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论十大关系》导读

著者：史春风  编著

书号：978-7-80219-893-7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价：25.00元

开本：16                    

成品尺寸：160mm*230mm    

印张：10                   

字数：115千

首印：4000册

内容简介：

经典阅读有资政育人之功效。本套丛书力求从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独特层面，重点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全貌及其作品的深厚底蕴和价值，以写作背景、成书过程和出版、书的结构、主要内容和观点及其历史影响和当代现实意义等为基础脉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原创性的权威解读和剖析，以使读者能够系统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强化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并分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套丛书观点阐释准确，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其特有的"四性"即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更能极大激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需求。

作者简介：

史春风，女，1971年生，山西阳泉人。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02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著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思想理论导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参编著作多部。

目录：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艾四林　/ I

引子　/ III

第一章　写作缘起、基本精神和基本方针　/001

一、“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　/002

二、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　/008

三、基本精神：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012

四、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014

第二章　经济建设方针　/019

一、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发展农业、轻工业　/020

二、平衡工业发展格局，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　/031

三、加强经济建设以促进国防　/045

四、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　/053

五、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　/064

第三章　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针　/087

一、反对大汉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　/088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096

三、分清敌我，同时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106

四、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　/115

五、向外国学习，但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120

第四章　意义与启示　/137

一、开启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138

二、历史局限　/142

三、教训与启示　/145

章节选读：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艾四林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要求，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12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这样的课程，但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其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毋庸讳言，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始文本，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仅仅就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而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就计划出版120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有50卷（5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出齐后将超过60卷，《列宁全集》也有38卷。让作为非专业学者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去读这么多的原著，显然是不现实的。

有鉴于此，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研究的教授为主的编写队伍，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10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另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其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相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一点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清华园

引子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从1955年年底到1956年春，为准备党的八大的召开并且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从1955年12月上旬起，刘少奇为准备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2个部门的负责人座谈，至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5月份以后，又约新华社、高级党校和检察院等单位谈话。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沿途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回京后，1956年2月到4月下旬，毛泽东集中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办、局）的工作汇报。在此期间，周恩来几乎每次都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几乎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重要工厂、建设工地的书面工作汇报也飞向中南海。4月下旬至5月2日，毛泽东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了四次座谈会。同一时期，陈云对资本主义 的问题也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听取汇报前夕，1956年1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956年2月至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对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以便确定党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针。在五个多月的调查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其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和统一认识，集中概括出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毛泽东同参加党的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讲道，《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1]一年多以后，他再次谈道：“那个十大关系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2]《论十大关系》，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同时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1956年12月27日，根据刘少奇同志的建议，《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泽东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这个整理稿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反映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探索，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但是较为系统的思路。毛泽东后来在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经验时，把《论十大关系》看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3] 1960年，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4]邓小平后来也曾经指出：“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5]“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6]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取得了包括《论十大关系》在内的一批理论成果，其思想和原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价值。今天，重读《论十大关系》，探寻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1]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

[3]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第370页。

[4]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6]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0页。

第一章 写作缘起、基本精神和基本方针

《论十大关系》发表于1956年春，这篇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性著作的完成，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密切联系。

“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过10年左右的恢复和重建，世界经济及科技发展进入了突飞猛进时期。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世界经济向真正现代化前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科技革命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借力于科技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构筑新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加强内部社会调整和政策改革，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市场的作用，促进相互间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到1950年前后，美国等国家完成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转轨，整个西欧

