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7月16日期

原文/ Simin Davoudi、ibby Porter

翻译/ 郝璐、贾君妍、廖璟瑒

袁苑、张楠、张婉娴

文献/ 王静懿 校译/ 于萌

编辑/ 众山小 排版/ 张琪

规划学长久以来不断吸收新概念并转化为自身的理论和实践，韧性的概念也是如此。如今，疫情下的城市建设中又掀起了“韧性”热浪。这是一场关于“韧性理念”与城市规划的思辨，是一场对“现状”与“未来”的协同探索。 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难道“规划注定要解决的是昨天的问题吗？”。该合集的编辑Simin Davoudi在开篇为我们追溯了“韧性”的起源并揭示了本质上不同的三种含义，论述了韧性思考与解释性规划中的异曲同工之处，并抛出了一系列当我们在从社会科学角度解读韧性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后的几则文章中，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应。Keith Shaw的文章中对韧性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度诠释，并提出了与韧性挂钩的一些列政治问题；Jamila Haider等和Cathy Wilkinson的文章则分别通过阿富汗北部与瑞典的案例展示了韧性评估在规划中的实践经验；Hartmut Funfgeld 和 Darryn McEvoy则探索了气候变化与应对行动中主要的灾害管理方法，以及韧性理念发挥的作用。在“韧性”与规划碰撞中，学者们提醒着我们，韧性正逐渐成为规划领域的流行语，我们需要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韧性在规划中的使用，对韧性规划的去政治化高度警惕。

则一

韧性 是桥梁还是死胡同

原文/ Simin Davoudi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翻译/ 郝璐

一

引言

世界把我们每个人分开，于是许多人在他乡顽强的活着。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1929）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的时代。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可预测的事随时都会发生；可能是灾难性气候、恐怖袭击、信用危机、年轻人暴乱或大规模裁员事件。对于英国的规划者来说，十年来不停的社会变动，以及规划这一专业对社会创造的贡献和价值的不断冲击都在加剧他们不安。在应对这一系列变化的指定补救方案中，最受追捧的就是“韧性”。在日常的讨论中，韧性这一说法似乎正在取代可持续的概念，正如环境议题被纳入气候变化的霸权要求一样（Davoudi, 2012）。然而，我们仅是简单认为具有韧性是件好事，却一直没弄清楚“韧性”的含义。尽管缺乏明确的释意， 越来越多的政府和非政府的报告还是力争为韧性建设研发出可直接应用的操作方法(如下述文献种的例子: Edwards, 2009; Young Foundation, 2010; Cabinet Office, 2011)。其中，在商业创新与技术部门支持下出台的一份报告中就以“换装”的方法权当社区的韧性建设 (RRAC, 2009, p. 10)。

这便引出了下列问题：“韧性”是否有可能沦为一种时尚用语？对这一概念的延申是否意味着许多完全不同的，甚至有些根本不经推敲的方法也可以杂糅进“韧性”的范畴？亦或者，这个词是将能为规划理论与实践做出贡献的概念？如果是，将韧性概念从生态领域引入规划领域中的机会与局限又是什么呢？作为本专题的开篇文章，该文旨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观点，以激发更多人针对这一模糊概念与其效用展开讨论。首先，文章将追溯韧性概念的起源并介绍其本质上三个不同的含义；其次，将为读者展示近来对韧性的新兴思考和被我称之为诠释性的韧性规划。最后，针对从自然领域将韧性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实践领域所引发的一些重要议题呼吁各界思考，并在最后进行总结概述。

二

什么是韧性？

尽管韧性是最近才出现在规划师们的讨论目录里，但“韧性”绝不是一个新概念。“韧性”源自拉丁文词根resi-lire，意为“弹回”，起初被物理学家们用来表示弹簧的特性和描述材料的稳定性和对外界冲击的抵抗力。20世纪70年代，随着系统性思维模式的兴起，“韧性”一词进入在生态学领域。此时的生态学领域兴起了植根于不同世界观和传统科学的多重概念。推动这一发展的是加拿大理论生态学家Crawford Stanley Holling于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章中，他对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进行了划分。

工程韧性

Holling将工程韧性定义为系统在受到扰动后恢复平衡或稳定状态的能力（Holling，1973，1986）；这种扰动可以是例如洪水、地震这类的自然灾害，也可以是社会动荡、如银行危机、战争或革命。从这个角度看，抗干扰和系统恢复平衡的速度是弹性的衡量标准。系统反弹得越快，它的弹性就越强。对恢复时间，“效率，恒定和可预测性”这些要点强调的都是工程设计种对“故障保护”所追求的品质(Holling, 1996,p31).

