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林震是一个22岁的单纯、热情、有理想、有干劲的年轻人。由于表现好，从小学校调进了区委组织部。当他在一个“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的残冬前来报到的时候，对党的区委领导机关充满了敬意和“神圣的憧憬”。但是，区委组织部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伟大、纯洁和美好。主持组织部工作的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但他责任感和工作热情衰退了，成了一个冷漠的“老油条”。他有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林震的顶头上司是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韩常新外表讲究风度，“给人一种了不起的印象”，他对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兴趣不大，却能说会道，特别有一套按照上级胃口写圆滑虚夸文字材料的本事。林震和韩常新、刘世吾很快产生冲突，冲突主要发生在解决通华麻袋厂官僚主义问题上。厂长王清泉是一个问题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上班时间下棋，对工作不负责任，作风跋扈，对党支部和群众的意见不予理睬。林震认为应该立即解决，并参与支持了麻袋厂工人反对王清泉的行动。韩常新、刘世吾完全了解麻袋厂的严重情况，但韩常新关心的不是抓紧教育纠正王清泉，他的兴奋点完全落在写一份漂亮中看的党建简报上，以娴熟的手笔和很高的效率，写出了一份关于麻袋厂党建工作取得成绩的文章。刘世吾则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便采取“拖”的办法。直到两个月后党报发表麻袋厂的人民来信，揭露了问题，这时刘世吾才认为时机成熟了，雷厉风行地解决了王清泉的问题。组织部里只有一位“苍白而美丽”的女性赵慧文，与林震心曲相通，但比林震柔弱些。他俩交换对组织部缺点的看法，互相鼓励，还一起听音乐、煮荸荠、欣赏油画和春夜清雅的槐花香气。林震不能容忍党的领导机关有缺点，便在区委常委会上，尖锐批评组织部的问题，与韩常新、刘世吾发生争论。小说最后，已是初夏，林震勇敢地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的大门，期望通过更高的上级来纠正组织部的缺点……

从小说的情节看，王蒙写的是一个初出茅庐、显得稚嫩的年轻人，刚走进新的单位，在工作上和情感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并同工作上的挫折抗争的故事。王蒙的同情心显然站在林震一边，但王蒙批评的锋芒，并不仅仅对着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地方是通华麻袋厂，代表人物是厂长王清泉。而王蒙的笔墨，重点是放在对组织部的描写上的。王蒙坚持使用原名“组织部来了（一）个年轻人”的用心，显然意在写组织部的工作状态，而非重在写一个青年人，更非重在塑造一个反麻袋厂官僚主义的青年人形象。组织部的缺点不是“官僚主义”一个词所能简单概括的。这里干部责任心的衰退，事业心的淡漠，表面上是主观上的工作作风、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深层次则与客观的政治体制上的、历史文化传统上的、人性中的问题有关。正如“苍白而美丽”的赵慧文说的：“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刘世吾的缺点是复杂的，比如说他的“时机成熟论”，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合理性，处理事情确实有一个量变观察、时机成熟的问题，所以“这正是难办的地方”。而林震的优点也是复杂的，比如他的单纯，他认为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有缺点，他面对复杂麻烦的工作和生活，抱一种理想化的、单纯透明的美好愿望来挑剔一切，指责一切，这难道又是切合实际的吗？怀着纯洁的对于天堂的向往去做事，结果却向地狱的方向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还少吗？

2

毛泽东支持保护王蒙的两个最大原因

王蒙试图通过这篇小说，告诉人们生活的复杂性、混沌性，但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绝大多数的读者和评论家，却从中得出了一个明确、清晰、是非分明的判断：这是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以后，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有赞同的，有反对的，争得很厉害。但赞同者和反对者在认定小说主题是反官僚主义这一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作品的复杂性，被读者简单的概括理解，乃是世上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普遍命运。但读者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误读，也说明了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问题，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已经普遍引起了警觉。一篇小说敏感地抓住了一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信息，通过精彩的描述，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功吗？新中国初期，干部官僚主义问题刚刚抬头，年轻的王蒙以他敏锐的生活嗅觉和大胆的艺术勇气，发现了它并予以深沉的揭露，这篇小说也因为官僚主义作风近50年来的依然不绝并且有所发展而活着，而历久弥新。

毛泽东认定这是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从文学作品中抓住重大政治问题，是大政治家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例如他指出《红楼梦》是写封建家族的衰亡史，阶级斗争激烈，第四回是总纲，便是他的独具慧眼，一家之言也是立得住的。因为认定了王蒙小说的反官僚主义主题，毛泽东便要为王蒙说话，为他解围。毛泽东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毛泽东为什么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情有独钟？反官僚主义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王蒙小说在揭露共产党工作的阴暗面上，痛切，而不走极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正提供给毛泽东一个借题发挥的文本。我们很难找出那个时代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更合适的文本了。但反官僚主义不是毛泽东保护王蒙的惟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毛泽东当时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和学术方针。由于一些评论家对这篇作品“围剿”，毛泽东要借一个题目进行反拨，在这个意义上，这篇作品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文本。这是毛泽东大加谈论这篇小说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当然知道，从建国初期大量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到信任，到重视，到尊重，到依靠，再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个在某些党政干部看来，简直是对知识分子过于宽容、过于厚爱的方针，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巨大争议，便是文艺界的一个典型案例。毛泽东一向是善于抓住典型问题、分析典型问题，解剖麻雀并推而广之的。毛泽东为捍卫他所倡导的“放”的方针，站在护花的立场上，一再保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一再批评与“双百方针”不谐和的声音。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座谈会上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一部年轻人写的短篇小说，能导致一个全国性的重要会议的召开，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确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3

