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从其经济特征看，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经济区域。在北方和西北方广袤的草原上，存在着一种游牧狩猎的经济文化，逐水草而迁徙的流动生活是其主要特征。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存在着一种稻作农业和渔探文化,稻作和渔探的结合,“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使其具有“水”文化的特征。而在黄河流域,却存在着一种早地粟作文化,丰厚的自然察赋,给发展农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加之长期的农业实践,使黄河文化成为一种成熟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文化具有“土”文化的特征,粟和陶则是这种“黄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草原文化和南方“水”文化相比,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在文明发展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先进性和早熟性。生活在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务实、求安定、强调天人和谐、重视经验传统。农业文化是黄河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南北差异

南北差异

其次，从政治特征看，黄河文化具有一种正统性。农业的定居生活使聚族而居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宗法关系表现得非常典型，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礼乐制度及其理论化的产物即儒学的出现，造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随着政治上的不断强化，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正统思想。以这种正统思想为核心的黄河文化始终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所在。这种正统文化强调“华夷之辩”“以夏变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同化力。

第三，从其文化特征看,黄河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系统。黄河文化作为中国古代主体文化,其本身就是综合各种文化而形成的。如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就是综合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产物,大汶口文化综合了青莲岗文化和东夷土著文化,而仰韶文化则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和陕甘大地湾文化结合的结果。进入文明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因革损益,最终形成了以周文化为核心,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的华夏文化。春秋战国的政治割据,为黄河流域各地域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秦文化、三晋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各放异彩,其结果是齐鲁文化取得了主导地位。至秦汉,综合各地域性文化的黄河主体文化,既有秦晋文化务实际、重法制的特点,又保持了齐鲁文化富理想、重伦理的特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黄河文化又不断吸收了主要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这种博大精深的包容性,使之成为中华古代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

黄河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如何？

在黄河文化的形成发展中,齐鲁文化作为其中的主要构成之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齐鲁文化的形成，是古代黄河流域多元文化综合提炼的结果。早在远古，处于黄河下游的齐鲁故地就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东夷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从神话传说看,最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太皞氏、少皞氏和当时以天鼋(龙)为图腾的炎黄族共同创造了最早的黄河文明,故闻一多先生说：“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的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此外如“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作井”“蚩尤作兵”“皋陶作刑”等，都反映了东夷族对黄河文化发展的贡献。考古发掘的材料也证明,发源于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也一度处于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进入三代，东夷文化和夏、商、周文化渐次融合,最后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随着齐、鲁的建国而逐渐形成的齐鲁文化,是当时黄河流域最先进的两种文化即周文化和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太公姜尚初封齐,“因其俗,简其礼”,尊重当地的土著文化。经济上除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齐很快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亲亲”的原则,“举贤而尚功”,于是齐桓公任管仲而霸。学术上不仅重视儒家的礼乐仁义思想,而且还兼重法家、道家和阴阳家思想,以后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稷下之学”,正是与这种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的。建立在东夷和周文化结合基础上的齐文化,表现出一种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而这些特点最终融入黄河文化并成为黄河文化的基本特征。从鲁文化的形成发展看,周公封于鲁,其子伯禽至鲁后“变其俗,革其礼”,用周文化对土著文化进行了改造。经济上重视农耕,政治上强调“尊尊而亲亲”,学术上崇尚儒家的礼乐仁义。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鲁文化是周文化的简单移植。因为重“礼”和“仁”的儒家思想没有出现在周的发源地关中地区,而诞生于数千里之外的鲁国,绝不是偶然的。鲁文化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只能产生在这一特定的地区文化氛围中。齐鲁文化是先进的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嫁接而成的,又优于周和东夷文化的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所以,随着西周的灭亡,周王室的东迁,至春秋时期,黄河文化的中心必然从中上游地区转移到下游地区,齐鲁文化取代周文化,成为黄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其次,齐鲁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在学术方面渊源于齐学的“方士文化”却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齐人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秦始皇所采用,为其建立新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秦始皇本人醉心于封禅、访仙、祀神和求不死之药,也都与齐国的神仙方士之学有关。而为了寻求海上三神山遣齐人徐福率船队出海,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思想的荒诞,它反映了富于理想性和开放性的齐文化对具有雄才大略而不拘成见的秦始皇的一种启示和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阶级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著名人物有汉文帝、窦太后、陈平、张良、曹参、陆贾、汲黯、司马谈等。这些人中最早采用黄老之学实行无为政治的是曹参。曹参任齐相国后,接受了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建议,“其治要用黄老术”,相齐9年,齐国大治,号称贤相。萧何死后,他继任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时间,西汉皇朝便很快克服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经济发展成就为汉武帝开创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大变革。汉武帝所尊儒术与齐鲁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的儒学实际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其所治《公羊春秋》也是渊源于齐学。《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及其重在阐述经书中的“微言大义”,积极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学风都是继承了齐学的传统贯穿于东汉一代聚讼纷纭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也肇始于儒家学派内部齐学和鲁学的不同学风。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如西汉的五经八师,除了传《诗》的韩婴(燕人),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赵人)以外,传《尚书》的伏生(济南人),传《易》的田何(齐人),传《诗》的申公 (鲁人)、辕固生(齐人),传《礼》的高堂生(鲁人),传《公羊春秋》的胡毋生(齐人)等6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14博士,齐鲁儒生就占8家,即：东海兰陵人孟喜、琅琊人梁丘贺所传的《易》,千乘人欧阳和伯、东平人夏侯胜和夏侯建所传的《尚书》,薛人颜安乐所传的《公羊春秋》以及鲁人申公所传的《鲁诗》和齐人辕固生所传的《齐诗》。再翻检一下两汉书《儒林传》,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者有27人,齐鲁籍的占17人。在《后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42人,属齐鲁籍的有12人。至东汉末年，齐鲁之地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他用17年的精力作《春秋公羊解诂》,是继董仲舒之后最大的公羊学学者。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他不但精通古文经学,而且也精通今文经学。他遍注群经,打破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不墨守一家之说,兼采众家之长,再加上他寿数高,门徒众,著述多(100余万字),因此成为“天下所宗”的学者。魏晋以后,其间虽有郑学和王学(王肃,东海郯人)之争,但直至宋代理学兴起,经学主要就是郑学。在经学发展史上,郑玄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之际,大批的齐鲁名士如琅琊王导、王澄、王敦，高平郗鉴,东莞徐澄之,长广苏峻等纷纷南下。东晋南朝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大地。此外,这些名士和士族南下时还带去了大批人口,如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后又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仅琅琊人民随其过江者就有1000多家。元帝太兴三年(320)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335)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于是南琅琊郡治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琅琊王氏即临沂县人。齐鲁士人和先进的齐鲁文化的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的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

