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在云贵时期很会趋奉雍正帝，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崇信祥瑞，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如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等等。 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如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其实鄂尔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说的荒诞，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荐他。

当然，像雍正帝这样的有为之君，仅靠趋奉是不行的，雍正帝更看重的还是鄂尔泰的才干。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只干了两年多，即被雍正誉为夭下第一布政。他在云贵广西三省六年，雷厉风行地进行改土归流和剿抚苗疆的努力，成效卓著，从雍正四年至九年，三省有七个土府、六个土州、十多个长官司，以及车里宣慰司江内六版纳，实现改土归流。在黔东南收服“生苗”四万户，“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改土归流是雍正时期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一举措的成功，结束了土司制度，解除了千百万人民的苦痛，实现了多民族国家政策的统一，是康雍乾三朝成为“盛世”的条件之一。就此而言，鄂尔泰应该是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

因此，在雍正帝眼中，鄂尔泰是一个具有“筹及远大”的重臣，故在鄂尔泰的奏折中曾朱批道：“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览此奏而不嘉奖赏悦者，除非不是皇帝！”“默祝上苍后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据统计，雍正帝在给各级官员谕旨中要求向鄂尔泰学习的批示不下二百余条，其眷宠地位，为历代罕见。“鄂尔泰乃满汉内外大臣中第一人也。”的赞美则处处可见，批示之多，涉及人物之广也是非常少有，甚至成了当时唯一的“鄂尔泰现象”。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暴卒。鄂尔泰告诉允禄、允礼，说早在十年正月，雍正曾告诉他和张廷玉有传位密诏。密诏传位弘历，还称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询为不世出之名臣”，将来“著配享太庙”。弘历当即命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为料理丧事，鄂尔泰留禁中七昼夜。弘历以他诸事办理妥帖，十二月，诏授一等轻车都尉，并晋子爵，翌年二月，加封三代保和殿大学士。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在取消总理事务王大臣，恢复军机处以后，鄂尔泰任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内大臣，晋封三等伯，赐号襄勤。三年(1738)，兼议政大臣。

乾隆十年(1745)正月，鄂尔泰病重。乾隆亲视榻前，并加太傅，以示恩宠。鄂尔泰死后，乾隆辍朝三日，亲临视殓，称他为“国家硅石”，“文武之仪型”，赏银一万五千两，赗金五千两，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除遵照雍正的遗旨，令其配享太庙外，加恩入祀京师贤良祠，赐谥文端。此后，乾隆帝出于皇权的稳固，对其父生前的宠臣多有贬意和抑制，故在鄂尔泰寿终正寝十年之后，以其侄鄂昌与胡中藻逆诗案有牵连，追咎他生前有植党之私，并命撤出贤良祠。但还是要“遵诏命配享，旌善垂不朽。”乾隆帝还说：“当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