毛泽东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其他原因

除了上面两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就是这篇小说的艺术性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懂文懂艺懂哲学,他在文学方面的爱好与自信,他极高的鉴赏眼光，也是为国人称道的。惟有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才会引起鉴赏大家的兴趣，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一再谈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这篇小说艺术性的欣赏也自然流露了出来。

提倡“双百方针”，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适度宽容，和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的宽松环境。为了从政治上营造宽松氛围，选择什么样的作家及作品来做阐发范本为好？王蒙的共产党员身份，显然不是最理想的。共产党批评共产党，一般来说这是党内的事儿。表达政治宽容姿态，比较理想的选择当然是非党员作家。当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别人王蒙是不是共青团员，却意外得知是党员的时候，第一反应说的话是：“共产党批评共产党，好嘛。”中国作协干部黎之后来听的录音传达，1999年他回忆此事特别强调：“当时我听到‘共产党批评共产党’时为之一震。”【7】黎之显然感觉出毛泽东对作者的党员身份有些出乎意料，有些不快。毛泽东对作者的政治面貌作了误判，他想到作者年轻，充其量是一位共青团员。而毛泽东此后依然大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显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是从作品文本出发的了。

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艺术上的欣赏，主要体现在对刘世吾等落后人物的细腻揭示和成功塑造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座谈会上说：“他（指王蒙——引者注）会写反面人物。”毛泽东还明确让周扬转达给王蒙的一句话是：“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这篇小说的艺术性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毛泽东说：“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当然，他同时对正面人物林震写得不够坚强有力，感到不满足。

毛泽东爱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原因，除了反官僚主义、倡导“双百方针”和对其艺术性的兴趣之外，我们大致还可以推测出其他原因：比如毛泽东一般不喜欢老年人的暮气，而喜欢年轻人的朝气、闯劲乃至造反精神；比如毛泽东一般喜欢小人物敢想敢说的文章，不喜欢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声音；又比如毛泽东一般喜欢带有灵性诗情些的文章，唐诗他偏爱“三李”便是一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这方面也比较突出……在这些诸多原因中，反对官僚主义和提倡“双百方针”显然是两个主要原因。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和国家领袖，在他的脑子里，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总是最重要的。永葆共产党的青春活力，总是最重要的；新中国政权要像铁打江山一般稳固，总是最重要的。

4

毛泽东初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首次评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是1957年2月16日上午，地点在毛泽东中南海的居住地——颐年堂。这是一次中央领导和部分文艺界领导人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

在谈到这个会议之前，需简要介绍一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以来的5个月里，围绕着这篇小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声音。

在文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中，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肯定赞成、叫好喝彩。仅《文艺学习》一家刊物就收到300多封读者来信，肯定这篇小说，甚至有发出“林震是我们的榜样”这样的呼声的。《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是一个很会办刊物的人，这家刊物从1956年第12期到1957年第3期开辟专栏，连续4期发表了27篇文章，专题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些更有分量、更有影响的报刊，如《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也纷纷发表评价文章。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章中，有刘绍棠、从维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邵燕祥的《去病与苦口》等。

另一种则是否定或基本否定的声音。文章也不少。如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8】和艾克恩的《林震究竟向娜思佳学了些什么？》。有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必须一提，就是部队评论家马寒冰等人的文章，题为《是香花还是毒草？》，主要观点是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做毒草来批。文章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样已经打了出来，毛泽东看了清样，很不满意。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但给毛泽东很深的印象。因为还是这位马寒冰，曾于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和另外三位部队评论家陈其通、陈亚丁、鲁勒联合发表了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9】，批评了文艺界种种他们认为不好的思想倾向，与毛泽东倡导的“双百方针”唱了反调。毛泽东已经在有关会议上作了批评，但由于不少传达者的曲解，批评没有奏效。这次马寒冰等人又出来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难，毛泽东称之为“大军围剿”，其反感更加强烈。

上面提到的一位发难者李希凡，就在两年前的1954年，和蓝翎一起因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它》，成为被毛主席保护的“小人物”而名震一时。李希凡在《文汇报》上批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他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是个“大人物”了。毛泽东这次没有保护他，而是加以批评讽刺。毛泽东这次是为一个新的“小人物”——王蒙说话了。

2月16日的这次座谈会开得比较突然。这天上午，文艺界主要领导、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安排的工作，是听取《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等人汇报文艺创作问题。到了11点，电话铃响了，是胡乔木来的电话，让周扬、林默涵、张光年、严文井去颐年堂开会。周扬又叫上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一同参加。等他们赶到颐年堂，刚脱下外衣，毛泽东就出来了。除了毛泽东和上面已经提到的几位文艺界领导人，与会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康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胡耀邦、张奚若、邓拓、杨秀峰、陈沂等人。这个座谈会的规格够高的了。

匆忙赶来，因近距离见到了毛泽东而有些紧张激动的文艺界人士，由于毛泽东的风趣，很快心情放松。毛泽东笑问《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张岱年是你的哥哥吗？”张光年答不是。毛泽东又问：“那么张光斗是你哥哥了？”张光年又答不是。40年后张光年回忆毛泽东的问话说：“显然，这是有意使会议气氛轻松一些。”【10】

