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经学理窟·宗法》是探讨张载宗法观的基本材料，但对于混入其中的程颐语录，尚无人作出考辨。本文对《理窟·宗法》大部分条目加以分析，尝试区分辨别张载语录与程颐语录。文章还发现，卫湜《礼记集说》引张载《礼记说》诸条中，也有迄今不为人知的程颐语录。

关键词：张载 《经学理窟·宗法》 《礼记说》 程颐 卫湜《礼记集说》 

以往学界讨论宋儒宗法观，几乎都以张载开篇，而《经学理窟·宗法》则是探讨张载宗法观的基本材料。但《经学理窟》（下称“《理窟》”）一书，来源颇为可疑。其著录最早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是书云：“题曰金华先生，未详何人，盖为二程、张氏之学者。”[①]张岱年先生在1977年为中华书局《张载集》所作序言中指出，《理窟》“当是张载程颐语录的类编，后人因其中张载的话较多，所以算作张载的书了”。[②]遗憾的是，张先生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学界重视，学者们在引用《理窟·宗法》时，遇到其中与程颐语录相同的文字，只是简单地认为张载与程颐有相同的看法，似欠审慎。本文对《理窟·宗法》大部分条目加以分析，尝试区分辨别张载语录与程颐语录。

一、可大致推定的程颐语录与张载语录

《宗法》共十四条语录，[③]我们先看第八条：

古所谓“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祭者不异。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之，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与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已也。[④]

该条全文见《程氏遗书》卷十五《伊川入关语录》。[⑤]朱子在写于乾道九年（1173）的《答汪尚书书》中提到：“横渠《理窟》亦有变服之说。”[⑥]《遗书》编于乾道四年（1168），朱子读到《理窟》当然有可能在此之后。但朱子在晚年巨著《仪礼经传通解》中全文引了该条，仍题作“程子曰”。[⑦]而大量征引了张载经说的卫湜《礼记集说》亦收入此条，作“河南程氏曰”。[⑧]《理窟》该条实为程颐语录的可能性很大。

再看《宗法》第七条：

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于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则本自是须低摧。又譬之于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泾流泛滥，则自然后河身转而随泾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闻有罪，只为武王之圣，顾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绪，故须立武王。所以然者，与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礼。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少，须是士人承祭祀。

此条固然不见传世程颐语录，但《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有这样一条：

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从根直上一条，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处，自然之势也。然又有旁枝达而为干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夺宗云。[⑨]

两相比较，我们发现，这两条内容互补，相合才是完整的一段，《遗书》所录为前半段，《理窟》所录乃后半段，且《理窟》首句“诸侯建宗”之“建”，实应为“夺”，涉上“建国”讹作“建”。程颐在他处还提到过夺宗：“立宗必有夺宗法，如卑幼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庙，不可使从宗子以祭。”[⑩]且程颐重理，张载重气，《理窟》的这一条恐怕也是程颐的语录。

接下来看第十条：

后来朝廷有制，曾任两府则宅舍不许分，意欲后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如尝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则此亦不济事。唐狄人杰、颜杲卿、真卿后，朝廷尽与官，其所以旌别之意甚善，然亦处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绝嗣，不若各就坟冢给与田五七顷，与一闲名目，使之世守其禄，不惟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为忠义者实受其报。又如先代帝王陵寝，其下多有闲田，每处与十亩田，与之闲官世守之。

《遗书》卷十七《伊川先生语》载：“先代帝王陵寝下，多有闲田，推其处，每处只消与田十顷，与一闲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杰、颜杲卿之后，朝廷与官，一人死则却绝，不如亦如此处之，亦与田五七顷。”[11]又程颐《修立孔氏条制》建议“添赐田并旧赐为五百顷，设沟，封为奉圣乡，世袭奉圣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为他官”。[12]也是赐闲田、与闲官之意。《宗法》此条似亦系程颐语录。

当然，也有条目确系张载说。《宗法》第十三条作：

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

《仪礼经传通解·宗法》引此条（“庙其祖祢”作“祭其祖祢”），题为“张子曰”。[13]又吕祖谦《家范·宗法》引张载《礼记解》曰：

宗子既祭其祖祢，则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与祢，明其宗也。”

