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掀起"中国热"，当时欧洲

公元1700年的1月7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世纪舞会，名为“中国之王”。舞会上聚集着当时巴黎上层社会的各色名流贵族，他们身着各式华贵的礼服等待着国王的驾临。

伴随着音乐声和人们的惊叹声，国王路易十四身着中式服装，从一顶八抬大轿中缓缓走出。这场名副其实的“中式舞会”，代表了当时风靡欧洲一整个世纪的“中国热”新风尚。这火热的场景，恰恰缩影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十八世纪欧洲的进步，恰恰来自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火热崇拜，以及满怀崇拜之心，不遗余力的学习。

二、崇拜中国的欧洲“精英”18世纪欧洲“中国热”时代，究竟“热”到什么程度？以基本生活来说，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折扇，都是风靡欧洲。巴黎街头上，穿中国丝绸坐中国轿子，都是流行时尚。路易十四的“中式舞会”？不过赶个时髦。

而比起这些流行时尚来，18世纪欧洲各国精英们，特别是那些欧洲各行业的领军人物们，对中国的崇拜之情，却更堪称持久弥坚。最典型的，就是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批了一辈子欧洲君主专制的伏尔泰，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铁杆粉。他十分崇拜孔子，甚至把夫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中，朝膜夕拜。在伏尔泰眼中，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文化，而当时的中国就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是法国所要学习的对象。他还将中国人称作当时“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而能和伏尔泰比“铁杆”的，就是启蒙运动另一位代表人物魁奈。魁奈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制度，写成《中国专制制度》，还因此被称为“欧洲孔夫子”。

魁奈和伏尔泰之所以这么推崇儒学，是因为其中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与他们所要宣扬的思想相契合。在他们眼中，中国重视农耕，君主每年都要举行亲耕礼；在中国，官职都需经由科举考试才能获得；而众多的教派和不同的信仰，都可以在当时那片神奇的东方土地上并存，这样的国家使他们心向往之。

虽然在当时的欧洲，也有孟德斯鸠等学者，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但更多的学派对中国十分推崇。十八世纪的柏林科学院，就把中国文化列入了研究课题。法国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也是常拿中国文化来批判西方。霍尔巴哈的一句名言，也曾长期流传欧洲：“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不过，比起这些学问家的虔诚崇拜来，当时欧洲各国政府，态度也更实在：不能只崇拜，更要把中国的好东西，实实在在学过来。

三、瞪圆眼睛学中国在西方思想文化火热进步的18世纪，欧洲人向中国学习的脚步，依然不曾停，担当急先锋的，就是那些传教士们。

虽说同时代的清王朝，国门已经越发紧闭，但与欧洲各国的文化交往活动，也有过很多次。一批批传教士们，得以有机会踏上中国土地。他们除了肩负传教任务，更怀揣另一个高难度任务：学习中国的产业科技。

1735年，从没到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就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仅凭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的书信记录，就成为翻译出了明代农学宝典《农政全书》的第31卷至39卷。这以后，这八卷记载中国养蚕种棉篇章的文献，就在欧洲火热流传，陆续出现了英文等各种版本。沙皇俄国也专门引进翻译出俄文，直接助攻沙俄的农业产值。

而且这样的“高难度”突破，可不是哪个传教士“热情过头”。1765年，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就给即将出使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们，提出了五十二个任务，包括一定要学到中国的造纸，果木栽培，农艺等技术。也正是这“高标准严要求”下，中国特有的巨幅纸制造技术，桐油生产技术等，都被这些传教士们，源源不断的带到了欧洲。甚至连粮食种籽与种茶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欧洲人陆续学到了家。

就连古代中国出口的拳头品牌：瓷器，也在1717年，被在景德镇明察暗访的法国传教士尹弘绪，成功掌握了烧制方法。1768年，法国烧制出了精美的硬制瓷器，从而打破了中国瓷器的出口垄断。曾经全方位领先西方的中国生产工艺，就这样接二连三，被欧洲人陆续超越。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了十八世纪后，工艺领先世界的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最佳时机，而一直以仰视眼光面对中国的欧洲人，却默默的反超到了前面。过往的反思里，很多人不停在叹息，叹息着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故步自封的傲慢。

但同样应当正视的，就是整个十八世纪里，欧洲社会从上到下，对于东方文明不遗余力的积极学习。放眼看世界的态度与奋起直追的精神，对于任何民族，都永远是前行的动力。一场18世纪“中国热”，背后的这个道理，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食西传：十六到十八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饮食》、《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