生态韧性

然而，生态韧性则被定义为“在系统改变结构之前可以吸收干扰的程度”(Holling, 1996, P.33)。这一定义不仅是根据系统在受到冲击后需要多长时间恢复，还考虑了到达临界阈值所能承受的干扰程度。生态韧性更注重“持续力和适应力”(Adger, 2003,p.1)。与工程韧性之间最大的不同是，生态韧性否定单一的稳定平衡状态的存在，而是认可存在多重均衡，以及系统可以切换到可替代稳定状态的可能性。尽管两者的差异与各自强调的事实根植于不同学科，但两种观点都认为不论是在韧性系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工程角度）还是前进到下一个状态（生态学角度），系统的平衡状态是存在的。

类似于“系统均衡”的愿景式的观点是主流经济学及其“殿堂级梦想”——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奠基石。规划也是如此，对空间均衡的追求可以追溯到现代主义“美好城市”愿景。雅典宪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宪章中将一个好的城市描述为“所有城市相关功能处于平衡状态”，并主张通过规划的力量来实现这种稳定状态。基于均衡的韧性概念植根于牛顿的世界观，认为宇宙是一个有序的机械装置；就像一个巨大的时钟，其行为可以由数学规则来解释和预测，并由指令和控制系统来监控。这些假设与实证规划方法及其对有序空间时间的追求如出一辙(Davoudi, 2011)。在宇宙的时间法则里，韧性系统是在经历重大波动后仍然能回到旧有或者新的稳定状态的系统。

论“回弹力”

韧性的均衡观点在例如心理学、灾害研究、经济地理和环境规划等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例如，经济地理学家经常用韧性来解释区域经济变化轨迹，并描述为“一个断断续续的均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旧的体制被认为造成了“陷入路径依赖”，并阻碍了经济韧性。在灾害研究中也类似，城市韧性常常被定义为“城市从毁灭中恢复的能力”(Vale & Capanella, 2005), 并通常侧重于从量化角度看城市的经济、人口、或是建成形态能否恢复。在心理学上，对心理韧性的认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心理韧性均衡模型认为“当一个成年人置身于一个孤立的和具有高度冲击性的事件中时，保持相对稳定、健康的心理和生理功能的能力”(Bonanno, 2004, p.20). 英国的气候变化应对分析方案则显示，对韧性的诠释更多的是从生态角度而非工程角度。

此外，政府声明或日常讨论中或多或少都是从强调“回弹力”的工程学角度去理解韧性。例如，一名前政府首席情报安全协调官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将韧性描述为“吸收冲击和恢复功能的能力，或者至少是预防系统崩溃的足够承受力” (D. Omand, 特别强调，引自Edwards, 2009, p. 18)。同样，在施行“韧性苏格兰”方案时，前内阁大臣就建议，系统重组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重大冲击，使我们能够迅速恢复” (J.K. MacAskill, 特别强调引自Edwards,2009, p. 18 )。Michael Pitt爵士在回顾2007年英国洪灾时，将韧性定义为“一个系统或组织抵御逆境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引自 Cabinet Office, 2011, p.10）。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韧性理解成一种缓冲能力，能保住我门拥有的东西，并能恢复到受损之前的状态(Folke等., 2010)。都把重点放在了恢复“正常”而并不深究什么是“正常“（Pendall等., 2010）。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就是一个恢复到不受欢迎的”正常“的典型例子。飓风不仅摧毁了新奥尔良的城市，而是揭露了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就是人们并不希望回归到灾害前的所谓“正常”状态中。相反， 他们更渴望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都能达到一个“新常态”（Pendall 等., 2010）。

对复原到初始状态的强调引出了许多规范性问题，我们将在本文后面展开讨论。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对复原到初始状态的强调也决定了相关机构计划采用的对策类型。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韧性建设文献都是以灾后应急重建规划为主，因为这些都是针对突发性、大型、和造成社会动荡的事件。例如伦敦市的气候适应战略中明确指出其采用的由应急规划师制定的“预防、预备、响应、恢复”的框架。英国内阁办公室在定义韧性社区时也将重点放在了应急方面，认为“社区和个人可利用当地资源和专业建议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就是对应急服务的解释。因此，韧性往往被降低为应急反应，并通过诸如救护车服务达到特定事故点所需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应急反应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强调短期减少损害，这虽然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完全替代长期的应对力建设。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也就是第三个韧性概念的核心。

演进韧性

演进韧性是对均衡理论的全面挑战，并主张系统的本质是不管有没有外部干扰，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Scheffer, 2009)。一些评论家称其为社会生态韧性（Folke 等., 2010）。另一些则强调了韧性观点与进化视角之间的相似之处 (Simmie & Martin, 2010)。我同意后一种观点，并称之为演进韧性。从这个角度看，韧性并非是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是社会复杂生态系统为应对压力而做出调整、适应和转变的能力（Carpenter等., 2005）。这一系统被认为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自组织的，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的。”（Berkes & Folke, 1998, p.12）。