若己为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从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殇与无后，必宗子主之为可。若有后者，亦使宗子主之，则子有不得事其父矣。《传》曰：“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兄弟生而异宫，所以尽子之私养。及其没也，反不得主其祭，于义安乎？盖异宫者，必祭于其宫，而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后行，不得而专，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与焉，卒祭而后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曰：“终事而后敢私祭。”若非异宫，则礼有所不得申。礼不得申，则虽祔食于祖庙可也。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祢，明其宗也。[14]

吕祖谦称为张载说的整段文字，两见《礼记集说》，[15]一见《仪礼经传集解·宗法》，[16]均作吕大临语。笔者以为，《理窟》此条应是张载解经语，《家范》所引，实出吕大临《礼记解》。吕大临先引张说，其下加以补充说明。吕祖谦可能因记忆有误或别的原因，错将整段认作张载语。张载所著乃《礼记说》，《礼记解》实乃吕大临著作，似可为佐证。

二、卫湜《礼记集说》中有疑问的张载说

《理窟·宗法》不少条目，亦见《礼记集说》引横渠说。《集说》引用名氏横渠目下特别注明“《记说》三卷”，其所征引的张载说，应当出自《礼记说》。不过，《礼记说》一书并非无可置疑。

《集说》卷六十六《郊特牲》经文“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下引横渠说曰（为讨论方便，姑分三段）：

祭先之道，其不可得而推者，则无可奈何。其可知者，无远近多少，当尽祭之。祖岂可不报？盖根本所系，虽远，乌得无报？

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止知后稷是己之始祖，已上不可知。天则是万物之祖，故祭天则以始祖配之。

虽庶人，必祭及髙祖，比之天子诸侯，止有疏数耳。如《祭法》庙数，有不及祖者，是不祭祖也。以理论之，人无贵贱上下，皆须祭及高祖，以有服故也。如五世祖若在，死则岂可不为服？礼虽无此服，当以义起。昨朝廷议礼，言大宗袒免亲，袒免亲止于卑小，施于尊者，岂可言袒免！

第一段及第三段第一句均见《遗书》程颐语录。[17]第三段“如《祭法》庙数”以下，虽于《二程集》无征，然亦当为程颐语。因为张载的主张，是祭曾、祖、考三代。[18]庶人祭及高祖，“古礼所无，创自伊川”。[19]

而中间一段“郊祀后稷”云云，应当与第一段合起来看，讲的是天子之礼。这就恰可解释朱子的困惑：

伊川时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则于立春设二位统祭之，而不用主，此说是也。却又云祖又岂可厌多，茍其可知者，无远近多少，须当尽祭之。疑是初时未曾讨论，故有此说。[20]

朱子看到的程颐语录只有第一段，而没有第二段。完整的语录出现在《集说》中，却误作张载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魏了翁早就注意到，《礼记说》中混有二程之说，他以为此书非张载手定，乃门人编纂遗言所成，“先生之学，其源出于程氏，岂先生常常讽道之语，而门人并记之与？”[21]

笔者怀疑，实际情况要远比魏了翁所设想的更为复杂。上文认为实乃程颐说的《宗法》第八条，所对应的程颐语录出自《遗书》卷十五《入关语录》，乃“关中学者所记。按《集》，先生元丰庚申（1080）、元祐辛未（1091），皆尝至关中。但辛未年吕与叔已卒，此篇尚有与叔名字，疑庚申年也”；第十条所对应的程颐语录出自《遗书》卷十七，“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刘安节元承，或云关中学者所记，皆不能明也。……按元祐三年（1088）刘质夫卒，此篇有质夫名字，则三年前语也”。[22]而《集说》误作张载的程颐语录，在《遗书》中对应的两条也分别出自卷十七与十五。笔者大胆提出一个假说，《遗书》卷十五与十七都是关中学者所记程颐元丰三年入关语录，另有一种或数种程颐入关语录在流传时讹作了张载，《礼记说》与《理窟》的编者正是见到并摘引了讹作张载的程颐入关语录。[23]

《集说》卷八十四《大传》经文“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还引了一段非常可疑的横渠说（为方便讨论，姑分段如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后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无庙，于太祖之庙禘之而已。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复以后稷。

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则谓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配上帝须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礼乐，尽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礼乐者言之，犹言“鲁之郊禘非礼，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坏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则须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则不易，虽百世，推以后稷。配上帝则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则须以厉王。虽圣如尧舜，不可以为父，虽恶如幽厉，不害其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尧”，非也，如此则须是尧舜之子。茍非其子，虽舜受以天下之重，不可谓之父也。如此则是尧养舜，以为养子，禅逊之事蔑然矣。

