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古格亡国前后，对于阿里地区与卫藏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更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古格和卫藏地区的发展都可谓大起大落，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在众多藏传佛教教派中，格鲁派战胜了各种政教势力并建立起以格鲁派教团势力为核心力量的甘丹颇章政权，结束了古格和卫藏地区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的分治割据局面。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阿里地区的政教局势也日益激烈，拉达克与古格这两个阿里地方政权因为政治利益和宗教派别而产生分歧，加上古格内部政教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大爆发，最终导致了古格的亡国。但这只是古格灭亡的表象，古格的灭亡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那就是西藏政治的吐蕃遗产已经到了彻底退场的时候。

842年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乌冬赞死后，两位王子沃松和云丹的争位斗争引发内乱，导致统一的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的统治崩溃。此后，王室后裔分治各地，其中沃松一系本来据有山南一带，但其子贝柯赞死于叛乱后，山南地区渐为云丹的后裔占据，贝柯赞的两个儿子都往边地发展。长子赤扎西孜巴贝一支发展出所谓的“下部三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形成“贡塘王朝”，以及主政恰萨（墨竹工卡一带）的雅隆觉卧王系。次子吉德尼玛衮西进象雄故地，形成阿里王系。该王系影响力最大的正是拉达克王系和古格王系。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西藏社会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一度无法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最终卫藏地区政权重建的主要形式是地方贵族结合藏传佛教的教派力量，打造出一批政教合一的区域性政权。这个过程中，君主制这一政体形式在卫藏核心区基本上无法立足。藏文史籍中后吐蕃王朝时代的历史，就是赞普王权的衰落史，随着内外局面的持续恶化，赞普王权在藏族社会颇有威信扫地之感。

在《朗氏世系灵墀宝卷》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观念，朗氏家族的祖先绛曲哲桂（968-1076年）在给子孙的教诫里，居然说出了下面这段颇有些“大逆不道”的言语。他先说了“谁拥有地盘，他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部落首领大公无私，就是地方上的主人”，然后得出“勇士成为主人就是赞普”的结论，更在后面强调“谁善于守住地盘，谁就有赞普的世系”。这些话说得如此直白，简直是中原乱世时代所谓的“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语出《新五代史·安重荣传》）的西藏版了。吐蕃王朝的崩溃把王权政治带入了困境，此后君主制只能在藏族社会苟延残喘。

古格壁画 古格王统世系图

君主制整体式微，不可能成为西藏社会主流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与王权的衰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佛教势力主导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蒸蒸日上。一方面，早期的地方贵族利用自己的财力获取佛教知识，为自己赢得社会声誉。另一方面，地方贵族又将自己的财力投入寺院兴建中，形成以本派教法为核心、以本派寺院为中心的区域性政教合一的准政权组织。古格亡国后，由格鲁派一手打造了西藏历史上最成熟的政教合一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甘丹颇章政权。拉达克以军事征服古格，古格仍然还有“翻盘”的机会，因为古格的王室还在，一旦局势有变，古格的复国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最后是甘丹颇章政权决定了古格的命运。

古格在亡国以后，并非一夜消失，古格王室的重要人物直到18世纪中期才最终消失在西藏历史之中。拉达克对古格王室并没有赶尽杀绝，《达仓热巴传》记载：古格亡国后，古格国王父子（bdag-po yab-sras）要求前去卫藏避难，遭到拉达克国王的拒绝，古格国王和王子及其重臣（dpon-gyog）20余人一起被送往列城软禁；在列城他们还是获得拉达克国王的优待，拥有一处宽敞舒适的住处，古格王室在亡国后仍然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火猪年（1647年）拉达克国王还把王后的妹妹嫁给了古格王子为妻。

古格壁画 古格的拉尊（王室高僧）与国王

尽管古格国王及其兄弟最后都死在了拉达克，但古格王室的正统继承人此后还一直活跃在古格和西藏的历史舞台之上，并以“古格王子”（gu-ge rgyal-sras）之名著称于世。《五世达赖喇嘛续传》记载，古格亡国后最后一位王子名叫洛桑白玛扎西（blo-bzang padma bkra-shis），他在1692年来到拉萨，得到甘丹颇章政府的优待，长期住在拉萨，期间他也有可能经常回古格。1721年他与托林寺的堪布一起觐见了七世达赖喇嘛，给七世达赖进献金银等大量财物，得到七世达赖的款待。

