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约翰·赫伊津哈著、傅存良译，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是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他出生于荷兰格罗宁根省一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富足世家，先后在格罗宁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读荷兰文学、史学、比较哲学、东方语言学和神话学等，在诗歌和绘画艺术上也有造诣。1915年成为莱顿大学教授，1942年被德国占领当局囚禁，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病逝。其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明天即将来临》《游戏的人》等，其中《游戏的人》已有三个中译本，是一再重版的经典之作。

赫伊津哈不是第一位研究游戏的人，在他所处的时代，生理学和心理学对动物游戏、儿童游戏、成年人游戏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一些理论认为游戏的起源是过剩生命力的宣泄，另一些理论认为是某种“模仿本能”的满足，也有理论认为不过是对消遣的“需求”，还有理论认为是对年幼生命体进行训练，以适应未来生活中的严肃工作。[i]赫伊津哈认为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均假设游戏必定在为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服务，它们试图探究游戏的缘由却都只是片面的回答了问题。“即便是动物层面的形式最简单的游戏，也绝不只是生理现象或心理反应。”他指出，“如果我们把构成游戏本质的有效成分称作‘本能’，那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他认为游戏本身具有非物质特征，但是“假如称之为‘思想’或‘意志’，又不免过度诠释”。因此，赫伊津哈对游戏的研究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止步处开始的。

赫伊津哈尝试的是一种历史的、文化史的研究，研究的是“具有真正文化功能的游戏”。他认为无论科学多么成功的将游戏的特征加以量化，在面对诸如游戏的“乐趣”这些概念的解释时也是束手无策的。“大自然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以纯粹机械反应的方式，将‘释放过剩的精力’、‘劳碌之后的放松’、‘生活技能的培训’、‘补偿落空的期盼’等所有这些有用功能赠与她的孩子——可大自然并未这么做。她给了我们游戏、给了我们游戏的紧张、游戏的欢笑，还有游戏的乐趣。”因此，我们不必探究影响游戏的自然冲动和习性，而要研究游戏这种社会结构的各种具体形式，“尽可能按照游戏的本来面目看待游戏”。

赫伊津哈选择的是一种文化的游戏要素的视角。[ii]把文化归入游戏的类别这种见解并不新鲜。在十七世纪的戏剧时代，把世界比作成舞台，人人在台上扮演各自的角色，这个比喻很时兴。或许正是怕读者误解，赫伊津哈特别解释道，“这种时髦的比喻不过是对风行一时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回响，带有明显的说教口吻，它是‘万物皆空’这个古老主题的变奏。”游戏与文化相互交融的事实仍旧无人发现，也无人点明。赫伊津哈的全部意图就是要表明，“真正、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因此，在本书的第一章，他就开始了对游戏的性质和意义的讨论。

赫伊津哈首先指出，游戏超出了人类生活领域，因此它的产生与任何特定阶段的文明或世界观无关。“在文化本身存在以前，游戏就已经存在，它在初始阶段伴随文化，渗透进文化，直至我们当前所处的文明阶段。”接着，他指出游戏无法被直接归入真、善、美的范畴。因为游戏无法为人类所独有，故不以理性为基础，而处于智愚、真假、善恶对立之外，不具备道德功能，不适用善恶评价。尽管游戏与美之间联系丰富，但也不能说美是游戏本身固有的。那如何界定游戏呢？他说“我们只能到此为止：游戏是一种生存功能，但不能从逻辑学、生物学或美学上加以精确定义。游戏概念必定始终有别于其它用以表述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结构的思维形式。所以，我们仅限于描述游戏的主要特征。”可以看出，赫伊津哈对游戏的界定存在泛化的倾向，但他或许是更迫不及待地想探讨游戏的特征。

