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经济人”假设，把企业看做完全同质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把个人看做完全同质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从而在根本上排除了不同企业对资源配置和不同个人对商品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建立起古典经济学体系，大卫·李嘉图（Ravid Ricardo）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广泛地借用这一假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明确定义了“经济人”的概念，认为“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后，“经济人”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经济人”假设一般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完全理性。完全理性的个体能够列出全部备选方案，确定其中每一方案的结果，并对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评价，从而选出最优方案。第二，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人”，总是预先存在一个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利润函数或效用函数，追求选择行为的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第三，完全信息。对于“经济人”来说，不仅完全了解并掌握外部的经济环境与未来的可能状况，而且具有完全的认识能力，可以不需付出任何代价而获取全部信息来保证行为的确定性和行为结果的可知性。有了上述三个假设，“经济人”所面对的世界是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经济人”在面对不同备选方案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而所谓理性，则是指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实现指定的目标。当个体被看成理性的时候，其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所使用的手段与所追求的目标也相互适应，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依靠价格机制实现生产者均衡与消费者均衡，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个体被看做同质的。

然而，丰富的现实生活与理想的经济人假设存在一定差距，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复杂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促使经济学家创造和发展新的经济理论以适应现实，而寓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中的“经济人”假设受到了大量批评与修正。西蒙首先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认为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有限理性的存在一方面源于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另一方面源于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正是由于行为环境不确定、个体知识和理性能力的增加或价值观念的变化，经济人行为的目标会随之改变，从而经常性地调整决策行为。从“经济人”假设到“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越来越接近现实。

“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体现了对经济主体的共性的描述，在这两个假设中，经济主体是同质的，就像竞争性市场中的产品一样没有差别，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在同质性的前提下，个体的行为、性质或特征代表着整个人类的行为、性质或特征，因此经济学家不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区别是忽略不计的。然而，同质的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现实中的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同质的特征，而更多地体现为异质性。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由于经营规模、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差异，生产效率是不同的；作为经济主体的消费者由于遗传基因、教育和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个人偏好和选择是不同的。因此，经济主体是异质的，具体包括企业的异质性和人的异质性。

对于企业异质性产生的根源，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潘罗斯从企业内生成长及其知识积累的角度考察了企业的本质和行为，认为每个企业的知识积累都是独特的，在企业将知识进行内部化和联合化的过程中，正规知识被转换为非正式的和非公开的隐性知识，即关联的和正式的知识以解决某一问题的最佳方式转化为程序化的与富有针对性的意会知识，这种知识积累的独特性决定了不同企业组织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效率水平。纳尔逊和温特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限制是知识和能力的不完全性，如果将企业看做在任何给定时间内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的生产者，即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那么企业的知识和能力将随着外在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可以看出，学者们普遍把企业内生性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做企业竞争行为的基础及利润的来源，知识和能力构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复杂性的作用，每个企业内部长期积累的知识与能力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默示性知识必须建立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之上，其他企业难以通过公开市场购买获得。因此，企业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来源于组织内部长期积累的知识和能力的差异。

人类是大千世界和物质范畴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异质性主要源自遗传基因的不同而导致的天赋异质性和影响后天素质形成的成长环境异质性。从消费者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的异质性着重体现为偏好异质性。人的偏好源自消费需要，从消费需要满足的顺序来看，可以分为基本生活需要和全面发展需要，前者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保证人的生存，后者是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保证人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与运用。从消费需要的途径来看，可以分为个人消费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从消费需要的实际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从消费需要的载体看，可以分为实物需要与劳务需要。正是基于人的消费需要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消费需要的实现途径、内容、载体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作为消费者的人们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便会产生偏好的异质性。

对于经济个体异质性的衡量，大概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宏观角度将整个经济体分成几类群体，通过不同群体所占比重的分布情况显示经济的异质性，分布越均匀就具有越强的异质性；二是从微观层面考察经济个体之间某些特征的差异化程度，以反映经济体内部的异质性。

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多用来衡量产业集中度，指数范围为[0,1]，越接近1，表示产业集中度越高，则产业集中度越小。有学者用1减去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表示经济体的异质性，公式为：

式中，Hi表示经济体内部的异质性，eij为整个经济体i中某类群体j所占的份额，n为群体总数，该指数值越大，说明异质性越强。

也有学者在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的基础上，利用该指数的倒数来衡量经济体的差异化程度：

同样，eij为整个经济体i中某类群体j所占的份额，该指标值越大，表示经济体的异质性程度越高。

熵指标是经济多样性拟合优度类指标之一。区域经济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熵指标来衡量经济多样化程度。熵指标为经济异质性的衡量提供了一个灵活而有力的分析工具。熵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EIi表示异质性程度，eij为经济体i中第j类群体在总量中所占份额，n为群体总数。若整个经济体只有一类个体，即Sij=1，则熵指标值就为0；若许多类群体均匀分布，则熵指标值最大，表示异质性程度最高。

微观角度的异质性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生物进化论的启发，从物理学和生物学角度展开，主要包括多元属性法、特征权重法和欧氏距离法三种。

内林（Nehring）运用多元属性法描述异质性，通过分离物种的不同特性来探索这些特性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物种某一特性出现的概率越小，该特性在种群中越不具有普遍性，从而形成了物种间的异质性。利用多元属性法衡量异质性的方程为：

式中，集合S表示物种，其异质性V由该物种所拥有的特性（A）出现的频率表示（；X是物种的一个有限域）。函数λ∶A→λA是指与异质性V相关的衡量特性权重的函数，λA可以理解为特性（A）的相对重要性，表示权重非零的特性的集合。由此，按照每一物种所独有的特性权重来判断该物种对种群异质性的贡献。

斯特林（Stirling）将子系统间的多样性、均衡以及差距加以考虑，提出衡量异质性的特征权重法，其公式为：

式中，异质性由表征企业特性的不同指标之间差距的权重之和来测定，这些指标包括投资组合、科研费用支出等。不同指标之间的差异，通过dij和两个权重pi，pj来表示，dij表示差异组合，pi是特征i的相对权数，pj为特征j的相对权数，pi和pj分别代表两个特征平衡时的权重。

马丁·沃尔特（Martin Woerter）在上述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员工受教育程度、出口行为和科研强度等指标纳入企业异质性衡量中来，认为这些描述企业特性的指标之间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惯例与创新行为，因而选择欧氏距离法测量行业的异质性：

式中，DIV表示行业（S）的异质性，j表示任意行业内两个不同企业X和Y的所有可能组合，Xi和Yi分别表示两个企业的同一特性，由此计算某一行业中所有可能的企业特性组合之间的欧氏距离，欧氏距离之和即表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在现有三种衡量异质性的主要方法中，马丁的欧氏距离法相对更加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