另外，在阳火龙年（1736年）9月举行的天降法会期间，古格王子再次向七世达赖喇嘛敬献供养，“古格王子和阿里诺颜公、阿里三围之贵族等具办顺缘，由南杰扎仓念诵显宗经典为喇嘛祈寿，并奉献大批财物供养，设宴款待”。这次活动中，还有吐蕃赞普后裔达巴王母子来拜见七世达赖，这位达巴王应该也是达巴地方的古格王室后裔。可见在古格亡国百年之后，古格王子仍然在古格故地颇有影响力。只不过可惜的是，古格末代王子洛桑白玛扎西没有子嗣，他死后古格王统的直系后裔的传承就此终结。

古格亡国之后，古格人也没有消失，古格旧臣罗布仁钦（nor-bu rin-chen）曾经试图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反抗拉达克的占领统治。阳土虎年（1638年），罗布仁钦联合游牧在柴达木一带的蒙古部落首领楚瑚尔喇嘛杰布（cho-kur lha-ma skyabs）率军进攻拉达克统治下的卓雪（dro-shod）和古格其卓（gu-ge phyi-vbrog），这些地方都是后藏与阿里的交界地带。结合后文提到罗布仁钦在1642年离开冈仁波齐的描述，大致可以推测罗布仁钦的反抗基地应在神山圣湖地区。面对蒙古军队的突袭，拉达克国王森格南杰立即亲自带兵反击，楚瑚尔喇嘛杰布的蒙古军队大败溃逃，罗布仁钦等人一度被俘，后被拉达克释放。

古格壁画 古格臣民图

事实上，联合蒙古势力，参与西藏内部的斗争是17世纪30年代西藏政治的新风尚。当时，在噶玛派的积极联络下，蒙古喀尔喀却图汗、察哈尔部林丹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与第悉藏巴政权结成反格鲁派的政治联盟，使得格鲁派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后来，格鲁派依靠与蒙古的传统宗教联系而取得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双方结成政教联盟，才将局势根本扭转。1637年固始汗进军青海，消灭了却图汗的势力；1640年固始汗大军又攻灭了康区的白利土司，然后进军西藏；1642年攻陷第悉藏巴政权的政治中心桑珠孜（日喀则），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部的军事力量，最终建立起统治整个卫藏地区的甘丹颇章政权。

1642年，趁卫藏政权易代之际，拉达克将罗布仁钦从冈仁波齐驱赶到宗噶（rdzong-dkar），但这反倒给罗布仁钦进一步加强与卫藏地区蒙藏势力的联系提供了机会。在宗噶罗布仁钦得到了“蒙藏汗王的钧旨”（bod sog gi rgyal-povi bkav），从各个堡寨头人（rdzong-mgo）那里征集人马，组建了一支护卫军（skyel-ma）。显然，罗布仁钦的行动可能得到了刚刚在卫藏地区建立统治的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之后，罗布仁钦又与一支500人的蒙古军队成功会师，他可能想利用这支部队进攻拉达克收复古格。但拉达克国王森格南杰探听到这一军情后，亲自进行全国战争动员，立即征集上下拉达克、桑噶尔、日土、普兰等地的军队从拉达克的腹地旺列（wan-le）出发进驻古格。罗布仁钦见状只得放弃对古格的进攻，率部后撤。森格南杰在古格驻防了一个月，然后撤兵返回旺列，回到拉达克后不久，森格南杰就薨逝了。《达仓热巴传》上记载的森格南杰的死亡时间是水马年（1642年）霍尔月的九月。不过，尽管古格亡国后的十多年间，罗布仁钦的复国活动十分活跃，但由于实力有限，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拉达克 列城王宫

