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制度转型，彻底改变了原苏联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并促使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生了剧烈重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一度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其固有的弊端凸现出来。当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解体之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就提上议事日程。虽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边际性调整，但只有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才取得显著成效。　　【关键词】俄罗斯 转型 国家治理 全能主义　　【作者简介】景维民，195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源丰，198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天津300071)

　　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历史路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不仅可以对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制度改革进程、秩序治理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予以全面而合理的解释，而且可以得出一些对转型国家的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一 引言

　　对国家治理模式内涵的界定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丹尼尔·考夫曼等人，丹尼尔·考夫曼把治理一词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将治理具体化为国家治理，认为国家治理是一个国家权力运用的传统与制度，而真正提出国家治理模式概念的则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他认为，国家治理模式是政府与公民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稳定均衡”，以此为基础他界定了三种国家治理模式：1．“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公民能够协调一致地抵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因而政府致力于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以此换取公民缴纳的税收。2．“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政府与公民中的某个集团相勾结，共同掠夺其他公民的财产，其他公民只能对此保持沉默。3．“掠夺型国家治理模式”：政府肆意掠夺公民的财产，但公民不能协调一致地抵制政府的掠夺行为[1]。从上述定义和国家治理模式分类可以看出，国家治理模式只是反映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具体的国家治理模式将取决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均衡状态。

　　但是青木昌彦的国家治理模式没有把市场这一制度因素考虑进去，而事实上，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占有大量财富，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产生之后，国家治理模式的整体博弈格局发生了改变。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市场机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调节机制，并在很多方面减少了对传统政府干预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壮大，由于公民社会的壮大产生了一个可以抗衡并制约政府权力的外在力量。因此，在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就成为三大基本制度构成要素，而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则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模式的具体形态，因此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藕合而成的多重稳定均衡。

　　实践表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是有规律的。从纵向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力量不断发生变化并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化的博弈过程之中。虽然不同国家在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速度和路径上有所不同，但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发育壮大以及由此引起的政府职能转变是不可逆转的。从横向来看，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入并全面地卷入区域化和全球化大潮之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正以前所有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加强。世界各国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就使得不同国家在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中呈现出日益趋同的态势。

　　事实上，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年至1951年，这是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形成阶段，它以超强国家和不存在市场和公民社会为特征。第二阶段从1952年至1992年，这是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边际性调整的阶段，虽然试图引入商品货币关系，建立公民社会，但效果很差。第三阶段则是叶利钦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摧毁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摧毁了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但却扭曲了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第四阶段是从1999年年底至今，在这一阶段，按照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要求重新调整国家、市场与公民的关系，逐步建立起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二 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与边际性调整时期

　　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经历了列宁和斯大林两个时期。列宁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描绘过一个基本蓝图：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的浪费，最终消灭私有制以铲除剥削的制度基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变蓝图为现实的基本措施，根据这一措施，中央主要依靠行政方法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一管理，企业并没有自主权。尽管如此，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真正建立源于斯大林。1924年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也随之建立。在这种模式下，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统一被简约为国家与个人的统一。政府不仅垄断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也几乎包揽了一切社会事务，国家吞没了社会，计划排挤了市场，一个权力与职能范围无限扩张的“万能政府”成为国家的主要治理主体。这一主题试图以高度的“计划性”来操控整个社会，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替代个体成员的自由选择，从而构建一个严格的井井有条的“层级秩序”，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并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国家集中资源建设机器大工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缺陷不断显现，对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势在必行。

