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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欢迎来到网易文创 · 人间工作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联合主办的 “奔跑在数字时代” 征文大赛终审评委访谈特别节目。本次大赛分为虚构组和非虚构组，自3月24日至12月30日面向全社会开放征稿，详情及投稿方式可查看页面下方的链接。

为了让参赛者和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大赛，我们与特邀评委团的评委进行了对谈。在对谈中，评委老师们不仅从“道”的层面为大家解析了征文的内容和方向，同时也从“术”的层面，就写作本身可能遇到的困惑、难题，给大家提供了具有实操性的建议。

特邀评委团的评委都是来自文学界知名的批评家、作家和教授。除了对征文活动的内容和方向进行解析，他们还从自己的专业与兴趣出发，聊到了更广泛的话题，如北京与故乡、自我与世界、城市与生活、女性主义以及当下热门的ChatGPT等等。

不论您是参赛者、文学爱好者还是普通读者，相信这些对谈都将是与您有趣且不负时光的相遇。

本期嘉宾：徐晨亮

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主编。曾任《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关于本次征文写作，徐晨亮老师表示希望能看到是能够有一定历史的纵深感的作品，作者能够立足个体经验，“用深描的方式去讲述信息科技带来给我们的变化”。

作为《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老师从编辑的角度，又建议作者写完作品后，要从作者、编辑、读者这三个视角切换，去发现自己作品的局限性。在谈到非虚构写作时，徐晨亮老师表示希望作者能够打破对"我"的执着，将目光投向身边和远方的故事。

最后，对于正在写作或即将写作的人来说，徐晨亮老师说，发表或出版只是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动笔写作，最终的作品将是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跳出单向度的书写，立足个体经验深描变化

沈燕妮：当听到“奔跑在数字时代”这个征文主题时，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徐晨亮：刚看到这个题目，脑子里面跳出一个2000年前后特别流行的词，叫“信息高速公路”。

我们这一代人最早对于互联网的印象，最早认知的互联网带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都跟这个词有关。那时候，“信息高速公路”属于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价值观的快车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其中的。首先你得有能够登上高速公路的交通工具，然后你要有一定的技能。所以当时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生活愿景，是只属于少数人的。

而今天我们再去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互联网已经充分影响到每个个体了。整个时代都被信息技术所改变，不只是影响跟互联网行业密切相关的那些职业。基本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深深地被它渗透。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奔跑”，它有一种肉身感，我们的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些很复杂的工具，不需要中介，就像一辆信息化时代的汽车奔跑在高速公路上，而是说我们全部的身心已经沉浸在数字化氛围里面。有时候也因为时代运转得太快，我们被迫要追上什么或者被什么所驱动着，要在这个时代奔跑。

“奔跑在数字时代”和“信息高速公路”，两种说法背后是不同的想象，之间的差异恰好体现了时代的变化。

沈燕妮：如果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选题上什么样的来稿会比较吸引您的注意？

徐晨亮：首先，我特别想看到的作品，能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以个人化的视角，对新世纪以来的种种变化有所梳理。这些变化是特别值得书写的，而很多细节，很多历史转弯的曲折之处，并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呈现。

当代文学既有的一些主题，比如说乡土文学、个人成长，或者校园生活、职场生活、家庭婚姻等等，其实都和数字时代的影响相关。

比如乡土文学，它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有悠久的创作谱系。但乡村生活在信息科技的推动下也有很多新的变化。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稿子，作者写到，以前村里有什么事都靠广播站的喇叭通知，而现在全都被搬到了微信上，一个村就变成了一个微信群。群主是村长或者村主任，很多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一样可以通过微信群参与到家乡生活里面去。以前一些邻里之间或者亲人之间的争吵，现在也变成了微信互动，比如村主任发一个红包，然后布置工作。这些变化很有意思，自然而然地带有文学价值和认知价值。