这一关于韧性的观点反映了科学家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范式上的转变，即不再认为世界是有序的，有机制的，合理的，可预测的，而是混乱的，复杂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演进韧性正是根植于这样的认知，即我们身边的自然界或社会中一直以来的稳定的状态会突然改变，呈现与最初完全不同的特征(Kinzig等., 2006)。这表明，在逆境到来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表面上这并不是一个有突破性的想法，但这里面蕴含的“新”意即在于这个想法承认了这种境遇的更迭不一定必须是外部干扰的结果，或者是与这种干扰成比例的的因果关系的结果。相反，即便因果之间不成比例或没有线性关系，来自内部的压力也能带来这种变化。这意味着系统中的小规模变化可以放大并累积产生出重大转变，而大规模干预也可能根本不起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同样的状况再出现，按照系统过去的做法也不可能再对未来的行动做出可靠的预测”(Duit等., 2010, p. 367)。这种观点对规划者的传统“战术方法”是否周详充分提出了挑战，例如通过过去的趋势来预测未来以减少不确定性。这是否意味着，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规划其实只是在解决昨天的问题？”（Taylor, 2005, p. 157）

广义相关的自适应循环

理解演进韧性，最好的方法是Holling提出的“适应周期”的比喻和其著名模型（见图一）。其指的是一个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四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成长与开发、保护、释放或创造性破坏以及重组（Gunderson & Holling, 2002）。第一个循环阶段涉及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出现、发展和稳定；而第二个循环涉及其最终的僵化和衰退，同时开启新的、未知的可能（Simmie & Martin, 2010）。这意味着随着系统的成熟，系统的韧性降低并成为“一个等待着会发生的意外” (Holling,1986)，当系统崩溃时，“机会窗口”(Olsson等.,2006) 将开启新的替代系统。Hollings使用代表创造性毁灭的Omega符号作为结束阶段，然后用符号Alpha表示进入到接下来重组和更新的阶段。因此，Omega阶段是最不稳定同时也是韧性最强的时，是创新和变革的时期，也是可以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时期（Gunderson & Holling, 2002）。

将危机转变为机遇需要大量的准备，而这又取决于对未来可替代方案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或者说理应是来自广义相关的“规划”。因此，规划是在变革时期以及在面对内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创新转型所作的准备。文章后面会再谈到这部分内容，即演进韧性和规划相重合的是什么。

图一、广义相关适应循环模型。信息源: Davoudi等 (即将发表)研发来自Holling 、Gunderson (2002, pp. 34–41) 和Pendall等 (2010, p. 76).

适应性循环也显示出了一些悖论，如恒久与变化的矛盾，灵活与效率的矛盾，韧性与转化性能，互联性与适应性（Gunderson，2000）。为了解决这些矛盾，Gunderson和Hollings提出了“广义相关”理论。该理论与等级制理论不一样，首先每个阶段的顺序不一定是连续的或者固定的；其次，系统的功能不是存在于单周期中的，而是于一系列嵌套的自适应周期中运行和互动的。他们通过从小到大、从慢到快、从短到长的不同时间尺度来实现这一过程；这就使得系统既是高效的也不断在创新；既有很强的连接性，同时也容许自由试验，因为这些特性会从不同的时间和尺度上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广义相关自适应模型支撑了韧性进化的意义(Holling & Gunderson, 2002; Walker等., 2004; Folke等., 2010)。这里所说的韧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间断的变化过程，它也不是以一种“现存”状态而存在，而是处于一种“即将成为”的状态。此外，当系统面临干扰和压力时，韧性就得到了展现。这意味着，比方说，一个人能变得更坚韧不拔并不是因为逆境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具备这种潜质。干扰可以想象成急性休克，也可以看作慢性烧伤。因此进化的观点拓宽了工程学和生态学上对韧性的描述，整合了持久性、适应性、和跨尺度跨时间的具有可转换性的动态相互作用等理念。进而也就把各类机构、领导力、社会资本和社会学习的功能都纳入进了韧性的范畴(Olsson等., 2006)。

对这一概念认知的进展主要得力于那些致力于研究应对社会和生态系统领域变化的学者们。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社会科学领域也十分重视对韧性的研究。在社科类引文索引中，尽管不全都是是从进化的角度来对待，但每年以韧性为主题的研究从1997年到2007年期间增长了400%(Swanstrom, 2008, p. 4)。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演进韧性与生态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使用的类似方法之间的协同作用，例如区域经济理论(Simmie & Martin, 2010)和社会科技研究领域(Janssen等., 2006)。

