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增长时代是否永远结束了？

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在 2008-2009 年经历严重衰退时，中国通过巨大的政府支出努力，成功度过难关，并提振了全球经济。

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及为期三年的新冠大流行，世界正“危险地接近”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主导的复苏似乎不太可能重演。

中国经济在 2022 年仅增长了 3%，日经新闻 12 月对 37 位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预计 2023 年初几个季度的增长将保持缓慢，然后在下半年强劲反弹，该组织预测的平均 GDP 增长率为 4.7%，绝大多数预测在 4.0% 到 5.9% 之间。

然而，即使是对中国最乐观的复苏情景，也并不预示着该国将恢复几十年来惯有的高速增长，自北京 1978 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率接近 10%。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历了动荡的旅程，早期对中国2020 年反弹持乐观态度之后，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和严格的动态清零新冠疫情政策给供应链造成了混乱，并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1 月带来了更多坏消息：中国人口去年出现 60 年来首次下降，从而引发了对其未来劳动力的担忧。

现在，在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取消了动态清零政策，该国能否恢复持续的高速增长吗？

简短的回答：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告诉半岛电视台说，中国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几乎肯定已经结束，中国未来几年能否维持的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如何适应其经济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及习近平主席新优先事项的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多年的 GDP 高速增长意味着其经济在世纪之交到 2021 年期间增长了十倍以上，从 1.2 万亿美元增长到近 18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 GDP 在 2000 年翻了一番多一点。

然而，据半岛电视台采访的经济学家估计，未来几年，中国的增长率将放缓至 2% 至 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表示，即使这掩盖了已经发生的转变，关注 GDP 数字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数字只能提供不完整的、滞后的中国经济图景，他告诉半岛电视台说，“根据数字，高速增长时代似乎正在结束，但实际上，就生产性投资而言，它在大约 10 到 15 年前就结束了。”

迈克尔·佩蒂斯表示，GDP——最初用于衡量西方经济体——并不是为了捕捉中国“软预算约束”造成的异常而设计的，软预算约束指的是国家介入以弥补项目收入超过的支出的模型，例如，在戈壁滩和北京建造一个污水处理系统可能会给中国的 GDP 增加相同的价值，尽管前者的经济价值很小。

佩蒂斯表示，“（在中国），如果在政治上有必要，你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亏损……但这并不能反映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

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相信中国以前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随着该国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期，未来并不明朗。

近几十年来，中国利用的独特人口和经济状况已消失。

随着人口开始下降，中国低成本工业基础的庞大劳动池正在萎缩， 该国在2022年的人口下降，出生率不断降低。

由于跨国公司的加快转变，将更多的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和孟加拉国，因此，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历史上驱动中国增长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债务重度投资也达到了顶峰，大西洋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洪·特兰表示，这些投资的回报率降低。

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一种衡量经济实际产量实际上是一小部分投入的量度——不再像以前那样增长，在2008年之前，生产率的增长平均为2.8％，但自那时以来，每年的增长速度已减少到每年仅0.7％。

这让许多过度杠杆化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濒临崩溃，2021 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Evergrande)暴雷就是证明。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可以拉动杠杆来减轻过渡的痛苦，洪·特兰表示，他们可以将男性（60 岁）和女性（55 岁）的官方退休年龄提高到 65 岁，“提高经济的劳动参与率——日本成功采用的措施”，但是，即使这样，也可能只部分延迟了危机：在 2015 年达到略低于 10 亿的峰值之后，中国 15岁 至 64 岁年龄组的人口比例已经在缩小。

洪·特兰表示，废除户口制度——将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可以提高城市化水平，维持中国的劳动力，目前的制度往往让城市的农民工得不到公立学校等国家福利，从而阻碍了进一步的城市化。

通过在中国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实现更多制造业的自动化，也有助于保持工业生产力。

然而，就在北京试图缓和陷入低增长的动荡局面时，中国政治领导层正在为该国议程设定新的优先事项。

习近平主席已将北京的政策重点从前任改革后领导人奉行的“不惜一切代价增长”的口号上转移开，相反，他强调“高质量增长”，这是中国当前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也是习近平主席“新发展理念”的一部分，即优先考虑抵御外部压力和更公平地分配中国财富的能力。

专家表示，从本质上讲，这个想法是通过建立由国内消费推动的经济来减少中国对出口驱动型增长的依赖，一个强大的内部市场可以缓冲全球贸易体系动荡和西方制裁带来的冲击，中国的新战略还旨在减少中国的碳足迹，同时追求尖端技术，如先进的半导体和量子计算，在美国实施旨在削弱中国芯片行业的一波严厉出口管制限制浪潮中，对中国而言，在国内开发这些技术变得更加重要。

佩蒂斯表示，但“高质量增长”能否像以前那样实现飞速增长？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他并补充说，“在这里，消费是关键。”

到 2021 年底，家庭支出占 GDP 总额的比重约为 38%，远低于 63% 的全球平均水平，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消费水平最弱的国家之一。

佩蒂斯表示，“除非你能实现（家庭）消费的激增，否则，GDP 最多只能增长 2%-3%。”

中国增长引擎的放缓将影响到每个人，尽管影响方式不同。

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开始依赖中国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国家，将强烈感受到需求的下降，各国转向其他增长更快的新兴市场（例如印度和东南亚）的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转型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

经济放缓还将影响地缘政治力量平衡，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达到经济顶峰，那么，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梦想就不会那么不可避免了，专家警告说，这种情况可能会促使北京在其权力达到顶峰之际，针对其认为的“核心利益”——例如中国台湾问题——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内部也会出现动荡。

习近平采用了毛泽东时代的“共同富裕”口号作为经济指导原则，将北京的重点转向解决从住房到医疗保健和教育的不平等问题，在执行细节匮乏的同时，共同富裕也成为了严厉干预市场的说辞，例如，中国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在一场行动中抹去了他们公司超过 1 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后不久，就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这项事业。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Garcia-Herrero）表示，“共同富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福利模式所理解的再分配，” 毕竟，中国没有提高其公司税率，范围从15％到25％。

相反，中国共产党将针对财富的过度积累进行再分配，但“分配给谁以及如何分配，将临时决定。”

尽管如此，北京将重点转向“分蛋糕”本身就是对中国新现实的承认，几十年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一直是执政的中共合法性的核心，然而，在这个新的低增长时代，共产主义政府可能需要新的叙述来应对当前局势。

洪·特兰表示，“促进共同繁荣对于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是必要的，这可能导致社会不满和动荡。”

他表示，如果中国采取了正确决定，最终可能会实现“更缓慢但希望更公平和可持续的增长”，并导致中国共产党与全国14亿人民之间的新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