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与疯狂：1931

“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与疯狂：1931——1937年的日本侵华思潮与行动简述——纪“918”事变90周年

每年九月十八日，中华大地上响起的鸣警，唱起的《松花江上》，不仅是东四省人民对家园丧失、骨肉离散的悲泣，更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懑控诉。自“918”事变起，伟大的中国人民展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倒了日本侵略者，战胜了法西斯。回顾918事变开始的局部侵华战争至1937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可以说就是日本国内罪恶的“极端民族主义”因不断胜利而发展、发酵、进而疯狂的过程。“极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背景下而产生的，具体从某个国家来说，又是受国家政策影响的，由国家内部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形势发展并成为主流思潮的。简单的说，极端民族主义是国内各因素的矛盾运动与国际形势变化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不是单纯的民族意识领域的继承与发展的结果，而是随着国家内部资本主义步入帝国主义而展现出的侵略性的人意识层面上的反映，由此产生的民族意识所具备的相对独立性，又最终使它脱离人为的控制，成为“法西斯主义”诞生的思想热土。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源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和其国内的环境变化。近代日本帝国，是由“武士阶层”建立的国家，江户时期承平太久，260年无仗可打，武士们穷得叮当响，虽说叫贵族，但日子过得连中农都不如。天皇就利用了武士的普遍不满和新兴资产阶级，废掉了幕府和大名，之后，武士经现代化改造成为了日本陆军，直接向天皇效忠，反过来制衡国内文臣（资产阶级民主派），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形成军国主义。在长期的依赖军权的集权政治下，普选选出来的文官，胆敢不听话，直接就杀掉。滨口雄幸、犬养毅两任首相和其他几个有担当的政治家，就是这么被清除的。除了杀掉，日本陆军还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来让内阁成为摆设——陆军大臣请辞，如此内阁便要倒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并先后于1894年打赢甲午战争、1905年打赢日俄战争，战争红利使得其跻身世界列强。但是，这个列强与又西方诸列强却有两点很不一样：首先，在诸列强中，只有日本人是黄种人，是非基督教文化。所以在凡尔赛和会上，日本虽然号称五强之一，但是却感到了强烈的被排挤感。其次，利益获取方面，虽然日本靠着甲午战争割走了中国的台湾，侵占了藩属国朝鲜，但是与西方列强相比，它感觉自己得到的殖民地太少，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已经瓜分完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空顶着个世界五强的帽子，在巴黎和会上却什么好处都没捞到。在国内民意汹涌之下，日本代表团要求把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转给日本。“好歹手上得拿点东西回去啊，大老远地来一趟，空着手回去交代不过去。”可是，中国也是堂堂的战胜国啊，哪有连战败国的殖民地都收不回来的道理？之后，虽然日本最终得到了青岛，却彻底得罪了中国。从此中国从上到下，把日本当作头号敌人，坚决抵制日货，弄得日本有些狼狈。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撒泼打滚，说拿不到青岛我就不参加国联，让各个国家都深感厌恶。1921年，美国张罗了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八个国家一起与中国签约，这就是《九国公约》。承诺八国共同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除了这个《九国公约》，美、英、日还签署了《华盛顿海军条约》，控制军备竞赛。条约规定美日军舰吨位数为10：7。其实，《九国公约》也好，《华盛顿海军条约》也好，都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凡尔赛条约》的附件，是一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一部分。到了1928年，当时的十五个强国又签订了《非战公约》，明文规定以后谁也不许侵略谁了，有事儿去国联说话。到这儿，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算是基本建立起来了。从开完巴黎和会的1919年，一直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这十年间，岁月静好。