演进韧性与解释性规划

在规划领域，虽然韧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但它的地位却在迅速上升。事实上，演进韧性和解释性规划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了“流动性、反射性、偶然性、连通性、多样性和多语言性”。一个演进韧性中认为地区不该理解为一个分析单元或者是一个中性的容器，而是一个复杂的，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空间系统，且这个系统在多尺度时空内都充满着广泛而不可预测的反馈过程。这与Massey定义的“同时性多轨迹”的空间性关系理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Massey, 2005, p.61）。演进韧性不认同刻板与固化就像解释性规划不认同现代主义的“秩序意识”(Davoudi, 2011)。两者都认识到变化是无处不在的，又固有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惊喜；且两者都主张探索未知，寻求转变。在我看来，演进韧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使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思考规划；这个新的思路与解释性规划有着共同之处，同时还与时空的理解密切相关。

韧性，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我们还是需要谨慎处理将韧性从自然界引入到人类社会这一过程。至少有四个重要问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涉及人类行为的倾向性。适应性循环似乎带有一种决绝性，不允许人类通过聪明才智、技术手段和预见力试图干预并打破循环。生态学家认识到了这一闭环，所以建议在社会演变进程中，把适应性周期和结果看作趋势，而非“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就意味着，在这一进程中的干预措施会削弱、维持或提升韧性。反过来，干预措施又带来了一系列规范和政治问题。首先就是有关自组织的概念，这是韧性思维中固有的。当自组织的特点被放到社会体系中时，由于它有自力更生的属性，所以会充满意识形态色彩。有人认为，韧性思维中的自力更生是典型的美国观念，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在面临外部挑战时依靠自己的力量奋起直追，重塑自我的能力(Swanstrom, 2008, p. 10)。仔细看看英国的韧性建设相关文献就会发现，其一再提倡一种微妙的“自力更生”。例如，在BIS支持下出台的关于社区韧性的报告（如上文所述）认为，他们的“系统动态图显示，如果政府对社区的风险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份压力就会使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削弱了社区自身的韧性”（RRAC, 2009,P.6）。这听上去是在建议政府应该放弃责任，这个结论倒是有利于英国时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氛围。同样，在他们的“国家韧性”报告中，Demos主张，英国社会正在变得愈加“脆弱”，但韧性的构建不是靠政府和国家机构，而是靠个人和社区(Edwards, 2009)。参与型社会网络的存在有助于培养适应能力并促使适应力转变成韧性，但不能取代应对型和问责型治理。以韧性的名义倡导国家减少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将生态系统中的自组织转化为社会体系中的自力更生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实际是提倡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二个关键问题涉及韧性的成果或目的：哪是韧性的终点？在生态学文献中，韧性的理想结果是可持续性，而可持续性是个没有严格定义的词。在社会背景下，人们依靠常规判断为想要的结果进行定义。通常，由于缺少韧性，某些特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而有的则不是。例如在心理学中，从众心理是一个人在面对逆境时个人韧性选择的理想结果。如果结果偏离了预期结果而导致另一种替代结果，这也许就不能被视作韧性。

第三个就是关于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在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中，韧性研究分析必须明确“是什么对什么的韧性”。也就是说，分析时必须有所针对。在社会背景下，有边界才能产出不凡的实际效果。

第四个挑战与权利和政治相关；这一问题上附带的冲突在于，比如，什么才是理想的结果，为谁而变得更具韧性？生态学研究中，韧性几乎不涉及政治性和权力意识；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生态学家们更认同：“自然界没有奖赏或惩罚，只有结果”的观点(Westley等., 2001, p. 103)。这也许没错，但是社会背景下则奖惩分明：建设韧性的过程中一定有赢有输。在提高某一群体或地方的韧性的同时，可能就损害了另一群体或其他地方的韧性。因此，在社会学层面上，我们在思考韧性时不能不考虑决策过程和利弊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

三

引言

基于上文中提到的几点，Swanstrom (2008, p. 6) 认为“将生态韧性的理论应用于人的社会机制和治理过程时，既会架起通向更深层理解的桥梁，也会导致走向死胡同的路”。我倒是没有那么悲观，我相信演进韧性，演进韧性是反对均衡的，其强调了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洞察到持续性、适应性和可转化性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这为理解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及运行提供了理论框架。我也相信，这一概念将亦可以架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并且促进跨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就规划而言，演进韧性与解释性规划方法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之处也是值得进一步的探讨。但是，给一个源自生态学领域的概念安上社会属性时我们需要谨慎，确保以生态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时，不能忽略掉重要的社会学问题的思考。当下的社会，韧性不仅与如何应对挑战有关，也同样关系到如何塑造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则二

