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自“五四”时期已开始，《我之节烈观》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果说“五四”时期他的女性观更受其弟周作人影响的话，那么在“五四”落潮之后，鲁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更能显出自己的特点。而最有名的一篇，也许是1923年12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诚然，将易卜生作品与“易卜生主义”引进中国的，是胡适等一众“五四”知识分子，鲁迅虽亦属于这一阵营，但其对《玩偶之家》的论述，却有着与“五四”乐观的启蒙主义明显不一样的基调。在这个演讲里，他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出走了，然后呢？并且给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答案：“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他的这种冷静甚至有点悲观的态度，似乎在写作《伤逝》时仍未有太大改变，论者常常认为，《伤逝》里子君的命运就是对当年“娜拉”之问的一种呼应。不管是《伤逝》浓重的悲剧色彩，还是《娜拉走后怎样》那句著名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都浸染着这一时期鲁迅的黑暗心绪。读者应该知道的是，在1923年8月，由于与周作人的决裂，鲁迅搬离了八道湾居所，这个当初由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周家住宅。这两个文本虽然是在谈论女性，但是在“娜拉”甚至子君的形象里，未尝没有更深广的寓意，比如，“娜拉”不仅是出走的女性，也可以是所有从旧式家庭“出走”的人。

至于在文学创作中，鲁迅笔下最突出的女性形象其实是“寡母”。这自然与其少年丧父的经历以及母亲鲁瑞对他的影响有关。从《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到《祝福》里的祥林嫂，甚至《补天》里的女娲，这一形象贯穿鲁迅小说创作的始终，当然还有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里，那个被自己养育长大的儿女所厌弃、背叛的老女人，那个“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更是鲁迅自己的化身。

可以说，以上提到的这些女性形象，多少寄托了鲁迅的一些个人怀抱。众所周知，1927年之后鲁迅几乎很少进行所谓“正统”的“文学创作”，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激烈的杂文写作当中。在光怪陆离、现代传媒异常发达的大都市上海，他与面临着各种困境的女性相遇，在他留下的文本里，我们也看到了非虚构的、更为鲜活的女性。在后期杂文创作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位女性的名字，是龚尹霞与阮玲玉——她们都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在鲁迅的文本里，“龚尹霞”这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她的另一个名字是“秦理斋夫人”。秦理斋是《申报》的英文译员，后因病去世，1934年5月，其妻龚尹霞与两儿一女服毒自杀，并留下两千余言的遗书，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正如鲁迅在《论秦理斋夫人事》这篇短文里所说的那样，“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为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关于自杀事件的报道常见诸于报章，而据学者统计，这一时期女性的自杀率又高于男性。自杀的原因，并不都是因为“爱情”，而更多是因为经济困难或家庭纠纷。而龚尹霞的自杀，其背后原因更是纷繁复杂，不能以单一原因概述之。

从龚尹霞所留下的用文言写就的遗书来看，其行文通畅雅驯，可见她接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而遗书中又引用美国小说《小妇人》，说明龚尹霞也受到过新思潮的熏陶。其决定自杀，不是简单的“殉夫”。龚尹霞的丈夫秦理斋在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担忧国难当头，沦为“亡国奴”而忧思过甚，最终病逝，而在秦理斋对国家前途感到极度悲观甚至打算全家一起投江的时候，龚尹霞还曾良言相劝：“予不可，谓吾辈为智识阶级中最高者，国事至此，更当益自努力，纵不能挽既倒狂澜，亦未尝不能稍留元气，乌可一受刺激，即效匹夫之谅？”（见其遗书）可见面对国难，作为女子的龚尹霞表现出比其夫更坚韧的心智。

既然如此，真正将其逼上绝路的又是什么呢？丈夫的去世，对龚尹霞当然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打击，而实际的经济困难（在遗书中，她将家庭的所有收入以及支出都逐项列出，条理相当清晰）也是另一重要的诱因。此外，还有在遗书中隐晦地提到的旧式家庭的压迫。秦理斋去世后，其父秦平甫催促龚尹霞携子女离沪返回其老家无锡，甚至不惜用扶乩中秦理斋的“遗言”相要挟。而秦平甫早已跟其原配夫人，也即是秦理斋的生母分居，与后娶的妻子居于无锡，其人品格可想而知。龚尹霞作为丧夫的寡妇，带着三个年纪尚幼的孩子前往无锡寄人篱下，想必她早已考虑过后果。在种种巨大的压力之下，龚尹霞终于选择与三名子女一同自杀，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长期思考后有计划的行动。