日本经济已达到或超过战前最高水平。此后美国经济进入持续强劲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欧和日本经济亦同样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十分显著。“二战”结束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及时地把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向和平的经济建设。统计资料显示，以“二战”前1938年各国的工业生产为100计算，到1950年，苏联工业为166％，美国为233%，日本为60%，英国为131%，法国为111%，西德为92%。战后前五年的高速发展，使苏联牢牢确立了作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的地位。农业方面，从1946年至1950年贯彻“四五”计划的五年中，苏联拖拉机总数增加了30％，联合收割机增加了40％。1950年播种面积已经达到战前1940年的97％，农业总产量达到1940年的99％，其中，籽棉、甜菜、肉、蛋、奶的产量超过了战前。“四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一定改善。1947年取消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并进行币制改革，稳定了通货。五年中，国家三次降低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在城市和工人区修建住宅1亿多平方米，在农村建房270万所。文教科技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中，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加强国防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核物理、半导体、计算机和航天技术等方面有许多建树。1946年建成了原子反应堆。1949年掌握了原子弹制造技术，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0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并投入运转。当时苏联拥有的尖端技术不仅可以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抗衡，有些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同一时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6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超过了同一时期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为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8.2%，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所要达到的水平。在列入“一五”计划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生铁、钢材、水泥、纯碱、客车、棉纱、棉布等27种产品的产量已达到或者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同时，我国工业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实现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零的突破。农业方面，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由于国家对农业增加了投资和贷款，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仍取得了很大成绩。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83亿元，比上年增长5%；粮食产量为3855亿斤，比上年增长4.8%，接近“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生产关系的变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到51.3%，其中现代工业比重的增长，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中，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如何才能缩小差距，才能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实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伟大梦想，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毛泽东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2]要改变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这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3]而此时，国际形势逐步走向缓和，这对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50年代中期，国际大势虽然依旧云谲波诡，但总的形势还是由紧张逐渐趋向缓和。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依然继续，但总的趋势还是趋向平缓。对抗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1954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达成协议，当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国际形势出现缓和的重要迹象。1954年4月至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促成了印度支那停火，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1955年4月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由中印、中缅共同倡导，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争取世界和平的独立政治力量开始逐渐崛起。

这一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中苏关系处在良好发展时期，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亚非会议后，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力在加强。1956年5月，中国同埃及建交，中国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取得新进展。与此同时，中日民间交往频繁，中美之间开始大使级会谈，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显露出一些可能改善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局势正在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4]。正如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5]周恩来在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也指出：“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慢慢感到国际形势是缓和下来了”。[6]虽然当时中共领导人仍然非常审慎地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要时刻警惕，但是从总的趋势而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世界和平的发展走向，认识到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战争可以避免。

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一直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7] 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8]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将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5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随着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逐步走向缓和，中共领导人多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用时机进行经济建设的渴望。“中国是一个正在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9]“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同他合作。”[10]“中国现在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国同志和人民的支持。”[11]中共表示，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封建王国和平共处。

正如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所指出的：“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12]战争短时间内不会打起来，“一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何利用这种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必须探索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13]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过程中，中国要胜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庄严宣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4]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了解，除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著中获得一些理论认识以外，只能是借鉴——甚至是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因为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唯一可以选择和借鉴的模式。而所谓苏联模式，在所有制方面，强调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特别是工业管理体制上，强调中央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管理。

毫无疑问，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方面确实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苏联的帮助下，“一五”计划五年中，依靠这种正在形成的体制，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的重点工程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过分强调条条管理，割断了地区内不同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大大缩小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等。这些弊端日益演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障碍，对正在恢复和发展的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而这种不加分析地全面的照抄照搬，对于极富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来说，内心是极不情愿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党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15]。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较为平稳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只能是照抄照搬，“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16]薄一波讲道：“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没有管理现代经济的经验，知识不足，经济技术落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我们进行了全面的封锁和禁运。而苏联有了近20年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他们的经济和技术，相对来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那时苏联帮助我们也确实是真心诚意的，例如，他们把全苏计划和管理机构动员起来，帮助我们搞出了一个有计划按比例建设的轮廓，又承担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骨干工程的设计、设备供应和工程指导的任务。”[17]毛泽东后来也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力，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8]。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促使共产党人意识到，如同革命道路不能照搬苏联那样，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不能照搬苏联。据薄一波回忆，早在1955年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开始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后来曾经反思这段历史：“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19]

1955年年底至1956年春，正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调查之际，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4日夜至25日晨，在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深夜，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报告内容在苏共内部逐级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触及了30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人物全盘否定，这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西方国家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大批共产党员纷纷退党，英国共产党就丧失了7000名党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历史，在4月和12月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反对赫鲁晓夫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同时也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打破神话主义，这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积极的意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我们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灌输给群众”[20]，这是极端错误的。各国党应该抛弃硬搬苏联的教条主义思想，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一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当时曾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21]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而第二次结合的使命，就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最终于1956年4月完成《论十大关系》。

基本精神：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报告贯穿着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

《论十大关系》开篇就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2]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苏为戒”，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突出理论贡献。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3]在稍后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也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24]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该千篇一律，有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认识。

