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编写是依据课程标准具体选择某学科的课程内容，并通过组织加工为师生提供适宜教学材料的过程。就语文课程来说， 选文是语文课程内容的核心构件，是语文教科书各要素的枢纽，是学“文”悟“道”的主要载体。教科书编写理念、选文传达出来的主旨与情感、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思想，都在影响、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选文是否得当，不仅关系到语文教科书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对语文教育目标的理解与执行。

编好语文教科书的关键在于从其发展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寻求教科书在国家意志、学科规律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在语言文字、价值与教学取向之间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并实现三者的统一。语文教科书不同于学生的课外读本，选文不能一味以学生的喜好为标准，而要承担起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接班人的重任，要符合教科书特有的“选材标准”。 统编教科书在选文机制上突破了主要由编者选篇、定篇的传统做法，实现了三个创新：

一是广泛征求相关领域专家意见，严把选文内容的政治关、知识关和科学关；

二是试教试用教科书，看看选文是否能够便教利学；

三是加强实证研究，寻求选文的典范性、合理性。

在教科书编写过程中，曾有过教科书编者、审查专家与试教试用教师对同一篇文章在认识上存在分歧、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面 以二年级上册教科书选文为例，谈谈编者遇到此类情况时的一些做法，以期分享心得体会。

编者在选文过程中发现， 适合二年级学生阅读的关于狐狸的寓言故事、成语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较多，除能反映传统观念中狐狸的狡诈、贪婪等不良品德外，还展现了狐狸可爱、聪明、温厚等品格。于是编者以狐狸为主要形象， 将与狐狸相关的相同议题文章编排在一起，组成一个单元，尝试突破以往的教科书内容组织方式，努力使小学语文教科书更有特色。这样编排试图引导学生从相同议题下、不同文本表达的不同意义中取得某种认识， 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在全面认识事物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个单元有一篇课文《狐狸养鸡》。2016年7月，首次送审这篇课文时，就有审查专家提出了质疑，认为鸡是狐狸喜欢的食物，课文与狐狸的生物习性不符，也与狐狸的传统文化内涵不符。

实际上， 在上古时期，狐狸曾与龙、麒麟、凤凰并称为“四大神兽”，被视为祥瑞之物，一些氏族更将它作为图腾。随着社会性质、思想意识、文化导向的发展与变迁，狐狸的形象急转直下，常与负面的、贬义的文化意义联系在一起，在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成为负面典型。

从现有资料来看， 狐狸形象第一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是在文言文《狐欺山羊》中，选入《最新国文教科书 第六册》，由蒋维乔、庄俞等编著，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狐狸以欺骗山羊的形象出现在教科书中，课文题目《狐欺山羊》直接点明了狐狸狡猾、骗人的性格特征。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文、国语和语文教科书中，狐狸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负面形象出现的，成为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狡猾、骗人”的符号。

边编写边试教边完善，教科书编写建立在研究之上，是统编教科书编写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2016年下半年，统编教科书二年级上册在浙江、江西、陕西等地的一些学校试教试用，得到了师生们的高度认可。参与试教试用的教师认为， 《狐狸养鸡》用曲折动人的故事以及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来表现狐狸性格的多面性，打破了人们对狐狸固有的狡猾、骗人的印象。

通过学生上课回答问题时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很容易理解课文内容和教科书所要传达的意图，接受文字中表达的情感。再经过教师稍加引导， 学生便能准确地表达出对狐狸多面性的认识，学习用辩证的眼光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还有参与试教试用的教师反映，这篇课文甚至改变了学生家长的教育理念，家长通过与孩子共同搜集有关狐狸的资料，读狐狸的故事，学会了多角度看待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况，更积极有效地配合教师的工作。

教科书经过试教后再次送审，并提交了试教试用报告。在编审会商会上，仍然有专家对这篇文章的价值导向提出质疑。面对审查专家与试教试用教师完全不同的意见，编者又请教了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由于教科书在试教试用过程中得到了师生们的充分肯定，对于课文《狐狸养鸡》是保留还是替换，编者进入了两难的困境，主要原因还是不愿意删除，认为这是统编教科书编排上的一种创新。在此情况下，编者冷静下来，认真研究、重新思考审查专家的意见。编者就这个单元的编排进行了一次实证研究， 设计了关于狐狸单元问题的学生调查问卷，包括两项内容： 一是学生第一次是从哪里知道狐狸的和对狐狸的印象；二是展开想象，续编将要发生的故事。看看这篇文章是否影响了学生对狐狸的认知。

问卷调查在没有参与统编教科书试教的湖南省株洲市和参与试教的陕西省西安市的二年级学生中进行。从问卷统计结果来看，在学习狐狸单元的课文前，两地半数以上的学生已经从家庭和社会等渠道中知道了狐狸，对此并不陌生。他们对狐狸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积累了相关知识，初步具备了对狐狸形象的价值判断。 没有参与试教的学生对狐狸持有狡猾、喜欢骗人等负面评价的，要比参与试教的学生高出十个百分点。

