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11 月，上海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案，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两户民居院内挖掘出多具尸体。经证实，这些尸体是已叛变的中共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失踪多月的家属。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爱棠村掘尸案」，后世亦称为「顾顺章灭门案」。

1931 年 11 月 25 日，《民国日报》的报道

1931 年 11 月 22 日，《时报》的报道

1931 年 11 月 24 日，《申报》的报道

1931 年 11 月 29 日，《申报》的报道

1931 年 12 月 1 日，《字林西报》的报道

顾顺章是当时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领导行动科负责镇压叛徒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1931年 3 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4 月 24 日被从上海过来的中共叛变人员尤崇新认出，4 月 25 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被捕后，顾顺章旋即叛变。当晚，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被中共安插在军统的地下党钱壮飞截获，并立即派人通知了在上海的特科，使得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机构能够及时转移。直至 4 月 27 日清晨，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才获知顾顺章被捕的情报。

顾顺章

中共获悉顾顺章叛变后，决定处决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属。5月，周恩来、康生（赵容）率领洪扬生、陈养山、王世德（王竹友/李龙章/老先生/老头子）等十余人，将顾顺章全家八口全部勒毙。顾顺章三岁的女儿顾利群和两岁的侄子顾益群因年幼，被送往乡下寄养。顾顺章十二岁的妻弟张长庚因读书住校，而躲过一劫。

1931 年 11 月，张长庚在上海街头指认出了王世德，致其被捕。王世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与顾顺章见面，在顾的劝说下叛变，供述出顾顺章家属已被处决以及四处埋尸地点。分别是：

姚主教路爱棠村 33 号至 37 号

修德坊 6 号，现为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经过一周左右的挖掘，在这四处共发现 16 具尸体：

在爱棠村 37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在爱棠村 33 号发现的三具尸体分别是：

在修德坊 6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在陈家巷 91 号发现的五具尸体分别是：

根据徐恩曾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记载，总计挖掘出三、四十具尸体，其余尸首身份已不可考。

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

而在徐恩曾回忆录中记载，埋尸点位于甘斯东路（甘世东路，今嘉善路，此处应为笔误）爱棠村十一号、武定路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但这几处地点与当时报纸报道不符。而爱棠村也并非位于甘世东路，此处可能是和钱壮飞的住址（甘世东路，今嘉善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兴顺里4号，即嘉善路 117 弄 24 号）搞混。

值得注意的是，邹志淑于 1953 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据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记载，邹志淑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因党中央特科三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我党大批重要干部和党的机密，被害于上海天平路爱棠新村九号。」根据当时《申报》的记载，可以确定邹志淑的尸体是在陈家巷 91 号被发现的。至于官方是如何确认她是「被害于上海天平路爱棠新村九号」的，就不得而知了。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共。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有说法，在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期间，周恩来被斯烈扣押，斯励前往营救（又有一说是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前往营救）。

因为斯励的尸体和顾顺章家人的尸体一并被发现，所以后世有人就认为，斯励是案发时正巧去顾顺章家打麻将，而被一起灭口的。比如吴基民在《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一书写道：

周恩来含笑朝牌桌上的其他各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不料正好和斯励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双方心里都暗暗吃了一惊，互相认了出来。……周恩来走到外面的小客厅，小客厅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颇有点奇怪，走下楼梯，站在宽敞的天井里，不一会儿赵容跟了过来，站到了他的身边。周恩来问：“客厅里的那些人呢？”赵容阴沉地笑了笑，用手抹了下自己的脖子。“这么急干什么！”周恩来颇有点不满，“那个斯励是我的学生，以前救过我们的同志！”赵容讲：“他已经认出了你，把他放出去不是白白地增加些麻烦？”

这一说法在时间上是有矛盾的。顾顺章的家属是在 5 月初被处决的，而根据斯励遗孀陈佩英的回忆，斯励是在 7 月 24 日下午被人叫走外出后失踪的。另外，根据潘汉年撰写的《我在特科时期的反间情报活动》，处决斯励是在向忠发被捕之后，而向忠发是在 6 月 22 日被抓捕的。

解决斯励严重威胁党的安全，时间是向忠发被捕之后。斯是浙江人，黄埔生，大革命时期作 ( 做 ) 军事工作，党员，在顾顺章叛变前已调特科工作，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和争取黄埔生的关系，没有做出成绩。

顾叛变后由我同他联系。他利用当时组织急需建立新的保卫组织安全情报网，提出一项计划 ：每月以很高的代价收买总巡捕房警务处探长陆连奎。陆是他的同乡，在上海很有名，帮会、流氓无人不知，他的党徒很多，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互相勾结，以帝国主义为后台，保护特殊少数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危害民众利益。斯认为他可以说服陆给我们帮忙。我将他的意见报告领导，认为可以试一试，中央并批准在陆提供重要情报和营救释放重要干部时，还可额外酬谢。从此，每月给斯一大笔收买费。可是一连几个月，斯没有拿来情报，也没有营救出任何人。当时就告他注意，如再无成绩，要停止收买费。不久，斯忽然郑重其事地报告，他获得确息，顾顺章不久将来上海，陆连奎已得到任务，要在一品香大旅馆布置警卫，顾在此住宿。

