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 王海力 绘

此时，不光中央苏区被迫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也是危机重重。比如，鄂豫皖根据地，也要长征；洪湖、湘鄂西等革命地区更是整个丧失，全党全军都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状态。

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会出现这么重大的失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党的六大（1928年，莫斯科）之后，虽然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很多路线、方针、政策还是照搬苏联那一套，出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其次，1932年后期，由于受敌迫害，在上海无法立足，所以中共临时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瑞金，把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批领导带进了苏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理论工作者，没有实际的军事和工作经验，再加上当时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教条地按照共产国际的作战方式来指挥红军。刚开始大家也没意识到会造成多大危害，基本听从了他们的指挥，等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经有很多红军指战员感到情况不对，纷纷呼吁要让毛泽东重新复出，改变现行的军事路线。

（ 注：中共临时中央，即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共临时中央的委派机关。）

三次重要会议

长征开始后的种种指挥错误，让党和红军损失惨重。难道仅凭借一次遵义会议就让领导者们意识到问题所在，一下子就把军事问题解决了？当然不是。遵义会议前，在毛泽东等领导者的不懈努力下，经过多次会议，才最终形成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酝酿，如何统一领导层的思想，摆脱当下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稼祥和张闻天。毛泽东在苏区时受到打击，心情郁闷，再加上身患疟疾，所以自长征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而王稼祥则在苏区反“围剿”中腰部受伤，也一直在担架上。借着担架并行行军的机会，两人时常互相交流，王稼祥慢慢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经常骑着马在他们前后走，与他们不断讨论红军的处境和前途，为党和红军的命运忧心忡忡。在坦诚交流中，三个人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意识到，用小米步枪去撞敌人大炮是不行的，博古、李德必须下台。

领导层思想的初步统一，为后来扭转局面，挽救党和红军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今天的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根据破获的敌军电报表明，蒋介石已在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构筑了碉堡封锁线，如按原定方案北上湘西，正好自投罗网，红军应该转道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坚决反对，仍然主张按原计划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通道会议会址

贵州是国民党势力的薄弱区，红军进入贵州后顺利占领了黎平县城。黎平是湘黔交界处，一个较为繁华的城镇。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会上，博古重申要北上湘西的主张，毛泽东则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向黔东北集结的态势，再次主张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两种意见完全相左，形成了激烈争论，最后政治局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周恩来把译稿送给因病未参会的李德。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为何改变他的决定。当时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目睹了这一幕。1978年，范金标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天晚上，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周恩来）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很少看总理发那么大火。”这次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的行动方向问题，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来到了波涛汹涌的乌江南岸。面对“天险”，李德不愿意走了，他对湘江之战仍心有余悸，认为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如果失败，那将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他再次提出要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得到博古的呼应。在此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猴场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上，大家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且确认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被打破，解除了李德对红军军事上的决策权和指挥权，为遵义会议召开并推选毛泽东领导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猴场会议会址

从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三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将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地区。

遵义会议的历史细节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国民党追兵一时没有追上来。在遵义，中共中央领导层终于有了安定的环境可以认真思考、讨论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未来选择。随着这里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兴起，红军在兵源和物资方面也得到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补充。根据黎平会议精神，适当时机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遵义无疑是那时最好的选择。

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这栋二层小楼，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是当时遵义城中最好的房子，后来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红军入城后，柏辉章一家早就跑得无影无踪，房子于是被红军借用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都住在这里。遵义新城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公馆是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住地。王稼祥住在一楼，毛泽东和张闻天住二楼。三人商定，在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要就军事路线问题做一个发言，由张闻天执笔撰写。

会议组织者是周恩来，不仅要确定时间、地点、会议议程、部署安全保卫工作，还要精心准备会议发言。周恩来事先告诉博古，经政治局多数同志提议，他在会议上要作一个总结报告。与博古同住一栋楼的李德则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激烈交锋。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早前原定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但如果如此，那么就只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个人参加。考虑到当时最亟待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所以最后决定把一些红军主要军事指挥员扩大进来，成了扩大会议。这才有几个军团的主要领导列席。

遵义会议八十周年纪念邮票

这群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领导者们感到身上的担子不轻。会议连开三天，与会者们白天处理各类军政事务，每天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一开始，由博古作主报告。根据杨尚昆晚年的回忆，当时博古把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上来，指出国民党军队多、兵力强、武器好，还有帝国主义帮助。紧接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对失败原因作了比较客观的深刻检讨。

正副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开始陆续发言。张闻天首先出来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因为他的发言基调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相反，所以又被称为“反报告”。毛泽东紧接着发言，除了严厉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还将错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阐述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随后王稼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作为与王明、博古一同留学苏联的同学，又是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的支持在此时尤为重要，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关键的一票”。朱德是遵义会议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也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严肃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态度。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给予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

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关于遵义会议的内容有这么一段：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

博古、李德面对大家的批评觉得很不服气。博古觉得自己有错误，但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对他的批评。李德发言态度强硬，完全不同意大家对他的批评意见。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

会议成果及会后部署

这场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并未留下更多文字材料，以致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有关遵义会议的很多具体内容成为了历史之谜。直到人们发现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手稿。这份手稿长达8页，共计4600余字，由蓝墨水竖排书写而成，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夹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手稿上既无署名，也无日期，更没有上下文连接，因而无法辨认起草作者。一直到1982年，经陈云确认，这是遵义会议后他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正因为有了这份极珍贵的历史文件，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得以为今人所知。

根据文献，我们可知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是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红军的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结束了，但危机还未完全解除。由于敌情严峻，中央红军最终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转而向西进入云南威信。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系列会议，即扎西会议。会议决定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正式解除了博古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会后，中央正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扎西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上又开始掌握主动权，逐步恢复当年在军事上因敌而变，因时而变的做法。后来在二次攻打遵义城时，红军就取得了很大胜利，被红军战士称为“长征开始以来第一个真正大胜利”而士气大增。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使得红军基本摆脱了险境，摆脱了长征以来被人追打的局面，为后来立足陕北开创了新局面。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是很高的。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尼外宾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 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1年的，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

结 语

了解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取得革命胜利，以及走中国道路的深远意义。时光易逝，但我们要时刻回望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实践，不忘他们是在如何艰险的环境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好好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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