他认为人类和动物在一般意义上的游戏的特征是一致的。“就一般意义上的游戏而言，人类文明并未添加任何不可或缺的特征。”但是对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游戏他并未深入探讨，只写道：“游戏中，某种超越生命直接需求并赋予行动意义的东西‘在活动’（at play）。一切游戏都有某种意义。”赫伊津哈主要探究的是人类的群体性游戏的特征。“既然我们的主题是游戏与文化的关系，那就不必探究所有可能的游戏形式，而仅限于研究其社会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高等形式的游戏。”由此，他归纳出了游戏的三个特征：一，游戏是自由的，是真正自主的。“游戏是儿童和动物的自主行为，因为他们喜欢游戏。如果要说这种自主不存在，是本能驱使了他们游戏，这种假设游戏实用的做法犯了窃取论点（petitio principii）的谬误”；二，游戏不是“平常”生活或“真实”生活。“孩子们都心知肚明的知道‘只是在假装’或‘只是好玩而已’，但这并不会使游戏变得比“严肃”卑下，游戏可以升华至美和崇高的高度，从而把严肃远远甩在下面；三，游戏受封闭和限制，需要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做完”（playedout）。“游戏有时间限制，但它和文化现象一样具有固定形态，可以形成传统。”“游戏的进行受到空间限制，竞技场、牌桌、魔环、庙宇、舞台、银幕、网球场、法庭......在形式上、功能上都是游戏场所，即隔开、围住奉若神明的禁地，特殊规则通行其间。它们都是平行世界里的临时世界，用于进行和外界隔绝的活动。”赫伊津哈还探讨了封闭的游戏场所内的秩序与规则，认为游戏创造了秩序，甚至游戏就是秩序。“它把暂时的、受约束的完美带进残缺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无视规则，就会成为“搅局者”，而“搅局者”比“作弊者”威胁更大，因为其破环了游戏世界本身。

在探讨完游戏的特征后，赫伊津哈开始论述这种高等形态游戏的功能。“高等形态的游戏功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为某样东西竞赛，二是对某样东西再现。而通过游戏以‘再现’竞赛，或游戏成为出色再现某样东西的竞赛，这两种功能就合二为一了。”这里，他重点探讨了宗教表演。我们也可借此窥见他是如何分析文化的游戏要素的。赫伊津哈认为宗教表演“以再现来实现（actualization by representation）”，[iii]并处处保留着游戏的特征。他引用了德国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的观点，“原古人类以祭祀戏来表演万物运行的博大秩序，在祭祀戏中再现了游戏中再现的事件，并借此帮助维护宇宙秩序。”但赫伊津哈认为弗洛贝尼乌斯在谈游戏用于再现某种天象并以此令其发生时，“某种理性的成分混了进来”，“似乎偷偷重新认可了他非常强烈反对过的、与游戏本质水火不容的目的论”，“在他看来这一事实是次要的，至少从理论上看，激情可以用其他方式传达。而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全部的要点就在于游戏”。赫伊津哈进而认为，这种宗教的仪式表演和儿童游戏、动物游戏本质上没有不同。“游戏特有的所有要素——秩序、紧张、运动、变化、庄重、节奏、痴迷，古代社会的游戏一开始就具备，只是在稍后的社会阶段，游戏才与‘在游戏中并通过游戏表达某样东西’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认为自己扎根于万物的神圣秩序中，借助游戏的形式和功能，这种意识找到了最初的表达，也是最高级、最神圣的表达，而游戏自身则是无意义、非理性的独立实体。宗教活动的意义渐渐渗透进游戏，仪式本身嫁接其中，但根本之物还是游戏，也一直是游戏。”

似乎预估到了读者的反应，仪式的严肃是崇高和神圣的，而这还能算游戏吗？赫伊津哈在此借用了柏拉图的观点：“极度严肃唯有神配的上，而人是神造的玩偶，那就是人的最佳用途。因此，男男女女都要照此生活，玩最高尚的游戏，并达到有别于当前的另一种精神境界。”他极赞赏柏拉图这种把游戏等同于神圣、称神圣为游戏的观点，认为我们在游戏中“既可以在严肃的层面下活动，也可以在这之上活动——在美的领域和神圣的领域活动”。但是赫伊津哈也在提防我们过度延伸游戏的概念，认为所有的宗教，仪式、巫术、礼拜、圣餐、秘仪等全是游戏。“涉及抽象概念时，务必不要牵强附会，玩文字游戏。”赫伊津哈在论述仪式是游戏的观点时是极其小心的。他一步步地追问：“游戏与仪式的相似是否纯粹限于形式？”“以游戏形式进行的这种宗教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游戏的姿态和心态进行的？”“游戏的本质特征之一，即‘只是在假装’的意识，与虔诚举行的仪式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兼容？”并引用了人类学者们的关于节庆、古代宗教仪式、野蛮人仪式的大量研究，最后得出：仪式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游戏。“我们追随他，决不放弃圣洁的神秘体验，并坚持把这种体验视为逻辑思维认识不到的最崇高情感”。

