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der诈骗王》：商业性是纪录片原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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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又“好卖”的《Tinder诈骗王》——商业性是纪录片原罪吗？

作者|张欣琪

《Tinder诈骗王》，一部2022年2月在Netflix上发布的英国真实犯罪纪录片，它根据VG的调查报道制作而成，讲述一名以色列男性骗子利用约会软件锁定多位目标进行诈骗的故事，该片在首播的一个月内始终是Netflix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

纪录片《Tinder诈骗王》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据克拉考尔，纪录片的本性应当是“物质现实的复原”。而《Tinder诈骗王》是否符合这一本性？首先看“客观”，纪录片采用受害女性讲述的方式推进情节，这显然带有主观性，然而选择3位受害女性讲述，并给出相应的图文音频作为证据，就能提高真实性，讲述就从一种相对主观变为相对客观。再来看“现实”，该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并且对多位受害者的生活造成切实的影响，而西蒙也是真实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自然人，该事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一对应的对象，因此符合了现实这一界定。再来就是复原，由于本片由调查报道改编而成，而且根据其播放平台和制作团队来看，纪录片带有不可磨灭的商业属性，它的创作、生产最终是服务于商业目的，所以在还原事件的过程中势必会选用更符合大众审美的，更具可看性的编排方式。

商业性是纪录片的原罪？

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时间认为纪录片的使命建立在记录内容的价值上，而不是被媒体和受众的接受上，他认为讨好媒体和纪录片的独立性不可兼得。笔者先抛出结论，本片在好看与好卖两个方面达成平衡，虽然不可避免地失掉了纪录片的部分独立性，但丧失部分独立性，将当事人的话语让渡给权利方，还原事件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价值具有两面性，商业性也就构不成纪录片的原罪。

好看：编排、反转，声画、转场

编排和反转。影片采用穿插结合线性叙事，通过三位女性受害者的视角重现整个诈骗过程，这种交替推进的叙事模式符合庞氏骗局的运作逻辑，因此能呈现出受害者们之间境况的强烈对比。

影片前半段使用塞西莉和佩妮拉穿插讲述与骗子的认识过程、关系发展过程、被骗过程和发现骗局过程；影片中段部分重现二人寻求外界支援的过程，本部分大篇幅呈现记者们的敬业态度，利用记者完成纪录片缺位的英雄形象塑造。欧美话语中，任何故事都会有受害者、拯救者来服务于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和美国精神的普世意义，因此本片也是利用这点将人物脸谱化的。同时本部分也是高潮点的开始，影片设置了多个高潮点，首先是西蒙发现记者跟拍后带着一行人在城市飙车的场景，其次是艾琳对西蒙的报复，这一部分的高潮直接贯穿至影片末尾。本片对艾琳与西蒙的相识过程着墨并不多，而将重点放在她最后的侦察与报复上，从而实现影片的连续高潮，这也是观众评价的“爽”点的集中体现部分。艾琳在不依靠外界支援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勇敢和谋略协助警方将西蒙缉拿归案，从而完成全片的叙事。影片的叙事节奏是一大突出的特点，达到了松紧结合的效果，除了得益于上述因素，还有采访的运用。采访是把一部分制作者的话语权力让渡给拍摄对象或第三方去解释的行为。在本片中，制作团队几乎把所有情节都依托于采访来完成，而自己则掌握后期制作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仍不容小觑，它直接决定了片子导向何种意识形态。通过拍摄对象的讲述和原始材料的呈现，观众会更容易相信，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双眼和大脑去判断，因此导演就能利用采访的方式控制影片的叙事节奏，适时充分展示需要交代的信息。

声画和转场。当塞西莉在叙述自己为西蒙筹到大笔现金时，画面切换到佩妮拉的故事线，并由佩妮拉讲述西蒙将这些现金用于酒局买单，利用画面和旁白的不一致体现了骗子对受害者的蒙骗，并对此进行讽刺。背景音乐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影片的叙事和嘲讽。它体现在制片方对图像和背景音乐的衬托和反衬关系的处理上，比如西蒙住在开心旅馆，此时的背景音乐采用欢快的基调，讽刺之余传达影片的正义立场。影片还善于利用背景音乐迅速将观众代入情境，提高观众的共情程度。背景音乐在片中具有强力的心理引导作用，比如西蒙回复塞西莉信息时设置的是雀跃的背景音乐，飙车时设置的是惊心动魄的背景音乐，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是告知观众此时应该进入何种情绪；第二是能通过声画对比进行讽刺；第三是塑造缺位的西蒙——最重要主角——的形象。这个自始至终不曾出境的诈骗王是靠着多角度讲述和材料拼贴构建而成的具有人性的鲜明形象，从而增强观众的代入感，提高影片的可信度，提高观众对于受害者的共情能力，获得受害者的每个当下体验，比如：西蒙浪漫的一面，体贴的一面，作为骗子令人恐惧和憎恶的一面，以及歇斯底里和滑稽的一面，这些体验共同构建出一个饱满的骗子形象和诈骗语境。