尽管依靠像罗布仁钦这样的古格旧势力的小打小闹，基本上是不可能从拉达克手上夺回古格故地的。但另一方面，拉达克也很难真正兼并古格。拉达克虽然以军事手段征服了古格，取代了古格王室的统治，但缺乏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这一点跟后来收复古格故地后，在阿里地区建立起以四宗六本为核心的地方行政体制的甘丹颇章政权比起来，显得尤为落后。阿里三围地域广大，星罗棋布的各个河谷绿洲又被众多的山脉和荒原分隔，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地方行政体制加持的情况下，拉达克根本没法建立起一个以列城为中心的统治拉达克、桑噶尔、古格的中心集权式的王朝。

拉达克的军事强人森格南杰死后，拉达克王室不得不用传统的王子分封制来解决这一难题。1647年，拉达克举行了一次全体王臣会议，森格南杰的三个儿子瓜分了拉达克统治下的阿里三围：次子因陀罗南杰（indra rnam-rgyal，又名“因陀罗菩提南杰”）获得了古格三区（原文为“bod-vbrog-rong-gsum”，分别代表农区、牧区和河谷农业区）为封地；幼子德却南杰（bde-mchog rnam-rygal）得到了桑噶尔和毕底而长子德丹南杰获得了整个阿里三围之王（mngav-ris skor-gsum thams-cad rgyal-po）的称号，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管治的地方只有上下拉达克。

历史何其相似！当年阿里王朝的开创者吉德尼玛衮死后，阿里王朝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了一次所谓的“三衮占三围”的分封，最终形成了三大阿里王系政权——长子贝吉衮的后裔延续的拉达克、幼子德祖衮的后裔延续的桑噶尔和次子扎西衮的后裔延续的古格。森格南杰三子的分封如果传承数代之后，可以肯定地说，一定会再次出现新的不再从属于拉达克的古格王国和桑噶尔王国。而且跟此前一样，新的古格王国和桑噶尔王国也是系出同源，说不定到时会出现跟“三衮占三围”一样的“三个南杰分占三围”的传说。德却南杰及其后裔在桑噶尔的统治就很不顺利，最后桑噶尔在18世纪中期成功实现了复国，桑噶尔王统得以一直延续到近代。

有意思的是，古格亡国后有以洛桑白玛扎西为代表的古格王子活跃于古格和西藏的历史舞台上，也有以罗布仁钦为代表的一帮旧臣的复国活动，但古格这次亡国还是让古格从此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与桑噶尔的走老路不同，古格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跟甘丹颇章政权一起走上了一条新路。古格亡国十二年后，甘丹颇章政权建立，自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西藏内部的分治割据局面逐渐得以终结；古格亡国五十年后，甘丹颇章政权收复古格故地，阿里地区与卫藏地区终于实现了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的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

可以说，格鲁派和甘丹颇章政权的出现，是西藏政治文化传统的重大转型。格鲁派出现以前，藏传佛教中特定的教派总是与特定地区及当地豪族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些教派最初并无将本派的利益与某一特定的地区及当地豪族势力捆绑起来的意图，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在某一地方取得了其他地方所不可取代的特殊利益，而不得不将教派利益与地方豪族势力结合。例如萨迦派之于萨迦地区，蔡巴派之于蔡公堂地区，止贡派之于止贡地区。

