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当代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8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2017年3月22日，澳门大学向贾平凹颁授了荣誉博士学位。

作家要始终建立对社会的新鲜感

作家其实是有定数的，我只能写乡土一类的作品。每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怀有雄心，不想把小说写成小玩意。我总想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状况，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

黎峰：2016年底，我看到媒体在报道你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时，说你正创作长篇小说《秦岭志》。这是你第17部长篇，目前进展如何？和你以前的长篇的区别在哪里？

贾平凹：这个小说依然是有关秦岭的故事，有30万字，算是我这几年来比较长的一个。初稿已经写完了，现在在誊写。进行得慢，也就宽慰自己说，慢工出细活。出版那就大概要到下半年了吧。跟以往的比，有变化，也没变化。写法上肯定有所区别，但还是看得出是我写的。作家其实是有定数的，我只能写乡土一类的作品。从我的写作习惯来说，我的风格不是特别激烈，我也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追求有个整体的意象，注意精神和气韵这些。每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怀有雄心，不想把小说写成小玩意。我总想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状况，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有人说过，好作品用两句话就能说清；也有人说，好作品咋说也说不清。我觉得最好是尽量用两句话把故事情节说清，但内涵上最好啥也说不清，就是淡淡地把一些事情说出来，让读者去判断。文学它主要是靠语言的力量、靠意思来打动人，故事、形式毕竟服务于内容。

黎峰：陕南就是你写作的“革命根据地”了。现在往乡下跑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贾平凹：在1970年代到80年代往乡下跑的时候，那个时间没有名声，没有人接待你，就是自己到一个旅馆住，或者是到哪个饭馆吃饭。到后来，也有些名气了，好多人愿意接待你，但是接待一个是生活方面的，再一个是应酬太多，整天是吃饭、照相，说一些应酬话，浪费的时间也多了。这些年，我把每部长篇写完就下去，基本上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我愿意住在哪儿就是哪儿，愿意看什么就是什么，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又回到七八十年代下乡那种状况。我觉得特别好，确实收获特别大。能看到好多东西，能听到好多东西。整天在乡下，那种乡下的饭我也喜欢吃，过得特别充实。

除了深入最基层的农村了解生活，我还每年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了解大都市最时尚最前沿的东西，用两头来把握中国的目前，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整个社会，尤其是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因为很多人出去打工，他们的生活就在城市和农村的两头摇摆，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喜欢城市，但是又融入不了大都市。现在农民的生活，和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回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

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

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

黎峰：从1952年出生，到1972年上大学离开，你在陕南农村生活了20年。你曾经说对故乡是“又爱又恨”。你的爱恨具体是什么？

贾平凹：那个爱恨说不清楚。20岁以前，我在乡下生活，确实是很憎恨农村的那种生活，原来贫困的日子，农村那种现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又很留恋，对故乡又恨又爱的，有这种复杂的感情。那个时候在乡下，苦难特别多。“文革”一来，我上到初中二年级前半学期就停课了。学校放了长假，我被划为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回到了棣花，成了农民。要按那个年龄段那个经历，在农民里我也属于知识青年，但是现在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中国对知识青年只限定到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去锻炼当农民的那一批人，才叫知识青年。而回乡，就是家本身就在农村，但是他又在上学，回到家乡的，他就不承认你是知识青年。我的家原本在乡下，本来就是农民，像我就属于回乡青年，不叫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比下乡青年似乎在人们的概念中要低人一等，社会也不关心这些人。十三四岁的孩子，回到农村就要像大人一样劳动。在生产队干满一天活，当时正常情况下，一个男劳力每天可挣十分工，女的也能挣到七八分工。我只给记三分工，一天挣6分钱，也吃不饱。

再一个是我的父亲。解放前，他在西安教书，胡宗南撤退前，在西安作过一次报告。国民党为了冒充数字，把各个学校所有的花名册名单集体给送上去，说是参加那个会的。其实父亲并没有参加，人家把他名字写上去了。“文革”中，把这次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父亲就被打成特务分子，被开除公职。我父亲原来是国家教师，挣工资，工资还比较高，在我那个村子还是小康人家，日子过得好着呢。但突然成了“反革命”，政治上、经济上一下子就给推下来，变成人下人了。那种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

