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作为世界的地方 （第4页）

　　 另外一个让我想得比较多的现象是方言的流传。中文系有老师专门研究方言，从某种角度看，方言的流传范围很可能比普通话要广。但为什么我们把方言叫作local dialect，地方上的dialect，而且不是language。比如闽南话，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圈，以福建的漳州、泉州、厦门为中心，这是闽南话的核心圈。但是，还有一个从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和整个台湾构成的中间地缘范围，也多数是讲闽南话，以闽南话为母语，普通话是后来的。还有一个外圈，主要是东南亚，曾经可能远到日本，甚至欧洲。那更不用说讲广东话的人了。

　　 举一个例子，我在伦敦是很穷的，一些同学会请我去叫作Soho的地方，我指的是那里的唐人街，去那里吃饭。印象中唐人街里的员工全部不会讲英语，而且，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便宜餐馆叫“旺记”。你们去旅游一定要去参观，为什么要去参观？因为那里面有一个现在估计有70岁的男服务员，他是出名的凶。我们知道外国人在周末礼拜之后都会去吃个饭，然后他们会跟我们成一伙。我交往的都是没有钱的同学，他们要去“旺记”吃个炒饭。别人炒盘面都5英镑，“旺记”炒饭很好吃，2英镑，但态度就像当年广东农村人一样坏。“旺记”的服务员，出来服务的路上就把这里面的教徒骂一圈，他只会一句英语：“Quick！Quick！Don’t pray！”只有这句话：“快！快！不要祈祷！”因为那些信徒吃饭前都要说：“谢谢上帝给我这盘吃的。”可在广东籍服务员眼里，你这个祈祷就浪费了我的时间，对吧？我们下一波还要吃呢，对不对？广东话在伦敦的市中心才是流行的，外国人都听不懂，他们用广东话骂，很粗的，我在广东半年，都听得懂。我的意思是，广东话流传得更广。

　　 在巴黎，我碰到一个柬埔寨的潮州人，他有一套中国观：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讲外语。那天我们去找他聊，他就在那骂街，说谁讲外语……他在那个地方会讲潮州话、普通话和法语，他的孩子是当律师的。他是那边的柬埔寨华人，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认为就是要讲自己的话才是领袖。在外国人面前你讲什么外语，是吧？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很安慰，因为我一直自卑的是自己英语很烂，带着很浓的闽南话气息。他这一讲，好像本来地位高的人就应该这样。

　　 三、西部地方的上下内外关系

　　 我还有很多东西来回应世界和地方、全球和地方的二元对立。我做了家乡的研究之后，大概1999年开始就慢慢地移到西南了，一到西南就组织了一些研究，涉及一些我觉得有趣的话题。比如在抗战时期，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大学当系主任，带了一批人做了一个田野工作站叫“魁阁”。我很希望年轻的学生能够知道“魁阁”这个词。所谓“魁阁”就指农村的拜魁星老爷的小庙，费老把他转化成一个像研究所一样的机构，带出一些人。1999年，我开始带学生去那里，希望培养出一代有抱负的中国人类学徒弟，希望他们能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去看看“魁阁”，了解为什么它能产出很多世界一流的成果，让他们去当地看，跟着做研究，看会有什么体会。之后我又更多地读费老。费老提出“藏彝走廊”，指出西南地区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身份的感觉和当地特定历史的关系。“藏彝走廊”就是古代很多人、物品、意象、传说流动的地方，具体指北到甘肃、青海，南到藏东南，穿过四川和云南的这个通道。文明是多样的，没有一个民族不带有别的民族的成分。所以费老提出这个很重要，我们花了十几年，做了很多研究，我提出栖居与流动是同时展开的（这个地方也基于我在东南的经验）。我们不能把中国形容成只有栖居，等到外国人来了以后我们才流动起来。这是不对的，原本就是双重的。西南地区很大，自古就是双重的。有一个例证是那边的土司。那些土司往往是特别传统，但又特别善于接受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最早建立现代学校、佩戴现代枪支等，有这样一种复合的情况。因此我就写了《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2015）。

　　 在“中间圈”，地方的山水给我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认为地方的人民不仅是像费老所言那样，生活在彼此之间，而且他们还生活在上下之间，就是老天和他们的土地之间。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在这个中间展开的，那地方的山和水是很核心的，在北京没有那么核心了，以前北京也一样。你能很容易从他们的宗教体制、诗歌、神话中，找到天地之间的山水这样一个意境。所以研究一个地方，不必非要把它描述成只有农民生活，非要否定上面这些流动感，非要只描述分析少数民族那些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被我们研究的地方的人们生活在这广阔的世界里面，他们的文化成就正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面取得的。

　　 迈向作为世界的地方

　　 除了东西部的地方与世界，关于地方概念，后来我在理论上做了不少思考，时间关系，谈不了太多，不过有一点还是要解释的：我是围绕“地方”这个词来做这次讲座的，在西学里面，这个词大抵如何理解呢？