从学生续编故事中可以看出，没有参与试教的大部分学生认为，狐狸在没有主人看管的养鸡场，会想办法吃掉小鸡，这也与学生对狐狸“狡猾”形象的认知相吻合。在参与试教的学生续编的故事中，占比最多的内容为“狐狸与小鸡友好相处”，72.1%的学生认为狐狸不会吃小鸡，或者打消了吃小鸡的念头，最后和小鸡变成了好朋友。这种认知与狐狸的习性不符，很明显受到课文《狐狸养鸡》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接纳、喜爱狐狸，模仿狐狸的行为。

这一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专家意见的正确性，同时深化了编者对选文的思考：教科书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选文表达的主旨不能违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能产生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狐狸养鸡》这篇课文就这样经过反复推敲，最终被替换。

二、把好科普文章表述的准确关

语文教科书不仅要反映世界各地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且要反映人类社会科技发展的最新成就。2000年教育部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明确要求 “中高年级的课文题材、体裁、风格应该多样，要有一定数量的科普作品”。

科普文章内容包括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和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强调知识性、准确性、规范性、周密性，语言严谨，长句子和术语较多，关注对知识、概念、原理的表述是否准确，很少能够兼顾文字是否生动、有趣，文章可读性不强。 符合“文质兼美”标准的科普作品数量有限，局限性大，这是造成语文教科书中科普文章偏少的重要原因。

如果用文学性、艺术性的手法写科普文章， 作者对文字的关注度容易高于对知识准确性、周密性的关注度，文章涉及的一些知识在科学性上有时经不起推敲。比如，英国作者尼克·阿诺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虫》，讲的是如何区别蜈蚣和马陆。编者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又强的非连续性文本。编者曾请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研究昆虫的专家审核文章，专家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文中一些语句是外国人的幽默，不能直译，否则就会出现科学性错误，容易误导学生；二是这篇文章并没有讲到蜈蚣和马陆二者的实质区别。因此，这篇文章最终被弃用。

语文教科书选编科普文章，往往注重的是在表达上兼具文学色彩，如果以科学标准看待文中的常识，这类文章不容易立得住。比如，《怎样制作树叶书签》作为习作例文让学生模仿说明文的写法，语言通俗易懂，文中用上“第一”“第二”等表示序数的词，有条理地把做书签的步骤写得很清楚。对于开始学写说明文的学生来说，这篇例文具有适宜性。但专题审查专家从化学实验的要求来看，认为这段材料问题很多，如盛碱水的容器、如何在火上加热等， 而且涉及实验安全问题，建议认真全面修改。根据专家意见，编者更换了这篇文章。

在选编科普文章的过程中，凡涉及相关学科知识问题，编者会请相关学科领域的多位专家同时审核、修改，还会请作者本人修改。让作者自己把好关，是统编教科书选文修改的一种尝试。 科普文章的文字表述既要准确又要通俗易懂，特别是介绍一些科技前沿知识的难度较大。

比如， 《神奇的纳米技术》的作者是刘忠范。原文第三段内容为：“纳米技术就在你的身边。英特尔公司制造的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集成了高达14亿个晶体管，其最小线条尺寸只有10纳米左右。利用纳米技术，可以一个一个地操纵原子和分子，做成更小的纳米芯片。因此，未来的计算机和手机的功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未来的一块方糖大小的纳米芯片可以储存整个图书馆的资料。利用一种纳米线做成的纳米发电机，能够把心跳和跑步等各种机械能转换成电能，直接给手机充电。”

这段文字描述较为抽象，科技术语较多，纳米技术远离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另外，文中提到“英特尔公司制造”，存在广告嫌疑。编者建议作者举一些学生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纳米技术应用例子；对于未来的纳米技术应用，可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来写。经过作者与编者多次磨合、修改，这篇文章的内容才确定下来。

在教科书送审过程中，有专家指出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而来只是一种假说，而四年级下册课文 《飞向蓝天的恐龙》中的一些表述显得过于绝对，需修改。随后，编者联系了课文作者徐星，一起研讨修改方案。经再三斟酌、反复推敲，最终决定把 课文中的“有一点毋庸置疑”改为“科学家们认为”，并把课后的“资料袋”由介绍辽西地区的恐龙化石，调整为介绍鸟类起源的各种假说。

在此过程中， 编者还根据最新研究进展，修改了课文中的一些科学性问题。比如，删掉了“我国科学家们在辽宁西部首次发现了保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一句中的“印痕”，因为从当时发现的化石来看，更多的是羽毛实体化石。另外，据最新研究显示，地球上第一种恐龙大约出现在两亿四千万年前，因此，编者对原来文中的“两亿三千万年” 进行了修改。

科普文章常常涉及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教科书的稳定性与科技发展的迅猛性之间存在矛盾。如何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融入教科书中，并寻求与教科书稳定性之间的平衡点，还要不断探索解决的办法。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会发生改变， 某个时代曾被认为是科学的知识，也可能会变成伪知识。在保证科学知识无误的情况下，可以多选编一些集文学、知识于一体的科普文章进入教科书，并确保文章内容的科学性、准确性，增强可读性。

三、把好名人故事的史料真实关

课文彰显出来的榜样力量，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统编语文教科书选编了一定数量的科学家、艺术家、英雄模范等名人故事，引导学生从他们的事迹中获得教育与启示。