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每一个细分的题材，特定社会生活领域里，作者能用深描的方式去讲述信息科技带给我们的变化，把那个过程里的多个层面描绘出来。

比如过去很缓慢的东西，由于信息科技的推动，可以变得更快——这还只是一个单向度的描述，时空感知的变化事实上是多向度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到，他每次在手机上登录软件，输入密码之后有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种共同的生活感知——为了使用那些软件，其实我们整个生活的速度已经被影响了，在“快”的同时又多出来很多碎片时间。

另外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让我们更便捷地与他人交流，但是美国社会学家雪莉 · 特克尔写过一本书叫《群体性孤独》。她说在有了这么多社交媒体之后，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虽然有这么多跟人交流的途径，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反而会减少，那种有效的真实的互动在减少。我觉得这就是多维度地看一个事情，并不是只看到它快的、便捷的部分，也要看到我们为了快和便捷而付出的代价。

沈燕妮：我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如果落到小说，尤其是落到文学作品里面，写太近、太写实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文学性表达，相互之间是矛盾的吗？

徐晨亮：我觉得不会。只要文学立足的还是个体的生命感受或者现实经验，不是从社会学或者传播学的角度用个体经验作为案例去说明技术带来的影响，而是把这些影响变成现实生活中人物处境的一部分。

比如说家庭关系，很多时候人们说，原生家庭会对个体产生重大的牵引、塑造的作用。现在很多家庭内部都用微信群来交流，家庭关系也和媒介捆绑在一起了。这种体验可能你我都会有，只不过在小说里呈现它的时候，要看能不能把媒介变成推动小说情节的重要线索，融入作品的架构里面。

过去的爱情小说，很重要的一类就是书信体，书信的表达和传递，书信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理解和误解的过程，都会变成推动情节的元素。那么现在很简单，微信变成当代人情感沟通的途径，它让理解更为便捷，也反过来造成了很多误解，这种理解和误解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组合。如果我们再去写当下的情感故事，不可避免地要运用这种交流方式作为情节要素，自然而然地，也把信息化时代这样一个主题和小说叙事连接在一起。

吸引我们编辑的部分往往在于，能不能写出这种新的媒介环境下，那些恒定价值的变化。就是人们基本的情感反应，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等恒定的感情，由新的媒介去触发，由新的传播途径去传播，这个过程中微小而隐秘的变化，这是我们选择稿件的时候会特别关注的。

沈燕妮：作为《当代》杂志的主编，您会接触到大量青年作者的作品，从您的角度来看，青年作家目前的写作现状和趋势是什么？

徐晨亮：从和我同龄的70后、80后年轻时的作品，到现在更多的85后、90后，我一直在跟踪和阅读。我觉得在审美或者风格取向上，可能还没有那种根本性的、断裂式的这种变化。就像莫言、余华、苏童那一代作家出现的时候，跟前一代作家之间，在文学资源、审美意识、对小说的理解方面是存在革命性的变化的。而从70后到90后这几代的写作者，在文学价值观上，我感觉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变化。

2019年，我在另外一家杂志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个关于青年作家的问卷调查，访问了100多个85后和90后的作家，提出了一些关于文学价值观以及个人写作之路的问题，也问到哪些作家对他们影响最大。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年轻朋友写的名单，发现大家经常提到的，比如说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余华，其实跟更年长的几代作家差别不是特别大。

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可能里面会多一些类型文学，诸如科幻小说、奇幻小说、悬疑推理小说，或者动漫。所以一些年轻朋友写的小说里面，自然而然地会有相关元素，文学审美上的来源更为多元化。

在作者、编辑、读者三个视角切换，才能发现自己的作品的局限性

沈燕妮：您更注重评价作品的哪些方面，创意、结构、故事、人物还是语言？对于参赛作品，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徐晨亮：前面说的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判断作品的标准，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个体的生命经验的激活。

文学写作其实只是多种媒介传播形式或者写作样式之一，我们获取信息的时候还有各种新闻媒体，对某一个事件希望有所了解，也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等种种视角去剖析它、呈现它。