好卖：Netflix选题的倾向性

网恋诈骗题材天然具有话题度，就现有条件来看，已经有擅长讲述的当事人，有证明材料，还有积极的被访者，无论出于经济层面，商业层面还是人道主义层面考虑，这都不失为一个极佳选题。

Natalie Remøe Hansen（以下简称NRH），Kristoffer Kumar(以下简称KK)和Erlend Ofte Arntsen是调查报道《Tinder骗子》（Tinder Swindler）的作者，在一次访谈中，NRH指出它所采用的视频呈现方式使这篇报道得到广泛的关注，从而能触及各个国家的受害者和制片人，促使它演变成我们所见的纪录片。

据KK所言，这篇报道是报社有史以来阅读量最高的报道，他也认为视觉呈现是吸引读者读完整个故事的重要原因，阅读完该篇报道需约20-25分钟，而完整阅读的读者竟达到50%，无论是阅读量还是传播率，这都是对报社来说前所未有的。依据这个数据就能推测，若将报导改编成纪录片，将内容放置在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的载体和最受瞩目的平台上，这个内容将会发挥多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该选题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关切到普通人。这势必会带来话题度，也会带来恶评、侮辱和谩骂等受害者有罪的论调，但从商业角度考虑，这些舆论都是有益于报道辐射的催化剂。

独立性：纪录片中的话语权力关系

从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时间的观点出发，一部纪录片的使命是保持独立性，当我们谈论一部纪录片是否具备独立性，我们谈论的是这部片子的创作主体是否具有独立的思考。而《Tinder诈骗王》的创作主体呈现出层级式的权力结构。

调查报道《Tinder骗子》（Tinder Swindler）在发表后被制片公司RAW TV相中，经过受害者塞西莉和佩妮拉的同意，记者们开始着手将调查报道改编为纪录片文本，该文本又被Netflix相中，进而转卖到Netflix手中。作为一家想要转型为平台型公司的产品型公司，掌握内容生产端和内容分发模式的话语权是Netflix决定拍摄本片的驱动力，也是Netflix计划进一步将这部纪录片制作成一部戏剧化电影的驱动力。

据访谈，纪录片的编辑控制权属于发起方，也就是制作公司，而终审权则属于Netflix，而当事人，即记者团和受害者则以被访者身份出镜，他们对于成品的话语权——报道材料如何呈现，去以色列的部分如何呈现以及记者们如何在纪录片中出现——十分微弱，他们都同样担心这个故事和报道材料会被滥用。由于切身体会，从而对纪录片的独立性最有可能做出贡献的这群人，也不得不面临话语权被制片方和平台扼杀，因此层级性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本片很难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影片的商业性对剪辑和编排有着重大影响。编排和剪辑是最能体现导演和制作团队主观能动性的部分，它也引导着观众的理解和本片所要传达的意识形态。相对而言，制作团队的技术和努力主要体现在后期制作，而不是原始材料的搜集上，也不是捕捉真实、自然、生动的镜头上。故事本身存在于各个当事人的脑海中，需依靠拼凑来还原故事全貌，如果能不添加修饰地按时间线将受访者的叙述拼接起来，就能最大程度还原事件经过，但是抓住戏剧性并大肆渲染才是商业片奉行的法则，朴素的、注重原始感的创作理念与娱乐性为底色的商业片是背道而驰的。

诚然，影片的权力方也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拓展。制片方找来新的受害者艾琳，而这位受害者的讲述部分构成了纪录片最后的反转和高潮，也是创作团队的“杀手锏”，这是本片最为人赞誉的，同时也是最为人诟病之处——纪录片的电影性。倘若隐去片名直接观看，许多普通观众甚至会误以为这是一部电影。通过反转和穿插叙事，影片清楚地呈现不同诈骗案件如何发生在同一时间，揭示诈骗团伙及其诈骗行为具有何等高度的组织性和严密性，同时向观众呈现诈骗犯如何同时兼顾多位受害女性。对于这种呈现方式的好坏，不同的纪录片理念的持有者会做出不同的判断。

