出了比对半分更慷慨的提议。与马奇根加人一样，居住在玻利维亚的齐玛内人（Tsimané）给出的分配比例也很低，提议者平均只愿意分给对方26%。而美国密苏里州乡村地区的人则非常慷慨，平均分配方案大体上是对半分。

科学家们还评估了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跨文化变异性的各种文化和生态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虽然人们在任何社会中都不是完全自私的，但不同社会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多的有意义的差异，而且很多差异都与各个社会的市场化导向程度以及非亲属之间的合作对生存的重要性有关，这两者的相关性越高，越会导致更慷慨的分配结果。

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得到的结果也类似。在以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生为被试的情况下，他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给出的提议都在42%至48%之间，但是在上述跨文化样本中，平均范围则为25%到57%。提议遭到拒绝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哈萨克牧民中，一旦提议的份额超过意外收入的10%就没有人会拒绝，但是在巴拉圭的阿切人中，只有提议的份额超出意外收入的51%，才不会有人拒绝。印度尼西亚拉姆巴塔岛（Lembata）上的拉马莱拉人（Lamalera）也是狩猎-采集者，可以说是最慷慨的人之一。他们住在海边的定居点上，每个群体都有上千人。他们依靠在公海上捕鲸为生，但是所用的工具是小船和鱼叉。这种既危险又极具专业性且对体力有极高要求的工作，需要群体进行密集的协调与合作，因此，在研究过的所有文化中，拉马莱拉人可能是最有合作精神的人。平均而言，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拉马莱拉人会分给对方大约57%的意外收入。一般而言，提议分给对方的比例越高，拒绝率就越低；相反，提议分给对方的比例越低，拒绝率就越高。因此，提议者很自然会据此提出适当的分配方案。世界各个地区的人都知道与自己打交道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接下来，我们将前面考虑的这两个基本博弈修改一下，加入一个能够实施奖励或惩罚的第三方：一个“观察员”或“惩罚者”。在这种带奖励或惩罚的博弈中，像前面的博弈一样，独裁者或提议者获得一定的收入，例如，10美元，并且提出一个与接受者分享该收入的提议。不过不同的是，在这个版本的博弈中，观察者也可以得到一定收入，例如，5美元，并且可以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来惩罚提议者——如果观察者断定，提议者给出的分配方案是自私的，那么观察者就可以用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惩罚提议者，例如，观察者付出一美元，使提议者受到两美元的损失。

当加入了这样的第三方之后，最后通牒博弈会发生什么变化？实验表明，这种惩罚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存在，而且呈现出如下明显的模式：随着提议者提议分给接受者比例的变小，每个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惩罚提议者。总的来说，如果提议者给出的分配方案为接受者什么都不能得到，那么大约有66%的惩罚者愿意放弃20%的意外收入去惩罚提议者。在每个社会中，这笔金钱相当于半天的平均工资。需要记住的是，惩罚者不会从中获益，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自己付出代价进行惩罚。对于接受者什么都不能得到的提议，惩罚率的波动相当大：从玻利维亚齐玛内人的28%，到肯尼亚马拉戈利农民的90%以上。而且，惩罚更频繁的文化，也表现出更强的利他主义。

那么，各种文化为什么都会表现出这种倾向？或者说，到底这是什么动机使人们会去补偿受到不公待遇的“受害者”、去惩罚施行不义的“歹徒”的？事实表明，人们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恢复正义和补偿受害方的愿望，而不是只满足于对那些行为不当的人的口头谴责。此外，利他惩罚行为不仅为可识别的受害者提供了短期的正义，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可以推动一般意义上的集体层面的合作出现。在一项实验中，在随机指定某些人可以去惩罚欺骗者之后，合作水平从一开始就很高，而且一直维持了下来，即便并没有真的实施任何惩罚时也是如此。因此，惩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制度的行为。