这个“气氛轻松”的会议的内容，据郭小川当天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谈的，“主要是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对它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意这两篇批评。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促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工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11】

张光年回忆道：“小说和批评文章正逢其时。于是前者受到赞扬，后者受到毛主席的严正指责。他当场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找王蒙谈谈，告诉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他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华，有希望。’”【12】

还有一个版本记录得比较全，就是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该书在“文革”中印行但未正式出版，可供史家参考——笔者注)第114、115页上的，毛泽东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的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动。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他还说：“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毛泽东批评了李希凡：“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13】

黎之在中国作协听了这次会议的传达，他的日记记录了毛泽东有关谈话的大意：“毛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急躁，不要怕香花毒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错，作品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好的，应该鼓励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我们是当权的党，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而且又最容易拒绝批评。我们应该欢迎批评。马寒冰他们的文章说，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会出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这篇小说也有缺点，正面力量没有写好。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黎之的记录和张光年、郭小川、《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的说法，主要意思差不多。但黎之所记这次讲话的时间，是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特意留下周扬等人谈的。经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的时间是1957年1月27日，与张光年、郭小川的说法相差20天，而且从张、郭的说法和其他有关史料来看，他们显然是在2月16日颐年堂首次听到毛泽东对王蒙小说以保护为主的意见。把毛泽东首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间，确定为1957年2月16日上午，更贴近史实。【14】

毛泽东要求周扬找王蒙谈谈，周扬谈了。不过年轻的王蒙，当时可能并没有察觉到这里有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这段时间，王蒙因读了李希凡等人的严厉批评文章，很不服气，写信要求周扬见他。王蒙于1996年4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周扬的目光》一文，回忆了他与周扬见面的情形：

“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见到周扬同志的，地点就在我后来在文化部工作时用来会见外宾时常用的孑民堂。我由于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到某位评论家的严厉批评，想不通，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后来受到他的接见。我深信这次谈话我给周扬同志留下了好印象。我当时是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很懂党的规矩，政治生活的规矩。‘党员修养’与一般青年作家无法比拟。即使对于那篇小说，我不能接受那种严厉的批评，我的态度也十分良好。周扬同志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见我十分瘦弱，便问我有没有肺部疾患。”【15】此后周扬一直关心王蒙，包括在王蒙落难到北京郊区农村改造和迁徙到新疆期间，乃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支持王蒙的小说文体探索，这与他私人对王蒙的良好印象有关，就不止是按毛泽东指示办事的问题了。

5

毛泽东二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据说毛泽东有一个习惯，遇到某一个重大议题开讲前，他要找些有关的人一起谈谈，为了集思广益，也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使思想逐步深化、条理化。2月16日那次临时召集的座谈会，就是毛泽东为他随后的更重要的场合讲话做准备的。10天之后的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那篇后来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在讲话中，他再一次提到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黎之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根据他的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谈王蒙的：

“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他写了篇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仔细一查他也是个共产党，共产党骂共产党，好嘛。有人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会没有官僚主义。北京的城墙这么高，官僚主义不少。现在有人围剿王蒙，还是部队的几个同志，好家伙，大军围剿啊。我要为王蒙解围！”【16】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或许由于政治形势的急速变化，或许由于行文上的需要，毛泽东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那一席话，在正式发表的时候被删去了。被删去的不光是谈王蒙的这一段，更有不少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如删去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等。还补充增加了一些会上没讲但很要害的段落，其中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关于扩大阶级斗争范围、加重阶级斗争分量的叙述。历史已经证明，一些原话的删去，特别是一些要害段落的增加，给后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给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曲折。【17】

6

毛泽东三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第三次在会议上公开谈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从1957年3月6日至3月13日，在北京开了7天。从披露出来的资料看，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先后两次谈到王蒙。一次是3月8日，资料见诸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这篇文章的注释说：“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3月8日的这次小范围谈话，有点像答疑，大家提了很多问题，集中起来，请毛泽东解答。毛泽东在谈到“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时，说了如下的话：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毛泽东这次小范围的谈话，当时流传并不广。听众较多并在会后传达，使之广为流传的，是毛泽东在3月12日大会闭幕前一天的讲话。那是他第四次谈到王蒙。很多人知道毛泽东保护支持过王蒙，大多是从这第四次谈话中了解的。

7

毛泽东四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3月12日傍晚5时，毛泽东来到宣传工作会场作报告，大约讲到晚7点散会。毛泽东是一边抽烟、一边作报告的，听过录音的王蒙本人还记得：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时候，中间停顿了一下说：“粮草没有了。”毛泽东把香烟比作他的粮草。别人赶忙给他递上烟，毛泽东于是继续往下谈。

张光年参加了会议，他回忆了毛泽东谈王蒙的情形：

“我想不起是什么由头，是否又有人对王蒙的小说提出了新的批评，毛主席把问题又算到那几个部队作家的账上，再次提出严厉的批评。我记得他当众大声指责说：‘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保他？你们要抓他，派一团人把他抓起来就是了。’”【18】

《毛泽东思想万岁》记载的这次谈话也颇值参考，毛泽东说：“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现在共产党里面还有这种人。总而言之，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个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其实王蒙的这些东西不是毒草。”“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19】

