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讨论实录整理稿，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公众号，特此感谢！

张旭东

鲁迅杂文书写的是那代

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的爱

“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恨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

谢谢王璞精彩的开场白。谢谢多年的合作伙伴三联出版这本书。尤其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今天接到很多私信，说这么大的雨，如果他们真来的话就说明是真爱。我理解这个“爱”不是对一位老朋友的爱，而是对鲁迅文学的爱，是对文学的爱；也是对三联书店和它的读者的爱，是对知识的爱。不管怎么样，这本书还是一个由头和缘起，所以我作为作者冒昧地对三位好朋友三位来宾表示感谢。

引言要尽量短，大家的主要兴趣肯定并不在作者。王璞刚才让我谈谈意图，但我觉得作者意图其实并不重要，甚至鲁迅的意图是什么也不重要，因为我们唯一能接触到的“鲁迅”是他的文字，我们一切关于鲁迅的理解、感受、分析和判断都仅仅来自于他的文字。也不用在理论上过度引申说作者已死，只要细读文本就可以，这也是这本书基本的工作方法。孙歌在来的路上跟我说，你写这么大本书让我们费这么多时间来看，得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还是要跟朋友们读者们做一个小小的交代。王璞从今天活动的题目“林中响箭”来讲起，这段文字确实非常重要。大家如果回到那段文字，会看到在鲁迅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核心的意象和观念，一些核心的句型句式。它们包括这么几点：

鲁迅，1928年3月22日摄于景云里寓中

一个是路的问题。鲁迅说自己总是处在“歧途”和“穷途”上，但这并不仅仅是绝望，而是有时候选择太多：一方面的确是绝望，但另一方面又是“十字路口”，选择太多。怎么办呢？他说我能够负责的只是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他的意思是说我犯的错误我负责，我冒的险我负责，我的成功我负责，我的失败我也负责。我觉得这是中国新文学作者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为我的存在负责，我的存在是我的文字，我的文字是在文字、写作和文学里的一种冒险，是一场赌博。这里没有稳妥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保险。相对而言什么是比较稳妥的呢？抱住近代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和成功范例，比如长篇小说、抒情诗和戏剧，或许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做法。写得好写不好且不说，但是你至少抱住了一种公认的、确定是“文学”的文体、体裁，保住了一种相对稳妥并且高度建制化甚至规范化的写作样式、感受和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称自己是创作家。但鲁迅走的显然不是这样一条路。提到自己的文学成绩的时候鲁迅总语带讥讽，不太称自己为小说家，只说我曾做过一些小说模样的东西，所以也被人称为创作家。鲁迅说起自己的作者身份的时候，从来都是这么讲的，比如“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我怎么做起阿Q来，这就包含了一种对自己写作的特殊路径、特殊方式、特殊境遇的自觉和反思，前因后果都是高度不确定的东西，而主要的成绩却是“杂感”或“杂文”。但在这种文体的不确定性中，鲁迅文学的风格和它同时代的紧密关联，却最鲜明最强烈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鲁迅的“穷途”“歧途”、有路没路。它们表明的是鲁迅的写作在文学空间和历史空间里的独特路径。

正是因为在没有路的地方行走，鲁迅为自己和中国新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空间，它切切实实在人的脚下，但又像“乌托邦”一样“属于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可能是今天的中国文学，当代中国作家打开的新的文学空间或许是鲁迅曾经想象的文学应该存在的地方，但是在鲁迅生活的当下，这个地方绝对不是英国小说，不是法国现代主义诗歌，不是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不是日本文学。所有这些选项对于鲁迅来说是封闭的。这个封闭一方面是一种客观的封闭，是当时的新文学确实达不到，比如鲁迅曾说我不但连这些作家达不到，我连荷兰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那种景物描写，那种儿童眼里看出去的房子、花园、沙滩上的植物，我都写不出来。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学在它第一个十年，在文化财富、经验、技能和工具等方面是非常之不完备的。我们直到疫情前才刚庆祝中国白话文学一百周年，那是2018年，以《狂人日记》的发表为起点。但如果从但丁的《神曲》开始算的话，近代欧洲民族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是14世纪产生的，即便按晚一些的出版年代算，也是王阳明出生的时代。中国新文学是现代语言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文学，是个体的文学，是作为艺术的文学。但在这个时代性参照系里，中国新文学是非常年轻的，在诞生之初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命。

