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意仿徨，成功未有时

　　前苏联国家转轨至今，在体制建立过程中经历了从照搬西方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历程，目前转型尚未结束，成效参差不齐，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

　　均宣称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失衡但有序”成为前苏联国家普遍政治特色

　　(一)多数国家经历由乱而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就其实质来讲，主要存在三种模式：波罗的海三国与欧盟接轨，实行民主；摩尔多瓦、占尔吉斯斯坦、鸟克兰等部分国家施行“议会制”抑或“议会—总统制”、“总统—议会制”，但仍处摇摆之中，具有不确定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鸟兹别克斯坦、阿寨拜疆等大多数独联体国家采取总统集权制，亦被西方称为“可控民主”，地区影响最大“可控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虽保留了梵文民主的若干外部特征，但强化了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权力体系，政治精英多被笼络在体系之内，以确保政权稳定。“可控民主”对于结束由激进变革带来的混乱、实现有效治理乃至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二)政党政治尚未成熟、剧变之初，政党林立。各国当局随着控局能力增强，藉修改《政党法》、《选举法》等手段，使政党发展逐渐步入有序轨道，数量大幅减少、作用有所提升。但总体看，距成熟的正党政治尚有距离。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党发展具有鲜明的“政治项目”色彩；二是许多政党意识形态和纲领模糊，组织体系不健全；三是合法反对党多属“体制内”政党，享有稳定的低政治威望；四是“政权党”一党独大，占据议会宪法多数，并在执行机构、地方权力机关及媒体等中拥有丰厚资源，成为当局组织选举、宣传施政方针和聚合民意的依托，但同时亦存在着沦为“官僚化”政党的危险。

　　(三)受内外因素影响，政治稳定的基础较弱。一是各国转型仍在继续，一些国家尚就未来政治发展方向没有达成广泛共识，导致政争频仍、内斗激烈。二是随着时间推移，“可控民主”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一方面，形成r相对封闭保守的精英集团，“政权党”有可能退化，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会消退，这此现象被称为“政治停滞”，从长远看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制衡约束，腐败现象滋生、三是一些国家面临领导人权力能否平稳交接的考验。

　　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但内生动力不足，市场经济的基础薄弱

　　(一)转型初期，国家调控失位，“休克疗法”产生一系列恶果。苏联 解体后，“自由民主派”试图通过“休克疗法”来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国家全面放开价格并实施大规模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造成一系列恶果：许多国家经济下滑50%以上，到2010年尚有六国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1992-1996年俄私有化收人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0.15%，国有资产损失“远远超过了卫国战争时期遭受的损失”；形成了寡头和权贵利益阶层，出现了‘’影子经济”和“影子政治”；社会急剧分化，许多居民沦为贫困阶层。

　　(二)经济取得一定发展，但市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历阵痛后，波罗的海三国藉与欧洲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欧盟援助率先实现经济增长，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则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逐渐走出衰退。在全球经济增长大环境下，不少国家还实现了较快增长。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经济多年保持7%以上增长，GDP总量大幅跃升。但总体看经济增长的质量还不高，且缺乏后劲。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滞后、基础设施差、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等。此外，一些国家经济的封闭和垄断化倾向趋强，导致效益低下，市场的调节作用有限。

　　(三)经济结构问题突出，且受外部因素制约。前苏联国家经济普遍存在着结构不合理、主导产业单一 化、产品初级化和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其中，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对外出口中能源原材料占很大部分，一些国家的预算平衡建立在油价稳固上升预期基础上；乌克兰、白俄罗斯重工业比较发达；中亚、外高加索个别国家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劳务汇款。各国对外资依赖严重，外债居高不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以巨大冲击，显示了其经济的脆弱性和增长方式的难以持续性。尽管各国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加紧实施工业创新，但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规模有限，外资又因投资环境差而较少进人，导致资金短缺， 加之转型带来的利益再分配阻力，目前成效还不明显。