这部纪录片的参与方怀着不同的初衷和目的。女性受害者的初衷，记者们的初衷，制作团队的初衷，平台的初衷并不一致。Netflix是因为该题材本身具有足够的话题度，而且已有现成的新闻稿、图片、视频、讲述者等，其中讲述者对整部纪录片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根据NRH讲述，他们已经具备一位现成的最佳的讲述者，她“真的很想讲，而且很会讲”，这个人就是塞西莉。由此可见，制作团队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资料搜集，只需要购买版权，组织各方人员就能拍摄，再经过后期剪辑加入一些刺激感官的元素，比如背景音乐的使用，反转情节的设置，镜头转场的运用等等来进一步提升影片的可看性就大功告成。而受害女性答应出镜并将故事公诸于众的目的是希望普及诈骗犯和诈骗手段给大众，防止再有无辜的人上当受骗。而那些出镜的记者，是希望借由Netflix平台提高自己的曝光度从而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同时满足自身在故事中扮演英雄的虚荣心。

各方博弈能导向正面结局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这势必会导向一个重大隐患，笔者将在稍后部分进行论述。

影片存在的问题：过度追求戏剧性

过度追求戏剧性所产生的一系列质疑其实带有两面性，一方面，这能最大化提高纪录片的可看性，另一方面，这又违背了纪录片的真实意涵要求。

部分批评者会指出，影片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追求戏剧化和戏剧情节，忽视了纪录片表现手法的特殊性和纪录片理论中对于真实意涵的要求——长镜头，轻度剪辑等，取而代之的是真实再现的手段——摆拍和补拍。虽然情节和人物并非虚构，也并非编造，但是叙事线和叙事安排显然依据制作团队的意图去布置，纪录片以女性受害者口述方式推进，却没有深刻地、正确地反映出她们的真实生活的本来样貌，观众对这些女性的了解仅限于脸谱化的、性格单一的形象，比如塞西莉，信奉浪漫主义的年轻女硕士，勇敢善良，但是谋略不如艾琳...而对于艾琳,则凸显她是所有受害者中最具有谋略和手段，同时心态最稳定的一位。这样的话语塑造显然将活生生的人物扁平化了。

由于这个议题具有广泛的讨论空间，因此笔者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将上诉理由看作是该片的缺点。长镜头、未剪辑、无解说只是被部分人物建构出来的一种体裁范式，根据格利逊对纪录片的界定，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它强调艺术的创新性，处理对象是现实。实际上，导演完全有权利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对纪录片的理解创造不同的范式。因此这部充满戏剧性色彩的片子有可能被批评为背离初衷的纪录片，也可能被评为现实意义大于形式的纪录片，后者显然是大众更倾向做出的评论，也与纪录片制作团队的创作意图相吻合。

本片大部分内容依靠摆拍和补拍完成：制作团队根据西蒙的外形特征请来不露脸的演员来完成西蒙的出镜及其与受害者在现实空间中的互动，因此本片注定是一个又一个碎片的拼凑，整体观感十分像如今的强娱乐属性的综艺节目。但是这也是别无选择的，片子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依靠多方面的材料和讲述去拼凑来还原真实，这其中真相难免会受到创作团队的主观倾向所影响，导演只是依据创作意图让受害者讲述他们所经历的诈骗案的部分事实，就算已经采用多声道的叙事结构，也难以保证完全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记者提供的影像资料和塞西莉提供的聊天记录都是服务于主轴叙事的材料，他们在有意无意保存资料的当下尚未意识到这些材料日后将成为纪录片的一部分，因此片子不免呈现出真实素材和补拍素材画风不一致的尴尬情况。

过度强调故事性，也会使纪录片自动忽略其他视角的话语和叙事，导致无法最大限度还原事件全貌。比如被骗期间周围人对这些女性受害者的看法，以及这些女性的生活境况。这样就没办法向观众展示究竟处在何种状态下的人更易上当受骗，或是处在何种状态下的人更容易上什么当，受什么骗。同时，影片也忽略了这个诈骗团伙背后的故事和他们的发展史，也没有放大视野，进一步科普这种诈骗手段在国际诈骗中处于什么地位，有没有类似的但是运作成本更低的模式？如果将上述内容结合起来，一定能更大程度发挥影片的现实和教育意义。但这也侧面说明了像Netflix这样的商业流媒体平台所需要的是一部能最大限度刺激观众感官的影片，而不是那些高深难懂的文艺片或哲理片，因此就算不添加这些辅助叙事也不会影响整体故事的逻辑严密性。

