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煜昕 张 雪

　　[摘要]

　　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抗疫的观察，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下引入“社区韧性”概念并探讨其实现路径。本文将“社区韧性”界定为社区治理体系能承受风险冲击并在非常态下保障治理功能持续、有效发挥的潜力，并指出韧性社区应具有能动性、冗余性和敏捷性三大特征。结合理论与COVID-19疫情中的社区经验，指出社区韧性的四大来源，即结构韧性、过程韧性、能力韧性和文化韧性，并分析了其中对应的多中心协同、调节效应、适应性循环、自主变通、社区学习、社区承诺等社区韧性实现机制。本文倡导在基层治理创新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和考察中纳入非常态意识和“社区韧性”维度，并提出几点相关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社区治理；新冠疫情；不确定性；全周期管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干部下沉和对口支援等机制在社区防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彰显了举国体制在统筹和执行层面的制度优势。但与此同时，举国体制背后的科层治理高度依赖于理性，只有在情况相对明朗后才能找准方向、发挥强大的体制动员力，而在疫情初期的不确定性阶段，基层社区治理体系自身则面临有效性考验；另一方面，在科层治理发挥作用阶段，自上而下的应急命令频繁下达，常态下的社区治理体系又面临超负荷运转的压力。上述背景引发本文的反思：什么样的社区治理体系才更能在常态与非常态间经受冲击、快速适应环境变化？在基层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在对社区治理创新进行评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一种非常态思维？由此指向社区治理体系的韧性问题。

　　当今社会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因素越发突出的时代。20世纪以来，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出更多的危机因素。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食品安全、工业事故等，加之自然灾害，使得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1]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以来，人们更是用“VUCA时代”这个概念来概括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不断变化，不确定性、复杂性与模糊性不断上升的时代。[2]VUCA是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四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VUCA时代随着当今大数据、人工智能、万物互联而不断演化发展，所有人都身处其中、概莫能外。尽管社区生活场域与市场环境或更大范围的政治场域比起来要相对稳定，但社区同样面临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重大事故等不确定性威胁，并且还面临着基层治理中独特的复杂性、多样性、模糊性和差异化，如我国社会治理仍处于“过渡治理情境”，基层治理在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中也表现出极大不确定性。[3]

　　事实上，国外城市规划与管理领域已有很多关于城市韧性或社区韧性的探讨和实践，并主要将其界定为城市或社区系统缓冲和适应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冲击，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过程。社区韧性在美国甚至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07年布什政府在“21号国土安全总统令”中将“社区韧性”与生物监控、对策分配和大规模伤亡救治相并列纳入公共卫生和医疗准备关键组成部分；随后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将社区韧性纳入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灾难恢复框架中。① 城市韧性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将“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列入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17大目标之一。[4]但也应该看到，已有社区韧性的讨论大多着重从防灾减灾的角度出发，呈现的是技术治理逻辑而非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同时，社区韧性相关研究在国内的发展较晚且主要限于城市规划学科，尚未进入公共管理的主流视野，更少为社会治理领域的学者所熟知。防灾减灾规划与管理固然重要，但将韧性意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则更具根本性意义。

　　因此本文从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提出要关注社区韧性，或者将韧性意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考察当中，以反思当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和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本文将结合此次新冠疫情中的社区治理现象，回答以下三方面问题：（1）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社区韧性是什么？有何特征？（2）社区韧性从何而来？是如何实现的？（3）对社区韧性的认识为当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带来什么样的政策启示？

　　二、社区韧性的概念与特征

　　（一）社区韧性概念

　　韧性最早源于工程学、生态学、心理学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韧性概念开始被引入到社会系统的研究，“组织韧性”、“城市韧性”等概念开始出现。韧性概念也从被视为系统对初始状态的一种恢复，发展成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change）、适应（adapt）和改变（transform）的能力。[5]

　　经典的组织韧性研究，关注企业组织在应对外部环境压力时的反应。主要呈现出过程与能力两个视角的研究。过程视角学者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关注组织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过程机制，认为组织韧性体现在风险分析、贯彻执行、状态维持三个方面。[6]能力视角的学者认为组织韧性是组织在面临不确定性环境时的一种能力。韧性能力一方面可以是组织利用现存的资源进行反弹，另一方面包括组织发展新的能力对动态环境加以应对，可以将其概括为复原能力以及复原超越能力。[7]

