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侵略者的痛恨，源自他有一个爱国父亲。一天，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邓家来拜访。没想到，那位朋友刚一进门，平时一向很和气的父亲突然勃然大怒，很严厉地质问他：“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人。”朋友一下子明白了：邓先生是嫌自己给日本人办事。朋友羞愧难当，正想辩解什么，父亲一声怒吼：“你出去!”这件事，给童年的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产生了最朴素的爱国意识。那时，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座中国城市，就强迫中国人去参加所谓游行集会，庆贺他们的胜利；如果不去，就会被杀头。

有一次，侵略者又逼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邓稼先虽然很气愤，但又不能不去。当游行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扯碎了发给他们的小纸旗，还不觉得解气，又把破碎的旗子扔在地上，猛踩一脚，感到很扬眉吐气。但这一幕校一个穿便衣的特务看见了。特务找到校长，要校长交出这名学生。

校长知道这事是邓稼先干的，但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了。后来，校长找到邓稼先的父亲，告诉他：“邓稼先已放人盯上，迟早会出危险的。万一被密报上去，就会落到日本人手中。为了他的安全，应该想办法让他离开这里。”

眼见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父亲只得同意把儿子送到外地。临行前，家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没有过的眼光看着这个儿子，很久才坚定地说：“稼儿，你还年轻，正是学知识的时候。你出去之后，不要学文，像我一样，学文对国家有多大用处呢?你一定要学科学。我们国家落后、贫穷，受人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只有掌握了科学，才能对国家有用啊。”

邓稼先把父亲的话深深印在脑海里。就这样，16岁的他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他始终牢记父亲的嘱托，决心掌握更多的科技文化。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爱国思想是从小就养成的，并支撑着他的一生。在爱国无功的情况下，是父亲的一番肺腑之言点亮他心中的灯盏，从此，抱着“科技救国”的信念，邓稼先刻苦求学，走出了一条辉煌的成功之路。

邓稼先优秀的精神品质首先表现在回国的努力上，甚至堪称典范，他是义无反顾、迫不及待，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回国后，邓稼先在所有场合表现出的无私、执著、吃苦耐劳、献身精神，以及热情、谦和、善于团结协作等，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可贵品质和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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