然而，对于利他惩罚，我们仍然无法避免在讨论合作时已经提出过的同一个进化问题：为什么自然选择不会“消灭”这些自我任命的“警长”（因为他们必须自行承担成本，而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得·里克森（Peter Richerson）通过构建数学模型证明，惩罚行为确实是可以进化出来的，因为惩罚者可以相互分担他们的惩罚成本。如果每个群体的每个人都会出手惩罚骗子，那么每个惩罚者的成本就会低得多，并且合作程度上升给群体带来的收益可能就足以完全抵消这种较低的成本了。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最早的惩罚者是哪里来的？要想理解惩罚是怎么出现的，初始假设必须更加符合现实。除了直接让人们选择是合作还是背叛（也就是说，选择待人友善还是待人刻薄）之外，允许人们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这种交往也是很有意义的。博伊德和里克森在他们的模型中加入一个“孤独者”策略，就得到了有利于利他主义者的进化周期。当存在很多合作者时，搭便车者（背叛者）会如鱼得水，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利用，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搭便车者的数量会增加。但是这样到了最后，将会出现太多的搭便车者，而合作者则变得无影无踪。在没有合作者供他们汲取时，搭便车者的境况通常比“孤独者”还要更加糟糕，所以“孤独者”的数量将会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孤独者”取代了大多数搭便车者后，合作者的生存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了，从而合作水平将再一次上升。如此循环反复。每一种类型，不管是合作者、背叛者还是“孤独者”，都可以生存，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为他们会与另一种可以击败对手的类型共同进化。不同类型要想生存，就需要其他类型存在。这就和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一样：石头输给布、布输给剪刀、剪刀又输给石头，这种三向循环能够确保任何一种类型既不会完全从种群中消失，同时也不能完全支配种群。

这种进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它能够维持多样性。没有任何类型会完全消失，每种类型都有一个特定的共同进化环境，可以将它从湮灭的边缘拉回来。今天不适合的类型，明天可能就是适合的，反之亦然。现在，我们来看看如果加入第四种类型，即在合作者、背叛者和“孤独者”的基础上，再加入惩罚者时会发生些什么。人口中“孤独者”的存在，能够确保在某些时候，背叛者的数量会非常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惩罚者实施惩罚的成本就会大幅降低，从而使惩罚者的境况有可能比“孤独者”和背叛者都更好，因此惩罚者就有机会得以迅速繁衍起来，直到循环再次重演为止。总而言之，从根本上说，允许人们拥有选择退出社会交往的自由，恰恰是使惩罚成为一种可行的行为策略的原因，而这反过来又支持人们开始社会互动并相互合作！也就是说，孤独自处的可能性恰恰增强了群体团结的能力。

所有这些关于合作出现的进化条件、合理基础和文化普遍性的研究结果，都证明了合作在社会生活的蓝图中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合作行为是稳定和可遗传的，且部分可由我们的基因来解释。当然，在这个方面，也存在着跨文化变异性（主要是由于生态约束或特定的历史因素），正如婚姻模式的跨文化变异性一样。尽管世界各地的实际合作率和惩罚率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合作的事实以及人类这个物种进化得到的正义感和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倾向却是一致的。

社会学习

身份、友谊与合作互动，所有这些还都服务于一个进一步的目标：它们为社会教学和社会学习的能力提供支持，从而也为文化提供支持。拥有社会教学和社会学习的能力是人类最强大的地方。

动物形成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体中能够实现强化学习。当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并且同伴是可靠的信息来源时，社会学习可能比独自学习更加有效。如果你很难通过自学掌握如何制造石头工具，那么就直接从别人那里学吧。如果你发现，我的手接触到炭火时很痛，那么你就可以学会避免做同样的事情，你已经获得了与我几乎同样多的知识，但是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说明社会学习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教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为，可以使学习变得更有效率。在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学习的过程中，如果第二个人非常愿意教，那么第一个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学会很多东西。对于教学这种行为，我们给出的正式定义是：（1）主要或专门针对“幼稚”的个体进行；（2）教师要付出一定代价或不会得到直接收益；（3）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学习者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其他技能。虽然正式的学校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很少见，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是从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对下一代开始教学则是各个文化中都可以观察到的（此外还有所谓的自然教学法）。