　　与组织韧性主要关注企业如何优化与环境的关联来避免脆弱性的研究不同，城市韧性研究主要从防灾减灾的视角，强调城市依靠增强内力来缓冲环境的变化，保护内部秩序。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面对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影响，通过城市物理设施与城市安全系统等，维护城市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表现。[8]从城市韧性的定义可以看出，城市韧性包括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两大部分，具体可以划分为基础设施韧性（infrastructural resilience）、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制度韧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和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

　　在城市韧性研究之下，学者们开始思考基层社区韧性的议题。与城市韧性关注物理层面与社会层面的韧性能力一脉相承，社区韧性强调物理层面“抗逆力”、社会生态层面“恢复力”和社区成员“自治力”的三重指向。[9]从能力视角来看，社区韧性具体包括社区包容性（inclusion）、社区倡导力（advocacy）和社区胜任力（competency）。[10]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社区韧性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以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五个方面。[11]大多数学者较为认可从灾害管理的视角，社区韧性主要包括：第一，稳定能力，灾害发生时维持社区稳定的能力；第二，恢复能力，社区能够在发生变化后恢复正常的能力；第三，适应能力，社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12]

　　总体来看，组织韧性理论中的企业韧性主要考虑优化与环境的关联来避免组织脆弱性，城市和社区韧性则更强调依靠增强内生力量来缓冲环境的变化。原因在于企业的目的是生产与发展，其生存和发展要依靠来自环境的资源，而社区的目标主要是内部的生活秩序与稳定。同时，防灾减灾视角下的社区韧性虽有涉及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但更偏重空间、物理和管理过程方面的考虑。

　　结合上述已有韧性相关概念的探讨，本文侧重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将社区韧性界定为：常态下的社区治理体系能承受外部干扰或风险冲击，并在非常态下保障治理功能持续、有效发挥的潜力。社区韧性强调非常态下社区治理体系仍可以有效组织、领导、动员和协调，体现出社区积极的、自主能动的特点，与之相对应的情况是社区治理体系崩解，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介入来拯救或重建秩序。韧性发挥作用的结果可以是社区治理体制保持稳定（stable）、迅速恢复（resilient）或适应性变迁（adaptive）。与防灾减灾或风险管理规划的作用相比，治理体系韧性更强调的是一种内生的、蕴藏在常态治理中的潜力，区别于单单依靠专项应急管理方案或应急准备来获取的那部分适应能力。

　　（二）社区韧性的特征

　　如果说保持稳定、迅速恢复或适应性变迁是社区韧性发挥作用的结果，那社区韧性本身的特征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具有韧性的社区治理体系至少有能动性、冗余性和敏捷性三方面特征。

　　第一，能动性，是指社区在风险冲击下有主动性和自组织能力，而不只依赖外部指令和支持。能动性一方面体现为社区成员的主体意识和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强调有足够的社区领导力来动员和组织社区成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就有一些社区表现出疫情防控的强烈能动性，在上级政府下达疫情防控指令之前就积极行动，采取村庄（社区）物理封闭、排查、宣传、消毒、24小时值守等方式，在第一时间加强社区防疫、做好准备，而非等待疫情防控指令和资源完全下来后再行动。[13]

　　第二，冗余性，即社区治理体系存在一些平时不发挥作用的冗余结构、制度或机制安排，在非常态下可激活并发挥关键作用。为了更好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韧性理论强调组织系统设计时增加重复或者多余的部分。在常态下冗余性的系统设计往往被闲置，但是在非常态下却会被触发，通过分散风险，提供备份，最大程度降低损失，起到重要应急作用。在疫情发生后，许多社区涌现出积极的志愿者，而这些社区志愿者往往来自于社区各类兴趣团队、小组等，他们在社区日常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发挥作用有限，但作为社会资本和社区领导力的“蓄水池”，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14]

　　第三，敏捷性，即治理体系在高度不确定性下也能迅速回应，发挥缓冲作用而使冲击影响降到最低。社区的敏捷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对于外界环境的变化需要有快速的感知，另一方面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的决策和应对。此时，“多中心治理”与科层体系体现出较大差别。科层体系高度依赖于理性，在情况相对明朗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快速回应；而在危机初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下，信息传递具有更为明显的迟滞性与不对称性，此时多中心治理将有独特的敏捷性优势。

　　三、社区韧性的来源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社区韧性主要来源于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过程、能力与文化四个方面，并对应不同的作用机制。以下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区经验或教训来对这些韧性来源及其实现韧性的机制进行阐述。