以始祖配天，须在冬至，冬至一阳始生，万物之始。祭用圆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万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万物之祖。故推以为配，而祭于明堂。其实天与帝一也。

本朝以太祖配圆丘，以祢配于明堂，自介甫定议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议，惟祭昊天上帝以祢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顺翼宣，先尝以僖祧之矣。介甫议以为不当祧，顺以下祧之可也。何者？本朝惟僖祖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难以僖祖无功业，当祧。以是言之，则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为之，并不与祖徳。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原于此，安得为无功业？故朝廷复立僖祖庙为得礼，介甫所见，终是髙于世俗之儒。

但《孝经》之文有可疑处。周公祭祀，当推成王为主人，则当推武王配上帝，不当言文王以为配。若文王配，则周公自当祭祀矣。

纯父以祭地于圆丘，愈于不祭。不知祭父于稠人广众中堂之上，则可。祭母，则不来享。要之，一是父道，一是母道，一在圆丘，一在方泽，一于冬，一于夏。自是资始与资生之道甚异，感生帝之说不可用。

这段文字，除却末两段，即朱子晚年见到并抄录于《书程子禘说后》中的程颐《禘说》。[24]又《遗书》卷十五有如下语录：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与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于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稿鞂，扫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时，故祭于明堂，而配以父，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此义甚彰灼。但《孝经》之文有可疑处，周公祭祀，当推成王为主人，则当推武王以配上帝，不当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则周公自当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25]

大致相当于《集说》引张载语第四与第六段。此外，第一、二段作为一条，又见吕祖谦《家范·宗法》引张载《礼记解》。[26]

笔者以为，此处横渠说除第一段外，实为程颐语。第一段谈的是宗庙之禘祭，而第二段以下讲的是祭天与祭上帝之配祭。第一段与以下诸段，在内容上并无明显关联。在这一意义上，此文冠名《禘说》并不妥。

而且，第一段与第二段在关键处自相矛盾。第一段以后稷为“始祖”，“所出之祖”应指帝喾，其前提是承认后稷出于帝喾。而第二段则以为后稷之上，男性祖先不明，“所出之祖”即指后稷。在相连的两段中，出现如此牴牾，不太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而上引《集说》卷六十六载程颐说（误题作张载）有如下文字：“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止知后稷是己之始祖，已上不可知。天则是万物之祖，故祭天则以始祖配之。”显然与此处第二段相对应，然谓始祖配天。这证明，第二段所谓“所出之祖”即始祖，与第一段的“所出之祖”所指各异，第二段乃程颐说的可能性很大。[27]程颐关中语录讹作张载后，《礼记说》的编者误将伊川关于配天与配上帝的论说与横渠禘说编到了一起。

不过，让人困惑的是，朱子所见此文，据云乃“杨子直所录伊川先生说”，但其中不仅同样包含了横渠禘说，且篇首列有《礼记·丧服小记》经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28]此中曲折，敬祈高明赐教！

三、《宗法》中的其余条目

让我们回到《理窟·宗法》。其中第五、六、十二条，目前笔者在其他文献中，尚未发现与之相对应的张载或程颐说，姑置不论。下面对其余诸条，再加辨析。

先看第一条：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第一句又见《程氏遗书》卷六《二先生语》，[29]且作为程颐语录被收入《近思录》卷九，末二句又见《遗书》卷十五《伊川入关语录》。[30]《集说》卷十四《曲礼》经文“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下亦全文引录此条。两见《遗书》，且其中一处恰恰就是《伊川入关语录》，此条实为程颐说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条如下：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

《遗书》卷十七有这样一条：“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宗法须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则人人各知来处。”[31]又上引《遗书》卷十八伊川语录起首数句为：“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文字虽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理窟》此条，亦见《集说》卷十四《曲礼》经文“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下引横渠说。出于同样原因，笔者倾向于认为，此条实为程颐说。

再看第三条：

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继祢则谓之继祢之宗，继祖则谓之继祖之宗，曾高亦然。

此条又见《礼记集说》卷八十五《大传》经文“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下引横渠说。不过，《遗书》卷十七有这样类似的一条：“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于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于人也。”[32]疑此条亦为程颐说。