最关注毛泽东讲话、记忆最深的，恐怕莫过于王蒙本人。除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录音，他当然还特别留心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谈他的信息。听一听王蒙对毛泽东上述四次谈论他的综合记忆，有特别的史料价值，也是很有趣的。

1993年2月1日，王蒙接受《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编者的采访。编者问：“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讲的，讲了些什么内容？”

王蒙答：“他讲了多次，包括在颐年堂召开的新闻、出版、文艺座谈会上，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听了录音。几次讲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听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争得很厉害，反对的人还写了文章对他进行‘围剿’，要把他消灭。可能我这也是言过其实，我看了李希凡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大满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现在写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当了政协委员的关系吧。毛说到李希凡时，有点讽刺的意味，不过时过境迁，这些都没有关系了。现在李希凡还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还有一篇，就是陈其通、陈亚丁、鲁勒、马寒冰四个人合写的准备在《人民日报》发的《是香花还是毒草》，主意要把我的那篇小说打成毒草。后来这篇文章的清样送到毛泽东那里，他看后非常不满意。”

编者又问：“他们四人当时受到批评，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

王蒙答：“可能跟这有关系，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整个文艺的形势，受到批评。他们后来写的这一篇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文章没有发表出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团员吗？（别人回答说：不是，是党员。）是党员也很年轻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当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他还引了王勃《腾王阁序》中最有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并毒草共放。毛泽东的讲话内容我记得就是这样。”【20】

8

毛泽东五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第5次提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次内部谈话。据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日记载，这一天下午他给邵荃麟打电话，在电话中，“荃麟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宣教动态》登的《人民文学》怎样修改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同时认为《人民日报》也是不好的……现在的‘百家争鸣’究竟是谁在领导。主席主张《人民文学》的这件事要公开批评，荃麟说，秦兆阳为此很紧张。”【21】黎之回忆说：“毛泽东听周扬说，小说的缺点是秦兆阳改的，毛泽东说：缺阴德，编者要检讨。”【22】《宣教动态》时为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周扬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主管文艺界，《宣教动态》向中央反映秦兆阳的修改，自然要过周扬的手，黎之的说法和邵荃麟的电话不矛盾。

秦兆阳遇到了麻烦，但这不是他这几个月来遭遇的第一次麻烦。第一次麻烦是属于他自己的。就在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同期《人民文学》杂志上，身为副主编的秦兆阳，以“何直”为笔名，把自己一篇理论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刊登在头题上。这篇论文，和经他修改发表的王蒙的小说，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中宣部文艺处迅速做出了反应，当月21日，即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主持，开了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讨论会。林默涵作了系统的发言，基本否定秦兆阳的观点，后来张光年又在《文艺报》上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一文，也不同意秦兆阳的文章。

中宣部文艺处接着于10月开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会。林默涵又作系统发言，对小说有肯定，有否定，但给与会者的印象，显然否定的成分多一些。文艺界还有别的领导人，与林默涵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但自毛泽东1957年2月谈了支持、保护的意见后，文艺界领导人便基本统一在毛泽东的意见上了。3月9日宣传工作会议休会，作协召开1956年小说选集编辑会，大家一致同意选进《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便证明了这一点。秦兆阳在毛泽东谈话后是活跃的。在3月的宣传工作会议文学组的讨论中，他作了两次发言。第一次谈悲剧、讽刺、人物性格的复杂化。第二次他谈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秦兆阳说：真正做工作的同志并不反对王蒙的小说，反对的大都是文艺界。王蒙是有勇气的。在毛主席讲话之前的压力是很大的。【23】

秦兆阳说他在毛主席讲话之前压力很大，言下之意是毛泽东对王蒙小说的保护性意见，使他减轻了压力。但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个月，秦兆阳的压力却更大了。因为同样还是来自毛泽东的意见，而且是“震怒”下的意见，指责他“缺德”、“损阴功”，并且要“公开批评”。秦兆阳遭到了天大的压力。在毛泽东保护小说之前，文艺界对王蒙小说的批评，多少有秦兆阳的一份，因为他是主持发稿的副主编，更不用说他自己的那篇受到集中批评的论文了。当毛泽东保护支持王蒙小说的时候，荣幸多少也有秦兆阳的一份，但这荣幸很快就没有秦兆阳的份儿了。不仅没他的份儿，而且认定恰恰是他，使本来可以更符合毛泽东意思的小说，变得不符合了；可以没有缺点的小说，变得有缺点了。某些原来对小说持批评意见的人，转而重点批评秦兆阳的修改了。

中国作协党组原打算让《人民文学》编辑部写篇关于小说修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根据茅盾的建议，就修改一案开了一个座谈会，然后把座谈会记录发表。5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对比刊在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

《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这篇整理稿，首先声明很多文字上的修改不在该文列举之列，之后列举了“牵涉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人物之间的关系等比较重要的修改”之处计29条【24】。秦兆阳主持的修改是花了心血的，有的地方改的也不错，但总的来说，并不成功。这29条修改，在政治上离毛泽东的立场不是更近而是更远，在艺术上也有使作品反而失色的地方。

先从政治上说。毛泽东的主要意见,是希望主人公林震能够更坚强有力。小说原文里写刘世吾谈到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时打瞌睡，林震有一段比较激烈的反应：