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带入了个体的经验，而且在书写个体经验的过程中，能够把写作者潜藏在内心的那些沉睡的经验唤醒、激活。这样的作品往往能够把读者也带入其中，甚至通过共情和共鸣，帮助读者也把自己沉睡的经验激活，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以文字传达时，写作者的声音会赋予作品温度，带有个人的语调，而非公文那种纯粹的信息传递。不论是非虚构还是虚构作品都一样，只是在叙述方式上可能会有所变化，从一个文学杂志编辑的角度来讲，可能更看重讲述者自身的那种嗓音。

沈燕妮：我记得当时咱们跟小杜聊天的那一次（徐晨亮x小杜x沈燕妮：《一场非虚构与虚构的双人舞》），关于他养猴子的故事您曾经提过，如果这个故事用小说改，我们可能会换一个视角，用另一个视角来进行一个辅线的补充。徐老师提出的就是，小说真正的操作层面上，思路很点睛，视角转换让整个小说的空间感变得非常的立体，然后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有技巧的吗？还是直觉。

徐晨亮：它一定是有规律的，但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现在有很多讲创意写作的书，它会告诉你小说结构有多少种模式，小说开头有多少种方法，小说结尾有多少种方法。其实通过大量的阅读，没有人都可以提炼总结，有这样一些书帮助我们提炼和分析，当然是好事。但对于你要写的故事而言，并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需要在这么多已有的模式里面，去寻找最适合你的方法。

我们写完了一个自己特别希望表达的故事之后，最好先把它放一放，沉淀下来，换一个视角去看，比如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或者代入编辑的角色，看看这个故事有没有另外一种讲述方式。很多时候，小说需要反复修改打磨，很多成功的作品在作者写完初稿之后甚至可能推翻重写。

可能本来小说是用一个当事人的视角去叙述的，而当事人的视角天然会带有某种限定性。因此，在小说推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单一视角是不够用的。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作家，喜欢多个视点人物的叙述。这需要脑子里有一个框架，像导演一样有全局视角，除了作为视点人物的叙事者所看到的部分之外，心里要清楚他看不到的部分发生的是什么。

其实我不建议初学写作者设定太多视角，进行太频繁的转换。这当然是让小说的表意层次更丰富的有效手段，但是它确实需要练习。很多时候写作者不自觉地就把一些人物此时此刻还不知道的情节带入叙述里面去了，明显的，就是没有把作者的导演视角和角色的限制性视角区分开。

当然，限制性视角如果运用巧妙，会产生特别好的审美效果。比如一些儿童视角的小说，用天真无邪的孩子视角去叙述眼前正在发生的，可能很重大、很严肃或是很残酷的事情，但孩子不知道此刻大人们正在经历什么，这就产生了艺术上的张力和冲击力。

破除对于“我”的执着，将目光投向附近与远方

沈燕妮：这次征文分为虚构组和非虚构组，您认为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徐晨亮：从文学杂志的角度看，“非虚构”这样一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是有意和传统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相区分的，另一方面，当时的倡导者觉得小说似乎没能很好地完成呈现时代生活的使命——作品里呈现出来的人物类型也好，或者是人物的生活空间也好，相对于我们看到的大千世界来讲还比较狭窄。

我自己这些年做编辑，也有这种感觉。有些小说家写的人物，不管是什么样的出身背景，什么样的职业，他的思维方式或言谈风格都像文学青年，其实也就是作者自身的趣味。

所以，“非虚构”的提法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希望作家能够尽量破除对于“我”的执着，尽量地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鲁迅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包括正在我们眼前和脚下发生的中国社会多层面的变局。可能有很多还没被看到的人物，没有被讲述的故事，没有被关注的话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年很多优秀的非虚构作家，梁鸿老师、袁凌老师等等，做了很出色的探索。包括最近《当代》杂志准备刊发的黄灯老师《我的二本学生》的续作《漫长的家访》。