教学实际上是一种合作行为，它在动物王国中极其罕见，这是因为这种行为很“昂贵”。尽管如此，教学行为仍然独立地在蚂蚁（通过前后跟踪跑来告诉其他蚂蚁食物的位置）、猫鼬（教别人如何处理危险的猎物）、斑点鹃（教雏鸟根据特定的叫声找到食物）以及其他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和大象）中进化出来。这种行为的进化可能是通过亲缘选择来驱动的，就像其他利他主义行为一样。而且，动物在此之前就已经进化出来的从其他个体的无意行为中学习的能力，似乎构成了进一步进化出明确教学行为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没有表现出社会套件所有方面的动物，也可以进行社会学习。例如，猎狗能够相互学习狩猎技术。不久前，我家里养的达克斯猎犬鲁迪，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鲁迪和我们一起生活了7年，一直习惯低头走路，它对高高在上、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向来没有兴趣。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一位朋友来我们家共进晚餐。饭后，朋友带来的小猎犬莱拉，走进餐厅，先跳到椅子上，又蹦到桌子上，旁若无人地吃起我们剩下的食物。鲁迪一直机敏地注视着，然后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跳到桌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了半盘意大利面。这次学习对鲁迪来说是永久性的。自那之后，我们就不得不一吃完饭迅速收走所有盘子。

当然，社会教学和社会学习在灵长类动物当中更为发达。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一只年轻的黑猩猩学会打开坚果的过程：

尼娜试图用仅有的那个锤子打开坚果。锤子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后来，在尼娜苦苦折腾了整整8分钟后，里奇（她的母亲）过来了，尼娜立即把锤子递给她。接着，等尼娜坐到她身前，里奇以一种非常刻意的方式，慢慢地将锤子转到了最佳位置，然后才有效地砸开了坚果。里奇似乎想要强调这个动作的意义，因此她花了整整1分钟来完成这个简单的旋转。她让尼娜看着她的动作，然后连续用锤子砸开了10个坚果（尼娜吃掉了其中的6个完整的核仁以及其他4个核仁的一部分）。再然后，里奇走开了，尼娜则继续砸坚果。现在，通过采用与她母亲相同的握锤子的方法，她在15分钟内成功砸开了4个坚果。

另一项实验研究则报告了9只黑猩猩是如何通过社会学习掌握了使用工具的方法的完整过程。每只黑猩猩都得到一根吸管和一罐果汁。通过尝试，这些黑猩猩中出现两种不同的喝果汁“技术”：4只黑猩猩用吸管吸果汁，就像人类一样，而另外5只黑猩猩则将吸管插入果汁罐中，然后再从吸管末端舔食果汁。用吸管吸这种技术（吸食法）的效率是将吸管浸入然后舔果汁这种技术（舔食法）的50倍以上，而且最初采用舔食法的那些黑猩猩在5天之后仍然未能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不过，在将那5只采用舔食法的黑猩猩与1只采用吸食法的黑猩猩配对之后，有4只很快就学会了吸食法。此外，学习的速度和容易程度与舔食法黑猩猩“学生”观察吸食法“老师”的动作的专注度密切相关。

在非洲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区中，人们观察到，许多黑猩猩群体的成员都能从另一个成员那里学会利用特定的技术和工具，并采取特定的站位，将棍子插进蚁丘去捉蚂蚁吃。在这些黑猩猩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系列行为规则，让使用工具的技术在特定的群体内部是统一的，但是在群体之间却是不同的。这也支持了行为会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传播的结论。这正是另一种描述文化的方式：知识是在个人之间、在不同时间之间传播的，而且是可以教会和习得的，是群体所特有的。

社会学习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寺庙附近的长尾猴猕猴群体。这些猴子展现出极强的“创业”精神（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在犯罪）。它们相互学会了对到这个寺庙来的游客进行打劫的方法。一见有人过来，它们就会冲下来，抢走游客的帽子、眼镜、相机等物品，游客要想拿回这些物品，唯一的方法是用食物向它们“行贿”。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行为，而且，它显然是一种社会传播的行为。在那里蹲点研究的科学家指出，后来一个新迁入这个地区的长尾猕猴群体的成员们，在看到这种情况后，也很快学会用“赃物”来换食物。事实上，在那个寺庙中研究这种“盗窃案”的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也不得不用食物来买回她自己的研究笔记。