与“生命”相对而言，“死亡”常常是消极的，而选择自戕，往往也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行动。然而，这毕竟也是一种行动。作为一 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龚尹霞通过她的遗书，不仅详尽地解释了选择携子女自杀的原因，而且使人更充分地认识了“她是谁”——龚尹霞不仅仅只是“《申报》译员秦理斋的夫人”，不仅仅只是一位家庭主妇，更是一位有良好教养、情感丰富、心智成熟、面临着各种各样人生困境的女性。她终究还是发出了她的声音，尽管是以死亡的形式。

一石激起千层浪，龚尹霞留下的话语很快就有了回声。诚如鲁迅所说，很多人对其自杀“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比如说，《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六期所登的一篇署名“非厂”的文章里，虽然也表达了对龚尹霞的体谅与同情，但在结尾仍写道：“于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龚女士的思想，现在是应该根本肃清——绝对要不得的！噙着眼泪，忍着辛酸，自强不息地挣扎苦斗着做人，才是现在女子们人生前程的康庄大道！”在结尾他更是呼吁：“亲爱的读者！我们要为合理的人生而奋斗！我们要为理想的新社会而奋斗！”

乍看上去，这不无道理。然而细想，一味要求“女子们”要“噙着眼泪，忍着辛酸”，要自强不息地奋斗，是否就完全合理？当时已有其他论者敏锐地指出：“但是应该怎样奋斗呢？须知女士自杀固然不是奋斗，倘使苟且偷生也未必是奋斗，奋斗必须有个对象，有个目标，最要紧的，是从秦氏一家的悲剧上，明白点出杀人的正凶，使大家有个奋斗的目标，再不能死个不明不白，更不要苟且偷生。”这位名叫孙桐清的作者，认为秦氏一家五口“是为经济与礼教制度所杀害的”。他的见识，显然高于那些谴责龚尹霞“不奋斗”的人，道理也说得透彻。

鲁迅在《论秦理斋夫人事》里，所持的也无非是以上孙氏的观点，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写得更凝练，更动人：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

当然，当时其实也不乏同情乃至歌颂龚尹霞之人。如一名叫“观云”的作者，就写道：“今先有至情至性之文，随而演出可歌可泣之事，其人其文其事，不徒震动于一时，实足照耀于千古。”甚至还将龚尹霞的遗书比之于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李陵的《致苏武书》、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虽然的确对逝者抱有莫大之敬意，但也未免令人感到肉麻。

而鲁迅一文的长处，则是他既没有把龚尹霞拔高也没有将其贬低，理智上，他平实地将其视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弱者”，而在情感上，他对“弱者”又怀有难以遏制的哀悯之情——这几乎是鲁迅的一种天生的本能。这种哀悯之情，不是出于居上位者的俯视的怜悯，而是一种激荡于其胸中的共情，哀悯中又夹杂着激愤，因其哀悯之深，而愤慨更为激切，——“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

应该说，“集体自杀”相比起个体的自杀性质的确更为严重，而龚尹霞若没有通过这一封极为动人的遗书发声，她的死亡大概也会像很多无名女性的死亡一样，湮没无闻，或遭受种种指责甚至谩骂。但是在当时，似乎很少人能注意到这一点。而鲁迅则由她联想到更多无声的死者：“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龚尹霞尚且如此，那些无声、无名的死去的人们，又会承受多少世间的恶意与苛责呢？

《论秦理斋夫人事》篇幅虽短，但其同情的深切，在鲁迅晚期杂文中算是比较突出的。素来“冷静”的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亦忍不住以一个极为动情的谴责作为收束：“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笔者按：这一段话原文下有着重号。）

对自杀女性的共情，是如此地激荡着鲁迅的心灵，以至在差不多一年后，鲁迅又因著名影星阮玲玉之死，写下了类似题材的杂文《论“人言可畏”》。这次的篇幅更长，说理也更充分。