　　民众生活有所改善，心态趋向成熟理性

　　(一)经历由乱到治，人心思定。转型给社会思潮带来极大冲击，到20世纪90年代末，人心思定，中间主义思潮开始在俄罗斯等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以“折中、渐进、温和”为内核，表明社会上下既对伤筋动骨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不满.同时也不愿意回归苏联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它符合俄罗斯民调中显示的“脱意识形态思考”倾向，即人们不再从意识形态化角度去思考发展道路和前途，而是主张走自己的路正如普京所说：“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国家和人民都经受不住再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

　　(二)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按照前苏联各国的官方统计，转轨20年来，相较于独立之初，居民收入确实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所改善。波罗的海三国中的爱沙尼亚人均GDP已高达1.44万欧元。独联体国家中，1991至2010年俄职工月名义工资从548卢布提高到2万多卢布，增长了3648%，特别是普京担任总统的八年间居民可支配收人提高迅速。哈萨克斯坦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名义月收人较1994年增长了约44倍。即便尚未恢复到苏联后期水平的几个国家，居民收人水平也有所提高。塔吉克斯坦自内战结束以来平均工资增长88倍，达440索姆尼。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生活压力大和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社保制度是转型国家民众抵御社会变革阵痛的最后一棵稻草，近年来随着经济好转，各国加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步伐，统筹资金来源，加大财政投人，如将工资和退休金增长指数化、不定期发放各种补贴等，但亦存在着失业及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覆盖面广但总体水平较低及资金保障难以为继等问题。

　　(三)社会治理落后前苏联国家致力于改善社会状况，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富分化， 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缺乏透明度，社会结构不利于国家各领域的长远和良性发展；腐败作为一种“肌体性现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许多家庭感受到腐败对生活的影响，成为转型国家的“体制之困”；社会治理模式落后，旧式官僚思维与现代世界格格不人，政府干预“无所不在”，企业和社会创新遇阻，民众“在与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打交道时不公正感日甚”。

　　苏联解体后遗症尚未完全消除，各国关系“磨合”及后苏空间进程调整还没有到位

　　(一)前苏联国家虽“文明离婚”，但作为同一国家70年共同历史所形成的情感及利益纠葛和心理积淀，相互关系仍有别于正常国家间关系。一些国家间仍存在着边界与领土争端；纳卡、德左等热点问题一直未获有效解决。

　　(二)独联体一体化有所进展，但各国发展差别拉大，加之受外部因素影响，进程可能不会太顺畅。独联体内区域及跨区域多组织并存。由俄力主推进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终获突破。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启动，“欧亚联盟”亦拟2015年建立。八个独联体国家还就迟滞17年之久的自贸区建设达成一致。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在试图转型。总体看，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恢复和加强因苏联解体而受损的各国间经济政治联系，促进共同发展与安全，但也有可能不会如预期般顺利。特别是各国发展方向及发展差距拉大，在一体化上协调难度增大。独联体内将继续呈现不同层次、不同速度、不同组合各自发展“一体化”的态势。

　　外交上变“一边倒”为多元务实平衡，各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一)随着普京归位，“新普京时代”俄复兴步伐有可能加快。俄将充分依托综合国力，巩固在独联体地区影响，扩大对欧洲安全和亚太事务的参与，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为全面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二)融入欧洲是乌克兰、格鲁 吉亚等国既定方略。在当前欧债危机的形势下，上述国家对外政策中兼顾独联体的一面有所上扬，但“走欧洲道路和加入欧盟”仍是一项重要目标。

　　(三)中亚及独联体其他一些国家立足自身国情选择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不会改变。各方将继续积极地发展与俄、美、欧等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关系，并且将更为务实和平衡。

　　(四)“中国因素”作用上升，各国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俄中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运作良好(中国长期奉行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受到前苏联国家普遍欢迎，视中国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各方亦更为重视发展对华互利经贸合作关系。

　　总之，纵观前苏联国家转型20年，其中波折不断，无论是合法的宪政改制，还是非正常的政权更迭，均反映了前苏联国家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剧变初期转型框架的不断修正。尽管各国高层在回顾20年转轨历程时感慨得大于失或失大于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国已开始打破某些制度迷思，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正成为其社会越来越多的共识。前苏联国家转轨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时外联络部东欧中亚局)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