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真奇怪！我们的组织部长看不见壮丽的事业，而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也许您也瞌睡了吧？您瞧不起我们的生活，生活也不会原谅您！”林震怒气冲冲地说完，跑出了办公室。

从“真奇怪”以下，林震这一段怒气冲冲的斥责刘世吾的话，被删去了。还有一处必须一提，就是结尾的修改。结尾是林震、赵慧文他们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这对于小说的政治调子是重要的。小说原稿这样结尾：

……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呆立着，他兴奋，心里好像空空的。初夏的南风吹拂着他——他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到来的时候是残冬，现在已是初夏了，他在区委会度过了第一个春天。

他做好的事情虽很少，简直就是没有，但是他学了很多，多懂了很多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充满严峻冲突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不会发生多大的效果。从明天……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上哪去了？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三次。”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他还不知道区委书记是赞成他，斥责他，还是例行公事地找他“征求征求”意见完事；但是他相信，他的，赵慧文的，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的稚气的苦恼和忠诚的努力，总会最后得到领导英明和强有力的了解，帮助，和支持，那时我们的区委会就会成为真正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经秦兆阳主持修改，这个结尾发生了变化。从上引部分的第二段“他做好的事情虽很少”开始，直到第三段“那时我们的区委会就会成为真正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全部被删掉了，而代之以大段的点破林震和赵慧文爱情关系的内容，甚至出现了一句：“一股真正的爱情的滋味反而从他的内心深处涌出来了！”被删去的,除了林震决心依靠领导和组织而不是靠个人的力量继续抗争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区委书记周润祥主动再三地找林震一事。林震、赵慧文他们能不能胜利，周润祥是关键人物，他是区委最高领导。最高领导的态度如何？林震敲门之后会怎么样？那么之前周润祥主动找林震的这个细节，当是一个积极性的暗示。删去它，小说的尾巴就黯淡些。还有一个积极性的暗示，就是小说的第七节，林震问赵慧文区委书记周润祥是个什么样的人，原稿中赵慧文回答：“周润祥同志是一个非常叫人尊敬的同志，但是他的工作太多……”而秦兆阳等把“周润祥同志是一个非常叫人尊敬的同志”这句话，也删掉了。

再说艺术性。秦兆阳等的一些修改，确实未见高明。例如把题目改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失准确；例如把林、赵的感情点破，把一种美丽的朦胧变成直白外露，略微损害了艺术审美效果。秦兆阳等的整个修改，有意加强对赵慧文婚外情的渲染，林、赵作为组织部里的两个律己严格的党员，在一个短暂的春天里，感情升温的如此急剧，在艺术合理性上，未必靠得住。

而对个别描写的修改，却是煞风景的。例如第七节，原稿描写赵慧文说话间隙有一个身体动作，她“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这句被改成“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加上这“白白的好看的”形容词，显得多余，读来味同嚼蜡。

如果没有秦兆阳等的修改，也许并不会改变王蒙和他的小说的命运，因为毛泽东对林震的光明坚强，抱有更高的期待，对小说兴无灭资的精神也抱有更高的期待。但无论如何，不能说秦兆阳主持的修改，仅仅是文字上的、没有意义的。它毕竟使小说的政治调子黯淡了一些，艺术性也受到某种削弱，这多少强化了毛泽东和其他读者对小说负面的印象。因而也不能说周扬等人及其所掌握的《宣教动态》，是完全地向壁虚造。

王蒙对待这个问题，表现了与他22岁年龄不太相称的稳健与成熟。他的小说引起了那么大的风波，但有两点王蒙始终没有随众应声附和：一个是没有完全承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主题单一的反官僚主义的小说，他1957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25】另一个就是没有顺着毛泽东及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意见往上爬，既然连他们这些大人物都说缺点是秦兆阳改的，我何不顺水推舟以自保乃至自耀？王蒙对小说的修改显然有不满意的地方，如题目的修改，但王蒙在受到批评甚至命运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刻，始终没有往秦兆阳身上推责任、洗刷自己。重压下，王蒙表现了难得的清醒和品格，他没有失态。

而王蒙的早熟与稳健，在当时的气氛下，并不讨好，有一位女性老作家给王蒙写信，认为他应该趁机猛攻秦兆阳等编辑。她还对王蒙在批评秦兆阳的会上的表现不满，说他在会上的含蓄发言“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老练”。

与这位女作家同声一气的人很多，包括著名作家、《文艺报》负责人康濯。1958年2月，在两百多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康濯在长篇发言中批评秦兆阳说：“关于王蒙小说的问题，秦兆阳一直说是在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前他也没有想起自己曾经修改过这篇小说，我认为这也是对组织和对工作的不老实的态度。虽然他经常修改别人的作品，但是王蒙小说他修改得很多……可为什么对王蒙的小说的修改倒给忘了？”

