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本体研究

　　一、古文字学的辉煌复兴

　　（一）古文字学的振兴

　　新中国成立后，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容庚的《金文编》（第三版），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甲骨文编》，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等重要成果陆续出版，为古文字学的振兴增添了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文字学迎来发展高潮，出现许多通论性著作，如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的《古文字学纲要》，陈世辉、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赵诚的《甲骨文字学纲要》，李圃的《甲骨文文字学》，刘钊的《古文字构形学》等。最新出版的有黄德宽的《古文字学》。此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徐中舒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李玲璞的《古文字诂林》、李学勤的《字源》、黄德宽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张亚初的《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等工具书也为古文字学的推广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后改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编的《出土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编的《出土文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编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等集刊也为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出版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古文字学的名家宿儒从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不同角度着手研究古文字学，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们的论著结集成为业界学习和研究的经典样板和学术楷模。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杨树达文集》，《于省吾著作集》，《唐兰全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陈梦家著作集》，《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商承祚文集》，《张政烺文集》《张政烺文史论集》，《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于豪亮学术文存》，《李学勤集》《李学勤文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裘锡圭自选集》《裘锡圭学术文集》，《高明论著选集》《高明学术论集》，《林沄学术文集》《林沄学术文集（二）》，《曾宪通自选集》《曾宪通学术文集》，《姚孝遂古文字论集》，陈炜湛《三鉴斋甲骨文论集》《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赵诚《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刘雨《金文论集》，《马承源文博论集》，《陈佩芬青铜器论集》，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杜廼松《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等，为后辈学习和借鉴提供了不同风格的学术范式和人门路径。

　　此外，中青年学者也步武前贤，续有发明。如李家浩《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何琳仪《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何琳仪卷》，李零《李零自选集》《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待兔轩文存》，黄天树《黄天树古文字论集》《黄天树甲骨金文论集》，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胡平生《胡平生简牍文物论集》《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谢桂华《汉晋简牍论丛》，李均明《初学录》《耕耘录》《简牍法制论稿》，陈伟《燕说集》《新出楚简研读》，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书馨集》《书馨集续编》，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一至五辑），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冯时《古文字与古史新论》，张桂光《古文字论集》，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金文释读与文明探索》《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张玉金《古文字考释论集》，王蕴智《字学论集》，李守奎《汉字学论稿》《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战国秦汉简帛丛考》，陈伟武《愈愚斋磨牙集》《愈愚斋磨牙二集》，徐在国《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徐在国卷》，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战国竹书论集》，白于蓝《拾遗录——出土文献研究》，董珊《简帛文献考释论丛》，陈英杰《文字与文献研究丛稿》，陈斯鹏《卓庐古文字学丛稿》，郭永秉《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范常喜《简帛探微》，谢明文《商周文字论集》等论集，其中有关研究也在古文字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今，古文字学科已经发展成为集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和简帛学等分支学科在内完善的学科体系。作为学科基础的古文字释读，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建树，许多疑难文字得到正确释读，完善了古老汉字的发展序列。在甲骨学领域，建立了甲骨文分类与断代研究的完整体系，为甲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金文研究中，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周代国家结构和地域文化的认知。战国文字分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揭示了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交融性。简帛学研究发展迅速，前途远大，逐步形成文书研究和典籍研究两个新兴分支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已经分道扬镳，各有侧重。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古文字学研究成就巨大，成果辉煌，值得大书特书。

　　下面我们分别具体论述。

　　（二）甲骨学研究

　　1. 甲骨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以甲骨文资料为例，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13册1978—1983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齐。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胡厚宣的《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甲骨续存补编》，李学勤、齐文心、艾兰的《英国所藏甲骨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先后出版，加上后来彭邦炯等编著的《甲骨文合集补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曹玮的《周原甲骨文》等补充性的著录，以及种种新出土材料，为全面整理甲骨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焦智勤、段振美、党相魁等的《殷墟甲骨辑佚》，宋镇豪、焦智勤、孙亚冰的《殷墟甲骨拾遗》，濮茅左的《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李钟淑、葛英会的《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宋镇豪、赵鹏、马季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宋镇豪、玛丽娅的《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藏殷墟甲骨》，宋镇豪、郭富纯的《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宋镇豪、黎小龙的《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甲骨集》，葛亮的《复旦大学藏甲骨集》等甲骨文资料，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拓本、照片和摹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厚宣、宋镇豪等主编的《甲骨文与殷商史》集刊也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平台。