　　针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进行了改革。赫鲁晓夫改革集中体现在1954年的农业政策的调整和1957年的“工业建筑业大改组”上。具体体现为在农业中逐步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调整国家同集体农庄之间被扭曲的关系；在管理体制上将部门管理原则改为地区管理原则，变部门管理体制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这种旨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改革，其实质是把“条条”管理改变成“块块”管理，如果从国家治理模式角度来讲就是要重新调整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但结果是国家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职能的过分削弱使正常的国民经济秩序被打乱，造成国民经济及其管理的混乱。当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时，经济控制权再一次被集中到中央，从而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政，按照实行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刺激的改革思路，开始了1965年的改革。这次改革坚持在集中计划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集中的领导同企业的主动经营相结合，使生产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在恢复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发挥经济杠杆对集中计划的激励作用。其具体措施是减少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制订计划的权限；松动企业产品供销权；扩大企业在劳资方面的管理权。但这次改革由于未与政治集权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合而半途而废，依然没有使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得到根本调整。不过由于引入商品货币关系，培育了公民社会，调整国家经济职能，国家治理模式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则有了一定改进。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推出了“加速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并以科学技术进步和集约化作为主要手段，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措施不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协调等原因，“加速战略”的推行使国民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并激化了经济社会生活矛盾。“加速战略”受挫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经济改革深入不下去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体制而在于政治体制，从而他的改革战略和改革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实行了以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化为三大要素的政治改革，抛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自治要与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与发展公开性有机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由上可见，俄罗斯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于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尽管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边际性调整，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苏联时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

　　三 叶利钦时期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其扭曲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在政治上彻底摈弃苏联宪法，管理体制上放弃国家干预，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全面引入自由市场经济。这一举措彻底摧毁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但却形成了另一个扭曲的国家治理模式，具体表现是：

　　首先，叶利钦执政后认为，政府是俄罗斯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要建立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势必要大力削减政府职能，结果造成了弱政府局面的形成[2]：第一，职能混乱、组成不合理。各级政府组织之间的职权划分很不科学，结构不平衡，其配置缺乏有效性。例如中央与地方，联邦中心与不同联邦主体分别签订权限条约的方式极大妨碍了建立一个垂直的、明确的国家行政系统；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经常进行权力争夺，职能混乱致使国家软弱。第二，职能转换意识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应为发展经济自由创造条件，但许多部门仍然带着浓厚的行政色 彩以计划经济的思维管理经济。第三，约束机制缺失。由于公务员制度的缺失，加之制度转轨引发的社会混乱，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十分严重。

　　其次是混乱的市场经济。独立后的俄罗斯政府从1992年年初开始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即“休克疗法”。盖达尔政府期间以价格自由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内容。切尔诺梅尔金时期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适应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的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价格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消除政府指导被认为可以迅速地以有效的市场体系代替中央计划经济。然而事实相反，这种做法产生了经济混乱并造成了 大规模的生产倒退，难以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

　　最后是不稳定的公民社会。叶利钦改革时期，俄罗斯的阶级分化迅速发展，许多权贵阶层大搞权力寻租，一些人一夜暴富，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日益形成。与此同时，凭借能力和机遇而艰难创业的其他有产者阶层在缓慢发展。新的阶级流动机制迅速形成，社会分层同时引发了社会贫富分化。1991年，俄罗斯20％的最低收入者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占全部货币收入的11．9％，20％的最富有者占30．7％。大规模私有化开始后，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98年，国民中10％的最富裕阶层所占有的货币收入占全部货币收入的33．8％。俄罗斯的阶级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大约占居民总数1．5％的原苏联权贵演变成了享有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20％～25％的居民成了中等收入阶层，70％～75％的居民成为贫困阶层[3]。广大人民群众在很长时期内除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之外，尚未感到经济转轨的好处，而且导致各种社会病态现象衍生[4]，社会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严重的阻碍。

　　扭曲的国家治理模式不仅没有解决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所造成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而且加速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全面倒退，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危机。