　　（一）结构韧性：多中心协同与调节效应

　　结构主要是指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安排，结构韧性的核心在于调节科层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的张力，达成良好的协同互补关系。总体来说，科层安排长于效率，有利于重大冲击后期的恢复与协调；多中心体系长于敏捷，更有利于缓冲初期的不确定性冲击。具体而言，有韧性的结构主要包括如下特点：第一，分权下的多中心治理，需要将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作为能动的主体，对其进行还权赋能，并通过搭建社区治理平台，形成多元治理的体系。这种多元治理体系无论是在社区常态治理还是非常态治理中，都是科层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15]第二，协同性结构，这种社区结构呈现相对扁平化的治理结构，相比较于传统的、等级复杂的科层结构而言，兼具协同能力与灵活性。[16]第三，存在冗余结构，如前文提到的、常态下自娱自乐的兴趣类组织，再如一些社区日常依靠习俗、仪式等活动来维系的议事平台。

　　结构韧性强调多中心治理与科层治理的互补，其核心作用机制可表述为多中心协同机制。其中多中心使结构具有敏捷性，而科层的领导协调使结构达成能动性，二者不可偏废。不确定性危机冲击下首先需要多中心的迅速反应，然后才是集中领导协调下的资源配置和效率。因此首先强调是要具有主体意识的、充分赋权的多中心，而非依赖科层动员的多元主体；然后才是领导协同机制发挥稳定性作用。此外，冗余结构产生韧性的主要作用机制是“蓄水池”式的调节效应，日常积累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结构在应急状态下被释放、迁移成动员结构或治理结构。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社区的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组织等在关键时刻积极组织自救互救，尤其在组团购买物资、保障隔离期基本生活等方面彰显出社区韧性。[17]但总体来说，这种自组织秩序的及时性、广泛性、持续性以及与社区两委的协调性还远远不够。同时，社区治理体系明显过载、社区内生组织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此情况下，社区工作人员一方面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却可能面临来自居民的不解甚至责难。社区居民的自主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一人干活、九人指点”的现象在非常态下更为突出，以至于社区必须依靠外部大量干部下沉才能应对，为此中央在疫情期间也专门发文部署关心关爱一线社区工作者。①

　　（二）过程韧性：适应性循环与自主变通

　　社区韧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社区治理的过程韧性。过程韧性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存在一套风险或危机应对的程序或制度性准备，覆盖预警、应急触发、应对、恢复、迭代升级等具体过程；二是社区治理体系在流程或程序上存在灵活空间，以保障非常态下的自主性、变通和因地制宜。

　　就危机应对的过程准备而言，在非常态治理情境下，社区韧性贯穿社区灾前、灾中、灾后三个阶段，具体表现为防减灾（prevention/mitigation）、准备（preparedness）、响应（response）、恢复和重建（recovery/reconstruction）。有韧性的社区治理体系还会有一个反思机制，并形成迭代升级的循环，这就是适应性循环理论（adaptive cycle）。该理论认为，韧性能力会在利用阶段（exploitation phase）、保存阶段（conservation phase）、释放阶段（release phase）以及重组阶段（reorganization phase）不断发展，动态变化，有些社区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崩溃，而具有韧性的社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其能力。[18]显然，社区的适应性循环并非天然具备，往往基于治理体系对突发事件或危机的全周期准备。社区运行程序的灵活性和自主变通机制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区外部制度环境和相关程序的灵活性，例如社区被充分授权，不需要事事都要经过上报批准或有明确指令后才能行动，再如社区治理体系对上级指令有畅通的反馈机制和调整、纠偏空间；二是社区内部运行制度的灵活性，如社区应急决策的灵活性、社区公共资源使用和监督的弹性等。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我国常态下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与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缺少有效衔接，基层社区普遍缺乏准备和预案，疫情初期的应急条件不足、缺少防护物资、医疗条件有限等情况突出。尤其在疫情中心的武汉，在医疗体系总体供给不足、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情况下，社区也因缺少资源准备和预案而面临诸多困局。[19]另一方面，基层社区作为联防联控、严防死守的前沿阵地，整体保持高效响应和应对的同时，也存在防控责任压力下的“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现象，尤其在复工复产和返岗返城期间，部分社区存在防控程序的灵活性和对形势变化的适应性不足，社区治理体系缺少纠偏和变通能力，增加了治理成本。