前面说，非虚构是一种视野上、空间上的拓展，而回到文学性上，很有意思，它又必须仰赖于个人视角，或者观察主体的存在。我自己看其他文体作品的时候，特别看重叙述的声音里有没有个人的腔调，其实，非虚构作品最终呈现的也还是个人化的真实。

沈燕妮：我的故事“我”是核心，“我”来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他们在我身边的运行的轨迹。

徐晨亮：这种揭示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说，为了揭示“我”眼中的世界，先需要打破“我”固有的那些成见。

举个具体的例子，这几年大家很关注快递员或者外卖骑手等群体。算法系统里面的骑手可能跟我们天天都会打交道，如果没有真正地把目光投向那里，可能就在手机上摁几个键，然后过一会儿外卖就自动放在家门口了，外卖小哥是在我的视野里是不存在的，但他其实是跟我有关系的。

“非虚构”不同于前面讲的文学潮流的重要立足点就在于，我们需要把视野投向这些和我们发生真实关系，但平常我们视而不见的人，去了解他们、倾听他们、记录他们的故事。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视角带来的局限性，可能在倾听记录的过程中，也会带入一些个人经验。

但是文学的立场就在于，写作者不是把这些群体当成社会学的案例、数据或表格里面的分子或者分母去分析，而是说我们承认他是一个有独特故事的独特个体，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和他之间有一定的共情的联系。这个部分有很多可挖掘的。

沈燕妮：作为非虚构编辑，我们也常常面对两类作者。

有一部分作者是带着传统报告文学的视角来进入到非虚构写作的，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本职工作是警察医生之类的作者，他们是不太会带着自己的经验和“局限性”放到文章里面的。作为编辑常常是劝大家说，放心地把自己的这些东西、这些“私货”夹到你的文章里面，多带一些你个人的想法。

还有一种作者，从另一个路径走过来，他可能是从写散文、日记这类纯粹表达自己心情的文体开始的，写出的非虚构作品就会事件说得较少，更多还是看向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要把门打开，心打开，我们去看看外在的世界，多去了解他们，而不是自我的表达，很明显有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径走向。

徐晨亮：非虚构写作者一样是有多重的来源。现在互联网平台上，像给“网易人间”投稿的作者里，可能一部分人的写作初衷在于说要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觉得自己的故事里面有很多传奇性，特别想跟人分享。还有一些是属于新闻、特稿或社会学等领域经过训练的写作者，他们会写与自己相关的人生故事，也会进行各种调查和访谈。另外，还有一类作者的写作动机源于自己的职业。

我觉得如此丰富的人群聚集在这样一个平台，非常有意思，通过碰撞和交流，每个人都会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自我更新和变革，意识到自己更多元的可能性。

对于特定职业的作者，我也非常关注。比如，最早在“人间”平台上看到深蓝，他以警察身份写作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我也看到了医生、律师等不同职业身份的人所写的作品，都非常令人难忘。与传统文学作品中刻板套路化的故事不同，这些作品呈现出了独特的风格。

如果从写作者个人的成长性来讲，确实需要好好地思考，自身职业对写作来讲，一定会提供推动力，但一定也形成了有形或无形的屏障，需要去克服。

同时，每个人的职业身份只是个体身份属性之一。比如我是一个编辑，一个男性的编辑，一个在北方的男性的编辑，等等，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身份的叠加。我没有办法去代替整体的编辑行业，我的判断不代表一个职业整体。

写作这件事情，就在于说首先要承认我们存在个人偏见，然后好好去思考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和我的偏见形成一种有效的关系。这个偏见帮助我们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我又不会被我的偏见完全地束缚住，以至于说认为我眼中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全部。