鲁迅留学日本仙台时期影像

鲁迅作为新文学的起源性作家、前卫作家、奠基性和标杆作家，他所承担的文学使命客观上造成了在个人选择上必须考虑的东西，分别存在于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无意识层面表现为焦虑，表现为不知道自己写得出来还是写不出来，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写。在写作中，鲁迅考虑的更多的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的问题。相对来说，写什么相当程度上是由外界条件决定了的，或者说环境的严酷和黑暗帮鲁迅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有人来攻击他，就知道该写什么了；碰到军阀、复古、小脚、或“正人君子”就知道写什么了。不断的“碰壁”决定他写什么。外界不断地告诉鲁迅要写什么，直到他明确意识到这是他没得选择的选择，一种“华盖运”或宿命。这种强迫和压抑时时达到令他窒息的地步，所以鲁迅的写作在生理意义上是一个反抗窒息的呼吸动作，他的所有句型都好像是要在埋他的泥土下用指头抠出几个小孔以便呼吸和喘息。这样一种无意识层面的写作的焦虑、骚动和能量，是鲁迅写作必须每天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或“危机”。

至于意识层面，则是新文学第一代作家都不可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胡适也说过，周作人也说过，所有第一代作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遇到，那就是怎样用白话文写作。白话文不只是白话，从文言里摆脱出来，“吾手写吾口”，不再用99%的人看不懂的书写方式交流，当然是很伟大的变革。但是说出来的白话不是白话文，只是白话，白话还必须要有文，要在文的世界里站得住，要有艺术标准，要有自己的多彩多姿的风格，要有形式创新，要有象征寓意上的奥妙和复杂性。进入文的世界有两个对标，比如我们在当代诗歌里边，尤其八十年代朦胧诗出现以来，就直观地看到两座大山：一个是西洋现代诗这座大山，在马拉美、里尔克、庞德艾略特面前，当代诗歌觉得没办法跟西洋现代诗的高峰成就相提并论。另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大山，唐诗、宋词、《诗经》《楚辞》固然是古文，但它们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标准。中国古典文学的源流和审美气象对新文学第一代作家来说形成了持久的压力，一直到明清小说。《红楼梦》摆在你面前，你怎么写小说？对于今天的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写小说就写小说，不用考虑这么多问题；我爱文学，我能写出一个可以的东西就行了。但鲁迅不是这样的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鲁迅的存在状态始终处于歧路和穷途之间，他可以往任何地方走，但也可能哪儿也走不了。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心态也可以用一句英文来形容，“an old man in a hurry”（行色匆匆的老人）。不关乎生死存亡和集体性生活道路的文学，小说也好，诗歌戏剧也好，对鲁迅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和切关性的，并不会令他兴奋，或者说这解决不了他心病。所以他只要写，就一定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同虚无对峙，也是在意识层面上同时和中国文学源流和西洋近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参照系对标。同时在这两个参照里立得住的文学才配叫白话文，这个意义上的白话文才叫新文学。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鲁迅作为一个作家，给自己过早地施加了太多的压力，但鲁迅文学又何尝不恰恰是在这种压力下出现和成型的写作样式。存在的诗和存在的本体论，它们的合二为一，决定了鲁迅活着的方式和写作方式。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的生死问题就在这个聚焦点上；写作的底线就是生存的底线，反之亦然。任何人侵犯他这个底线的时候，鲁迅就不得不自动进入一种绝地反击、以笔为武器的状态，因为那些都是对他存在本身的冒犯和侵害。鲁迅是以一种政治性的敌我之争的搏斗姿态去应对一些旁人看来是“小事情”的挑战和袭扰。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把自己的写作从内部，即从语言艺术的形式和结构等方面充分地政治化了，这是存在论和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政治化。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又在于他的这种“政治性”表达本质上完完全全是一种诗的方式，或者说文学的方式。杂文正是鲁迅的“存在的诗”，它是鲁迅文学的基本存在样式。

