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予了多少希望？期待越多，失望越大

陆征祥向袁世凯惨然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氏苦笑，问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征祥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可见当时之人对于外交事务上的失利，都以一战之后的和会作为补救之法。

成为天主教神父的陆徵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此正像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中写道的：“过去学界多强调参战带来的内部动乱，近年来研究成果，则多肯定参战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国是因为参战才参加和会，参加和会才提出山东问题。实际上逻辑顺序是正好相反的，获得和会入场券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段祺瑞政府参战时，南方孙中山成立广州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段祺瑞内战不及，无力派军队参战。但是中国仍采取了派遣劳工的方式，前后30万人远赴欧洲，作为中国的力量参加一战。正是这些人为中国来带了巴黎和会的入场券。

整个一战中国派去30万劳工，正是他们的付出才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以及获得巴黎和会的入场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人对于一战之后的这场巴黎和会是寄予厚望的，也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在四年前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袁世凯就曾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征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氏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取各方建议和支持。因此，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中国已经为之做了四年的精心准备。中国尚未参战之时，段祺瑞政府已经在筹备和会事宜，而一战停火后，国务院立即设立欧战和议筹备处，汇集资料。

1917年1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咨文，已经在筹备和会事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此外，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给中国壮了胆气。协约国的胜利更让中国人沉醉在“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中，对中国通过巴黎和会一扫国耻，获得和平与幸福充满了期待。

《晨报》上发表庆祝一战胜利的文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民国日报》的发起人邵力子发表时评：“足以使吾人欢欣鼓舞者，非仅曰欧战停战，世界和平指日恢复也，乃以扰乱世界和平之恶魔完全屈服，公理竟战胜强权也。”；北大校长蔡元培也高呼：“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北京人民更将屈辱的克林德碑改为“公理战胜”碑。

一时间中国人民狂热的期待无以复加。因此后来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谈判胶着时，民众的失望也可想而知。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章（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03卷》）

另一方面，中国南北两派也为这场和会做出了妥协。为向西方列强展示中国南北统一，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共同组成了代表团。

1919年1月国务院函，既能看出国内对巴黎和会的殷切期盼，也能看出国内形势对代表团的影响（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北京方面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成员有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广州军政府则派出外交次长王正廷，并伍朝枢、傅秉常、伍大光、黄凯等人。其中陆、王、顾、施、魏五人为全权代表，陆征祥为体现南北团结，还特地将王正廷的位置提到顾维钧之前。

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合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感到非常失望。中国并没有被作为正式参会的大国，而是被列为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外的第三类国家，只能派出两个代表，和其他小国一样讨论和自己国家有关的事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