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这期间经受受巨大打击的就是步行商业街，尤其是哥本哈根市和霍森斯市。据团队调研数据显示，霍森斯市的Søndergade步行商业街就减少了96%的行人量。其他城市，如赫尔辛格 与斯文堡，其主要商业街也分别减少了75%和68%的人流量。

2.城市更多被当作休闲娱乐与锻炼的场所

根据调研结果，哥本哈根，Horsens和Svendborg城市公共空间中所发生的的娱乐与锻炼活动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原本就作为休闲运动场所的空间在“新冠”期间更是备受欢迎，吸引了众多使用者。同时人们也更加积极地自行自我调整去适应现有的公共空间来满足自身的运动需求。

（各地活动量的疫情前后对比。P=Play, E=Exercise）

3.公共空间仍然持续被使用，然而行人流量却显著下降

在斯文堡市，城市主要公共空间的活动数量在“新冠”期间同之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活动比例分布却产生了改变：在2008年，65%的活动为室外咖啡餐饮，而现在50%为站立停留，咖啡餐饮降至5%。在哥本哈根的Gammel Torv区域，虽然公共空间的活力确实有所降低，但是却不及人流量的减少程度。

(疫情前后公共空间停留活动和人流量)

4.当地原本就作为活动场所的空间更加受欢迎

一些精心设计的活动场所，如哥本哈根知名的“线条公园”（Superkilen)和Sundbyøster plads，在“新冠”期间被观测到了更高的活动量,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这些场所的使用频率更高，也更受欢迎。这些公共空间在工作日和周末的活动量比例与之前大致相同，但是活动高峰期产生了变化。在Enghave Plads，同疫情前相比，早高峰减小，但是下午的高峰期变得更加密集且持续时间更久。

（Superkilen随时间变化活动量的疫情前后对比）

（Superkilen作者自摄）

5.受欢迎的场所让“社交距离”难以实现

衡量一个公共空间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评价该场所的公共生活。然而，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受欢迎的场所反而让“社交距离限制令”变得难以实施。在哥本哈根，警察有时不得不出动到人群中来执行社交令。

（受欢迎的场所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为了保证社交距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创新之举，例如商店标记2米线方便顾客拉开彼此间距。杨.盖尔团队认为类似的措施确实可以有效将人群分散开来。

但是团队还发现了有趣的一点：当人们各个感官都被调动起来时，人就会迅速忘记社交距离这回事，人与人的距离又回到了最为原始自然的状态中。例如在花市，在视觉、嗅觉等多重刺激下，社交距离就被人们抛之脑后了。

（花市中的人们多余多重感官刺激而无暇顾及社交距离）

6.满足人们对户外和气候基本需求的场所愈发重要

新鲜空气，水和阳光可以说是每个人天生之向往，在“新冠”期间，人类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那些能够满足感官体验，气候适宜的场所依然是人们的首选目的地。

（疫情期间自然环境仍是人们青睐之地）

7.新的城市活动类型正在涌现，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也变得前所未有

团队发现在各个城市中都出现了新的活动类型，也让场所的功能变得丰富，如一些广场摇身一变成了滑板公园和室外音乐会大厅。

（疫情期间公共场所出现了新的活动类型）

8.更多的儿童和老人成为了城市空间的使用者

在Vesterbro Torv，疫情之前儿童（5-14岁）和老年人（65岁以上）所产生的停留活动占所有停留活动的1%与10%，而在疫情期间则增长至10%与15%。

9.女性与男性在使用公共空间时有所不同

根据杨.盖尔团队的观察，女性更倾向于与另一人结伴，而男性则更倾向于独处或者成群（4人以上）。

（男女性在公共空间的行为区别）

团队还发现青少年和男性数量有增加趋势，同时人们的活动也更加有社会互动（如对话），对电子设备的关注降低。

10.车流量减少，步行与骑行量增多

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在“封锁令”伊始减少了90%的行人量，同时整个城市的交通量也锐减，然而在城市中心以外，步行活动却有所增加。步行和骑行已经成为了出行的基本方式。

（城中心与外城步行活动的变化）

以上就是杨盖尔团队在“新冠”期间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活动调研后的10个发现。回想我们在疫情期间的经历，也能找到一些相似之处，不知道杨盖尔的这个报告有没有引起你的一些共鸣？

通过杨.盖尔团队的工作，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究社会活动产生和变化的动因和机制，也为我们未来应对相似或更大挑战时提供了对策制定的参考素材。

（杨.盖尔团队的10个发现）

资料与图片来源：Public Space & Public Life during COVID-19, Gehl, 2020,https://covid19.gehlpeo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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