重塑韧性：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挑战

原文/ Keith Shaw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

翻译/ 贾君妍

一览众山小

团队成员

一

导读

如今对于“韧性”的关注在规划理论和实践的讨论中已占有牢固的一席之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个词不仅像野火一样通过社会学的一些学科展开 (Shaw & Theobald, 2011) 传播，而且也被决策者、政策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广泛使用。“韧性”一词的吸引力在于它有足够的可塑性，能够跨越学术、政策和实践领域之间的所谓“灰色地带” (Bristow, 2010, p. 163)。最重要的是，当应对当代面临的危机时，韧性对人们追求生存和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或许能提供解决方法。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韧性的关注可视为是“新紧缩”说法的潜台词，意在说明经济衰退、政府公共开支危机、自然资源枯竭以及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即将构成的一个完全颠倒我们原本认知的危机 (Wenban-Smith, 2011, p. 431)。这些危机也提供了机会，用该期刊最近的一位撰稿人的话说，“可谓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创新和变革的空间” (Bertolini, 2011, p. 430)。

首先，我同意Davoudi（对这个观点）乐观的看法，她认为，注重韧性可为规划界的讨论做出重要贡献。在本文中，我将聚焦讨论社会学与政策的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与“韧性”这一术语在规划理论和实践上的应用有关，即：韧性作为争议性概念、变革性议程、及政策和实践的框架。

二

韧性作为争议性概念

Davoudi 将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对“韧性”的不同诠释上，并强调了被她称为“进化型”的韧性对规划语境的贡献。与之对应的是相对局限的“工程型”解释。她认为前者所具备的优势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相比较注重“最优性、效率、稳定性、风险管控”的传统管理学方法与强调“灵活性、多样性和适应性学习”的弹性方法 (Leach, 2008)，“演进型”韧性促进了其在公共政策和管理中更广泛的讨论。所有这些方法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以改变来适应环境变动”的灵活性 (Adger, 2010, p. 1)。这种方法还特别强调改革发展的能力以寻求"危机中总会浮现的机会，从而变得比以前更强大、更好”的重要性 (Seville, 2009, p.10)。

我并不像Davoudi那样担心对于韧性的定义“不能考虑进权力因素”，以及她所担心的对这一概念的转化由于最初源自生态学而有可能失去对“重要社会学的洞察力”的风险 (Davoudi, 本期)。事实上，近年来试图“重塑韧性”的探索 (Shaw, 2012)已经建立了分类的方法，用来确定该术语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与基准，并认为韧性包括了从沟通和政治协商到更具对抗性的政治斗争的范畴；所有这些都远离了早期韧性方法管理的范畴，而转向完全政治性的术语 (Leach, 2008, p. 15)。

这种分类方法可以与更传统的方法形成对比，传统方法往往混淆了关键问题，例如“韧性是以谁的角度来衡量，目的是什么？” (Leach, 2008, p. 13)。从这一角度看，韧性显然本质上是充满争议和政治色彩的议题，“充满了权力关系，获得了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失掉了一部分效用” (Leach, 2008, p. 13)。“重塑韧性”与其说是指出了这些问题，不如说是有助于确定价值观、做出选择以及确定政治路径。因此，承认韧性的政治性是该术语具备的核心价值。

使用这种分类的方法，可以确定两种特定的韧性语境。第一种是源于生态学和灾害管理的“生存”语境，强调不确定性、脆弱性和恢复性。其中，脆弱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通过“在灾害爆发之前及时采取行动”，从而“在危机后恢复、持续发展” (Valikangas, 2010, p. 19)。另一种语境则指“关注持续下去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生存” (Leach, 2008, p. 13)。这种观点认为，以希望、复兴和转型为重心的积极的替代方案是可能的。因此，韧性涉及一个动态“向前跃进”的过程，它提供了创新所需的适应力和持续的再创造。

这些对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是，不应将韧性视为遇到外部冲击后恢复到原始状态，而应视为向前跃进，通过向当下环境中更可持续的新状态转变来应对危机。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韧性的变革性议程。

三

韧性作为变革性议程

社会学和政策学近年来对采用韧性的方法对“成功和失败的基本假设和衡量标准”提出质疑 (Christopherson等., 2010, p. 4)。如上文所述，避免将韧性与“存活、存续”这一源自主张恢复现状（“一切照旧”）的保守政治价值观连在一起。因为这种叙事语境反映了对处理威胁安全的冲击时更传统的、广义相关的应对思路，以及基于减少灾害或风险的战略管理或技术性解决方案的主导地位。正如有一段描述所指出的，这种衡量韧性的方法“面临调整的风险，即将政治和经济纳入生态系统管理的中立领域，从而把因果内在的过程去政治化了而使人们面临风险”(Cannon & Mueller-Mahn, 2010, p. 633)。