在平静之下，却是暗流涌动，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不安日渐积累。海军方面，条约规定下，美日对比是10：7，被压得死死的。北方的宿敌苏联也一天比一天强大。1920年开始，日本人口激增，大米首次无法自给自足，1/7需要进口。这让日本陷入到深深的马尔萨斯恐惧（马尔萨斯灾难，也称马尔萨斯陷阱，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提出，主要指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马尔萨斯1798年在其《人口论》中预言：人口会指数增长超越食物供应，导致人均占有食物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之中。进而1929年，大萧条很快蔓延到日本。日本丝织品出口骤降了30％，但是大米却一口都不能少吃。于是，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当时《九国公约》规定各国都是实施的金本位，也就是说，发钞量取决于各国的黄金储备。为了降低黄金流出的速度，日本政府大幅收紧银根，商品，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暴跌，农民纷纷把女儿卖到妓院里去，140万日本妓女下南洋淘金，赚了皮肉钱寄回来贴补家用，国内矛盾空前严重。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又因1925年普选制被普及，很容易就因上述原因使普选制带来的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统治集团引向极端民主主义，变化成为了极端民族主义，并进一步促使国家军国主义转变为法西斯主义，将一切矛盾都被转移到了民族矛盾上，大部分男子（农民阶级）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热潮中参加了关东军，东北成为了进攻的大方向。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从1929年起就主张由关东军占领与统治满蒙地区，他在7月初开始的关东军参谋旅行中，曾在满洲里对于他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进行过解释。他设想对将来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也像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朝鲜一样，设立军政合一的“总督府”，地点设在长春或哈尔滨，由日军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总督；并设想在这里，按照士、农、工、商有别的原则，由日本人从事“大型企业和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劳动”。7月4日，石原莞尔在旅行到长春时，曾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起，委托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兵要地志的主任参谋佐久间亮三，开始“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佐久间的方案于1930年9月完成，12月印制完成，《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共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作战初期将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一年至两年，计划占领全部地区，且鉴于一般局势的不稳定，将全部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三个时期，军政下的全部地区处于大体稳定的时期。”

1931年1月开始的每个星期六，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参谋及调查班的同仁们组织研究会，继续研究佐久间的上述方案。5月31日，菱刈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石原莞尔委托佐久间继续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关东军参谋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一直在谋划占领中国东北后由日军实施直接的军政统治问题。　　 与此同时，东京的陆军中央部门也在进行规划。1930年底，参谋本部在拟制《1931年度形势判断》时，就开始考虑如何解决满蒙问题了。与关东军提出的以上三个时期的军政统治计划相对应，1931年4月，参谋本部正式确定的形势判断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第一个阶段，树立国民政府主权之下的亲日政权；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第三个阶段，占领满蒙。　　 4月14日，第二次若槻内阁成立以后，新任陆相南次郎同意设立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为首、由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五名中枢级课长组成的秘密的“国策研究会议”，继续研究有关上述形势判断的对策问题。直到6月19日，该会拟订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向回到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进行了传达。这份可以被称为日本军部中央对满蒙政策的原始方案，与此前不久出台的关东军方案存在很大不同：关东军主张首先占领满蒙，然后实施军政统治，而军部中央则坚持要把占领满蒙放在最后一个阶段来实施。

8月1日，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其赴任前夕，3—4日在东京召开的陆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特别要求各军司令官要精读上述情势判断文件，南次郎陆相也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中国蒋介石政府对东北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策划事变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个关东军下级军官此时才向关东军总司令汇报，关东军司令部再向东京大本营汇报，日本内阁质疑这是对《九国公约》、对十五国《非战条约》的公然践踏，是军队盲目冲动的行为，但是日本军部拒绝让步。放出话说，如果文官政府胆敢反对，那就让内阁倒台。同时，媒体热烈欢呼，老百姓一片沸腾，上街游行支持关东军。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天皇退缩了，含糊其辞说不要扩大，不要扩大。虽然没有军事行动，但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立即向国联投诉，希望主要国家干预。但是，关东军选择下手的机会却选择的很好，当时正是美国大萧条最痛苦的时候，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国际合作和国际义务也就谈不上了。再加上美国并不是国联的成员，所以就没吭声。而国联中，英法本来就有把中国让给日本的念头，以换取自己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安全，所以就选择了对日本的绥靖。蒋介石政府奔走呼号，国联甚至连个口头谴责都不肯，就更别提有什么实际行动了。

