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世界重启了

给家乡的女友的信中，杜鲁门写道：

“当月亮在残枝断木后方升起时，你可以想象那幅景象：50万名法国人在此遇害，这就像他们的冤魂在举行一场哀悼的游行。”

“当月亮在残枝断木后方升起时，你可以想象那幅景象：50万名法国人在此遇害，这就像他们的冤魂在举行一场哀悼的游行。”

但胜利的快感也会让人欲罢不能，哪怕它建立在人命之上。

随着德国人的败局越来越明显，这场战争像是“一次绝佳的体验”，他给女友的信也越来越甜蜜。直到宣布停战的11点时，杜鲁门还希望能继续战斗：

“我们不能去蹂躏德国的土地，不能去砍掉他们年轻人的手脚，剥掉他们老头子的头皮，这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不能去蹂躏德国的土地，不能去砍掉他们年轻人的手脚，剥掉他们老头子的头皮，这真是太可惜了……”

杜鲁门为战争结束感到遗憾，因为自己不能从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了。唯一让他得意的是，自己在最后的进攻向敌人发射超过1万发炮弹，直到停战的最后一刻。

年轻士兵杜鲁门

2

当杜鲁门正在营地上享受蓝莓蛋糕时，德国士兵赫斯正在赶回祖国的路上。

赫斯还未满18岁，为了离开家，他加入军队，随即就卷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被带到遥远的中东古都大马士革。

在参军前，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在巴勒斯坦这片《圣经》中的“应许之地”上，他得到不是蜂蜜和牛奶，而是血。

面对第一个死在他枪下的敌人，他还不敢直视。很快，生杀予夺的快感同样感染了这个小伙子，死亡成了家常便饭，他一次次端起枪瞄准对手：英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新西兰人。

直到战败的消息传来，杀戮被禁止，等待赫斯的命运只有成为战俘。但他并不甘心，便问同伴是否愿意追随他千里跋涉回国，尽管部队单独行动在军中是明确禁止的。

这将是一场充满冒险的长征，他们要穿过安纳托利亚、黑海和巴尔干半岛去到奥地利。“没有地图，只能依赖中学的地理知识，坐骑和士兵的口粮则向当地百姓征收”。

他们沿途经过的世界动荡不安，让赫斯印象深刻：帝国纷纷倾覆，社会主义革命、民族独立运动四起，举目所及皆是饥馑、疫情和物质匮乏。

最终，他们成功抵达终点。但此时，战败的祖国也已经四分五裂，并不比沿途的景象强多少，而他们那颗救国心切的心也无法被国人理解。

在日记中，赫斯写下：“没有人期待我们能活着回来。”

战线路上的空弹壳

3

1918这一年，艺术界也不太平静——战火刚刚熄灭，这边又冒起了小火苗。

因为不满祖国的好战，德国青年格奥尔格·格罗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乔治·格罗茨。他虽未上过前线，但在大后方见证了太多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扭曲的人类——如野兽般的战友，面目全非的伤残士兵，狂妄自大的军官，医院里充满色欲的护士。

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

“对我来说，艺术创作是一种解压阀——让那些郁积的怒火得以释放。只要我有空，我就在画纸上发泄我的不满。”

“对我来说，艺术创作是一种解压阀——让那些郁积的怒火得以释放。只要我有空，我就在画纸上发泄我的不满。”

乔治·格罗茨

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小镇里士满，战火并未在此地点燃，可有人还是感受到硝烟的味道，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

这一年，她36岁，刚出版了处女作小说，尽管获得一些好评，但并无多大影响。当她在思索创作时，战争的消息一再传来，刺激她本来就脆弱的神经，哪怕是捷讯。

伍尔夫在婚后就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先是不停说话，接着语无伦次，陷入幻想和幻听；后来则是严重的抑郁，既不能起身，也不能说话吃饭，还吞服大量安眠药。多亏丈夫的帮助，她才逐渐恢复，甚至一起创办了一家文学出版社。

伍尔夫

当11月11日11点里士满响起庆祝的礼炮声时，伍尔夫却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乌鸦四处盘旋，看起来就像正在举行一场半是感恩、半是与死者告别的仪式。乌云密布的一天，没有风，礼炮腾起的烟雾往东边沉落；有那么一瞬间，它显得漂浮不定，仿佛在向我们招手，显得疲惫不堪。”