相反，韧性应被视为有潜力发展并行成一个更激进的更具变革性的进程，为抵抗、挑战政治话语权、挑战权力结构和公认的思维方式提供机会 (Bay Localize, 2009)。这种韧性的进程体现在以社区为单位发起的环保倡议（如“过渡城镇”），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的倡议，即“去中心、去商品化和去碳化的替代方案”(Brown, 2011, p. 14)。韧性也被应用于州（省）一级的经济发展策略，取代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新自由主义议程 (Bristow, 2010)。同样，对经济衰退后伦敦和香港的城市发展的分析认为，更激进的策略并非视韧性为反弹力，而是视为“动态的过程，是变革和不断的再创造，并为社会、经济及环境优势奠定基础”（Raco & Sweet, 2009, p. 6)。

四

韧性的实践

关于“重塑”韧性的讨论也为业界人士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见解，在实践规划的领域中这一块还是空白(Wilkinson等., 2010)。因此，在意识到合适的定义和严谨的概念均非常重要的同时，“重塑韧性”也必然涉及到韧性概念的可操作性，及能够将其直接付诸实践的必要性，因为“在气候变化、能源、农业、水和公共卫生领域所需的决策”越来越迫在眉睫”(Leach, 2008, p. 15)。

最近的一项研究中，Shaw和Maythorne（2012）探讨了应急事件规划师和气候变化管理者如何理解和诠释韧性，证实了早期Wilkinson等人（2010）对大都市规划观点的研究中强调的部分结论。该研究强调，在财政紧缩时期，韧性这一概念愈发得到推广，因它整合了既适用于气候变化又适于应急规划的特点，并能在经济规划和公共健康等其他政策领域扮演“战略性的关键角色”。在这一背景下，该研究表明我们“看到（业界人士）对韧性进程积极一面的认知日益加深，我们有理由感到振奋”(Harrow, 2009)。

然则，在下述领域还需更多实证研究：如何让韧性发挥更有效的领导力、专业人士如何最有效的地理解韧性、以及如何适当平衡不同类型组织其韧性之间的关系（如社区或个人层面）。此外，还要进一步研究不同的政策领域（规划、地方经济发展、公卫等）如何诠释韧性议程，以及是否有机会对更广泛的跨领域服务进行规划。以及韧性管理与围绕治理的更广泛的讨论之间的联系也值得进一步探究，例如促进“敏健治理”(Demos, 2008)。

五

结论

必须承认所有参与方都能运用一致的韧性理论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韧性概念“延申”的可能性、规范性及其与实证应用的融合、以及这一术语的日益流行导致其被视为“唯一答案”，被视为组织和社区应对多种外部威胁的“灵丹妙药”。特别是我同意Davoudi强调该术语有被用于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危险，也就是更注重自力更生的个人自身韧性的发展。正如一项研究中一位来自地方政府界的人士所指出的那样：

社区不能任由自己养活自己。地方政府仍然需要支持它们，解决问题并提供资源。我担心，鉴于一些社区具有高度的社会资本或“天然的韧性”，这将被用作减少政府干预、让社区自行解决这些问题的借口(Shaw & Maythorne, 2012, p. 14)。

最后，我以再次强调Davoudi的观点作为本篇的结束：韧性的“转型”应作为规划领域“为创新转型做好准备”的信号。因为韧性对标的是对现状构成了根本性挑战的极端情况。因此，启用韧性的方法需要魄力。对于规划理论和实践而言，韧性提供了一个范式转变：对当代规划方法核心原则的根本性质疑。例如，关注韧性作为一个激进概念显然挑战了传统“蓝图”规划的线性假设，韧性的讨论需接受“不确定性”(Wilkinson等., 2010, p. 31)，因此线性假设无法替代“能够有效应对意外的强大的领导力、及团队协作和信任的文化” (Seville, 2009, p. 11)。该观点强调了对采用韧性体系过度规划的一些局限性，以及即兴创作或使用想象力的重要性。将韧性体系应用于规划理论和实践，无论其在制度和战略上更广泛的意义如何，在这个充满深远不确定性的时代，终极的关键挑战或许仍然是人文维度，以直觉的“创造感”，应对陌生或混乱的情况。

则三

相互作用的陷阱：阿富汗牧场管理系统的韧性评估

原文/L.JAMILA HAIDER

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

ALLYSON E. QUINLAN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与韧性评估联盟

GARRY D. PETERSON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翻译/廖璟瑒

一览众山小

团队成员

一

导论

正如Davoudi在本刊中提到，社会生态韧性描述了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利于捕捉其动态变化以及不确定性。而讨论韧性主要从两个要素入手：一是着重理解并管理系统的反馈过程；二是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承载力关系，来应对变化中的不确定性(Chapin等.， 2009)。

本文以阿富汗北部伊什卡西姆地区为例，作为将韧性评估这一概念付诸于实践工具提供了一些想法和思考。2010-2011年，本文作者之一贾米拉·海德尔作为该地区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伊什卡西姆进行了韧性评估，其重点是评估牧区社会生态系统在牧区管理委员会(PMC)的全新管理方式下的恢复能力。据此，我们总结了评估结果，并使用此案例来说明韧性评估的优势和局限。

