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初20年七国集团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与发展趋势

G7是由美、加、英、法、德、意、日七国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协调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与货币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七国集团长期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把控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领导权，是当今世界一股重要的超政府组织力量。

01

本世纪初20年（2000-2019）G7经济增长基本情况

G7整体衰落，内部分化加剧，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显著下降，

国际影响力日益减弱。

本世纪初20年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七国集团经济增长明显地表现出 前高后低的两阶段特征。

2008年危机前经济增长相对快速，危机后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在金融危机前九年中，G7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67%，在危机后的十一年里，年经济增长率大幅降到1.73%，不到危机前的三分之一。2008年七国集团的GDP比2000年增加51%，而2019年集团的GDP在2008年基础上仅比2000年增加29%。

G7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增长情况同GDP指标增长情况非常相似，即前期快后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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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7整体GDP指数（2000年为1）

注：图中数据根据WORLD BANK 2020年国别报告计算得出，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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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G7人均国民收入指数（2000年为1）

2008年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进入新世纪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它标志着全球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低速增长阶段。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空前的重大冲击，其影响足以与1929-1933年的大危机相比。不仅如此，由金融危机引发衍生的2010年欧债危机，持续多年没有结束，进一步拖累了欧洲各国经济复苏，造成英、法 德、意四国经济发生严重衰退。日本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经济长期低迷，2019年日本经济规模勉强恢复到危机前2008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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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7各国GDP（现价美元，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ORLD BANK 2020年国别报告，下表同

表1数据显示，七国集团GDP在2010年出现整体萎缩，在随后的10年里缓慢增长。G7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其它六国经济复苏乏力。意大利2019年GDP比2008年GDP萎缩16.3%，英法两国GDP也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方面，表2与表1各国GDP增长表现出大致类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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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G7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现价美元）

2020年初以来，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包括G7在内的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全面衰退。

美国因为糟糕的国内疫情防控和大选造成的巨大社会撕裂，经济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重了G7经济衰退，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G7经济产出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度下降。

02

G7在本世纪初20年与上世纪最后20年两个阶段经济增长比较

G7在本世纪初20年里经济增长速度

显著低于上世纪最后20年的增速，

并且在两个20年期间里

前半期经济增速快于后半期，

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

繁荣与衰退交替转换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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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G7与各国GDP年均复合增长速度（%）,1980-2019年

注：表中数据是根据WORLD BANK国别报告资料进行计算得出，期间划分根据研究需要进行处理

表3数据显示，G7在1980-1999年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本世纪初20年期间的增速，其中以日本的增长速度最快，达到年10.96%增长速度。

在短时间段中，两个20年中前半期的经济增速都高于后半期。1980-1989年期间年均增速为8.5%，1990-1999年降到5.9%；2000-2008年年均增速为5.67%，2009-2019年期间则降为1.73%。

经济负增长的国家在1980-1989年期间只有英国，而在2009-2019年期间增加到英、法、意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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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G7人均国民收入指数（1980年为1）

人均国民收入指数和GDP增长速度表现出非常相似的特征。

G7在1980-1999年期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2000-2019年期间的速度，并且在两个20年期间的前半期增速快于后半期。

03

G7内部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地位20年变化情况

增长不平衡 与 经济地位不稳定

是G7内部各国经济增长演变的基本特征。

在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

美国经济实力再次突出，

对集团其它国家支配能力明显增强，

其它六国地位相对削弱。

美国成为最大赢家，

日本与意大利成为最大输家，

经济分化导致 G7离心倾向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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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国GDP占G7经济总量的比重变化情况（%）

注：图中数据根据WORLD BANK 2020年国别报告计算得出，下图同

美国GDP占G7的比重从1980年的39%，提高到2019年的54%。其份额超过G7GDP总和一半以上，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

日本经济在本世纪初经历了二十年的停滞，日本GDP占G7GDP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22%下降到2019年的13%，下降幅度超过40%。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顶点后，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及随后世界金融危机的多重打击，在G7内部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

意大利经济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打击下濒临崩溃，成为经济最失败的国家。2019年意大利人均国民收入仅相当于G7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约等于美国同期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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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占G7平均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战后到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50-1973年期间，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黄金时代。

日本与德国经济就是在此期间实现快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长期称雄世界的局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再次扩大与其它六国之间的领先优势，在GDP总量与人均国民收入两方面都居于领先位置。表现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社会劳动生产率长期高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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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人均实际GDP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相对水平，1900-1992年（美国为100）