　　（三）能力韧性：社区学习与适应

　　社区韧性还来源于社区治理主体“以不变应万变”的快速学习和适应能力。社区治理能力与社区资源禀赋息息相关，社区本身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源、社会资源都会影响到社区治理能力的韧性。社区能力性韧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日常治理情境下，社区应该具有高效的领导力、资源整合能力、应急预案能力、社区凝聚力等。另一方面，在非常态治理情境下，社区治理能力韧性主要体现在面对危机的稳定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敏捷的反应力以及资源调动能力等多个方面。[20]而社区能力性韧性主要来源于社区两委的领导力、协调力、危机管理能力，以及社区居民的素质与公共参与能力。

　　社区能力性韧性的获得，需要注重社区学习机制的建立。社区学习机制来源于组织学习理论，组织学习强调组织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积累知识，开发技能。[21]而社区学习机制，一方面在日常治理情境下，强调社区内的主体学习能力，社区两委注重学习提升领导能力，社区居民注重学习社区公共参与能力，社区自组织注重公共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危机状态下，社区也需要建立外部链接，注重学习有效的应急处理能力，注重社区治理中现代信息工具的运用。社区学习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主体的各项公共管理能力，对于提升社区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有调查显示：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平均6个社区工作者守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22]为了解决社区防疫人力短缺的困境，许多社区都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来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志愿者往往来自于党员、大学生和热心居民，他们具有较强的公共意识与学习能力，能够较快适应疫情防控工作。在资源禀赋较好的社区还通过建立社区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的方式来收集居民需求，监控疫情发展。在掌握社区数据的基础上可以有效提升社区的安全性与可控性，保障社区稳定。[23]

　　（四）文化韧性：社区团结与社区承诺①

　　社区文化对于社区韧性的塑造具有根本性的作用。社区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社区外在的各种文化活动形式，更包括社区的价值观、社区行为规范、社区文化符号，以及基于这些要素之上的社区关系、社区信任和归属感等。社区文化可以通过塑造社区环境，赋予社区行动的意义，为社区治理指明方向。当社区居民将自己视为社区的一员，可以为自己的行动赋予积极的意义，为社区治理提高自身的公共参与意识与能力，为社区发展的共同愿景而付诸努力，从而有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24]而与之相反，当社区文化无法对社区居民产生凝聚力，社区在危机期间，社区居民更容易产生因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与焦虑，并由于对社区的不信任而不会参与社区行动。

　　社区承诺机制对于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建设，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区承诺来自于组织承诺理论，强调组织内部员工对于组织的价值观认同与情感归属，强调培育组织的社会资本，公共意识以及组织团结。[25]社区承诺机制在日常治理情境下，可能是软性环境的打造，通过社区宣传、社区互动、社区文化生活的开展，提升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文化的认同感。同时通过日常公共事务的参与，增强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对于社区工作的信任，培育社会资本。而日常生活中社区承诺机制的建立，对于危机状态下社区韧性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保障社区居民稳定的情绪，对社区危机管理树立信心。另一方面，也会激发居民的参与意识，共同参与到社区危机管理过程中，维持社区稳定团结。

　　疫情期间，一些文化韧性较强的社区，其疫情防控工作得到了居民的积极支持，社区居民自觉担任志愿者，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同时社区居民非常信任社区两委的工作，形成社区抗疫共同体。而这些社区志愿者的出现，得益于社区建设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在疫情期间激发起了社区居民自救互救的意识。他们往往在日常的社区生活中，通过参与社区自组织、社区公共活动，培养出较强的社区承诺意识，对社区有较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对社区两委也有较强的信任度。当这些居民从疫情初期的慌乱中恢复过来后，迅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社区群防群控和生活保障中来，巩固了战胜疫情的社会基础。[26]

　　四、社区韧性的政策启示

　　本文倡导在基层治理创新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和考察中要有非常态意识，纳入“社区韧性”这一面向。对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区表现和当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进行反思，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一）注重基层治理在党建引领下的还权赋能

　　党建引领是当下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主题，本文关于社区韧性的探讨则提示我们要在政党整合治理（政党中心主义的多样化整合）[27]与多中心治理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和达成优势互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28]必须坚持党组织的引领才能保障治理有序和高效。与此同时，不能将引领狭义地理解为控制和包办，而是在多元主体各自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之上进行领导和协调。

　　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敢于分权还权，激活业主委员会、院落自治委员会等各类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社区在不确定性风险冲击下的敏捷性、提高缓冲能力；要注重培育文化娱乐等兴趣类社区组织的价值，要有意识地培育和赋能，使它们成为社区关系、社区领袖和社区治理能力的“蓄水池”；在社区参与实践中，不仅要强化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还要强化其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居民不仅要“公开说”，还要会“自己做”。