最后需要指出: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结合的产物,但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相同。如齐文化开放,鲁文化持重;齐文化重功利,鲁文化崇伦理,齐文化尚革新,鲁文化尊传统。齐鲁文化结合互补,扬长避短,再加上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宽宏气度和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因而奠定了它在黄河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有人把它称之为 “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华“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化,其发展不可能是平行的、相互独立的,必然有一种文化处于这种多元文化系统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由于它的发展,带动制约了其它文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来丰富充实自己,最终以一种文化为主,融汇其他各种文化,构筑一个一体化的文化体系。黄河文化在中国古代多元一体化的文化发展中,正扮演了这种角色。其主体地位和领导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黄河文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一是其先进性,这是由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早熟性和发达性决定的。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农业经济丰富复杂的内涵,对较为低级简单的草原游牧文化和较为粗放的长江流域的稻鱼文化有着明显的优势。其二是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和半隔离的状态,而黄河流域恰恰位于这个地理单元的中间地带,介于草原和长江流域之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黄河文化特殊的历史作用:不断接受融合北方的游牧文化,并持续向南方输出自己的文明。这种北受南进,一进一出,带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北方游牧文化的南下不是偶然的,由于游牧文化的单一性经营,决定了它对外部交换的需要,也就是说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有一种先天的依赖性。北方牧民们对铁器、布帛、粮食的需求,都要仰仗黄河流域。正是这些基本的经济特点,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对黄河流域的向心运动。北方表面上咄咄逼人的军事入侵,掩盖着的不过是孜孜以求的经济渴望。这种依赖型的文化,在与黄河文化的较量中被同化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黄河文化不断地南下,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北方的入侵压力。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自然条件,以及武力对比上的优势,推动了黄河文化对南方地区的持续灌输。其三是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政治大一统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是草原、黄河和长江三大文化不断一体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三种文化的相互联系。由于黄河文化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必然使其高踞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其四是其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本身就是由多种文化熔铸而成的黄河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气质,这是成为中华主体文化的基本素质之一。宽容大度的吸收,慷慨无私的输出,这是黄河文化的基本品格。

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包容性及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凝聚和幅射作用,造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由多元文化不断走向大融合的历史趋势。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和包容性,造就了非凡的同化力,使之在与多元文化的交往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使进入这一地区的各种文化很快被融合、同化。如元初许衡对忽必烈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即。史册具载,昭然可考。”黄河文化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南北多元文化的荟萃交流要冲之地,使它能够在吸收汇合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由于长期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黄河文化和其它多元文化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至最后发展到政治上“胡汉越夷共一家”，血缘上“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农牧渔业并举,习俗上“相忘相化,而亦不易而别”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局面。这种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系统,既有其主体特征,又有广泛的代表性,最终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至今仍是我们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今天我们研究黄河文化,就是要摈弃糟粕,扬其精华,在对外开放中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我为主,吸收先进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振兴中华之目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安作璋，山东曹县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1951年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史、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秦汉史大家。代表性著作有《秦汉官制史稿》、《刘邦评传》、《山东通史》等。中共“十三大”代表，山东省首批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届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本文节选自《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史哲》1992年第4期，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本期编辑：陈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