康濯曾经是王蒙非常佩服的作家。1948年夏天，14岁的地下共产党员王蒙，正为和党组织失去联系苦恼。一天他从北大工学院“六二”图书馆借读了康濯的小说《我的两家房东》，“欢喜得流出了眼泪，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振。”【26】少年王蒙从来没有读书读得那么激动过。而在康濯严厉批评秦兆阳的1958年2月，虽然离毛泽东1957年2月第一次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力推“双百方针”才只有一年，但风雨来得骤，政治形势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秦兆阳的政治生命已经危哉，而王蒙在北京市团市委系统的处境也很不妙，再难“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振”了。因为早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仅限于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前一个时期，特别是1957年5月1日中央正式号召和部署整风以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动了对于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并布置暴露原则，继续鼓励大鸣大放以引蛇出洞。到了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秦兆阳被打成了右派，曾写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费孝通也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58年5月，王蒙也被收进了“右派”网内。他成了景山公园少年宫工地上的一名建筑小工，后来又到北京郊区从事劳动改造。毛泽东曾经多次保护过的人，为什么还会落难？王蒙为什么不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关心自己的命运？这个问题非本文论述的重点，有待另文回答。

此后毛泽东继续主政的20年间，政治运动频仍，他提倡的“双百方针”也没有得到真正实行。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文集、选集里，均在有关文章中删去了他多次保护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话语。直到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才正式出现在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稿中，即题为《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文里。

9

理解毛泽东“双百方针”内涵的一个范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艺方针。我们既然要沿着“双百方针”的道路以追来日，那么研究毛泽东五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因为毛泽东是把这篇小说，作为一个应该保护的文艺作品的典型，来阐释和发挥他的“双百方针”思想的。毛泽东对“双百方针”有不少理论上政策上的阐述，但仅读那些阐述毕竟还不能完全摸准毛泽东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作品，不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幸好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幸好有毛泽东对它的多次评说，这就把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具体化了。让我们细品毛泽东的评说，把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内涵理解得更具体、更深入些。

毛泽东在多次评说中，谈了对王蒙的期待，谈了对这篇作品的满意和不满意之处，也谈了对相关编辑和评论家的强烈不满。从作家、作品、编辑、评论家，就是说，对一部文学作品所涉猎到的主要方面，毛泽东都谈到了。毛泽东认为，如果连《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容忍，那么“双百方针”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我们不妨归纳一下毛泽东的肯定与批评，以搞清毛泽东在“双百方针”旗帜下，对文艺作品的容忍尺度，和对文艺新局面抱有什么样的期待。

容忍毒草有益，不容忍毒草有害，这是毛泽东在倡导“双百方针”时重点强调的观点，也是他运用辩证法比斯大林的形而上学高明的地方。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东西，竟不是政治观点上的，而是评论家恶劣的文风和编辑的某种作风。除了编辑强塞自己的东西给作家是恶德而外，毛泽东深恶痛绝的是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文艺评论文风，即所谓“大军围剿”、“军法从事”。毛泽东强调“有文才的人难得”，强调要支持“新生力量”，而“批评他的文章的人没有保护之意”，这就使毛泽东极为反感，挺身而出为王蒙解围了。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包括对其表现之一的打棍子的恶劣文风的痛恨，也是一以贯之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是吃过教条主义者大亏的，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吃得就是比较透，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得就是比较深。他晚年的失误，不在于他没有提出过正确的理论和方针，而在于他没有坚持贯彻他本人提出来的种种正确的理论和方针，包括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样的理论和方针！

10

王蒙自我反省中的执“迷”不悟

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大的不满足，就是正面人物林震写得弱，还具体点到了林震和赵慧文夜煮荸荠一节，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笔者在考证、梳理毛泽东对这部作品多次评说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打转：王蒙能否像政治家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把林震写得更坚强正确、更高大一些呢？如果他做到了，不就没有“大军围剿”了吗？同时，不也就有可能，使毛泽东在保护他的同时，没有关于正面人物写得弱的遗憾，因而得到毛泽东全面的欣赏了吗？