“乌鸦四处盘旋，看起来就像正在举行一场半是感恩、半是与死者告别的仪式。乌云密布的一天，没有风，礼炮腾起的烟雾往东边沉落；有那么一瞬间，它显得漂浮不定，仿佛在向我们招手，显得疲惫不堪。”

伍尔夫追求宁静，哪怕在阅读中也是如此。就在一年前，她才和丈夫拒绝了一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不知名作者，他那份叫《尤利西斯》的书稿充满脏话，让他俩作呕。

4

尽管在一战中没有正面交锋，杜鲁门和赫斯却以另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二战相遇。

一战结束后，杜鲁门回国顺利娶了女友，并开了一间服装店。尽管刚开始时生意火热，但很快就遭遇大萧条，以破产收场。至于赫斯，他加入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激进军队，因杀人而被判刑，出狱后只能在一个农场糊口。

凭借战士的毅力和灵活，这两个前一战士兵从零开始，随后又都在二战中身居高位、为国效力：杜鲁门破产后参政，在二战尾声成为美国总统；赫斯则加入纳粹，后被任命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仅是他命令建立的毒气室就夺去100多万条性命。

杜鲁门与世界两大巨头

战后，赫斯被判绞刑

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不是某个人，而是时间。

乔治·格罗茨面对丑恶的现实，却创造出了新奇的艺术。战后，他和和他的艺术家朋友频频聚在酒馆和小剧场，或冲观众骂粗口，或剪贴垃圾，或让6台打字机和6台缝纫机比谁的速度快，甚至还有说脏话大赛。

他们声称这就是艺术，并为之取了一个戏谑的名字：

“我们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无，是真空，是烂窟窿……我们嘲笑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我们朝所有东西吐唾沫，这就是达达（Dada）。”

“我们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无，是真空，是烂窟窿……我们嘲笑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我们朝所有东西吐唾沫，这就是达达（Dada）。”

《大爆炸》，格罗茨作于1917年

至于伍尔夫，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天性敏感的作家的人生走向。

在一战之后的和平时期，她达到了创作的顶峰，写就了《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等名作，因其出色的意识流写法而被誉为现代文学的先锋。

1941年，伍尔夫再也难寻内心的宁静，往口袋里装满了石头后，她在家附近投河自尽。同年，那位曾被她拒绝的意识流大师詹姆斯·乔伊斯也离世而去。

5

在失去伍尔夫和乔伊斯后的第二年，人类又失去了一位文学大师——斯蒂芬·茨威格，他和妻子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一个小镇自尽离世。

在其传世的经典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茨威格写道：

“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毫无疑问，1918年后的世界也同样群星闪耀：杜鲁门、赫斯、格罗茨、格罗皮乌斯以及伍尔夫，他们在当时并不起眼，此后却改变了世界。但闪耀的时间却过于短暂——很快，纳粹上台，二战打响——以至于让人怀疑闪耀的是希望，还是幻觉。

在德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舍恩普夫卢格看来，与其说1918年是群星闪耀，不如说是彗星降临。

丹尼尔·舍恩普夫卢格作品《彗星年代》

除了上述的人物，那一年还有无数的青年在为未来奔波：

甘地在梦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号召整个国家前面罢工，同时也开始思索暴力抗议的利弊——1947年，他的“不合作运动”帮助印度赢得独立。

越南青年阮必成在伦敦卡尔顿酒店的地下室一边洗盘子，一边策划祖国的独立——此后，他更改了多个名字，最终以“胡志明”为名成为越南国父。

而英国军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赢来了人生巅峰，他身穿白袍，以胜利者的姿态骑马进入大马士革——虽然他帮助阿拉伯人赢得对帝国的战争，战后却没能帮助他们独立——多年后，人们只记住他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却忘了他高光之后的失意人生。

当时，世界尚且年轻，前方有千万种可能性在招手，所有人都背负不同的过去，面临相同的现实，迎向未知的未来。

舍恩普夫卢格书写了超过20个这类历史人物，聚焦他们在一战后的人生走向，表现了1918年至1923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旧的已经退场，新的尚未建立，整个世界被撕裂成两半，人类处于激情和消沉、狂喜和毁灭之间。

这就是稍纵即逝的彗星年代：世界从未如此充满希望，人类也从未这般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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