下面来看第九条：

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数子，且以嫡长为大宗，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势重，即愿得之，供宗子外乃将所有均给族人。宗子须专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责在教授，其他族人，别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条，族人须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许族人将己合转官恩泽乞回授宗子，不理选限官，及许将奏荐子弟恩泽与宗子，且要主张门户。宗子不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

上引《遗书》卷十八伊川语录提到，“宗法须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又《遗书》卷十五云：“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今且试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术要得拘守得须是。且如唐时立庙院，仍不得分割了祖业，使一人主之。”[33]此外，程颐《修立孔氏条制》建议置“奉圣公宅教授一人，主导翊袭封之人，及教导其嗣子”。[34]与此条遥相呼应。第九条为程颐说亦未始没有可能。

又第十一条：

《礼》言祭毕然后敢私祭，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来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诸孙，适长孙已祭，诸孙来祭者祭于长孙之家，是为公祭。

此条亦见卫湜《礼记集说》卷七十《内则》经文“终事而后敢私祭”下引横渠说。即然不见现存程颐语录，似可暂定为张载说。

最后，第十四、四条分别如下：

宗子为士，立二庙。支子为大夫，当立三庙。是曾祖之庙为大夫立，不为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别统，故其庙亦立于宗子之家。

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

这两条同见于《礼记集说》卷四十九所引横渠说：

宗子为士，立二庙，支子为大夫，当立三庙。是曽祖之庙为大夫立，不为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别统，故其庙亦立于宗子之家。所谓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苹》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诗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惟为士，直为庶人亦然。

《集说》引文无“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一句，而这句恰恰见于《遗书》卷十七程颐语录。[35]也许这两条也是程颐之说。

四、《理窟》与卫湜《集说》的文献学价值

卫湜《礼记集说》中的横渠说，应系统钩稽整理，这点无庸赘述。本文想特别强调的是，《理窟》与《集说》中可能还隐藏着迄今不为人知的程颐语录，似应引起学界的重视。

此外，剔除掉误入的程颐语录，《理窟》对于张载研究的意义，亦应充分肯定。明人黄鞏《经学理窟跋》云：“考之《近思录》，凡取之先生《文集》、《语录》、诸经说者，乃皆出于《理窟》。”[36]陈荣捷先生《近思录详注集评》及程水龙《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均列出了《近思录》引横渠说与今存张载著作的对应关系，[37]据此笔者对《近思录》引横渠说作了统计。兹概述如下。

《近思录》卷一引张载说共九条。注明出自《正蒙》者六条，《易说》一条，均见今本《正蒙》、《易说》。《语录》二条，仅见今本《性理拾遗》。

卷二引张载说共三十三条。《正蒙》十一条，见今本。《文集》七条，其中第90条实出《正蒙》，第91-94条仅见今本《近思录拾遗》或《性理拾遗》，第95、96条见今本《语录》。《易说》一，见《今本》。《论语说》一，仅见《拾遗》。《孟子说》二，第99条仅见《拾遗》，第100条既见《理窟》，又见今本《语录》。《语录》十一条，见《理窟》者十，余一见《宋文鉴》载横渠《与赵大观书》。

卷三引张载说共九条。《易说》一，见今本。《语录》七，均见《理窟》（其中第75条有一句又见今本《语录》）。一条无出处（第78条），仅见《拾遗》。

卷四共七条。《文集》一，仅见《拾遗》，《语录》三，第66、67条见《理窟》，第65条前半部分见《理窟》，后半部分仅见《拾遗》。《易说》二，见今本。《孟子说》一，仅见《拾遗》。

卷五共十条。《正蒙》四条，见今本。《论语说》一，仅见《拾遗》。《语录》五，均见《理窟》。

卷六共五条。《行状》一。《礼记说》一，仅见《拾遗》。《诗说》二，仅见《拾遗》。《语录》一，见《理窟》。

卷七共四条。《文集》一，见传世《文集》。《孟子说》一，实出《正蒙》。《语录》二，均见《理窟》。

卷八共三条，《正蒙》二，见今本。《文集》一，见传世《文集》。

卷九共七条，《文集》二，其一仅见《拾遗》，其二不见他处。《行状》二。《乐说》一，仅见《拾遗》。《语录》二，均见《理窟》。

卷十共五条。《易说》三，均见今本，又见《语录抄》。《文集》一，见《理窟》。《语录》一，见《理窟》，又见《语录抄》。

卷十一共四条。《正蒙》一，见今本。《礼记说》二，《孟子说》一，均仅见《语录抄》。中华整理本《张载集》以宋本《语录》与《语录抄》对校，发现后者有七则为前者所无。而这七则，恰恰就是本卷与上卷的七条。《语录抄》显然抄自《近思录》。