笔者为此阅读了王蒙写于1957年那个春季的带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性质的文章，即《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震及其他》等三篇【27】。在这三篇文章中，作者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具体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诚恳地自我检查。比如他一再批评自己“忽视了自觉的先进思想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反思自己“只考虑到反映生活，没有更多的想到评价生活”；一再申明自己愿意接受对小说的各种善意批评。二是对误解做耐心的解释。比如他解释说：小说不是真人真事，他在小说中顺手写到了《北京日报》，并不意味着就是写北京的事，等等。三是对某些问题进行辩解，和风细雨地反批评。比如对那种打棍子式的评论，“也有个别的批评非常吓人，那就是对作者的政治面貌也下了判决”，“但这样的批评也有好处，就是很尖锐，使你不能不好好考虑。批评也要百花齐放，批评中的毒草，也可以肥田。”王蒙还进一步辩解说，他本人虽然立场“基本站在林震方面”，但生活中的作者并不像林震、赵慧文那样天真、软弱，作者的问题在于由于“忽视了自觉的先进思想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而把自己“降得”和他们一般低了，“我说降得，因为在工作、生活里作者与林、赵式的人物还是有界限的。”以上三点使我们在青年作家王蒙之外，还看到了一个作为青年共产党员的王蒙。他信奉领导、党支部教给他的党性修养方法，用力地从严剖析反省自己，即使是解释与辩解，也颇符合党员政治生活的规矩。然而，也许正是他的这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真诚，使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始终执“迷”不悟。面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又爱惜又批评的最重量级的评说，王蒙的确没有学习韩常新的那套本事（王蒙文中称为“新市侩主义”），细心揣摩并按照领导的意图写文章。所谓执“迷”不悟，就是王蒙诚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之意，但是他反复强调：要把林震写得完美无缺，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蒙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承认：他写这篇小说时，有一种“迷信”。这个“迷信”是什么？王蒙解释说：“作者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艺术感觉，他认为，靠这种艺术感觉，忠实地、大胆地再现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矛盾，就是为读者做了最好的事情。”王蒙在三篇文章中都坚持：根据他的艺术感觉和生活观察，林震根本不可能形象更高大。“我写赵慧文、林震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把他们写成英雄人物。”（《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前，有一个背景事件，就是1956年前后，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连载了前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小说基本情节是，拖拉机站站长是个小官僚，女青年娜斯佳新到这里担任总农艺师。娜斯佳坚定而正确，她对拖拉机站盛行的歌功颂德、虚报瞒报之风，和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极看不惯。一次上级领导来站里视察，当站长和那些吹牛拍马的人汇报工作、又在那儿文过饰非的时候，娜斯佳忽然站了起来，当着上级领导的面，她说：这些都是假的，让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于是，小官僚站长被彻底揭露，娜斯佳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小说连载引起强烈反响，《中国青年》随后开展了对这篇小说的讨论，并在编者按中号召学习娜斯佳精神，提倡青年说真话、干预生活。已有了6年多基层团干部经历的王蒙，根据自己的体验，认为《中国青年》这一号召不合中国实际，是要碰壁的。在中国，一个年轻人刚到新岗位，一般不可能像娜斯佳那样，直面指责、纠正上级的缺点而顺利获得成功。王蒙在《林震及其他》中写道：“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佳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佳那样，那似乎太理想化了……不遂人愿的是，往往一些热情学习娜斯佳的人竟全然不像娜斯佳那样坚定、正确。他们在成长，正在战胜周围的落后势力的斗争中战胜自身的缺陷。遵照生活的提示，我试写了林震。”王蒙认定，“周围的落后势力”需要战胜，而同时青年“自身的缺陷”也需要战胜。这是王蒙遵守的“生活的提示”。王蒙在小说中有意设计了一个情节：林震揣着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上班，后来遭到了刘世吾、韩常新的调侃嘲笑，而林震对他们的类似娜斯佳式直面批评，受到了压制，便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塞进了抽屉里。作家的工作就是这般有趣，《中国青年》编者按号召青年说真话、干预生活，青年王蒙响应了号召，说了真话，却干预和教训了《中国青年》编者按。

王蒙1957年春的那三篇文章里，至少有两篇即《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确定分别写于毛泽东讲话后的1957年4月和5月，在这种情况下，王蒙仍然坚持，林震不可能成为娜斯佳的中国版，甚至这个观点干脆就是他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毛泽东批评正面人物写得弱，而王蒙解释说：实际生活中他看到的正面人物就是这么弱。毛泽东批评扔烂荸荠一节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而王蒙解释说：林震“把烂荸荠扔在地上（自是有碍卫生喽），毕竟是上帝允许犯的错误。”毛泽东的不满，显然不是有碍卫生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可以以年轻幼稚为理由、借用“上帝”的名义轻松化解。王蒙针对毛泽东不满意的地方所做的自我反省、检讨和解释，基本没有到位。前些年有人说王蒙一代作家太“聪明”，但这样的自我反省、检讨和解释，显然称不上“聪明”。

毛泽东是文学素养很高的政治家，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如果政治上需要一个更坚强更正确的林震，他便会对作家提出这样的期待。王蒙是政治素养不错的少共作家，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当生活提示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林震时，即使他再“聪明”，再踮起脚尖往上拔高，也写不出不切实际的、政治观点先行的作品来。

11

王蒙的基本立场：坚持深刻复杂性、反对简单

走极端

王蒙说，他没有能力“写出一个有血有肉而又完美无缺的人物”，他对小说人物的基本把握：林震，是一位有弱点的正面人物；刘世吾是有优点的落后人物。其他人物也各有长短，各有各的复杂。由于对笔下人物复杂性的认识，王蒙在创作时便备受煎熬。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他感慨：“多么复杂的生活！多么复杂的各不相同的观点、思想与情绪的波流！……在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作者曾经感到头绪多么纷乱、多么难以驾驭呀！甚至，他无法给自己的小说安排一个结尾呢……”尽管备受煎熬，王蒙还是怀着对“生活的提示”的执拗忠诚，成功地写出组织部的深刻复杂性，人生的深刻复杂性，写出了生活的原生性、混沌性。显然王蒙认为,惟有忠实地写出生活的复杂性,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揭示生活。

正像《红楼梦》等追求描写生活复杂性、原生性、混沌性的作品的命运一样，深刻复杂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遇到了来自评论家和社会公众的各种不同的解读及评价，相互间发生了巨大的争议。许多见解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对于大多数评论，王蒙表示能理解、承受，有的还有所启发。但王蒙惟对一种解读倾向非常不安，那就是——走极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并以这种简单浅白的态度来解读作品。王蒙说：“正像人物在生活中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作者对人物的认识、态度、感情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甚至是有某些矛盾的（林震和刘世吾都反映了这种矛盾）。于是狂热歌颂林震的意见出现了，大骂作者的狂热歌颂的意见也出现了，这两种意见在争论中互为因果各走向其极端，而作者无限惶恐了。”【28】简单走极端的情形分两种，一种是好话，即夸作者的“狂热歌颂”；一种是坏话，即“大骂作者”的扣帽子、打棍子。不论好话与坏话，王蒙都不苟同。