　　在材料汇集的基础上，古文字学者还编纂了许多甲骨文工具书。如姚孝遂等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于省吾、姚孝遂等的《甲骨文字诂林》，何景成的《甲骨文字话林补编》，沈建华、曹锦炎的《甲骨文字形表》，曹锦炎、沈建华的《甲骨文校释总集》，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编》，刘钊等的《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等等。综述性著作如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王宇信、杨升南的《甲骨学一百年》等等。

　　2. 甲骨缀合

　　新中国成立后，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的《殷虚文字缀合》。《甲骨文合集》充分吸收了学界已有的缀合成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缀合集，也为后续的甲骨缀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把甲骨缀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近年来，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黄天树的《甲骨拼合集》（一至五几集）又为甲骨缀合作出了新贡献。

　　3. 甲骨断代

　　1951年起，陈梦家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墟卜辞综述》），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1977年，李学勤的《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后在《小屯南地与甲骨分期》（《文物》1984年第5期）一文中，又提出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的概念，即一个系统是宾组——出组——何组——黄组，另一个系统是组——历组——无名组。裘锡圭的《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予以支持并加以发展。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断代》，李学勤、彭裕商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等专著均支持两系说，并有更具体的推阐和改进。“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利用先进的加速器质谱测定碳14方法技术测定甲骨的年代，也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4. 西周甲骨文

　　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陕西、北京等地陆续出土西周甲骨。至今已出土有字甲骨三百多片，总字数一千多个。其中最重要的一批，1977年出土于周原凤雏村甲组宫殿遗址内。西周甲骨的年代多为武成康时期，也有周文王和帝乙帝辛时期的。近年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万余西周甲骨，又为西周甲骨研究补充了能源。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一文，明确指出山西洪赵坊堆村所出有字甲骨“应当是西周的”，首次把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区别开来。研究西周甲骨的论著有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以及徐锡台的《周原甲骨文综述》等专著。

　　5. 甲骨文字考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甲骨文字考释取得了新的进展。如于省吾的《释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释两》，张政烺的《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殷墟苜字说》，李学勤的《释郊》，裘锡圭的《释柲》《甲骨文字考释（八篇）》《释》《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甲骨文中的见与视》，林沄的《说飘风》等文，均有创获。

　　（三）金文与青铜器研究

　　1. 金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金文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由中华书局于1994年完成出版。此后刘雨、卢岩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刘雨、严志斌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等对新见青铜器续作了增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并18册为6卷，已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最新者为吴镇烽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张桂光、秦晓华的《商周金文摹释总集》为商周金文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摹本。索引如张亚初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的《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金文引得（春秋战国卷）》，张桂光的《商周金文辞类纂》。金文字典方面，有容庚的《金文编（第四版）》，陈汉平的《〈金文编〉订补》，董莲池的《〈金文编〉校补》《新金文编》，陈斯鹏等的《新见金文字编》，严志斌的《四版金文编校补》《商金文编》，张俊成的《西周金文字编》，陈初生的《金文常用字典》，戴家祥的《金文大字典》，张世超的《金文形义通解》等等。通论、通释性著作如马承源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杜迺松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综论》，陈佩芬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张懋镕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董莲池的《商周金文辞汇释》等等。

　　2. 金文分期

　　在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的研究基础上，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铜器中的“康宫”问题》《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等论著，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上又续有推进。一些学者还进一步结合地层关系，利用墓葬和窖藏青铜器，选择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群，通过同群和异群各器间的关系来进行商周青铜器分期断代。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李学勤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村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刘启益的《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都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也向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其中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体现了新时期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最新进展。

　　3. 金文分域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有论著将各种战国文字材料集中起来，依《说文》“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说，划分为三晋、燕、齐、楚、秦五系，给这个学科分支的建立开拓了道路。80年代以后，金文分域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吴镇烽的《陕西金文汇编》，黄锡全的《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山东省博物馆的《山东金文集成》，孙合肥的《安徽商周金文汇编》，张天恩的《陕西金文集成》等对于各地所出青铜器铭文作了集录。

　　由于新材料不断发现，青铜器分域甚至分国研究得到飞跃发展。楚国青铜器如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研究》，刘彬徽、刘长武的《楚系金文汇编》，邹芙都的《楚系铭文综合研究》，对楚系青铜器及其铭文作了全面收集整理和研究。即使安徽出土青铜器，也有崔恒昇的《安徽出土金文订补》，程鹏万的《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陈治军的《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等研究。甚至同为楚系的曾国青铜器也已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曾国青铜器》辑录研究。