二

韧性评估：概述

韧性评估是分析和管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动态的一种特定方法和框架。它面向于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实现了韧性思维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此外，它提供了一组参与性工具来帮助确定阈值、驱动因素、动态变化和影响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的行为(韧性评估联盟，2010)。韧性评估联盟于2007年发布了用于韧性评估的正式“实践工作手册”，该手册源于韧性评估联盟在与从业者、当地人民、政府和科学家合作过程中的专业知识集合，以及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大量工作（有关综述，请参见Walker et al., 2002）。总而言之，韧性评估工作手册使业界群体得以发展，也就评估实用性、功能性和可及性提出一套工作框架。

这本工作手册源自于一些传统研究，侧重于探讨韧性理论和实践方法，它的根源在于对适应性环境评估和管理的综合，结合了1970年代开发的针对不确定性的参与式生态系统管理模型构建方法（Holling，1978），交叉应用生态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制度研究方法。从治理的角度来看，Ostrom（1990）对公地治理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她后来还建立了用于分析社会生态系统的分层框架（Ostrom，2007）

此外，她还开发了一个分析社会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框架(Ostrom，2007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Berkes等，2003），软系统方法论（Checkland，1981），参与式建模（Bousquet 等，2002）以及参与式学习和行动（Pretty，1995）都影响了韧性评估的发展。

韧性评估工作手册的相关方法仍在继续开发中（Schultz et等，2011）。它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战略和行动，用以指导业界人士和科学家构建当前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模型，并制定策略来响应和干预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来实现韧性管理。（Walker 等，2009；Forbes等，2009；Biggs等，2011）。下一部分讨论的正是这种适用于阿富汗北部农村的复杂社会、政治和生态环境系统的韧性评估工具。

三

韧性评估：阿富汗伊什卡西姆

三十年的战争致使阿富汗具有很大的政治、生态不确定性，这也突出了韧性管理的重要性。在2010-2011年，我们评估了阿富汗北部伊什卡西姆的畜牧生态系统的韧性。选择伊什卡西姆作为案例研究是因为，之前作为先导计划已经建立了三个牧场管理委员会，因此，这也可以有效及时地评估这种新治理结构的影响。除此之外，该地区通达性较好也较为安全。

伊什卡西姆是位于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界的高海拔沙漠草原，接壤巴基斯坦（见图1）。该地区人口贫困，主要靠农业谋生（Pain，2010；WFP，2009）。阿富汗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认为，过度放牧和森林砍伐不仅对直接资源使用者构成了重大威胁，而且还增加了整个流域的粮食安全隐患（粮农组织，2006）。因此，国家和地区政府目前正在设立该地区相关机构（如：牧场管理委员会），制定新的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旨在改善该地区的牧场管理。

图一、伊什卡西姆地理位置。图：Henriod, 2012

在撰写韧性评估工作手册时，曾与牧场管理委员会成员和当地NGO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和访谈，并利用传统的生态知识评估了伊什卡西姆牧场管理系统对内部和外部变化的适应性。韧性评估工作手册概述了快速和扩展评估的五个阶段，这些阶段描述了系统、系统动态、交互、系统治理以及对评估的作用。以下几节将简要回顾韧性评估的“系统描述”和“系统动态探测”阶段。

伊什卡西姆牧场管理系统：社会生态系统

在研讨会上，与会者将伊什卡西姆牧场管理系统定义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认为荒漠化是其综合发展的主要威胁；与会者也采取了一些行动，而这些活动映射了系统在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变化状态，这有助于追溯当前系统的产生方式。另外，过去系统中的主要参与者包含牧民、用水者和战争难民，而当前的参与者为牧民、用水者和区域政府。与会者认为，这些系统参与者在水的供应能力(由上游流域卫生状况决定)、牲畜生产力和收入等问题上相互作用。这些重要的变量由两个缓慢变化的因素导致: 首先是木本植被数量，其次是土地使用权，这两个因素也是确定牧场健康的关键变量。土地所有权和放牧方式受到腐败、粮食波动和人口增长的严重影响。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受到了气候变化、政治动荡和战争等外部驱动因素的强烈影响。

为使这个复杂系统的外部驱动因素和内部系统的动力概念化，我们基于Chapin及其同事（2009）的广义相关的社会-生态系统图开发了一个概念模型，这突出描绘了关键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牧场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见图2）。该图展示了例如生态领域中的气候变化、社会领域中的政治不稳定和内战等外部因素是如何与管理层面上的关键变量(如木本植被覆盖率和土地所有权)相互作用的。由于变化缓慢的变量往往表现出阈值行为，因此应加以监测。而快速变化的因素能对管理干预响应更强，并且可能对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复合影响。跨尺度和领域的交互突出了系统动力学的重要性。