古格壁画 古格的僧团

因此，教派地方化成为11-14世纪西藏政教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是教派地方化的趋势在元朝统治西藏后还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而有所强化。元朝统治集团进入西藏后不得不承认西藏的教派与地方豪族势力相结合的基本状态，在扶持萨迦派主持西藏事务的同时，对各个教派与地方豪族势力也予以承认，敕封所谓的十三万户，表示对原有的教派与地方豪族势力的权益予以再次授权和保护。而十三万户有好几个要么本身就是教派政权，要么就是与某个教派有不可分割的政教联系。但格鲁派的兴起和发展却在教派集团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不以某个中心地域为基础形成教派的核心实力，而是通过遍布西藏各地的寺院和教团组织教派集团。即格鲁派的教派集团以教义为核心而不再以地方为核心，一个可以代表整个西藏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的教派终于产生了，因此卫藏和阿里的最终统一最后由格鲁派来完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宗喀巴的求学之路是从安多进入卫藏，而其证道后他的佛学主张又从卫藏传播到多康、阿里，遍布藏区各地。宗喀巴在创立格鲁派之前，走遍了卫藏各地，广泛吸收了后弘期前期各大教派的高深教法和优良传统，他的求学过程与当时的各教派都有关系。格鲁派以卫藏地区的四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为中心，将散居在全西藏的各个格鲁派寺院作为属寺，建立起层层相连的隶属关系，形成上下相制的严密的寺院体系。在教派组织上的这一特点使得格鲁派的教团系统本身已无后弘期前期的那些教派中的割据因素，为格鲁派后来发展成为整个西藏的教派而不是西藏某个区域集团的宗教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二百年间，格鲁派在古格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格鲁派传入古格后做到了落地生根，格鲁派与古格本土佛教势力结合，深深地根植于古格社会之中，做到了教团组织的本土化和教派人才的本地化。

古格壁画 古格国王与王子

与后弘期前期卫藏教派在古格的传教需要持续不断地从卫藏总部派遣教团和宗教人才到古格地区主持大局不同，格鲁派完全融入古格社会，在古格兴建寺院，建立起本土化的僧团。同时还为古格本地培养出一大批可以独当一面的佛教高僧，使得格鲁派的势力在古格远远超过了其他教派，特别是在后期格鲁派已经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上都成为古格政权的精神支柱。而格鲁派在古格也得到了古格政权和王室的全方位的照顾，甚至古格格鲁派首脑人物多出自古格王室，这为古格格鲁派提供了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利益和优势。古格亡国后，古格的格鲁派并没有消失，但其利益则失去了维护者。直到1642年以格鲁派僧团为领导核心的甘丹颇章政权建立，能够代表和维护当地格鲁派利益的政治力量才出现，这个政治力量在卫藏地区已经形成并正在经历着强势的发展上升期。等到卫藏的局势稳定下来以后，甘丹颇章政权就开始着手解决古格的问题了。

1683年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收复古格故地后，据《颇罗鼐传》的说法，对古格末代王子进行过册封：“因广寒药乡之天七墀、中二顶、地六勒、八德、五赞等三怙主幻化的历代神圣藏王，与拉达克王臣结下怨仇，所以不再相认祖先。为了明确王子洛桑白玛是西藏的近亲，加以抚慰，赐千余户，封为王。这样，就在阿里翦除了反叛的部落，使之迷途知返，走上正道。”但古格王室却并没有借助甘丹颇章政权收复古格的契机得以复兴，重新执掌古格的事务。因为这个时候的古格已经不再需要一位国王，而是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和维护当地格鲁派利益的政治力量。

甘丹颇章政权统一阿里后，首先就将宗谿制度引入阿里地区。拉达克—卫藏战争结束后不久，1685年4月，甘丹颇章政府派出了第一批阿里各地方宗谿的行政长官——宗堆（rdzong-sdod）。甘丹颇章时期阿里基恰所辖的宗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但最核心的宗有四个，即日土、扎布让、达巴、普兰。宗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清代府县体制下的县，在西藏具有基层地方行政机构的作用。四宗采用流官制度，即将阿里地区的行政管理权集中于拉萨贵族之手。这样，甘丹颇章政权在将阿里地区纳入治下后，通过将宗谿制运用到古格故地，使古格故地与卫藏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

宗谿制的引入，对古格故地的影响是巨大的。甘丹颇章政权的宗采用流官制度，即将古格故地的行政管理权集中于拉萨贵族之手，经过宗谿的设置，甘丹颇章政权在阿里的基层地方行政体制基本确立下来。卫藏中心政权将宗谿制度引入阿里地区，成为古格故地最重要的行政单位，真正使得古格与卫藏成为一体。可以说，古格后来既消失了，又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是在卫藏一体化的过程中，与卫藏地区越来越像，从而泯然众人。

（本文摘自黄博著《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巴蜀书社，2024年6月。作者对原文做了部分修改，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