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陶杰长得像黄秋生，只不过属于写作界。同为香港中年男，这两位都以敢言出名。 / 林津鹭 摄

陶杰原名曹捷，祖籍广西，出身香港左派报业世家，曾居英国16年。现为香港作家及传媒工作者。学贯中西，评论深入浅出、一针见血，素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陶杰写作题材极广，包括社会问题、政治、时事、文学艺术、两性等。

陶杰有当今“香港第一才子”之称。这个名号的创造者是梁文道。陶杰笑道：“梁文道当时是商业电台的一个台长，他叫我做一个节目叫《光明顶》，就把我捧为‘香港第一才子’。我当时就笑着对他说：‘你会帮我得罪很多人。’‘无所谓啦，宣传嘛。’很多文人喜欢这种名声，说是天下第一高手、第一画家，就飘飘然。人家这样说，我当然不能相信。很多人以为是我在自我吹捧，实际上不是，我把这种名衔当作笑话来听。”

陶杰原名曹捷，父亲曹骥云退休前是《大公报》副总编辑，母亲常婷婷是《大公报》经济版编辑。常婷婷1950年代刚进《大公报》时，跟金庸在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1960年代，曹骥云从《大公报》带回棉花丰收、捷报频传的新闻。每到寒暑假，父亲都会带儿子回内地，陶杰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父亲在《大公报》的朋友都是读书人，梁羽生、罗孚、陈凡、李宗瀛常常聚在一起。“他们都很博学，有时候讲艺术、音乐、历史，我小时候接受的家庭教育，跟香港一般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当年《大公报》像一个人民公社，员工的小孩玩成一团：去《大公报》饭堂吃饭、打乒乓球，一起旅行。陶杰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他回忆：“费彝民是旧式的海派人，常穿一套西装，‘文革’时非常活跃，拿红宝书去抗议港英政府，私底下他跟港英政府很有交情。因为他是学法文的，是上海租界时候的外交家，所以他比较圆滑。他对小孩很有礼貌，见过你一次，绝对记得你的名字。”

17岁时，陶杰留学英国，在华威大学念英国文学。毕业后到英国BBC海外广播部工作，同时，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念国际关系的文凭课程。陶杰自认英国文化影响一生：“我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都在英国，而且我读的是英国文学，比较能够进入英国的文化世界。一个人的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是在年轻时塑造而成的。”

1991年，金庸到牛津大学接受院士称号，BBC要求陶杰去采访他。两人谈过几次，金庸才知道陶杰便是曹骥云之子。金庸回香港后，请陶杰给《明报》写稿。1993年，陶杰应金庸的召唤，从英国回到香港。此时金庸已准备退出江湖，陶杰先到《华侨日报》待了半年。金庸了解情况后，请陶杰任《明报》副总编辑。陶杰本想按金庸的既定方针办，新主事者却要大改。陶杰说：“我觉得这一辈冒出头来的香港人，怎么这样肤浅，不知天高地厚。”便向金庸说：“对不起，我没能完成你的使命。”随后陶杰转任《东方日报》。

1994年9月15日，《东方日报》班车在凌晨两点送员工到尖沙咀，往常陶杰总是坐在前面，那次刚好有一个洋人同事比较胖，陶杰便让他坐在前面。班车进入启德旧机场隧道时，一个喝醉的人开着奔驰走错了线，迎面撞过来，班车司机下意识地把方向盘往右一扭，那个坐在前面的洋人马上撞死了。陶杰坐在后面没有系安全带，内出血严重，因为他没有喊疼，病床便搁在走廊上，一个见习医生经过时，看陶杰脸色很白，给他量了血压，才发现不对劲，马上急救。手术进行了一整天，陶杰死里回生。陶杰说：“世上是有命运这回事的。”康复之后，陶杰在《东方日报》当主笔，一直到2003年转任tom.com出版顾问。

新世纪之初，陶杰一天要写7个专栏，他自认幸运：“那时候新闻界到处裁员，失业很严重，而且香港报业刚好面对一个大转折，电脑网络的冲击，很多报纸都关门了。香港的人文基础开始解体，上一代的报人像金庸都退休了，我们三四十岁这一代接班了。这一代是在殖民地教育长大的，不像金庸那样有中国的情怀、历史的视野，中英文也不是特别好。我比较幸运，自己站稳了下来。”至于一天7个专栏的写法，陶杰解释：“有的是用广东方言写怪论，有的是用女性的角色写爱情，有的写文化，有的写国际，分成不同的角色。传媒人比较适合当杂家，像金庸说的‘不要专家，要杂家。’古今中外、国际时事、文史哲、饮食、消费、麻将都要懂一点。从学术理论到江湖智慧，通通都要懂。”

对前辈“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蔡澜、黄霑，陶杰一一评点：“他们的特点是在市场上非常成功。有才华没有用，要跟人民群众建立对话，要在市场上受欢迎。黄霑的歌词，有很浓厚的岭南文化特色，他的中国诗词的根底很好，他非常欣赏柳永。蔡澜见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日本、南洋的明星，经历丰富得不得了。倪匡更加不得了，经历过民国时代的上海、毛泽东时期的大陆和香港。现在年轻人一直在家里呆着做‘宅男’，没有用的，钻进电脑世界，不会做人。金庸这一代从民国过来，逃过难，学问广。他们很多元，写什么都行。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四大才子’的名字，要看他们形成的过程。有言论、创作的自由，这才冒出他们这四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