美国不管，国联不管。这对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被极端民族主义和眼前的胜利煽动起来的日本大众，只是一只毫无思维能力的蛊，完全没有“适可而止”的智慧，在主要国家的绥靖政策下，极端民族主义的热潮高涨，关东军气势大盛，9·18过了不到一个月，军部就把天皇“不要扩大”的旨意抛在脑后，把东北和内蒙全境作为战区，驱逐中国军队。势态升级后，国联再也无法装死看不见，就任命英国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组织个代表团前往东北调查。而关东军则争分夺秒，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把生米煮成熟饭。事情搞大之后，国联正式发表谴责。日本面临着要国联还是要满洲的二选一难题。当时的新首相犬养毅深知，掀桌子脱离国际社会，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但是面对强硬的军部和汹涌的民意，他也深知，要想恢复到9·18之前的状态，就国内政治而言已经不可能。所以他就阳奉阴违，一面嘴上唱着高调附和民意，另一面又寻找与中国和国际社会达成谅解的可能。天不遂人愿，他的这点小心思被看穿之后，随即被激进的几个军官刺杀（杀人者无罪释放，并担当了在东北和朝鲜的高位）。犬养毅的被刺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从此以后，日本文官政府再也无力成为军方有效的制约因素，彻底沦为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泥腿子出身的日本陆军，之前只是对华对俄打了两场一对一的战争，对世界大战的总体参与是非常有限的，缺经验，没朋友，完全不具备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智力，日本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德国随即退出日内瓦裁军协议。对于西方列强来说，远在东方的中日矛盾只是疥癣之疾，欧洲中央的希特勒才是心腹大患。所以，西方列强对亚洲更是无暇顾及。张伯伦又延续了寇松的思路，提出承认满洲国，与日本永世结好，以换取日本对大英帝国在亚洲其他利益的承认和保护，所幸被内阁阻止。而美国罗斯福上台后，把焦点放在国内，不想承担国际义务。在日本大肆扩张的1934年，罗斯福竟然同意让菲律宾在12年后独立。这意味着，对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打算彻底放弃了（罗斯福把中国看成制衡日本的工具，而不是盟友）。同年，他出于国内政治算计，支持了美国国会通过《白银法案》而高价收购白银。在中国遭到日本侵略的时候不仅不伸出援手，反而背后捅刀子，给当时实施银本位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环境。

可以说，1931年到1937年，是中国最孤立无援的时期。绝望之下，蒋介石只好与日本签订《塘沽协议》，以长城为界，中日双方脱离军事接触，等于国民党默认日本在东北的存在。虽然蒋介石政府口口声声说《塘沽协议》只是停战协议，完全不是正式割让满洲的意思。但是从“攘外必先安内”的选择来看，在蒋的心里，东北并非不可牺牲。这也正是日本军部的判断。所以，关东军在满洲放心经营，做千秋万代的打算，而日本国内的政局，也暂时平息了下来。拿下东三省和内蒙后，面积超过日本本土面积4倍，关东军已经是心满意足，日本就致力于回归国际社会，并没有全面侵华的行动。日本向列强解释说，中国兵荒马乱的，不如由日本出面，充当各国在华利益的保护人。另外，日本又说美日海军10：7的比例对日本不公平，要求改成1：1，美国必须承认太平洋地区美日对等的两强地位，美国拒绝。日本于1934年底废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

面对回归国际社会受阻，日本军部内部也产生了两条路线之争。一个是北上派，这一派在意识形态上极端反共，同时也认为日本在东亚的统治权，心腹大患是苏联，所以主张北上打苏联。而另一派总体派认为，即使打垮苏联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国联、《九国公约》《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些东西不是苏联搞的，而是美英法搞的。日本要么屈服于美英法的秩序，永远成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要么奋力一战，把美英法和苏联这些白鬼子赶出亚洲。既然在巴黎和会上你们不把我们黄种人当人看，那你们也别来亚洲了。但不管是北上派还是总体派，都认为全面占领中国不是目的。日本是要代表亚洲，把美英法俄这些白人赶出亚洲，而且，这种做法会得到中国人的支持。毕竟中日都是儒教文化圈。当然，这可能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本来，北上派有胜出的机会。但是这一派的年轻军官心急，发动了政变（226兵变），打算一举占领军部大本营，把总体派清洗掉。结果做事不周密，阴谋败露后，反而成了清洗对象，总体派反杀北上派之后，全面掌握了局势。1936年，政府与军部共同确定三个基本目标：保持亚洲大陆优势、抵抗苏联、向南洋扩张，到此刻，中国中原地区已经成为重点进攻方向，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彻底变得疯狂，最终爆发77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

回顾自918事变起的局部侵华战争至77事变始的全面侵华战争，我们可以说，它诞生自人类最卑劣的欲望——侵略，发展于人类最懦弱的政策——绥靖，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抗争失败，不仅是对侵略者长期妥协绥靖下“恶性循环”的产物，更是其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根本上笃信欧美国家的精英主义，唾弃畏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体现。战争最后，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更是人民战争对极权主义的伟大胜利，是“朴素爱国主义”对“极端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而至此，在人民长期遭受侵略和压迫产生而继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朴素爱国主义”，终于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而最终蜕变，一种建立在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继承上的“爱国主义”逐渐诞生了，成为了一种超越各种意识形态、民族与地域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和思想观念，它在中国人民勇敢与热血的浇筑下，早已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来源，与其他伟大精神一起构成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