图二、伊什卡西姆牧场管理的综合的社会生态系统概念模型。图：根据《2010韧性联盟》进行了修改

牧场以前是由当地的元老会(由选定的长者组成的村委会)管理的。每个村庄都对其上层牧场进行管理，但对下层农业用地的所有权常常争论不休。然而，三十年的战争破坏了这个管理系统(Hatch等， 2010)。苏联解体后，阿富汗政府获得了对伊什卡西姆的部分控制，但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在农村地区维持实行与国家平行的强大制度，导致资源使用的不平等加剧(Pain, 2010)。2001年，大量捐助者通过援助试图借助国家团结计划（NSP）来对抗地方政权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NSP是由农村复兴和发展部于2003年发起的，旨在帮助发展阿富汗社区确定、计划、管理和监督自己的开发项目的能力（MRRD，2006年）。非政府组织在NSP的框架内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发展委员会的一个次级机构。过去三年中，该地区的NGO根据NSP倡议成立了牧场管理委员会，试图对单一社区内及社区群之间实现基于社区的牧场管理。该委员会由当地畜牧者组成，负责管理牧场和解决公共资源相关的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变化在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取得了成功，但在建立安全、透明、有效和公正的政府方面却进展缓慢。

韧性评估的见解

伊什卡西姆韧性评估的四个方面，包括:

1. 定义界限

牧场系统固有的松散界限，这取决于可食用生物量、积雪覆盖量和流动社区的动态变化。而变通的边界界限定义有助于创建灵活的管理方式。

2. 非本地社会-生态影响因素

定义系统边界有助于确定系统驱动因素和利益相关者。非本地驱动因素的表明，开发具有韧性的本地系统需要具备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例如地缘政治和环境因素（战争、林木线上升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草场退化）。1980年代后期，随着叛乱分子在高原地区的战斗加剧，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移民人数显著增加，这是干扰评估的主要因素：一是由于迁移造成山谷人口增加，二是由于牧场边界地区的战斗而导致的牧地损失，这两种压力都导致村庄附近的放牧活动剧增。这些非本地的变化表明，需要采取管理措施，不仅要应对本地变化动态，还要着重管理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作用影响。

3. 社会-生态陷阱

过去的动乱（例如移民和战争难民的涌入）似乎造成了一种社会生态陷阱：贫困，土地退化和过度放牧之间的相互反馈作用使社会上的不良状况长期存在。这种情况可以被描述为贫困陷阱，人们处于贫困无助的状态中（Bowles等，2006；Collier，2007），几乎没有能力应对冲击。而摆脱陷阱往往需要在有利的外部条件下创造多种类型的社会和生态变化。

4. 摆脱贫困陷阱

近期牧场管理委员会已经成立，来应对贫困陷阱，他们制定了一个轮换放牧计划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人口波动。减小社会-生态贫困陷阱的反弹需要打乱维持路径依赖的反馈机制，并制造新的反馈机制，用以打造未来更加丰富的社会和生态系统。这就需要加强牧民和地区政府之间的联系，支持农民、牧民和用水者的发展。另外，这也需要减少腐败。扭转荒漠化负面影响的生态过程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对伊什卡西姆牧场管理进行的韧性评估表明，了解生态变化（例如降雨量的年度变化）和应对社会压力的自适应放牧计划,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大范围提高质量的方法。

评价韧性评估方法

韧性评估是很灵活的，可以很容易地修改以适应那些执行任务的人员、能力和时间，但最终的收益和结果与投入的总时间和资源相关。在本案例研究中进行的评估是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并进行了两次实地访问。其他的韧性评估还涉及大型跨学科团队，广泛的现场研究，建模和管理上的意见（Walker等，2009）。另外，有许多方法可以改进韧性评估工作手册。首先，开发新的工具来评估社区内的权力不对称如何影响韧性将非常有用，伊什卡西姆的案例表明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其次，需要更多的战略规划工具，重点关注如何过渡到更具韧性的未来。第三，应增加韧性评估应用实例的多样性。作为快速评估关键系统动态的工具，韧性评估工作手册的方法为管理伊什卡西姆牧场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并在协助发展该地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性模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结论

韧性评估为综合评估社会-生态系统的提供了一种规划工具，它考虑了各种空间和生态尺度上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它可以用来确定如何通过人为干预来打破不良循环。此外，它还显示了系统中复杂且相互作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韧性评估工作手册的方法所提供的跨尺度、交互式的指导也为基于线性生产的规划和治理范式提供了可替代方案，并主导了阿富汗北部的发展议程。韧性评估过程也将引领对系统动力学、历史临界阈值、外部和内部控制变量的深层次理解。这预示着系统重组和转型的新机会，以及潜在的更有效的基于社区的治理结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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