黎峰：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怎样影响了你的人生？

贾平凹：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那几年，我在农村唯一的愿望就是出去参加工作。当时城市里的单位来招收技术工人，肯定没有我了，不可能叫个“反革命”子女去当工人。后来收公路上的养路工，整天拿个锹铲一下地面，我也报名，但是也没有收我。后来部队征兵，我又去报名，也不让我去。你表现再优秀，在选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学校招收民办教师，我也报过名，也没有我。后来学校一个老师回家生小孩，临时让我代课。等人家把产期休完以后，我就代不成课了。我原来是基干民兵，因为当时准备和苏联打仗，农村的年轻人都加入民兵组织，整天训练。开头我在民兵连里当文书，因为我字写得好，后来我父亲一出事，就把我赶出来了。

到学大寨修水利，我们那儿修一个大型水库，年轻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挣工分。当时别人都去水库劳动，我被留在村子里和妇女一块劳动。后来我听从水库工地回来的人讲，工地上需要一个搞宣传、写字的。我听说以后，就主动跑去了。记得那天下着特别大的雨，我拿了一些干粮，去干了三天活。特别累，就是从大坝下面扛石头，扛到大坝上。你要扛够多少立方，才能挣他那个工分。我当时在工地指挥部每天晃来晃去的，想引起人家注意。后来工地指挥部的人就发现我了，说，你来了，那你给咱去刷一下标语吧。刷标语就是在山崖的大石头上刷那些“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大型标语。我拎着大红漆桶子，握着大排笔满山写标语。他们觉得写得不错，就把我留下来，在工地上办简报。当时办工地简报的有两个人，我进去给人家帮忙了一段时间，那两人就干其他的事了，后来就我一个人。可以说，我既是编辑，也是发行员，也是宣传员。每天到工地上去采访，回来写东西，然后在蜡纸上刻，拿油印机子印。然后到工地上再散发，再拿大喇叭念这个稿子。

黎峰：看你原来的访谈，你说自己一直都不太顺，这个不顺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贾平凹：从整体上来看，包括一段一段地来看，都不太顺。我生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小时候日子特别苦。到十三四岁，“文革”又来了，我经历过镇反、反右、公社化、“文革”、上山下乡、计划生育……我没有参加打砸抢，只是个旁观者，但也是亲历者。特别是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种苦难经历很难带来多少昂扬的东西，不像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那样慷慨激昂。青年时期又得了几场大病，几乎年年住院，三十岁时还差一点就死掉了。肝病一直折磨着我，到了快五十岁，才慢慢好起来。再有一个就是人生里的一些重大事情，家庭呀，老人孩子呀，事情多。再一个是创作上的，《废都》带来的灾难多，多得啥也做不成。所以说，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

所以我对于人生不是看得很欢乐，这和我的个人情况有关系。另一个是性格有问题，现在外面看起来还可以，但磨练了数十年才达到这程度。现在还是人一多就不行，不愿意见人，性格内向、孤僻一点。咱又不是相貌堂堂，个子又不高，形成自卑感。很小的时候，家庭受到政治冲击，属于“可教（育）子女”，比“狗崽子”好一点。各种原因导致我这种不是开阔的、开朗的、光明的个性，但也决不是阴暗的。它不是生机勃发的，一般是收敛的、内敛的、内向的、拘谨的、敏感的，也有悲凉、伤感、无奈，这种性格发展得好可以达到放达、旷达，但绝对达不到昂扬、慷慨，发展得不好就是孤僻、刻毒。

总体上感觉，人生苦难得很，对人来说，小段小段的，它有它的欢乐在里头，但总体来说它不是欢乐的。农村有句话，说是年儿好过，月儿好过，日子难过。这每一天它都难过，这每一天都得要过去，你还得活下去，你总不能成天愁眉苦脸的。人这一生就是很矛盾的，很无奈地跟着人家随大流走。别人怎么走你就得走，你不走就不行。就像“文革”，你不去上街游行，你感觉自己都不是个人了，潮流到了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不停地有对抗，但是最后它还是没办法的。

所以说，一个人的一生太渺小了，不是说对大自然相对而言，它是渺小的。包括这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