在第一章节尽可能地阐述了游戏的本质、特征、功能之后，赫伊津哈在第二章节探讨了“用语言表达的游戏概念”。作为语言学家，他从最常见的游戏概念入手，从绝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中与英语“play”（游戏）一词相当或稍有差异的词语所涵盖的游戏概念入手，考察了游戏概念在希腊语、梵语、日耳曼语、汉语、阿尔贡金语、日语、闪米特语等多种语言中的内涵与区分。这种语言学的考察，促进了我们对游戏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的认识。“我们认识到各种语言对一般游戏范畴的区分并非同样明确”，“在一些文化中，抽象出游戏的一般概念，是后来发生的、次要的，游戏本身才是固有的、第一位的，” “只有游戏‘天赋’卓越的民族，才会对游戏活动有多种不同的表达。”

之后，赫伊津哈又在第三到第十一章节，依次探究了“游戏和竞赛的教化功能”，“游戏和法律”，“游戏和战争”，“游戏和知识”，“游戏和诗歌”，“神话创作的要素”，“哲学的游戏形式”，“艺术的游戏形式”，“游戏视野下的西方文明”。读者可以挑选感兴趣的章节，进行查阅式地阅读，也可以全文阅读。在每一章节论述他认为是游戏的文化现象时，赫伊津哈都对他所尽可能了解的全部文明，希腊、印度、中国、日本、北欧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如在论述“游戏和竞赛的教化功能”时，他考察了古希腊、中世纪基督教的骑士行为。“美德、荣誉、高贵和荣耀，一开始就在竞赛的领域之内，也就是游戏领域之内。出生高贵的年轻武士，其生活就是不断修炼美德，为其阶层的荣耀不断奋斗。”在论述“游戏和法律”时，他考察了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它们尚未走出法律演说与骂赛难分彼此的阶段，在伯里克利和菲狄亚斯时期法律辩论仍主要是修辞技巧竞赛。”在论述游戏和战争时，他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战争的游戏成分。“根据古代中国文献记载,两军对垒的战斗常常混杂着吹嘘自己、羞辱对方的叫骂, 或体谅他人的义举, 或恭维对方的赞辞。与其说是刀兵相见的战争, 不如说是道德武器的较量, 荣誉受到玷污而引起的冲突。”

总之，赫伊津哈的观点是：“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在游戏之中展开的，文明就是游戏。”“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前进也好，倒退也好，游戏要素渐渐退居幕后，绝大部分融入宗教领域，余下结晶为学识：民间传说、诗歌、哲学，或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但哪怕文明再发达，游戏也会‘本能’全力重新强化自己，让个人和大众在声势浩大的游戏中如痴如醉。”

最后，全书的第十二章“当代文明的游戏要素”中，赫伊津哈把目光从原古、古代转向了当代社会。他追问“十九世纪失去了历代特有的许多游戏要素——这些损失是弥补了还是加重了？”他考察当代的体育运动认为，“这项活动名义上叫游戏，却被提升到专业化组织和科学化精确的高度，致使真正的游戏精神面临消亡的威胁。”也考察了非体育比赛，比如棋赛和牌戏，“真正的游戏就要像儿童那样游戏。如果不能，那就说明游戏的美德（virtue）已经出局了。”还考察了当代艺术，“现代宣传手段以浮夸的艺评、展览和讲座，有意增强了艺术的游戏特征。”以及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只要仍遵循精确的严格要求，就难以成为我们所定义的游戏。”最后还有政治，“如今，文明不再游戏，就连貌似的游戏，也是虚假游戏（false play）——我差不多说，它玩虚的。分清哪里游戏终止，哪里‘非游戏’（non-play）开始，变得愈加困难，政治尤其如此。”“和战争“文化上最雄心勃勃的那些国家，已经顾不上国与国之间的礼让了，还无耻地宣称‘有约不必守’，破坏了国际法体系固有的游戏规则”。