与前一次不同，《论秦理斋夫人事》是在事件发生一两周后写就的，而《论“人言可畏”》却是阮玲玉自杀后近两个月后才写下（阮玲玉于1935年3月8号自杀，而此文写于同年5月5日），阮玲玉之死轰动一时，当时各种报章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中间不存在消息滞后的问题。为什么鲁迅要在事情发生这么久之后才决定撰写此文，而不像上次那样，相对及时地对事件作出反应呢？是鲁迅恰好在两个月后才想起来吗？是鲁迅不愿意凑这个热闹吗？大概都不是。鲁迅的写作，有更深刻的用意在背后，而此文所针对的，与其说是阮玲玉之死，毋宁说是阮玲玉之死所引发的社会种种怪现状，尤其是媒体对于“女性”的扭曲、污蔑与戕害。

众所周知，阮玲玉的遗言中有一句是“人言可畏”。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笔仗，被各路“正人君子”围攻过的鲁迅，对此想必感同身受。言语确是可以杀人的。阮玲玉作为红极一时的女明星，陷入了与张达民、唐季珊的情感纠纷（两者都并非称职的爱人，张陷入经济困难后一再向阮玲玉勒索，而唐风流成性，并且有家暴的劣迹），各路报刊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博人眼球的绝佳材料，《阮玲玉通奸罪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已，继以通奸案起诉》……这些都是当时一些小报乃至大报上的标题。阮玲玉虽身份与龚尹霞不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明星，但在当时的社会舆论面前，她却也是弱者：“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所以就成为了报章“发扬余威的好材料”，“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

阮玲玉死后，大众普遍深感惋惜，社会上当然也有谴责张、唐的声音，但并不妨碍各路人马利用其死亡大做文章甚至以此牟利，与阮玲玉相熟的著名编剧柯灵斥之为“食尸兽”，在《阮玲玉与食尸兽》一文中，他记录了当时的种种怪现象：

“阮死后，陈尸万国殡仪馆，观者数万，报章喧腾，称为‘艳尸’，谓其曼妙如生，栩栩可爱！而食尸兽一哄而起，纷纷借死人以自卖，陆离光怪，无聊无耻，出人意表。……

唐季珊于阮玲玉死后，登报讣告，忽将唐家祖传堂名改为‘敬玉堂’。某国货公司于春季大廉价中举行阮玲玉女士遗影展览，追谥阮为服用国货的倡导者：下开‘飞花绉旗袍料特价每件三元’。××书局登出广告，大标题为‘阮玲玉不死’，内载：欲明了阮玲玉的艺术和一切，请阅《女明星的日记》；欲知当代女明星恋爱香艳事实，请阅《女明星的情书》，两书合购，加赠《阮玲玉自杀与小传》一册。……

……某报本埠零讯载一消息，首谓影坛巨星阮玲玉女士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继云女士生前主演之《香雪海》外景，系摄自杭州超山冠生园梅林；然后作结论曰：如今物在人亡，冠生园梅林正欣欣向荣，陈皮梅源源出货，而阮女士则香消玉殒，与世长别。吾人食冠生园陈皮梅时，阮女士之玉影，每萦回于吾人之脑海中也云。”

这些记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唏嘘。阮玲玉虽然与龚尹霞一样通过“遗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当时男性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同流合污构成的大众舆论，轻易便抹杀了女性这种构建主体性的努力（即使那是以“死亡”作为代价），她的死亡与她的生前存在一样，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供人消费与亵玩的对象。真正激怒鲁迅的，也许正是这一点。

各种意淫、物化女性的话语在社会上无孔不入，这种现象于今为烈，何况当年。早在1925年写下的《咬文嚼字》一文里，鲁迅便讽刺过当时的一些刻意突出女性性别的翻译法：“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鉐丝苔也。”当然，这大概也跟鲁迅的“硬译”主张有关。虽然今之译者不至于会把“欧文”写作“妪纹”，但鲁迅讽刺的这种习气到今天还很常见，而正因为常见，读者往往对其中意淫女性的潜在倾向习焉不察。

连译名这样的细节鲁迅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其背后所折射的畸形心理，更何况是极尽渲染之能事的报道。在《论“人言可畏”》中，鲁迅辛辣地指出本应以“公正客观”为鹄的的新闻报道，在牵涉到女性的时候，“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而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在与男性有关的报道里：“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