中央要他弄清楚抵沪日期，斯说陆无法预先知道，他愿自己去南京从其他方面调查此事，并约好与我电讯联络。去宁后曾来一电，说顾 X 日晨乘车抵沪。中央决定在顾抵沪下车时即突击镇压，同时布置如车站不得手，即在一品香旅馆进行。在斯报告日期那天前夜，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红队分两组分别到北站和真如站守候。可是南京来车并无顾的踪影，斯亦未来。不仅累得我们一夜未眠，更严重的是两组武装人员冒着极大危险整整呆了一夜。后斯回来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陆并没有听到顾要来上海之事，中央肯定斯励欺骗了党。我即派认识斯励的李一氓同志去了解他的生活情况，李报告，从其家中看到生活起居大为阔绰，如新购置整套丝绒沙发，买的皮鞋是有弹簧底的进口皮鞋，价格昂贵，只有外国在华的高级官员和大买办才穿得起。因此，我们怀疑中央给他收买陆连奎的巨款都已被他中饱化（私）用了。决定不再支款给他，并停止同他联系。事隔不久，在向忠发被捕后，他跑到特科人员蔡叔厚（此时蔡已转入国际友人处工作，斯不知）处说 ：他事先就知道要逮捕向的消息，但因潘久久不与我联系，以致误事。蔡信以为真，即报告中央，中央指出，斯的发展已到严重关头，他欺骗党侵吞工作费用，现又利用向事对党进行讹诈，将来难免不走上更严重的破坏党的道路。按特科工作纪律，为保卫党组织安全，决定对他以内部秘密镇压处置。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代表中央同他谈话后解决的。为严守秘密，当天傍晚，我派欧阳新化装为捕房人员，到斯家进行搜查，发现了一本银行存款簿支票及一本送存收据，进一步证明斯侵吞公款无疑。

所以，斯励确切的死亡日期应该是顾顺章家属被处决后的两个月左右。因此可以确定，斯励去顾顺章家打麻将而被灭口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关于处决斯励的原因，仅仅是潘汉年的一面之词，斯励的后人对此也进行了驳斥。在一篇《斯励–我的三爷爷》的文章中写道：

顾顺章是非常老牌的特务，临时改变行程也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潘汉年他们在陆连奎那里能从其它方面了解到情况，何必要花巨款让斯励去收买。

皮鞋这件事我三奶奶陈佩英多次和我父亲说起过，皮鞋是陈佩英(我三奶奶)早就给斯励准备的30岁生日礼物，是一个亲戚去欧州，就托他带的，但那人因意外情况到第二年才回来，等皮鞋带回来早已过了三十岁，就放在家里一直没有穿。沙发是三奶奶父亲（资本家）厂里换下来的，有人向中央投诉这些事后，由李富春找斯励问过情况后，中央也是证实并了解清楚了的。收买一个陆连奎，还是每月给的钱，这巨款到底有多大，1930年斯励还是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特种兵交通兵二团少将团长，他放弃了这样的高官厚禄，而去做职业共产党，另外他还是资本家的女婿，家里有的是钱，居然不做少将去做共党是为了去侵吞这么一点钱？？？如果真要侵吞，为什么不把他们直接举报，一网打尽多安全。

根据中统头子徐曾恩的《徐曾恩回忆录》记载: 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於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但因此事不妨一试….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经他的指认…..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好低头认罪了。说明向忠发是在接到告发后就直接被抓捕的，而且抓捕的是中统而且是徐曾恩亲自带队，并非陆连奎的总巡捕房。所以，斯励不可能笨到用这样的方法去讹诈党。

潘汉年材料中给斯励定下的罪名除了第二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也只是一个臆想，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它两条更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斯励的夫人陈佩英娘家经济条件不错，也算是富家千金，斯励此前也是少将军衔，说斯励是侵吞公款难以令人信服。倒是其他两条罪证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了徐恩曾的《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的记载，来证明斯励死得冤枉：

杀人的红队头领王竹友（王世德）说：被杀的人都是违反纪律和命令，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一个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我三奶奶说被杀后还是被毁了容的。

但查阅原文，其实徐恩曾是这样写的：

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员，都会遭受这样的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员，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

