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庭坚倡导的诗歌创作方法中，最受后人讥评的就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法。金人王若虚就曾经对此提出过十分严厉的批评：“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遗老集》卷四十）此论一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方法几乎成了“蹈袭剽窃”的代名词。我们认为这实在有失公允。客观地说，“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既非教人“剽窃”，亦非“强辞而私立名字”，而是宋代诗歌创作在受到禅宗思想影响后的一种必然选择。

　　正像不少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诗歌在经历了唐代数百年的繁荣之后，各种体裁大多基本定型，各类题材也几乎写尽。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诗人要想继续在文学样式上有所创新显然已经十分困难。据说王安石就曾经对此发出过深深的感慨：“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见《苕溪渔隐丛语》卷十四所引《陈辅之诗话》）笔者认为，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实际上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诗歌创作方法翻新问题所作的一种积极尝试。

　　所谓“点铁成金”，实际上是比喻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对旧有语言材料的借鉴改造，以创造出新的诗歌意象这样一种独特的手法。对此，黄庭坚本人的解释是：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

　　与“点铁成金”相联系的是“夺胎换骨”。如果说前者重在对旧有语言材料的借鉴改造，后者则是主张通过对旧有的诗歌意象加以引深，并用新的语言形式来开拓出新的意境。对此，黄庭坚的看法是：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引自慧洪《冷斋夜话》卷一）

　　从以上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点铁成金”或是“夺胎换骨”，其中贯穿始终的共同精神不外乎主张在学习、借鉴前人创作经验时应有所发展变化。取古人“陈言”时，必须经过“陶冶”，才能为我所用；取古人之意时，则要“造其语”或“形容之”，方能入我诗篇。其实，无论是对“陈言”的“陶冶”，还是对古人之“意”的“造其语”或“形容之”，本质上都是一种新的艺术构思。尽管这种构思有时难免会因对前人作品的过于偏爱而弱化了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从而造成艺术原创力的消损，但就总体情况而言，它仍然是以求新求变为基本特征的。对此，笔者认为莫砺锋先生的看法比较公允。他认为：“‘夺胎换骨’说不可能是主张‘蹈袭剽窃’，而只能是要求努力向前人学习，尽可能多地吸收、借鉴前人诗文中的语言技巧，特别是词汇、典故等修辞手段，从而充分利用前人的文学遗产，达到‘以故为新’。在这里，‘以故’只是手段，‘为新’才是目的。”（《江西诗派研究》）至于黄庭坚为什么要“以故为新”而不主张自创新意、自铸伟辞，这主要是时代使然。周裕锴先生就认为：“总而言之，这两条诗法都是宋人在唐诗艺术丰碑的巨大压力下穷极思变的产物，‘点铁成金’是对‘辞不出风雅’的应战，‘夺胎换骨’则是对‘思不出《离骚》’的回答。”（《中国禅宗与诗歌》）周裕锴先生所言，实际上还只涉及到黄庭坚主张“以故为新”手法的时代原因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所说的“时代使然”还包括更宽泛的含义，其中禅宗的影响就是构成时代原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首先，从语源上分析，无论是“点铁成金”或是“夺胎换骨”，它们都不是黄庭坚的“私立名字”，而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出自禅宗典籍。其中“点铁成金”本是道教炼丹术，佛法东渐后，禅师们便常常以此比喻凡俗之人的顿悟成佛。如灵照禅师就说过：“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点凡成圣。”（《景德传灯录》卷十八）《五灯会元》卷七《翠岩令参禅师》中也有类似记载：“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学人上来，请师一点。”至于“夺胎换骨”一词，虽不直接出自禅宗典籍，但同样可在禅宗典籍中找到它们相互关联的蛛丝马迹。据《五灯会元》卷一记载，达摩祖师传法给四个弟子，其中道副得其皮，尼总持得其“肉”，道育得其“骨”，只有二祖慧可得其“髓”。此外，《祖堂集》卷二《慧可禅师》中有如下记载：

　　本名曰光光，因见神现，故号为神光。至于第二夜，忽然头痛如裂，其师欲与炙之。空中有声，报云：“且莫且莫，此是换骨，非常痛焉。”师即便止。遂说前事见神之由，以白宝静。宝静曰：“必是吉祥也，汝顶变矣，非昔首焉。”

　　或许正是看到了“夺胎换骨”与禅宗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所以早在南宋时期，有的学者便把它与禅宗的“活法”相提并论：“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俞成《萤雪丛说》卷一）由此可见，“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确实与禅宗典籍存在一定程度的语源学上的关联。

　　其次，从思想渊源上看，“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精神实质是求新求变，要求自成一家，这种精神实质显然直接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禅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否定外在的权威，强调“本心”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求新求变乃是禅宗不懈的追求。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禅宗才生长出了“一叶五花”的繁茂景象。就江西禅宗而言，这种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百丈怀海所谓“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古尊宿语录》卷一），可以视为江西禅宗创新精神的集中表述。进入宋代之后，文字禅开始流行，从本质上看，文字禅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禅宗固有的创新精神，只不过这种创新更多地表现在“以一则公案、一个话头或一首偈颂为对象，这就启示宋诗人以前人的作品为对象，从中翻出自己的新见解、新意境、新风格来。”（《中国禅宗与诗歌》）笔者以为，黄庭坚“翻出自已的新见解、新意境、新风格”的主要方法正是“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可见“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确实与禅宗存在着思想渊源上的关联。这种关联在黄庭坚的《书梵志翻着袜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皆类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杀鸡饭其母，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遂为四海名士。此翻着袜法也。（《豫章文集》卷十三）

　　“着袜”是禅宗威仪之一，类似于禅僧搭袈裟。王梵志作为唐代著名诗僧，他将袜子翻过来穿，从形式上看是对宗门的大不敬。然而，这种形式上的不敬，恰恰符合禅家呵佛骂祖的创新精神。黄庭坚对此无疑是赞赏的。在他看来，《后汉书・郭太传》中那位杀鸡侍奉母亲、用粗茶淡饭招待宾客的茅容，就与王梵志的“翻着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妙就妙在不因循流俗，敢于创新。这一情况足以表明，作为禅宗黄龙派法嗣的黄庭坚确实秉承了禅宗超师越祖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体现在作诗方法上，自然会提倡以求新、求变为实质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