　　吴越等国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不少学者辑录研究。董楚平的《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曹锦炎的《吴越青铜器铭文述编》，施谢捷的《吴越文字汇编》，对两周时期吴越徐舒的铜器铭文进行了汇释研究。

　　1971年河南新郑发现韩国青铜兵器200多件，上面的铭文是研究三晋文字的极好材料。黄盛璋的《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等卓有贡献。1977年，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王墓出土青铜大鼎、方壶、圆壶铭文，也促进了战国文字研究。张守中的《中山王器文字编》汇集了中山王墓出土的文字资料。

　　黄盛璋的《战国燕国铜器铭刻新考》等全面考察了燕国青铜器。王辉的《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出土文献编年》《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等，也对秦青铜器铭文等作了集录。

　　4. 金文考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具体的金文文字考释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很多，如张政烺的 《释“”》，林沄的《说王》《豐、豊辨》，高明的《䀇、簠考辨》，于豪亮的《说引字》《说俎字》，曾宪通的《说繇》，马承源的《说》等许多论文，都在金文文字的考释上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见解。裘锡圭、李学勤等都在金文文字考释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如裘锡圭的《史墙盘铭解释》《畀字补释》《说簋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履”》《释建》《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等文，都能考察字形，严密论证，故能精审可信。与李家浩合作的《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释“”为“申”，彻底平息了多年来关于安徽寿县“蔡侯”青铜器组年代问题的纷争。

　　此外，李学勤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释“贾”，《试论孤竹》释“孤竹”，《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释“卒”，《由沂水新出盂铭释金文“总”字》释“总”，《枣庄徐楼村宋公鼎与费国》释“”为“固”等，也无不发人所未发。

　　一些后起之秀对金文考释也颇多发明，如陈剑的《柞伯簋铭补释》释“贤”，《西周金文“牙僰”小考》释“牙僰”为“邪幅”，堪称允当。

　　（四）战国文字研究

　　1. 战国文字研究概述

　　20世纪古文字考释成就突出表现在战国文字的释读水平的显著提高，尤其是张政烺、饶宗颐、朱德煕、李学勤、裘锡圭、黄盛璋、曾宪通、李家浩、吴振武、何琳仪、李零等学者，一直致力于战国文字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包含甚广，诸如金石、简帛、货币、玺印、陶文等文字载体，资料琐碎，搜集不易。而且与其他学科多有交叉，以往一向视为学术难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战国文字资料积累日益丰富，使战国文字释读水平迅速提高。朱德熙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洛阳金村出土方壶之校量》《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等论文，对战国文字考释创获甚多。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一文，系统收集整理战国文字，注重分域断代和释读，第一次提出了“五系说”，在战国文字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楚文字研究进步明显。1950年代寿县发掘蔡侯墓时所得器铭及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铭文，经郭沫若、于省吾、黄盛璋、朱德熙、李家浩等先后深入研究，创获甚大。20世纪70年代末在湖北随县发掘所得的曾侯乙墓编钟编磬铭文，裘锡圭的《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钟磐铭文说明》以及饶宗颐、曾宪通的《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曾宪通的《关于曾侯乙编钟铭文的释读问题》等论著作了很好的探讨，是文字考释方面比较重要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他系文字的释读研究也有显著提高。1977年河北平山所出的“中山三器”的考释，短短数年，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张政烺的《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壶释文》，朱德熙、裘锡圭的《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李学勤、李零的《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于豪亮的《中山三器铭文考释》等皆属名篇。

　　2. 战国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突破的另一个标志是各系区域文字的汇集编纂。袁仲一《秦文字类编》、王辉《秦文字编》、刘孝霞《秦文字编》，李守奎《楚文字编》，汤志彪《三晋文字编》、张道升《侯马盟书文字编》，孙刚《齐文字编》、张振谦《齐鲁文字编》，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等，分别对秦系、楚系、晋系、齐系、吴越等地的文字作了编辑汇总。