　　四 普京时期对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回归

　　2000年3月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通过总结“休克疗法”失败的教训，把“强有力的国家”、“有效的经济”和“俄罗斯思想”作为其执政的基本取向。普京总统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俄罗斯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光明的未 来。”[5]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适应俄罗斯国情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首先是强政府的构建。普京上台伊始，就提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以强化国家权威。普京以权力机关系统的现代化来为市场经济服务为目标进行行政改革，使国家机关成为落实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为此，他首先改革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削弱地方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在国家杜马普京通过中间派政党实际掌握议会多数，确保其与行政系统的合作，以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为遏制地方分裂势力，普京通过重新划分全国行政区域建立七大联邦区、设立总统全权代表及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预算资源的比例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了消除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政治体系，他采取了严惩腐败、打击犯罪、取缔影子经济等措施。普京的政治改革不是简单地对传统国家集权的恢复，而是向强有力的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对稳定俄罗斯的政治社会局面、发展俄罗斯经济奠定了政治基础。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培育。普京认为在新时期俄罗斯既不能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体制，也不能继续推行激进主义的经济方针，而是“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6]。这就使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走“第三条道路”或者称为“普京的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强国富民为总目标；决定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纲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具体措施包括：不断完善和改革金融体系；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保护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形式并存，公平竞争；加快经济结构改革；创造条件使俄罗斯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致力于保护国内市场等等。普京试图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 经济体制”[7]，以促使经济的复苏。

　　最后是社会秩序的治理。普京执政以后，在培育市场经济的同时，从社会与文化等各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避免国家与社会因制度变革陷入无政府状态，试图使俄罗斯社会从加速分化趋势回归国家秩序和稳定。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俄罗斯“迫切需要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但是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普京提出用已经存在的民主思想来整合全国各族人民，统一目标，整合俄罗斯社会陷入分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增进社会团结，强化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互动。

　　五 结论与启示

　　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表明，转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是有规律的。总的演进趋势是由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走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演进规律不仅可以全面而合理地解释转型国家的制度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得出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1．从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演进来看，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U形曲线特征，具体说就是俄罗斯的政府职能转换经历了一个由“全能政府”向“弱政府”再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俄罗斯的经济形态则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再到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俄罗斯的公民社会更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逐渐壮大的过程。

　　2．从演进趋势来看，在坚持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政治上实施权威主义，经济上走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一条既不盲目信奉自由主义，也不重新推行共产主义的第三种模式。这一模式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国家“权威主义”下的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3．虽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道路充满了曲折和困难，但却已经走上了具有俄罗斯特点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发展道路。

　　4．从全球化的世界趋势着眼，兼顾国际体系与国内政策和制度选择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刻体察转型国家在当前和未来的制度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准确把握转型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转轨的国际维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转轨本身就是全球化现象，它是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一个方面，而不仅是转轨国家国内力量博弈的结果，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博弈可为转轨国家提供 重要的动力来源、知识基础和长期的价值导向。”[8]

　　5．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渐进式改革是更为可取的方式。一个社会的信息、知识、制度资源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继承和保护现存的社会资源，维护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社会秩序与交易规则、避免信息和知识的不必要的破坏，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

　　6．强有力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从历史和逻辑来看，建立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径：一个是通过强大的外部力量彻底改造国内制度从而重新建立全新的制度。二是依靠转型国家经济与社会内在的力量，自发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于转型国家来说，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对畸形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改造显然是更加可行的途径。正如赫尔曼所说：没有一个国家，过去或现在，在没有政府对弱小工业的大规模的保护和津贴以及采取避免外部强大力量支配的方法的情况下，能实现经济持续腾飞和从经济落后向现代化转变[9]。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以一个具有较强的构建市场经济制度、培育和增进市场经济秩序能力的政府的存在为前提；否则，转型国家很容易落人一个“弱政府一弱市场”并存，并且相互强化的极端无序低效 的制度均衡陷阱之中。

　　(责任编辑 张红侠)

[1]张慧君：《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比较制度分析——以中欧和俄罗斯为例》，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2期。[2]朱可辛：《普京以来的俄罗斯行政改革》，载《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7期。[3]黄军甫：《社会结构变迁与俄罗斯政治转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4]郭连成：《俄罗斯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6页。[5]《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6]同上书，第13页。[7]许新：《重塑超级大国——俄罗斯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8]董海军：《转轨与国家制度能力——一种博弈论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9]程恩富等：《经济改革新思维——东欧俄罗斯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