一种价值具有多种揭示模式。影片采用“调皮”的基调，通过“调皮”的声画传达嫉恶如仇的意识形态。当西蒙不如意、落魄、遇到挫折时，设置的往往是欢乐、幽默、兴奋、搞笑的背景音乐。影片意识形态通过人物塑造也得以体现，比如塞西莉被塑造成勇敢善良形象，佩妮拉被塑造成讲义气的形象，艾琳被塑造成聪明理性的形象，记者们被塑造成充满正义感的形象。

影片倡导正义感的主流价值观。受害者齐心协力将诈骗犯缉拿归案，按理来说，诈骗案的受害者往往因为害怕承担舆论压力不愿意将事情公之于众，绝大部分受害者获知警方不予理会之后心灰意冷，对追回款项丧失希望的他们更不会费尽心思地挖掘、取证并联系媒体进行报道，这些行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影片对受害者有罪论进行了批判，通过佩妮拉之口谴责人们从帝视角对受害者进行的贬低和侮辱。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却有意无意的奉行着受害者有罪论。观众很大程度上不是秉持这种理论，而是希望通过评论主观地将自己与受害者进行切割，从而达到说服自己不具备成为受骗者潜质的目的。

批评者在讨论纪录片拍摄对象时，会主动去思考纪录片拍了什么，然而却下意识地忽略纪录片没拍什么。然而辩证地看，纪录片不去拍摄的缺场对象，正是创作主体所不重视的，或需要被隐去的部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文本中揭示了文本体现的政治权利碰撞与矛盾，将文学与社会现实形成关联，从政治角度、社会历史角度分析某个时期文学作品产生了这一部分内容，而没有产生另一部分内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精神需求。本片彰显的真善美就这一层面而言，正是欧美社会所匮乏的。而隐去的那一部分——诈骗团伙的发展史，受害者的真实生活，受害者在周围亲友眼里的形象——能充分揭示诈骗案发生条件的内容，不是纪录片话语的主要构成部分，本片也就没有满足当下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与精神需求。

隐患：产生负面效应的可能性

比起创作意图，笔者更关注纪录片带来的社会效应。教育意义显然是本片最引人注目的标签，然而影片的教育意义如何彰显？是广大女性的防诈骗科普，还是潜在诈骗犯的启蒙片？这部纪录片具有高度时效性，Tinder是时下年轻人网络交友的主流途径。随着科技的发达，诈骗技术层出不穷，精益求精，一般群众难以识别。

从表面上看，本片的创作各方从不同目的出发，却能深度合作，最终交出令各方满意的答卷，本是一桩美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互帮互助，受害者们若没有团队的财力、技术等条件支持，确实难成气候，这也是媒介话语权决定的，表达者的宿命。

进一步，辩证地看，网络诈骗这个议题始终具有争议性，随着该片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其后续效应甚至会导向受害者初衷的反面——不仅没有帮助扼杀诈骗案于摇篮，反而成为不法分子的模仿对象——据追踪报道，西蒙出狱后就在短时间内创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开始从事付费商业资讯，以自由人的身份活跃于各大社交平台，还登上了以色列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他能成为电视台的“选题”本身就说明他拥有一定的市场和支持者，能为电视台提供收视率。而且据报道，Netflix有意继续将《Tinder诈骗王》改编成电影，如若按照这个态势发展，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隐患。

《Tinder诈骗王》纪录片影史地位预测

关于何谓好的纪录片，业界和评论界的争议总是此消彼长，但是总体而言，大家都默认好的纪录片让人感受不到记录，因为它代表真正高深的技术。

笔者认为《Tinder诈骗王》之所以备受关注，得益于选题和故事本身具有戏剧性，这种戏剧性甚至能比肩精心策划的电影剧本，使这部纪录片看起来不像单纯利用原始素材堆积而成的流水账，从而更加具备商业潜质。撇除话题本身的光环，仅论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和意义，最能体现制作团队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后期制作部分并没有显现出特别突出的或是在纪录片影史上独创性的运用，因此这部片子很难在纪录片影史上拥有较高地位，但却能占据一定位置，因为它仍具备一定的历史意义——记录数字时代下的年轻人将交友软件作为婚恋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倾向和常态——这决定了本片具备跨越时空，成为日后历史观众进行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等学科研究的史料。

参考文献

[1]赖黎捷.《话语选择与理论来源: 中国纪录片批评研究》[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必修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纪录片批评 | 张欣琪：“好看”又“好卖”的《Tinder诈骗王》：商业性是纪录片原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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