　　其他战国文字资料汇编也有新的突破，如汪庆正《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卷》，朱活《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张颔《古币文编》，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先秦货币文编》，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罗福颐《古玺汇编》《古玺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邱传亮《楚官玺集释》，文雅堂《秦官印封泥聚》，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孙慰祖《古封泥集成》，傅嘉仪《秦封泥汇考》《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历代印陶封泥印风》，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路东之《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封泥集》，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任红雨《中国封泥大系》，高明、葛英会、涂白奎《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征》《古陶字录》，王延林、徐谷甫《古陶字汇》，王恩田《陶文图录》《陶文字典》，徐在国《新出古陶文图录》《新出齐陶文图录》，袁仲一《秦代陶文》，罗福颐《石刻篆文编》，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等等，涵盖了战国货币、玺印、封泥、陶文、石刻等众多文字资料。

　　3. 战国文字考释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信阳楚简考释》（五篇）《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朱德熙《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厩的资料》，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战国文字中的“市”》《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等合作或分别撰写了一系列战国文字的研究和考释文章，使战国文字的释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他们这一时期的古文字研究成果主要结集于《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以及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二书中。此外如李家浩《释弁》《信阳楚简“浍”及从“龹”之字》《战国货币文字中的“㡀”和“比”》《战国时代的“冢”字》，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释“受”并论盱眙南窑铜壶和重金方壶的国别》，黄盛璋《战国“冶”字结构类型与分国研究》等研究文章对战国金文中的一些疑难字作出了正确的考释。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一文，对带钩及其他战国金文中的所见的相关疑难文字作出了正确的考释，也是鸟书研究的重要论著。如此种种，均称得上战国金文考释中的重要收获。

　　战国文字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步非常快。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一书，对战国金文及其他文字作了更详尽细致、全面系统的梳理，代表了20世纪该领域阶段性综合研究的水平。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可以作为这个学科分支成熟的标志。王辉、陈昭容、王伟《秦文字通论》则对于秦文字作了系统总结。

　　（五）简帛文字研究

　　1. 简帛文字研究概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简帛的发现连续不断，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如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1974年新居延汉简，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1983年江陵张家山汉简，1992年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荆门郭店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1996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2002年龙山里耶秦简，2007年岳麓书院藏秦简，2008年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2009年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等。对这些新发现的简帛，有众多学者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国家文物局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后成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简牍学研究》，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张显成编辑的《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等刊物和网站也已取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由于简帛的内容有书籍与文书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彼此不同，近年来简帛学又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恐怕不久就会成为两个分支了，尤其是简帛古书的出土，有些可与传世文献对照，使得大规模释字成为可能。

　　2. 简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简帛资料更为大宗，只能分时、分系进行概述。如战国楚系简帛方面有：李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捌）》，等等。

　　秦系简帛方面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龙岗秦简》《关沮秦汉墓简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贰）》，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伍）》，等等。

　　汉代简帛方面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一）—（五）》，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肩水金关汉简（壹）—（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侯关与第四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关》，魏坚《额济纳汉简》，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等等。

　　三国吴简方面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捌）》，等等。

　　简帛文字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者体现为有关工具书的编纂方面。秦简方面如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方勇《秦简牍文编》，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文字编》，蒋男《里耶秦简文字编》，张显成《秦简逐字索引》等。楚系简帛方面如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葛英会、彭浩《楚国简帛文字编》，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蔡丽利《楚卜筮简文字编》，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程燕《望山楚简文字编》，张新俊、张胜波《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李守奎《楚文字编》，李守奎、贾连翔、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编》，李守奎、曲冰、孙伟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李学勤、沈建华、贾连翔《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文字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陆）文字编》，徐在国《楚帛书诂林》，张显成《楚简帛逐字索引》等。汉代简帛方面如骈宇骞《银雀山汉简文字编》，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张守中《张家山汉简文字编》，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陈建贡、徐敏《简牍帛书字典》等等。

　　以上这些大宗的简帛文字资料整理与研究，极大地提升了简帛文字的研究水平。

　　3. 简帛文字考释与研究

　　简帛文字是最早的手书文字，异体众多，辨识不易，很多学者的文字学考释也常常聚焦于此，可谓成果丰硕，汗牛充栋，各种语言文字的论著已达数千种。即以简帛语言文字研究为例，各种释文、注释、索引、文字编等等，已经不计其数。由于篇幅所限，一时难以赘述，只能简单概述一些宏观性、综合性和普遍性的研究。

　　除了汉晋简帛文字以外，先秦简帛文字以秦系和楚系为主。在秦系简帛文字中，以“古隶”的发现尤为重要。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曾宪通《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整理和研究》、赵平安《隶变研究》、任平《说隶》等论著对于秦汉早期隶书的发展演变作了新的探索。