联系上下文可见，所谓「例外」是指王世德知晓其姓名，而非指没有「违反纪律和命令」。

该文的作者还认为是斯励和康生的矛盾从而导致斯励被派系清洗：

1931年的上海党中央，各派斗争相当激烈，在周恩来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斯励紧跟周恩来，充当了斗士的角色，和康生成了死对头，康生利用周恩来助手顾顺章叛变和特科原班人马迅速撤离的混乱局面，趁周恩来全力应付顾叛变的危局时，把斯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所以后来网上一直有说康生杀死了斯励后，周恩来和康生从此反目。

不过根据周恩来于 1957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接见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和部分劳动模范时的讲话来看，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周恩来）：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理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们的副指挥也去了。原来我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结果在他那里搞了半个小时，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劲了，一下子被缴去了。谈了一会，我们看着谈得没有结果，就出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已经空了。路上碰到几个人，他们告诉我说，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已经散了。这是一个教训。

事隔九十年，事件的经历者也都已不在人世。斯励之死，究竟是「预防性镇压」还是「派系清洗」，真相已无从知晓。

根据徐恩曾的《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记载，顾顺章「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具体处决日期可能在 1935 年上半年。

但考虑到徐恩曾回忆录中关于顾顺章被捕时间（回忆录中误记为「民国二十年的岁末」，可能和「爱棠村掘尸案」发生的时间搞混），以及爱棠村掘尸案地点存在多处错误，该时间记载可能并不准确。

顾利群

案发后，被送往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慌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 11 月 26 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顾利群后来与军统电信技师祝仁波结婚。1953 年，祝因为曾经军统的身份而被抓捕，为避免连累妻子，两人离婚。祝后在监狱中被关押了 36 年。1949 年之后，顾利群一直以孤儿自称，不曾透露父亲的身份，平安地渡过了历次运动。

2008 年，顾利群和继母张永琴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在采访中她回忆道：

在1983年，李强到上海来接见我的母亲，就是张萍（张永琴）女士跟我。一道到国际饭店，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

……

李强和顾顺章是上下级关系。（李强说：）“我今天请你们来，是因为我同顾顺章是故旧故旧”，不是以工作的身份，以什么组织身份，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看看我们。看看顾顺章留下的唯一的女儿、后来娶的妻子。

李强寄给顾利群的贺年卡

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中）和儿子（右）与来访者曹景行（左）

2018 年 7 月 1 日，顾利群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91岁。

被顾顺章的续弦张永琴收养。生平不详。

可以确信平安活到 1979 年。卒年不详。

张长庚怀抱顾利群

1934 年被捕，后任国民党鄱阳县警察局长。1951 年 4 月洪扬生被捕，后被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 年被捕关押至1973 年，1978 年撤销原处理决定。后经李强介绍，入职上海文史研究馆。1985 年病逝于上海。

化名王竹友，当时报刊报道里化名李龙章，绰号老先生、老头子。王世德被捕后，于 1932 年 1 月 11 日，在《申报》上真名刊登《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同年 3 月前，被陈云领导的中央特科处决。

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

1949 年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8 年，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下放到北京清河制呢厂劳动。1979 年 2 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91 年 2 月 22 日去世。

1931 年 4 月 27 日出走上海，后转移到中央苏区。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 年 4 月，在长征四渡赤水期间失踪，后定为死亡。

钱壮飞

补充于 2024 年 7 月 9 日

近日有网友指出，本文之前所使用的顾顺章照片实为钱壮飞。经过一番搜索，证实该网友所说属实。但是网上将钱壮飞的照片套用在顾顺章的头上十分普遍。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官方自己的出版物搞错了两人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钱壮飞还是顾顺章？

根据《中华读书报》2012 年 1 月 4 日的一篇标题为《钱壮飞还是顾顺章？这张照片究竟是谁？》的读者来信中所述：

在《中共一大到六大代表名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的“顾顺章”条目里，明确标明，是顾顺章。这个顾顺章，就是中共党史上人尽皆知的叛徒顾顺章。另外，在《周恩来在上海画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一书中，这张照片也标明是顾顺章。

但是，同样是这张照片，在《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一书中，明确标明是钱壮飞。而且，在多处关于钱壮飞烈士的文献和资料中，在贵州毕节钱壮飞烈士纪念馆里，这张照片标明是钱壮飞烈士。

另外，《中国摄影家》杂志 2022 年第四期有一篇名为《钱壮飞还是顾顺章？——一张照片引出的早期党史中的待解之谜》（PDF）的文章。根据作者考证，这张照片应为钱壮飞，而不是顾顺章。顾顺章作为一名特工，为了保密，刻意避免留下影像资料。唯一的一张可以确认是顾顺章本人的照片是一张脸部模糊不清的合照。维基百科的「顾顺章」词条现在所使用的照片也出自于此。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时合影。右起，前排：汪寿华（中共党员）、杨杏佛、王小籁、罗亦农（中共党员）、王景云、何洛；后排：王汉良、丁晓先、郑毓秀（女）、顾顺章（中共党员）、侯绍裘（中共党员）、林钧（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