沈燕妮：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性处理的一个点，尤其是在非虚构写作中。

徐晨亮：它其实是一个需要实践的过程。包括这几年在文学界也好，或者在广义的媒体上，都在讨论性别议题，我觉得这跟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有一部分是有交集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要意识到，大部分人可能会先天地限定在某种性别的角色里面去看待世界。如果意识不到自身认知框架带来的限制，有可能我们对于世界或者周边的人都会有种误解。与此有关很多讨论不用去重复，但是我想大部分人最终又很难跳脱，不管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总还是要回到这个框架里面，去和我们周遭的人和世界发生关系，不可能真正跳脱出来，站在一个超性别的立场上。

职业身份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两个人前面聊了很多，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编辑的角色，有意无意会放大或者是更为强调编辑在写作当中扮演的角色。这一定有我们的职业偏见在里面。但是对于可能看到我们这段交流或者听到我们这段交流的朋友，这一段分享可能提供给他们一种不一样的视角，让他们意识到一些自己以前没有注意的问题，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职业偏见的存在。

沈燕妮：其实是一种多维度的自洽。你跟你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自洽、职业角色的自洽，和写作怎么样去呈现或者不呈现某些东西的自洽。

对人物的某种程度上的“不理解”，是好作品的驱动力

沈燕妮：我们征文的虚构类的征文里有一分类是“北京青年”，希望作者们写写在北京生活奋斗的故事。想问问徐老师，今天的年轻作家在地域写作的主题上有什么特点？

徐晨亮：我觉得地域写作在这几年随着“地方性”的问题又成为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包括前几天我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个专题叫“讲述南方”，它前几年做了一个主题叫“讲述东北”。这几年文学批评界也有类似的说法，杨庆祥、陈培浩等一批优秀的批评家都写过文章，《南方文坛》等杂志也都发起过“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分析了一些来自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年轻写作者，他们的作品中传递出不同以往的对于历史、对于自然的想象力，也带给我们对于南方的不同认识。

从地域性写作的角度看，通过寻找个人的文化基因，个人成长经历、文化经验里面特殊的地域性，会激发出一种超越标准汉语或者是普通话叙事，在惯有文学套路之外的新的表达可能性。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故事，有一些山川地貌和人情风俗，只能用地方口音去表达，换成标准语言或者普通话反而很难呈现。

沈燕妮：我把它称之为走出人教版语文书全国统一版本之后，我们去寻找自己的语文的根。

徐晨亮：包括前面说的东北或者是“新南方”，有人可能会把它当成一种潮流，但是我相信这些写作者并不一定是为了给自己贴上那个标签，或者觉得这一面旗帜会比较显眼，都要投奔到这个旗帜底下去。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是在探寻个人经验的表达路径时，自然而然地就走向了一种更具地方性的方式，特别是触及那些被遮蔽着的，或者标准化的叙事和文学审美语言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

回到北京，北京本身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和综合体，吸引了大量携带着各种各样文化基因的人聚集在这里。正是这种混杂性、多元性和流动性，使得北京成为一个独特的地方。这些方面都是值得被书写的地域经验。

前两年，因为隔离管控的种种措施，给大家生活带来不便。这时，大家突然会意识到原来每天上班是跨越了很多有形或无形的边界，每天上班的路就是一个跨越区域的旅程等等，类似这样，我觉得可表述的经验还是很多。

另外，我们也可以回到“数字时代”这个话题上。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它给我们带来了抹平差异、消除隔离的愿景。这种理想境界让人们相信，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表达自己。但是随着这些年对互联网的重新审视，我们意识到互联网不仅包含了各种隔阂、距离、界限和差异，它也创造了新的隔阂和差异，对吧？

在这其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值得探索和挖掘的选题。

沈燕妮：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年轻女作者，她们会去写一些身边的女性，这些女性是她熟悉的女同学或者是朋友，有点像石一枫老师写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年轻时是同学的时候是一种状态，但是后来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她变得不一样了，她去追求了不一样的人生方式，对她可能有一些不理解，但是也不至于批判。因为作为一个作者，大家只是写我认识的朋友。