　　在楚系简帛文字中，马国权《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李守奎《楚文字研究与“楚文字学”的构建》《楚文字的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字系统的形成》等文，力图从宏观和综合的角度概括楚文字研究与“楚文字学”的发展演变。

　　此外，于豪亮《释汉简中的“草书”》、裘锡圭《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谢桂华《汉简草书辨正举隅》等文对于辨识汉简中的“草书”等贡献颇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非常重要的古文字学成果就是在简帛文字的启发下获得的。比如，于豪亮受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引”字的启发释出了甲骨文、金文中的“引”字，（于豪亮：《说引字》，《考古》1977年5期）裘锡圭据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字释出甲骨文中的“（害）”字。（裘锡圭：《释“”》，香港中文大学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古文字学论集（初编）》，1983年）而从古文字学角度来说，楚简文字直接就是战国文字中的楚系文字，它们的某些字形变化多端，有时看似诡异，其实还保留着更古老的源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

　　李学勤先生以郭店楚简为例指出，“前人考释商周文字，由《说文》出发，但是《说文》主要是小篆，所录古籀无多，而秦汉小篆上距西周春秋文字差了一大截，更不要说殷商了。战国文字上承春秋，下启秦汉，列国异形，又多变化，极其需要研究。郭店简发表后，利用简中文字的研究成果，进而考定商或西周文字，已有一些成功例子，值得接着做下去”（张守中等：《郭店楚简文字编》李学勤序，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比如郭店楚简《老子》丙组“视之不足见”等“视”、“见”同见于一简而字形微有不同，裘锡圭从中悟出甲骨文中亦有类似区别。（裘锡圭：《甲骨文中的“见”与“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陈剑据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贤”字释出西周金文《柞伯簋》“贤获”，并与《仪礼》等有关礼制联系起来，（陈剑：《柞伯簋铭补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1期。按随县楚简中也有“贤”字，何琳仪：《随县竹简选释》（《华学》第七辑）以为即地名“宛”）可谓一大创见。又如楚文字中常见的“（就）”字，以前虽然经过很多学者考释，众说纷纭，但是只有在楚简出土之后才完全破解，原来它与甲骨文、金文的“”字一脉相承。（朱德熙：《释》，《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李零：《古文字杂识（两篇）》，《于省吾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郭店楚墓竹简》第189页注释[一]）再如李家浩在郭店楚简《六德》等“昆弟”辞例的基础上才考释出楚简文字中的古文“昆”字，并分析其造字本义是“昆虫之‘昆’的象形”。（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及从“昆”之字》，《中国文字》新25期，[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版；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3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郭店楚墓竹简》第189页注释[一七]裘锡圭先生按语云：“‘弟’上一字不识（《尊德义》篇有以之为声旁的从心之字），但可知其必当读为‘昆弟’之“昆’。”实际上已经释出了“昆”字，只是没有进行字形分析罢了。）类似之例颇多，此不赘举。

　　其实简帛文字对于古文字考释启示更多的还在于方法论方面。简帛文字的优势就是文字多，篇幅长，无论是字形分析还是辞例推勘都有极大的发挥余地。但简帛文字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很多简帛文献可以与传世文献对读，这又为简帛文字的考释添一新途径。由于简帛文字特有的优长，有学者形容古文字研究已经进入“大规模识字阶段”，甚至有学者认为“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这三个名词，串起了近二十年来的汉语古文字学，特别是战国文字研究的主脉”。（郭水秉：《字认完了吗？》，《文汇报》2015年5月29日第7版）

　　目前的楚系简帛文字考释，除了古文字学方法以外，或采取文献学对读方法，尽量为出土本找出今本的根据和来源，把古文字某字直接对应于今本某字，可以按图索骥，唾手可得。不足之处是这些字的形音义等，我们有时还弄不清楚。如古文字“”字多见，在郭店楚简《老子》《缁衣》出土后，经与今本对照，始知是“失”字。（《郭店楚墓竹简》，第114页注释[二八]）至于字形结构分析，李家浩释为“迭”（《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赵平安释为“逸”（《战国文字的“”与甲骨文“”为一字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究属何字，尚待研究。又如楚简中的“（一）”字（《郭店楚墓竹简》第126页注释[一一]、第152页注释[一七]，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等，虽然经过很多学者考释，众说纷纭，但是只有在楚简出土之后才完全破解。但是我们虽然知道其用法，其造字本义、所从声符等仍不了解。这说明“（一）”字等古文字学的考释虽然已经完结，但是文字学的考释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