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原大战时，孙殿英依附阎、冯，参加反蒋战争，任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省长。反蒋战争失败后，入张学良部，任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与日寇相持达七昼夜，成为名震全国的抗日英雄。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在华北地区坚持抗日。

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任命孙殿英为第五军军长。1943年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所部被汪精卫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孙殿英任军长。之后，日军将他送到新乡，在新乡设伪新五军司令部。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孙殿英称自己是受蒋介石派遣打入敌人内部，有蒋介石作证，孙殿英摇身一变，变为“国民革命军先遣军”，被蒋介石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解放战争中，孙殿英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汤阴。

1947年春，解放军围攻河南汤阴，孙殿英据险抵抗，5月1日，解放军攻占汤阴，孙殿英被俘。孙殿英被解送到河北武安县战俘营。刘伯承接见了被俘的孙殿英。对孙殿英说：“抗战初期，不能说你们没有贡献，但是以后的一段，确实做得太不好了！”

孙殿英在押期间，共产党没有追问东陵盗墓的事儿。念及他一贯反对蒋介石独裁和抗战时期的英勇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特地批准他带一名卫士照顾其生活。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

1947年年秋天，身患多种病症的孙殿英病重死去。一代军阀从此落幕。

孙殿英之子女

刘清贞，孙殿英之子孙天义的生母。在孙殿英的4位夫人中，刘排行第二位，河南开封人。刘清贞贤惠善良，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她告诉儿子，父亲盗掘东陵后立过誓言，不准家人拿一件乾隆、慈禧墓内的珍宝。解放后，刘清贞，把新五军驻京办事处的房子及私宅5处，其中西城武定侯胡同前后四进院的许多间房，包括堆积3间房的名人字画以及赵内子昂的八骏图等在内，全部献给了国家。

孙天义，孙殿英之子，1931年6月生于北京市。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86—1998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1931年孙天义出生于北京，是孙殿英盗墓后所生。虽然孙天义一直生活在“大盗”父亲的阴影下，但他自强不息，成为一代学人，在文物保护方面也是专家。

1948年，孙天义考入辅仁大学，攻克西方语言文学。就在他跨入大学门坎的这一年，与闫妙娟女士结婚。 “文革”中，孙天义夫妇自然难逃厄运，但孙天义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学会了砌窑烧砖技术，还把自己拥有的全部时间用于外语学习。“文革”一结束，孙天义便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交商务印书馆付梓。而闫妙娟女士，却经受不起折磨与苦难，文革后便一病不起，在医院一躺就是7年。

1982年—1983年，孙天义远渡重洋到美国教书，其中一位美国医学界朋友主动提出接闫赴美医治。不料，当手续妥当，闫妙娟却撒手归天。孙天义毅然将夫人的护照、骨灰盒儿背上飞机，到异国他乡教了半年书，算是还了夫人出国疗疾的遗愿。

孙天义的同父异母姐妹中，大姐早夭，二姐在新疆去世，三姐和妹妹均在大连。

孙天义与闫妙娟生养了3个子女，大儿子在陕西咸阳西北橡胶研究所当钳工，女儿在咸阳铁一局中学当英文教员，三儿子1990年赴美国留学。

孙天义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拿国务院特别津贴。他特别热衷于文物保护事业。退休后留在陕西为黄帝墓守灵，任陕西省副政协主席，黄帝陵基金会会长。

2001年8月黄帝陵一期整修工程竣工。他说：“每次看到来自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在黄帝陵墓前燃一炷香、添一抔土，大家同气连枝、同根同族，我就觉得非常欣慰，就觉得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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