　　 我比较喜欢现象学家爱德华・凯西（Edward Casey）的定义。他说：“How to be in place is to know, is to become aware of one’s very consciousness and sensuous presence in the world.”（Steven Feld & Keith H.Basso, eds., Senses of Place，1996）这句话意思是：在地方中存在,就是在地方中变得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在世界中存在这个事实有更明确的意识。前面说的是脑子里对世界的意识，后面是“sensuous”，是身心感知上在世界中出现的意思。凯西认为，是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地方感，需要重申，这两个方面之一是指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有明确意识，之二则是指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实际感知上的“presence”。

　　 我们以前老是把地方看成是跟世界对立的，所以会犯我前面试图指出的那些错误。这个现象学的思考，以“世界感”来形容“地方感”，有助于我们做些改变。不过我为什么会喜欢这种现象学？并不是因为它是现象学，而是因为它可以跟“地方”这两个字的含义联系得比较好些。如果用社会认同的看法，将地方-全球看成是对抗的，那我们就总是会采用所谓“声音理论”来说“local”是一个“voice”，而什么叫“voice”？它就是指，在被压抑中想让外面的人知道“我”的存在，要人们“别忘记我”。这种观点在人文地理学、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及人类学“后学”中都很时髦，但都不大符合我的想象。

　　 我的想象更像是现象学的，但也不完全是。我的想象有些“本土形而上学”因素。中国的“地”和“方”这两个字实际上有很强的世界观内容，“地”不简单是指泥土（如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形容的那种从泥土里长出庄稼的感觉），而是指对元气的分层。古人说：“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也就是说，地是某种重的东西下降而成，天是某种轻的东西上升而成的，上升的是阳的，下降的是阴的，阳的虽然支配阴的，但不是永远如此，起码阴的比阳的要重。那么“方”又是指什么？关于这个字的起源，前人做了不少推测。比如，于省吾先生因袭《说文》，将“方”的意象起源解释为“象两舟总头形”，而徐中舒先生则认为，方“象耒形”。这些推测都有具象主义倾向，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我们的文字有突出的象形特征。但这些具象的推测不应排斥抽象的解释。其实在古人那里，“方”这个字有抽象意涵。从甲骨文到金文都指方国、方向。“方”的原本所指硬翻成英文便是“orientations”“directions”，并不是实体性的，它是“orientations”，是指向外部的。它也不一定是小的，可以是相当大的，比如说“方国”。它还可以指方和圆，我们经常把方圆看成是地方的面积，实际方圆这两个字还有很多别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说，“地方”在古人那里相对抽象而宏大，有某种世界感，但这种世界感与现象学说的那种意识和感知不大一样，似乎有更实质的内涵。

　　 我们以往把地方看成小，世界看成大；地方看成内，世界看成外；地方看成下，世界看成上；地方看成前，世界看成后。我们习惯用下面这个二元对立表格来看问题：

　　 我认为这种看问题的习惯是不好的，我们要把这种习惯性思维摧毁掉，否则难以重建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这里边是有奥妙的。为什么地方不是小的？原因很简单，它就是大的，因为它就像“地”和“方”这两个字表明的那样，它涉及天地、方向，中心和四周的关系。它为什么是大的呢？比如宋元时期的泉州虽然是一个地方，但由于它是“世界货仓”和“世界宗教博物馆”，所以基本上等同于世界之大。倒过来看，现在很多地方看起来虽然都要比以前大很多，但因为它没有内涵，所以它其实是很小的，自以为是天下，其实很可能是坐井观天。在学术上经常把地方看成历史上的社会存在，而世界看成是现代化以来的成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错误。我们很可能在历史上已经取得了世界的成就，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被地方化了。这是可能的。

　　 总之，要用辩证的看法，这不一定是哲学上辩证，它很简单，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把地方轻易地等同于特殊，等同于封闭，等同于共同体，要看到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我做这些研究，如果有认识中国的方法追求的话，那它就是旨在打破地方和世界的二元对立。关于这点，我的《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这本书是最新的，里面的表述可能牵扯到各种花样，但实际就是在说我前面说的这些。差不多就是这样。好，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同学一：老师您好，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刚您提到全球化研究就是要消除地方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想请问您怎么看待“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潮流？第二个问题是您提到的乡土主义和城乡建设方面的内容，想问您怎么看待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一些乡村建设行为以及理论？他设立了一些讲学机构来教化村民，使其成为一个团结性的共同体。他的理论您觉得是否过于理想化？

王铭铭：“后疫情”怎么样，我自然没有能力知道，每天都在家里看新闻，但是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抱歉。“后疫情”时代会不会再出现全球化，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这个希望里面，包含着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定的发言权。所以这种全球化应该是（用一个我不大喜欢的词）叫各种声音的“conference”，一个会议，有各种声音，那才是我理解的全球化，不可能是单向的。全球化研究者也很深刻地意识到这个，比如我刚才带有一点讥讽的口气说的麦当劳全球化，其实很多研究者都指出麦当劳到了北京以后，产生了很重要的地方化。所以不研究北京的地方上的人怎么感受、怎么生活，你很难理解麦当劳的全球化。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北京很多人（像你们这么小的孩子）跟对象表白的一个手段，就是到麦当劳去请人家吃个汉堡。这是书里面写着的，现在当然不这么表白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