赫伊津哈在游戏视野下对人类文明的考察，《游戏的人》大量的篇幅描述的是早已消亡的原古和古代社会，尽管在引用文献上，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这位20世纪的文化史学者，他在每个章节后对各种文献、人物、事件等的注释就有上百条，但我们也容易感受出他的偏好，他在描述历史时几乎毫不关注政治和经济等社会因素，他的史料也并不严肃。因此，赫伊津哈的批评者们认为他描述的不是真正的历史。更为关键的，他对游戏的论述稍显唯心，“游戏就是游戏，哪怕在一些文化中你可能找不到公认的概念去表达它，它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认的。你可以否认真、善、美、正义、精神、上帝等几乎所有抽象概念的存在。你可以否认严肃的存在，却无法否认游戏的存在。”如果说历史的解释是多元的，赫伊津哈同样指出了一条有趣且别致的理解历史的思路。[iv]

可以说，赫伊津哈是想用游戏为人类的文明寻找出路。在赫伊津哈的另一部著作《中世纪的衰落》中，可以看到赫氏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文明的出路，人如何才能超越严酷的现实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三条实现美好生活的道路：宗教的彼岸理想、现实世界的改进和梦境，也就是超现实的途径。而《游戏的人》正体现了他的第三条途径，也就是超现实的途径。他没有仅仅将游戏视为对现实的逃避，在他看来，游戏正体现了人类超越现实的冲动。“如果认为世界完全受盲目力量支配的话，游戏就纯属多余了——只有精神的洪流冲垮了为所欲为的宇宙决定论，游戏才可能存在，我们才能想象游戏、理解游戏。正因为游戏的存在，人类社会超越逻辑推理的天性才得以被不断证实。”

赫伊津哈为何会想到游戏这一概念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澎湃新闻的一篇介绍赫氏生平的文章《赫伊津哈：一个“游戏的人”的怅惘与忧愁》（署名：李腾）中窥探一二。“我们的主人公从小热爱锡兵和世界地图，常常和哥哥一起在家里排兵布阵......（成年后）赫伊津哈和玛利亚生了五个孩子，家庭生活充满了各种乐趣。赫伊津哈在家里打扮成一个马戏团老板的样子，孩子们则假扮各种野兽围绕着父亲打闹。那时候的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亮出獠牙之前，正在享受着最后的黄金时代......1915年，赫伊津哈去往莱顿大学任教。他仍然热情地为孩子们准备生日聚会和圣尼古拉斯节，每年都会专门为孩子编写和导演话剧。然而，1920年，长子迪尔克去世之后，赫伊津哈就再没有写过一部戏剧：‘因为，没有人能够再来演船长了。’”或许，这部《游戏的人》就是赫伊津哈对曾经家庭生活的怀念吧。

注：

[i]作者注：这些理论参见亨·曾德范的《动物游戏、儿童游戏、成年人游戏》（阿姆斯特丹，1928）

[ii]笔者注：赫伊津哈1903年开始研究游戏，并日益坚信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发展起来的。1933年，赫伊津哈任莱顿大学校长时所作的演讲即以此为题，后来在多个大学也做过此演讲。每次演讲，主持人都想把题目改成“文化‘中’的(“in”culture),而赫伊津哈每次都反对，并坚持使用所有格形式（“of”culture）。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确定游戏在各种文化形态中的地位，而是明白文化本身具有怎样的游戏特点。

[iii]笔者注：赫伊津哈在书中特别说明这里的“再现”和严格意义上的“行为”并不一致。宗教的“再现”其实是认同（identification）。宗教表演不仅是假装或象征成为现实，而是精神层面上成为现实，仪式参与者认定表演活动带来了真正的福祉，而这和游戏一致。

[iv]笔者注：赫伊津哈对历史的概念有独到的见解。“历史是一个文明对其过去不断求索的智识形式。”（引自张夏菁翻译的赫伊津哈的论文《历史观念之定义》，全文曾刊登于澎湃）赫伊津哈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学家对于往昔的加工，是他们的智力与历史事实角斗的成果，难以避免将个人思想覆盖其上。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还原，而是通过了解往昔去理解这个世界。这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