卷十二共三条。《正蒙》一，见今本。《礼乐说》一，《孟子说》一，仅见《拾遗》。

卷十三共三条。均出《正蒙》，见今本。

卷十四共二条。《行状》一。《语录》一，见《理窟》。

以此观之，黄氏所谓《文集》、诸经说皆出《理窟》，不确。但《语录》诸条几乎都见于《理窟》，而不见今本《语录》，则是事实。《理窟》之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之写作，自始至终，受益于冯茜兄处良多。吴国武先生亦数度赐教，指出文稿不足种种。在此谨并致谢忱！

[①]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页。

[②] 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见《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15页。

[③] 中华本《张载集》所收《理窟·宗法》分为十二条，但第五条前半谈的是宗子母在，应否为宗子妻服，后半谈的是未娶而死，应否立后，实应分作两条。又第七条前半论支子不祭，后半论宗法如何重建，亦应分作两条。

[④] 《张载集》，第260页。下引《理窟·宗法》均出是书，不再出注。

[⑤]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5页。

[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二十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2页。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北京：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 104 页）定为乾道九年。

[⑦] 《仪礼经传通解》卷五《宗法》，《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二册，第206页。

[⑧] 卫湜《礼记集说》卷十四《曲礼》经文“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下引，中华再造善本影宋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⑨] 《二程集》，第242页。

[⑩] 《程氏外书》卷一一，《二程集》，第414页。

[11] 《二程集》，第177页。

[12] 《二程集》，第576页。

[13] 《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二册，第203页。

[14] 《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15] 《礼记集说》卷十四《曲礼》经文“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卷七十《内则》经文“终事而后敢私祭”下引。

[16] 《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二册，第213-214页。

[17] 《二程集》，第180、163页。

[18] 《理窟·祭祀》（第292页）曰：“今为士者，而其庙设三世几筵。士当一庙，而设三世，似是只于祢庙而设祖与曾祖位也。……便使庶人亦须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吕祖谦《家范·祭礼·庙制》（《吕祖谦全集》第一册，第347页）引“今为士者”至“祭及三代”（仅云“横渠先生曰”），又云：“杜祁公、韩魏公、司马温公、横渠张先生《祭仪》祀曾祖、祖、考。”所谓“干祫”之制，《理窟·祭祀》（第295页）曰：“庶人当祭五世，以恩须当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谓之合食。”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注①）以为是指“不作高祖位版，只在祫祭之时设坐祭之”。

[19] 《朱子语类》卷九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十七册，第 3054 页。

[20] 《朱子语类》卷九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十七册，第3056 页。

[21] 魏了翁，《横渠礼记说序》，《鹤山集》卷五十二，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22] 朱子语，《二程集·目录》，第3、4页。

[23] 上文认为，《宗法》第七条也应是程颐语，但其对应的程颐语录出自《遗书》卷十八，永嘉刘安节手编。也许程颐在关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24]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书程子禘说后》，《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二十四册，第3922-3924页。

[25] 《二程集》，第168页。

[26]《吕祖谦全集》第一册，第287-288页。

[27] 《二程集》（第167页）又有如下程颐语录：“天子曰禘，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食之义。禘从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为东向之尊，其余合食于其前，是为禘也。”“所自出之帝”云云，似乎表明程颐信从后稷出于帝喾之说。也可能程颐之思想有过变化。

[28]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书程子〈禘说〉后》，《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二十四册，第3922、3924页。

[29] 《二程集》，第85页。《目录》（第2页）朱子注云：“此四篇（引者按：卷五至卷八。）本无篇名，不知何人所记，以其不分二先生语，故附于此。”

[30] 《二程集》，第162页。

[31] 《二程集》，第179页。

[32] 《二程集》，第180页。

[33] 《二程集》，第150-151页。

[34] 《二程集》，第576页。

[35] 《二程集》，第179页。

[36] 《张载集》，第304页。

[37]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程水龙，《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