王蒙坚持的深刻复杂性，当然不是写作技巧上的。把故事编得花哨一些，情节跌宕起伏一些，人物面目扑朔迷离一些，比方说把林震往先纯洁后老谋深算上写，把韩常新往先市侩后纯洁朴实上写，把包袱埋得多一些、抖得多一些……这些都是写作方法，而不是王蒙所坚持的“生活的提示”的题中之义。王蒙坚持的是人生及其生活的矛盾多重性所决定的深刻复杂性，就是说人生不可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仇即爱，非明即暗，非左即右，而是互相渗透、纠缠在一块儿，呈现出一种生活的混沌与驳杂。在阶级阵营对垒比较分明、人的爱憎也比较分明的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样式的小说一般难以产生（不过，毛泽东甚至并不反对红军长征的时候看《红楼梦》）。而恰恰是在和平时期，在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要存在的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时期，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运而生。它与革命时期的文学审美有了区别。是喝彩呢？棒杀呢？还是容忍呢？还是既批评又鼓励呢？围绕这篇小说发生的巨大风波和争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在中国社会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的巨大转折时刻，从领袖到知识界到公众，对这个问题的一次集中的思考掂量、争论辩驳。群众的思维主流总是趋向简单概括、浅白易懂，惟其如此思想与理念才能够流行，才能够为大众掌握。其普及性优势显而易见，而其对复杂生活的细节忽略和潦草概括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走偏歪曲，对深刻本质的浅白解读，这些负面效果也相伴并生。这种负面效果，往往与作品的受众面成正比。坚持深刻复杂性，反对简单走极端，使王蒙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论争中，显得比较孤独、比较无奈。

从1958年夏季起，王蒙一被发至景山少年宫工地做小工，二辗转北京郊区从事农业劳动，三又到新疆改造了16年，直到1979年复出文坛。20年的政治试炼，20年的煎肠疾首，20年的泪尽则喜。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沧桑，王蒙对人生的复杂性体会当越来越深刻，直至刻骨铭心了。如果说，1957年春天王蒙对简单极端性的惶恐和对深刻复杂性的认同，还只是书卷气的，还只是写作态度上的，甚至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思想萌芽，那么1979年以后的王蒙，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了。

王蒙复出文坛后，很快开始了他的文学井喷。又一次引起争议的，是他扔出了集束手榴弹——一批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等手法的短篇、中篇小说，如《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王蒙不承认他是为意识流而意识流，而认为他之所以打破空间、时间顺序来写，是尊重人们心理世界意识流动的真实复杂的状态。这是生活对王蒙的提示，对这种提示的忠诚，使王蒙充满了艺术的胆识。即使激赏并推荐他任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的胡乔木，提醒他暂停现代派文学实验【29】，他有所接受，但没有根本改变。他的依旧复杂、并充满深刻反讽与黑色幽默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在1991年又一次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扣帽子、打棍子。他在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拒绝与当时的所谓“片面的深刻”的文学观点做妥协，坚持“复杂的深刻”的立场，连续发表《沪上思絮录》《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精神家园何妨共建》等文章、谈话录，不惜付出腹背受敌、两面不讨好的代价，他的那种“神清何惧演而变，气爽随它栽与批”【30】的对清明理性的坚定捍卫，表现了一种历经沧桑知天命的智者姿态。他对新一代文艺作品伪造民俗以模仿马尔克斯等人，颇不以为然。他对近年一味揭露干部腐败阴暗面的作品评价不高，认为当前干部也有建功立业的一面，把官场说得一团漆黑也是走了极端……王蒙在60岁那年，总结了11条人生经验，大多与反对走极端、坚持复杂性有关，比如“不要相信简单化”，“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不要被大话吓唬住，不要被胡说八道吓唬住”，“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为异端”，“所以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我承认特例，但更加重视常态”【31】……经过一个甲子的阅历，王蒙这一立场更加坚定，成为了他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和文学品格，成为他文学的同时也是人生的基本立场。

梳理历史事件的资料及其线索，总是让人有所总结、有所发现。尽管毛泽东五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已是49年前的往事，但49年前那个春天的信息，今天依旧有其现实意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还活着，历久弥新，而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依然是召唤和推动当代中国文艺与学术蓬勃发展的旗帜。思想的萌芽会长成大树，花谢了也还会再开。回顾、梳理、抚摸、探讨这段历史，不仅是怀旧，更多的是启迪。

注解：

【1】【2】《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73页，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共党史简表》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北京日报》1956年9月30日，第3版。

【6】【7】《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3页，第135页。

【8】《文汇报》1957年2月9日，第3版《笔会》专栏。

【9】《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第7版。

【10】【12】《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0页，第31页。

【11】《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第94页。

【13】《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第33页。

【14】《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4页。

【15】《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16】《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5页。

【17】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版，第590－592页。

【18】《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3页。

【19】《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第34页。

【20】《王蒙文集》第20卷，第55－56页。

【21】《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第112页。

【22】【23】《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5页。

【24】《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7版。

【25】《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6】《王蒙文存》第23卷，第3页。

【27】《王蒙文存》第21卷，第3－14页。

【28】《王蒙文存》第21卷，第5－6页。

【29】《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30】《绘图本王蒙旧体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华宝斋书社2001年版，第46页。

【31】《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9页。

转载自曹新华新浪博客

原文刊登于《长城》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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