包括我们马上要在新经典出的《五爱市场》，它可能没有这么互联网化，写的五爱街大卖场里面的卖灯、卖衣服的女人们，但是这种写自己身边的人物在当下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只要写得足够深入，足够有细节。

徐晨亮：你刚才说到了几个词，一个就是“深入”，一个叫做“理解”和“不理解”，也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其实我是没有答案的。

我经常也和一些作者在聊，要写好一个人物，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作品，真正驱动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理解他，还是因为我不理解他呢？

看了一些作品后，你会发现，对人物的那种好奇心，或者某种程度上“不理解”，反而会成为一个好作品背后的重要驱动力。因为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理解”，其实是包含了某种现成的叙事套路在里面。我们认为我们理解某一个人，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借用了其他人理解另外一些个体的方式。

比如，简单地说，所有的杀人犯都是反社会、孤僻人格吗？这就是一种特别套路化的理解路径。其实很多时候，即便是身边的人能有真实接触的人，我们可能也不自觉地会用那种套路化的路径去理解他，所以需要不断地去打破这种东西对我们的束缚，利用我们的“不理解”或者是我们的疑问，当成一根杠杆，去达成新的更完整的理解。

沈燕妮：非虚构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很多作者会问说，我记录我的个人经历，这件事情它的价值在哪，我把它写下来、公开，自己就会先问我自己，大家希望从我的作品里得到什么呢？或者说我这个作品给大家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徐晨亮：对，这是广义上的写作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所谓的现代文学或者是当代文学，它的古代形态是一种精英结构，识文断字并能够写作的人，几乎都是所谓的精英。

今天大家都受过一定的教育，都有自我表达的基本能力之后，再去谈文学，每个人都可以讲述记录自己身边的故事，但是这种记录本身并不见得都有可读性。

前些年很多人写博客，然后这些年也有一些人写自己的微信公号，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是身边的人读，也挺好看，这种记录本身对于写作的人和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有意义。

但是文学的意义一定在于公共性，同时又是往自己内心深处挖掘，从最个人化的表达里面能够产生出公共性，这其实是文学和一般的自我表达的区别，这个部分是和非虚构和虚构之间的边界没有关系的。

只不过小说从个人化表达去抵达公共性的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各种各样的现成模式和路径，契诃夫的，汪曾祺的，沈从文的方式，等等。反而在非虚构领域里面，你会发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受新闻特稿的影响，偏重公共性，要么就是所谓“老百姓记录自己的故事”，视角过于个人化了。作者需要在这两个极端中寻求平衡点。

写作者最终的作品是更完整的自己

沈燕妮：想请徐老师在最后给我们的参赛者一些鼓励。

徐晨亮：我们特别愿意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写作者，因为我们自己的杂志叫做《当代》，要想更完整、更全面地理解当代生活，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写作者的共同努力，不管是专业的作家，还是那些带着各自的饱满表达的热情和丰富生活阅历积累的新鲜面孔，包括年轻的写作者，包括来自不同行业的写作者。

作为文学期刊的角度来讲，特别感兴趣的就在于，如何在文学的恒久、普遍的价值和当下生活提供的丰富性和多变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作为具体的写作者而言，要在个人表达和公共情感的唤醒之间形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永远是动态的，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次写作的过程，或者是一个个具体的主题里面去呈现的。

在这方面，文学编辑也需要扩大视野，我觉得参与人间平台的一些活动，包括征文评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视野扩展。

我也期待看到写作者不管是写作的完成，乃至后续的跟平台、编辑，包括未来跟刊物的互动当中，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跃进，让自己的生命更完整。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写作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单向过程，它也是通过一次次具体的实践，帮助个人进一步成长的过程。在这里面传播、发表、出版只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终我们所收获的不只是一部部在网络平台、杂志或者是图书形式出版的作品，可能对一个写作者来讲，最终的作品是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作者：人间编辑部

题图：《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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