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态公园荒野化

在北京，曾经出没的野生动物并不少。“从纬度、地形等自然条件来说，北京地区是非常适合生物生存的，其本身的生物多样性是很丰富的。”郭耕介绍说。

确实，北京有着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三面包绕的特殊地形，市区内又遗留着众多的皇家园林和官邸花园，它们或被改造为大学校园，或保留为历史文化公园，使得北京在嘈杂的中央商务区和密集的居民区之外，依然能够涵养很多野生动物。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郭耕对北京城内丰富的野生动物印象深刻。“那时候，走不远就能来到荒野味道十足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鸟类、昆虫和其他动物，护城河里有很多水草、小鱼，生物多样性就这样呈现在城市的环境中。”

“但是后来，随着城市中自然地或者说荒野地的减少、人工化痕迹的加重，特别是城市绿化被经济利益绑架，变成一种经济行为，人们更喜欢购买更贵的外来植物，我们身边的物种越来越少，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单调，本土物种面临着逐渐消失的窘境。”郭耕说。

对于动物来说，绿化带既能提供食物，也是隐蔽场所。“所以有密林、荒野，甚至坟冢的地方，都有可能有狐狸、黄鼠狼、獾子这些食物链顶端的小型猛兽生存，它们需要家，需要隐蔽场所。”郭耕说，“但我们现在的草坪，看上去很干净，人可以在上面野餐、休憩，但它只是顺应了人的需要，却不适合万物的需要。动物需要更野、更杂的环境。”

在郭耕看来，荒野化的生态公园对于城市野生动物保护来说至关重要。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两处对比就十分明显。

“一进麋鹿苑的大门，西侧是一片自然林，东侧则是一片人工草坪。人工草坪上什么鸟也没有，另一边灌草丛生的地方却很容易有鸟类出没。”郭耕说，“城市公园回归荒野，能够涵养非常丰富的物种。”

前年，郭耕来到深圳，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市区内看到一座有湿地的中心公园。“我在那里两天观察拍摄到了30种鸟，特别是拍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黑伯劳。”郭耕兴奋地说，“为什么这里鸟类出奇地多？因为在大都市中，鸟类飞行时没地方落脚，看到有水有树有绿地的公园，当然就落在这里了。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是有林有水有湿地，在那里拍小松鼠、海鸥都非常容易。”

在郭耕看来，生态公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起到“中和作用”。“城市的生产生活系统完全是人为的，缺乏生物多样性，在人类生产和生活区旁设有公园就至关重要，无论对野生动物保护，还是对人自身的身体和心理，都能起到缓解作用。”

更需要转变人的观念

如今，让郭耕感到高兴的是，虽然经过多年的城市建设、硬化、扩大化，城市中的野生鸟兽种类越来越少，但这几年通过绿地恢复、生态涵养带和公园建设，北京城内的野生物种多样性正在恢复。他在北京几次见到了红隼，每次都激动得拿出手机迅速将它们展翅翱翔的身姿拍摄下来。“红隼是一种城市猛禽，它们是在城市中几乎唯一可见的老鹰。老鼠、麻雀是它的捕食对象，它也适合在电线杆、高楼上休息和筑巢。”郭耕说。

不过，野生动物，特别是一些大型动物的回归，也让很多人感到担忧。近两年，就有不少美国媒体报道了狐狸、臭鼬、浣熊、负鼠，甚至土狼、黑熊等回归美国城市中的新闻。野生动物回归城市，是否会给人类带来危险？

为此，郭耕表示，这就显现出城市中缓冲地和荒野地的重要性。郭耕曾走访台湾东海岸的一座大学，校园中就有一片自然保护区。“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走，在草坪上看到几只环颈雉。身边人告诉我，不用担心，人是抓不到它们的，因为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保护区，有围栏。这就是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缓冲地带。”

在郭耕看来，保护城市野生动物未必需要花费大价钱、组织大工程，“这完全是观念问题”。比如，城市中很多现代建筑对野生动物并不友好。在世界各个城市中，经常发生飞翔中的鸟撞在玻璃幕墙上造成死伤的新闻。“很多建筑对于动物来说都是陷阱。我们人类今天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很多动物所不能理解的，它们不知道镜子是什么，还以为是蓝天白云而一头撞上。这在全世界都很普遍。”郭耕说，“作出改变，更需要人的观念的转变。”

18年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来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在讲座中，她送给大家一句口号：“唯有理解才能关心，唯有关心才能帮助，唯有帮助，它们才能被拯救。”几年之后，郭耕注意到，这句话的最后一部分有了改变，变成了“唯有帮助，我们才能都被拯救”。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郭耕说，“而不是人类就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者。要想保护好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就要保护好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同时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些野生动物都是环境质量的标志物，生态质量好或坏，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是生物多样性说了算。有它们在我们身边，我们才可以放心地生活下去。给野生动物更多生存机会的城市，也才是真正的宜居城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