大象偷吃农作物的行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村民们会袭击并杀死他们发现的来偷吃的大象，事实上，在肯尼亚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65%的成年大象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这种大象与人类之间的冲突。由于去偷吃农作物对大象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大象如果能够通过重复其他知道如何避免被杀的大象的行为（而不是通过试错），那么就将是有适应性的。事实上，似乎大象确实已经学会了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来偷吃，特别是在没有月光的那些夜晚，而且，它们还会为了做这件事情而特别形成比平时更大的群体。总之，大象身上也体现了人类与有效学习相关的其他品质。它们似乎更加相信那些被认为更可靠的同龄象的行为，例如年龄稍大或经验较多的同龄象。它们甚至还更加相信它们观察到的被许多人采用过的偷吃战略。

那么，动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会对社会学习的可能性产生什么影响吗？请先想象一个空网络，那里面没有一个人与任何其他人连接。在这种没有连接的情况下，社会学习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空网络前进一步，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那么这种网络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另一个极端，想象一个完全饱和的网络，每个人都与其他人相连，这也是不完美的（次优的），因为它会将每个人都暴露在压倒性的噪声里，并要求每个人都保持许多社会关系。处于这些极端的某个位置上的网络结构可能会更好。也许，让每只动物以特定方式建立一些社会连接，可能会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网络密度（用实际连接数占所有可能连接数的比例来衡量）、社群结构（网络中存在着若干子群体，其内部连接比子群体之间的连接更多）以及同质性，都会影响思想或行为得到传播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文化的出现。对于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或她的许多同伴都喜欢某种做法，那么这个人就会更倾向于采用这种做法，而前述各种结构特征都会影响这个人拥有这种同伴的概率。不过，同质性的作用非常复杂。一方面，同质性可以促进学习，因为同伴之间所面临的挑战往往是类似的，所以一个人学会的解决方案很容易与其他人分享。另一方面，过大的相似性会抑制创新。因此，需要在相似与不相似之间求得平衡。

接下来，再一次以那些偷吃农作物的大象为例。科学家根据关联指数（association index），绘出了由生活在安博塞利的58头雄性大象组成的网络。当一头大象连接最密切的大象和连接第二密切的大象都是偷吃者时，这头大象自己也更可能成为一个偷吃者。我们可以从图9-5中看出，偷吃者似乎更有可能与偷吃者彼此连接，非偷吃者似乎更有可能与非偷吃者彼此连接。在各个子群体之间，偷吃行为明显不同；特别突出的是，在这个网络的6个子社群聚类中，有一个聚类的偷吃者数量比预期小得多，就好像这个特定的聚类实施了某种“不得偷吃”的规范一样。

图9-5　雄性大象网络所显示的明显社群结构和偷吃农作物的行为

圆（节点）代表58头雄性大象个体，节点的大小与雄性大象个体的年龄成正比。线条表示基于在一起的时间计算的社会连接程度。黑色圆圈表示偷吃者，白色圆圈表示非偷吃者。这些大象自然而然地分成了6个聚类，每个聚类中的偷吃行为各不相同。

如果生活在一起，那么智能动物个体就可以从群体的年长成员或其他拥有知识发现能力的成员的记忆和知识中获益。关于水源位置的记忆，在面临干旱条件时，对大象意味着生存与死亡的差异。同样，在厄尔尼诺现象袭击太平洋的那些年份，赤道附近的食物变得稀缺，抹香鲸会以群体形式，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迁移到数千千米以外有充足食物来源的地方，而那正是雌性年长的抹香鲸在以前经历厄尔尼诺现象时记住的地方。

社会性动物物种已经进化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特性，包括朋友关系、合作、智力以及通过社会学习实现的知识传播。这些物种的智力可能不仅与记住其他群体成员的身份、过一种社会化生活的必要性有关，而且与检索出特定的记忆、教导他人和向他人学习的能力有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