注：11个大陆国家是指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

资料来源：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 Ⅲ)中译本P48-49

表5数据显示，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在西方世界长期处于领先位置。

二战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其它发达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追赶，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社会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差距再次扩大。

世界金融危机加剧了G7内部各国经济增长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更弱。这种分化反过来刺激了集团内部离心倾向的增长，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如意大利等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机遇，他们不顾美国反对与意识形态差异，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就是突出的证明。

在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的时代中，以青壮年为主体的高素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牵引作用越来越突出。

人口再生产是维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进入21世纪后，欧洲与日本人口再生产出现严重障碍。一方面人口增长缓慢，个别国家如日本人口出现长期的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青壮年劳动力匮乏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

G7内部以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增长较为突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二十年，分别增加44%和53%，远高于同期G7平均水平和其它国家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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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G7与各国人口增长情况，1980-2019年

注：图中数据根据WORLD BANK国别报告2020年原始资料进行计算得出

美国与加拿大一方面得益于本国富饶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主要是美国凭借高度富裕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雄厚的科技与教育实力，吸引全球各国高级人才移居美国，为其国内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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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美国家庭的私人交通和通信工具拥有情况，1950-1990年

资料来源：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 Ⅲ)中译本P25

04

本世纪初20年G7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与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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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G7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

注：图中数据根据WORLD BANK国别报告原始资料进行计算得出

图6数据显示，1990年G7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为69.32%，2000年降为65.41%，2019年更降到45.22%。在本世纪初20年里，G7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下降了20个百分点。

这表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世界经济版图加速重构。

首先，G7正逐渐失去对世界经济的垄断性优势，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影响日益下降。其次，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长期操控全球经济治理领导权，已经越来越失去历史合法性。

G7无法代表世界各国共同的普遍的经济发展诉求，必须由新的更具广泛性与代表性的全球多边组织替代。

二战后至今七十多年时间，世界格局包括经济在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G7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左右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治理，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落后于时代。

随着20世纪后期以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正在进入震荡调整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新兴发展中国家地位正在逐步上升。这一趋势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继续进行下去。

05

如何看待西方学者关于G7在战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者在理论研究的基本立场

和哲学基础上是 一贯反动的。

其对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手段

的选择上有其可取之处，

在资料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方面

亦有突出的成绩。

宏观视野的缺失 与 战略性短视

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短板，

多学科多视角精确化分析 各类经济增长

驱动因素 的作用与影响是其长项。

只有精彩的经济杂技演员，

缺乏真正的经济艺术大师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主要是美英学者分别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社会制度学说、历史计量学及心理学等维度，对战后西方世界特别是G7经济发展进行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撰写出大量研究文献，其中不乏有深度和富有启迪意义的真知灼见。

但是，西方学者始终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垄断统治集团的基本立场，顽固对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企图借助各种现代科学工具和精致的研究方法去粉饰、遮盖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而每一次大危机的爆发，都一再宣告西方学者发明的各类经济增长理论的破产。

西方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包括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一个预见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他们更不会预见到中国能在新世纪初期实现经济的快速崛起。

他们一直期待着心爱的民主政体如印度实现经济复兴，以证明民主制度的法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给了这些西方学者两记响亮的耳光。

世界经济史表明，驱动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极其多元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与性质是动态多变的。因此，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和少数变量去准确地说明和预测一国经济的发展，更不能简单地以社会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

G7经济发展固然离不开经济本身的因素，如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也离不开世界范围内重大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七国集团在内的全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通过战争侵略、不等价交换从落后国家攫取巨量不义财富的冷酷事实，这些常常是西方学者讳莫如深的话语禁区。

仅就新中国建国70余年发展实践而言，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构成国家进步最重要的政治基础；执政党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与坚强领导，是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最重要的组织保障；最后才是经济层面的具体决策与经营管理。就经济论经济往往不得要领，失之于皮毛和琐屑。这或许就是经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国情下能够生根发芽和顽强成长的内在根据。

SHENGHENG THINK TANK

绳衡智库创始于2016年8月，学术管理处位于上海市，是由业界著名金融经济、工程技术、传媒人士发起组建的自治性研究机构。独立撰稿人与社会经济学者王珊槐（王秉大）先生主持智库日常工作。智库秉承客观理性、固本求是、兼容并包理念，聚焦金融科技、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等领域，提供深度原创思想产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