《文化政治与

中国道路》

上海人民出版

2021-4

《批判的文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1

《全球化时代的

文化认同》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1

《社会风景的寓言》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6

《幻想的秩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0

张旭东部分著作

鲁迅最终找到了杂文，我认为这是他唯一的选项。当然这是我的批评假设，沿着这个假设，我写出了三部曲第一卷《杂文的自觉》，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我想指出，中国新文学在初发轫之际只有在杂文里边，方可在写作法和风格空间里上接中国古典文学，触类旁通世界文学，而无须面带愧色或者惭色。鲁迅的文字不仅以极端的，强烈的真实性诉求为其本色，同时也带有一种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独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是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政治制度所界定，而是一种面临虚无，面对绝望，面对黑暗，面对种种空寂和不可能性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文学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说这是一种把“无”变为“有”的写作，而鲁迅文学正是一架“无中生有”的写作机器。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文学是纯文学，没有任何一种文学生产方式比鲁迅更纯粹、更直接，因为鲁迅的写作，特别是他杂文写作，把存在直接变成了诗，把集体历史直接转化为个人风格。这是鲁迅文学的基本样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文学还要加上杂的东西才是文学，可以说文学只有杂方才可成其为纯；如果一味地“纯”而不能处理复杂、驳杂、混杂和粗粝的东西，文学就在其审美本质上失去了它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东西。我们可以思考，在自己心目中，中国古代文学最好的篇目是什么？对鲁迅来说，也许是《报任安书》或《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的文章，它们都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可以达到的高点，这样一个高点在鲁迅所处的时代里，应该对应着什么？是杂文，还是小说？或是抒情诗？还是五幕话剧？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

最后是对《杂文的自觉》做一些交代。作者自己的话是不作数的，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读法和结论，都可以批判和反驳。我认为《杂文的自觉》写的并不是鲁迅哪天突然开窍了，发现自己其实是个杂文家，可以去用杂文评诺贝尔文学奖。相反，这种杂文的自觉描述和分析的是鲁迅文学在各种文体、各种风格里的经验、机遇、空间、技巧和可能性交织竞争互补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地看，1924-1927年这个阶段具有巨大的偶然性，是鲁迅个人遭际和时代命运，无形中促成了杂文的最后胜出。此时鲁迅文学整体在各个赛道上齐头并进，犬牙交错，最后杂文也许是偶然地阴差阳错地胜出，但是它一旦胜出就变成了一种驾驭所有文体的元文体，是写作之上的写作。一旦这种文体自觉从无意识变成意识，从意识变成作者的自我意识，它就从自在变成了自为，我们就可以回过去发现就连《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样的早期小说其实也是杂文，因为鲁迅文学总体上的文学本体论，其根本构造是杂文式的构造，比如它有力学的构造，有美学的构造，有政治本体论的构造，有时间结构的构造；它有对回忆和遗忘的特殊处理方式，有对虚构性形象和细节的杂文式处理等等。这些构造有时以这样，有时以那样的方式外化为不同体裁的写作，但它们通通遵循杂文的原则。这种杂文原则贯穿在鲁迅的写作实践中， 也是鲁迅小说、散文诗、回忆性的散文或美文的文学精髓，在今天则构成一种严格的诗学批评的对象。这是《杂文的自觉》的一层意思。

左：《新青年》刊《狂人日记》

右：《阿Q正传》第一章“这一章算是序”