名人故事的阅读对象一般是儿童。他们好奇心、模仿力强，求知欲旺盛，朝气蓬勃，容易对名人产生崇拜心理，将其视作仿效的楷模。名人事迹具有的榜样作用，可以激励儿童学习名人的美德与精神品质。 但在对语文教科书名人故事要求“真实”的理解上，学术界存有分歧。有人认为，一切内容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包括历史细节的真实；也有人认为，在基本史实属实的前提下，可以适当虚构；还有人认为，语言本身存在局限性，语言叙述的历史永远无法“真实”。

名人故事是传记文学的一种，本质上属于文学创作，再现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人的精神意义和历史价值，应该允许有合理的想象。作家创作名人故事，往往选取最能打动人的、最能反映名人某种品质的事件来叙述，内容大多是名人小时候的生活故事，主要关注儿童的理解能力和可接受性，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增强教育意义。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 需要对搜集的素材进行筛选、重组和加工，有一个艺术再创作的过程。由于时间久远，名人成长道路上许多重要的生活细节常常模糊不清或不为人所知，即使能够搜集到一些素材，也难以满足创作的需求，名人小时候的故事很大程度上需要经由作家的想象来完成。 所谓“真实”并不是指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

虽然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一般不会细究故事的出处，对故事内容的真实性也没有提出质疑，但是 名人故事中的“虚构”要以相关史料为基础，坚守一定的限度。对于这类选文，编者谨慎对待，小心求证，努力找到相关史实材料，做到内容真实可信，并 在史料的基础上，让故事情节符合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以增强可读性和感染力。改变了以往只注重名人故事内容的教育性，而忽略了内容的真实性的问题。

给名人故事课文标明出处，在《教师教学用书》中对这个故事进行说明， 是统编教科书的一种尝试。比如， 二年级上册课文《曹冲称象》，最早选入的教科书是戴克敦等人编纂，191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国文教科书 第五册》，之后出版的国文、国语和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在选编此文时都没有标注出处。而此次 统编教科书标注了“本文根据《三国志·魏书·邓哀王冲传》相关内容改写”。原文出处为《三国志·魏书》第二十卷的总题名为 “武帝子”，又名“武文世王公传”，指武帝的诸位儿子的史传。该卷之下又分为各位王公的小传，其中曹冲个人的小传名为“邓哀王冲传”。

对于教科书中缺少史料依据的一些传统篇目，教科书审查专家也提出修改意见。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语文教科书 传统选篇《数星星的孩子》，中科院的专家认为这篇描写古代科学家张衡儿童生活的故事，没有资料依据和来源说明。无论是范晔《后汉书》中的“张衡传”，还是张衡本人的著作中，都未见对张衡小时候数星星的记载，而且这篇课文中的天文学知识不准确， 建议改换为真实故事或者文学作品。

四、思考与启示

语文教科书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课程内容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体现国家意志，贯彻党的教育政策与方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培育学生民族精神等重要使命。 语文课程内容的选编应符合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价值、理念、观点与准则的客观要求，立足为未来社会培养合格人才。

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兼顾国家、社会、家庭、儿童等多个主体价值的需要，民族化是核心、是灵魂，科学化是保障，现代化是特色，这是语文教科书建设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追求的目标。

每套语文教科书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社会对语文教科书的要求越来越高，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教科书逐渐成了一种最为众口难调的公共产品，想要全社会对所有选文形成共识，较难做到。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对教科书提出批评，这往往会造成负面影响扩大化，给教科书选文招致社会的责难。为突破这一困境， 当务之急在于加强语文教科书建设的理论研究，建立语文教科书的科学体系。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在与夏丏尊合编的语文辅助课本《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中就指明了： “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1980年8月，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叶圣陶做了题为 《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的报告并指出：“语文课到底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要训练学生的到底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先后次序该怎么样，反复和交叉又该怎么样；学生每个学期必须达到什么程度，毕业的时候必须掌握什么样的本领，诸如此类，现在都不明确，因而对教学的要求也不明确，任教的教师只能各自以意为之。”这段话剖析了语文教科书、教学、评价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但近百年来还缺少有效的解决办法。

语文教科书课文的选编往往停留在经验层面，即编者课程观对选文有较大的影响， 语文学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体系。顾振彪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尽快建立科学的语文教学体系》一文，认为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建立科学的教学体系，未来需要在语文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上投入更多力量。 “只要语文教育界人士加强科学的调查、研究、实验，加上全社会的支持，那么叶圣陶呼唤多年的周密、科学的语文教学体系是不难建立起来的，语文教育少慢差费的现象最终必将改变。”

想要语文教科书彰显浓郁的时代气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坚持守正出新的选文原则。“守正”，即以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 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继承人类传承下来的精华内容并发扬光大。“出新”指的是选文要与时俱进，剔除那些落后于时代、与当代人们社会生活不合拍的内容，增补富有时代气息、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文章；深入洞察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的变化，把新创作的、体现正能量的好作品选入语文教科书，不断兼顾永恒性与时代变化，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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