　　（二）树立基层治理的“全周期管理”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29]本文认为，“全周期管理”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实现了治理理念从截面到过程、从静态到动态的拓展。社区韧性中的过程韧性维度也很好地契合了“全周期管理”理念，也即基层治理的过程、程序要有准备和灵活性，兼顾“晴天”“雨天”，随时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将全周期管理理念引入基层治理，提升社区的过程韧性，要在社区日常管理中建立起从危机预警到决策、行动、再到恢复、总结、学习适应的闭环治理思路，保障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各个主体权责明确，保障治理体系适用于不同阶段并持续发挥作用。具体而言：首先，要推动基层治理的资源向社区下沉，权力向社区下放，提升社区决策的自主性和社区运作程序的灵活性；其次，围绕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危机事件发生频率相对较高的领域，联合社区两委、物业、居民自组织等相关主体建立一套应急预警、决策、领导、协调、控制等相关的制度、机制，并大力鼓励开展日常演练，提升社区风险应对能力；再次，在推动居民广泛参与的前提下，把公共危机下的居民行动准则纳入广泛知晓的社区居民公约中。

　　（三）强化组织学习，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

　　社区韧性，应该注重社区学习能力的提升。推动学习型组织在基层社区组织和社区治理中的实践，提升社区干部、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对危机管理和应急领导力的认知，全面提升社区治理主体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力，适应社区治理中不断强化的新技术手段。随着“智能社区”“社区大数据”等概念的兴起，在此次疫情期间大数据也被应用于社区疫情防控，“智能化疫情地图”“社区防疫智能平台”等相继上线。大数据与社区治理的结合可以有效减轻社区工作者工作量，完善社区数据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也发挥重要的监控管理作用。但是新技术的使用对于社区治理主体的工作能力提出要求，社区工作者从传统的人对人的接触，到数据化的管理方式，这就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需要具备新的学习能力，尤其是数据操作与管理能力。

　　2011年美国开发出社区韧性系统（CRS），并先后在八个社区进行试点。该系统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数据系统，致力于为社区提供决策团队组织、表现评估、愿景与目标制定、行动规划、保障机制、规划维持等全过程的支持。[30]未来我国社区治理，必然会走向数据化的方向，因此构建学习型社区组织，提升社区治理主体的数据化学习能力也会成为必然趋势。

　　（四）注重社区营造挖掘社区文化

　　社区韧性植根于社区文化的培育。社区营造是近年来通过营造社区环境，发掘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公共生活，挖掘社区文化的重要方式。社区营造强调社区在专业的社工引导下，通过多种多样的社区公共活动，带领社区本地居民，挖掘社区文化特色，树立社区文化符号，塑造社区精神，营造社区共同体。而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提升社区文化水平，提升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公共精神。[31]

　　疫情期间，成都市社区探索出“三社联动”的社区疫情防控模式，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中形成“无缝嵌入（全面参与社区疫情防控）”、“专项联动（社工专业辅助）”、“行业支持（行业连接与支持）”等多种积极参与模式，有效开展社区疫情防控。[32]成都市之所以在疫情期间可以有效探索出这种多元主体的合作模式，得益于成都市2016年以来大力推进的社区营造。通过挖掘本社区文化和培育社区自组织，成都市的实践提升了居民社区归属感与社区意识，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提升了社区能动性，从而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体现出良好的社区韧性。

　　本文从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拓展了对“社区韧性”的理解，同时结合“韧性”相关理论和新冠肺炎防疫中的案例，反思了基层治理创新以及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但这仅仅是一个尝试，治理体系的韧性命题还期待更多研究和争鸣，如何衡量治理体系的韧性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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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彭翀, 郭祖源, 彭仲仁. 国外社区韧性的理论与实践进展[J]. 国际城市规划，2017(4).

　　[31]江维. 城市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的实施路径——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为例[J]. 社会治理, 2019, 34(2).

　　[32]江维：成都的社区、社会组织是怎么抗疫的？[EB／OL] .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200220/20200220A0MTO600.html,202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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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7）；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20185080049）。

　　[作者简介] 蓝煜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具体文件参阅：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directive 21.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preparedness. October 2007；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May 2010；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Agency. National Disaster RecoveryFramework. Draft. February 2010.

　　①2020年3月3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8号）。

　　①此处的“承诺”概念来自于英文的commitment，有个体对组织或社区表达忠诚、付出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