这种不负责任且极不尊重女性的报道，在满足了看客们的某种欲望、开拓了报刊销路的同时，当然是以伤害当事人的心理作为代价的。阮玲玉所受的教育程度虽不算高，但也是具有基本的文化水平的（其曾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

鲁迅相当清楚媒体的伦理道德与社会责任，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著名文人，对舆论所引起的一连串对个人乃至社会的影响极为了解，更因为他的立论始终是从最原始的对“人”的关怀出发，如前所述，他对于所有弱者，都抱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深深的同情。而死亡，则是另一个缠绕他终生的议题，晚年的鲁迅，已经目睹过太多人的死亡，有同辈，有年轻的后辈，他最著名的文章之一《记念刘和珍君》便是一篇悼文。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赞颂了中国女子“临难的从容”、“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但另一方面，倘若女子并不如他所说的那般“勇毅”，鲁迅也并不会苛求其“奋斗”，就如龚尹霞、阮玲玉，因为她们本已是弱者，而且付出了生命，而保存生命，在鲁迅看来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战士”，他也并不认为一味地交付性命就是恰当的做法，因为那样的代价太高昂、太沉重。弱者的死亡，这对于鲁迅神经的触动是相当大的，更何况即使是这样的死亡，也常常被看客所遗忘，这不仅讽刺，而且相当残酷。且看《记念刘和珍君》中这极为悲愤的几句：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再看《论“人言可畏”》开头的几句：

“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论“人言可畏”》是阮玲玉死后近两个月才写下的，如鲁迅在文中所述，“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笔者按：艾霞是当时另一电影女演员，于1934年2月12日吞鸦片自杀，年仅23岁。阮玲玉生前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新女性》即是以艾霞的故事为原型。）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才去写，不仅是愤慨于阮玲玉之死引出的种种“食尸兽”，更愤慨于即使是如此轰动的“死亡”，换来的也依然是庸众的遗忘这一事实。

对于自杀的态度，在《论秦理斋夫人事》里鲁迅尚未明言，而更多是斥责了那些一味要求死者“奋斗”而却对黑暗的环境不置一词的评论家，但在《论“人言可畏”》中，鲁迅明确地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今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最可咀嚼的是鲁迅不打算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这一点。在鲁迅看来，自杀——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作出的决定。除了因为他极看重“生存”这一点外，读者需注意的是，鲁迅本身便有强烈的自杀—自毁倾向（尽管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心理层面而非现实层面），这一倾向在1923至1926年的“彷徨”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表现其自毁倾向的巅峰则是小说《孤独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篇通过自毁而寻求救赎的作品。因此，无论是对龚尹霞还是对阮玲玉，鲁迅所流露出的哀痛不是旁观者式的廉价的怜悯，更确切地说，这种哀痛中掺杂了他一种切身的共鸣。他深知“生存”所要担荷的重负，亦深知“死亡”之艰难，无论生死，均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他尊崇生命，但也并不轻视死亡。有人尝谓重生者必轻死，重死者必轻生，其实不然，生死本为一体之两面，凡认识到生命之沉重价值的人，都不会视死亡为轻率之事，更不会苛责自杀者，正因其深知生之可贵，方能体察到死之不易。

“自杀”常常被视为是一种“消极抗世”的行为。但对《孤独者》的魏连殳来说，这是他在生活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所选择的复仇方式。尽管他将自己的生命也消耗殆尽，但他终究完成了他自己的复仇。龚尹霞与阮玲玉，只不过是当时被逼走上自杀之途的女子中的两位，她们是牺牲者，但是同时她们也是抗争者，只是选择了一种也许是最惨烈的抗争手法。“消极”吗？也许未必完全消极。她们以最惨重的代价与最激烈的方式，揭开了社会一道血淋淋的伤口，让它暴露于世人面前，尽管这伤口很快被涂抹上各式各样的假药，乃至于被人遗忘，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伤口曾经存在过，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愈合。如果说“死亡”也有其价值，那么或者这便是其价值所在——如果没有，那又是何其可悲的一个世界呢？

我深信她们的死亡并非毫无意义，是因为深信这个世界还并非毫无希望。一时的遗忘虽难免令人哀叹，但“遗忘”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总有些东西比它更为坚固与长久。套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最后的几句话，“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她们，再说她们的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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