（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我并不认为后人能够通过谈论如何继承鲁迅而在任何具体意义上沿着鲁迅杂文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任何试图接着鲁迅杂文继续写鲁迅式的杂文的企图都注定无足观，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唐诗宋词，鲁迅杂文存在于一个过去时态，是当时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国难当头的衰落的最低点开辟出来的中国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审美气象。我们今天将这些东西接过来，是要以余华的方式接过来，以刘震云的方式接过来，以莫言和王安忆的方式接过来，而不是去模仿鲁迅。形形色色的鲁迅体都是不成功的，也都不会有什么文学性，因为它不具备鲁迅风格独有的存在的政治本体论和存在的诗的双重结构，后者只有在新一代创作者自身的存在境遇和文学境遇中再一次以其独有的方式建立起来。

鲁迅文学的精神特质实际上是在鲁迅或文学之外的，这就是尼采意义上的“爱命运”(Amor fati)。这指的是人坦然接受甚至去爱自己的历史境遇和终极选择，而不是逃避、怨恨或试图“超越”属于自己的时代矛盾和命运搏斗。鲁迅的杂文诉说着那代中国人是如何爱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很惨很痛的命运，一种持续不断的“碰壁”和“运交华盖”，它被鲁迅文学特别是杂文记录下来并风格化了。这个命运当然也包括“杂文的自觉”，对于杂文或杂感这种消耗了作者一生大部分精力却被人怀疑、诟病和攻击的写作样式，鲁迅说“我却实在有些爱它了”。我认为这是鲁迅站在文学之外带给文学内部的一种力量。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爱自己的命运？当然并不是说对眼下的一切照单全收，或厉害了我的国，它一切都好，而是知道它此刻的命运在于它内部的紧张和矛盾，在于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所有人都承担着为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的责任和使命。鲁迅对未来和希望的盲目而热烈的信奉和坚持，是他绝望的反面，这是鲁迅文学的道德底色。

7月31日，三联学术论坛第11期“林中响箭——杂文的自觉与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从左到右依次是：王璞、张旭东、余华、李敬泽、孙歌。

在这样一种“爱命运”的底色下，写什么不重要，什么文类不重要，套在什么体制、框架、评判标准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写，是写下去和怎么写。这是通过写下去和怎么写展开的存在的战斗，只要有文本，只要有作品，就证明战斗仍然在持续。鲁迅文学是建立在写作和“写作之写作”上的文学。所以，从鲁迅到今天的当代中国文学，我们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中国文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是文学本身这个问题，而是中国人如何在写作中从内部带来了关于文学根本性的一种界定、一种观念、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能让我们看到它如何同中国人所有的不可能性或局限性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同种种局限性和不可能性的对峙和搏斗中，鲁迅文学把自己作为文学从“无”当中生发为“有”，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精神源头和风格源头。我觉得这是鲁迅杂文不但对中国文学，也是对文学本身所带来的一个启迪。

本文为讨论实录整理稿

END

《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1924—1927）》

张旭东 著

“鲁迅三部曲”第一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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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

引言

导论

批评对象的重建

鲁迅文学风格的结构与历史性

第一部 人生的中途

第一章 鲁迅文学的危机

第二章 “杂文自觉”的萌动（上）

第三章 “杂文自觉”的萌动（下）

第四章 世界之路与杂文的歧途

第二部　“运交华盖”：杂文发生学

第五章 希望与躁动（杂文发生学小史之一）：1925年上半年的创作

第六章 “碰壁”（杂文发生学小史之二）：“女师大风潮”期间的创作

第七章 “我还不能‘带住’”（杂文发生学小史之三）：“三·一八惨案”前后的创作

第八章 鲁迅杂文的力学结构、政治本体论与感性外观

第三部 在路上：漂泊与杂文的风格扩张

第九章 记忆与漂泊：《朝花夕拾》与“路上杂文”的缠绕

第十章 杂文文体的多样性：“马上日记”系列

第十一章 在路上：通信研究

第十二章 杂文自觉的墓志铭：《坟》序跋

第四部 进向大时代：杂文与历史意识

第十三章 革命时代的文学

第十四章 “清党”之后的沉默与言说：“‘而已’而已”及其诗学展开

第十五章 “魏晋风度”与杂文自觉的历史化

第十六章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索 引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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