同一时期，中共其他领导人也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周恩来指出：“二十年来，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说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际中有发展。因为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它就会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共同的，基本的就是那么几条，具体化了就会有发展。这样认识才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25]“对一切问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思想懒惰训练不出品质优良，有坚强意志的共产党员。”[26]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动摇的”。但是，学习不是照搬，必须“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27]邓小平也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28]刘少奇也在多次谈话中指出：“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凡是能独立思考的人就不会跌交子，凡是照抄的，就会犯错误。苏联的许多经验还值得研究。”刘少奇还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29]

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盲从，不偏信，对于一个刚刚起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来说，这是值得珍视的宝贵经验。

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0] 1957年，在《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问题。所谓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3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远见：“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32]这里，毛泽东讲到的积极因素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时，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并做好对反动势力的改造和转化工作，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总之，“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3]。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要处理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这十个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只有处理好这十大矛盾，我们才可能真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十大关系，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针、政治方针，以及思想文化方针的思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当时的这些探索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并且开始竭力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根据本国国情，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其探索的思路和方向也是基本正确的。

【本章注释】

[1]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5]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256页。

[6]周恩来：《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7]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8]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9]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讲话》（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10]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11]毛泽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12]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3]周恩来：《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5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第256页。

[1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5]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16]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第472页。

[18]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19]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17页。

[20]《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21]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第10页。

[2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24]《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25]周恩来：《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5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27]周恩来：《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5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第257页。

[28]邓小平：《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58页—第25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第371页。

[3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第228页。

[3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第24页。

第二章 经济建设方针

“十大关系”的前五个关系都是讨论经济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1]这明确反映了当时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发展农业、轻工业

十大关系的第一个关系，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但决不可因此忽视生产资料特别是粮食的生产，并且提出了多发展农业、轻工业以推动重工业发展的思路。毛泽东关于农轻重问题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曾经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2]“农业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3]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认为它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农业关系进行理论概括。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根据苏联当时的情况，提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从发展农业开始。列宁说：“目前整个形势所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我们共和国对外政策首要问题之一提出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发展整个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一切政治问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定带来工业情况的改善，因而也会改善对农民经济的供应——日用品和生产工具、机器的供应，没有这些，工农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有保障。”[4]列宁也特别重视粮食生产，他说：“真正的经济基础就是粮食储备。……我们把这种粮食储备看作是恢复工业的储备，看作是援助农民的储备。没有这种储备，国家政权便会化为乌有。没有这种储备，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5]但是，由于列宁不久之后病逝，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业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说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应该说，初期还是非常重视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的。他说：“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基本问题。”[6]“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所赖以生存的是国内市场，首先是农民市场，即农民经济。因此，结合问题是我国工业的生存问题，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生存问题，是我们共和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问题。”[7]斯大林并且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工农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认为，“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而“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如果让农业仍然处在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中，如果不保证工业有农业基础，不改造农业，不使农业跟上工业，那末能不能把工业向前推进呢？不，不能”。[8]但是，斯大林仅仅把发展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手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强调从发展农业着手扩展工业。斯大林把这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6年，当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已进入新的时期，也就是直接实现工业化，依靠工业的扩展来发展经济的时期。虽然此时他依然强调农业发展对工业所起的作用，并指出：“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展工业，至少要有三个前提：第一，要有国内市场，而目前我们的国内市场主要是农民市场；第二，要在农业中有较为发达的原料生产（甜菜、亚麻、棉花等等）；第三，要使农村能分出必要数量的农产品来供给工业，供给工人。因此，列宁说，我们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9]但是他认为现时已经进入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靠农业的，那么现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10]从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苏联已经开始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不再那么重视农业的发展了，在政策上对农民控制得太苦，以致苏联农业发展长期滞后，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强调中国一定要走向工业化的同时，也一再强调要处理好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多次讲道：“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1]“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12]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再次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同时，他也详细阐明了农业和农民问题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13]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必须要做到“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1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尽早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对于工农业之间发展的辩证关系，应该说还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的。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15]刘少奇也认为中国工业化的步骤，第一步“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16]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针对一些人认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应该放缓，不必与工业化步骤相适应的观点，毛泽东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1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这些观点为《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问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而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农轻重发展严重不平衡问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使得中共领导人进一步警醒。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55年，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全面增长。“一五”计划编制时期，曾一再强调，要重视农轻重比例合理安排，按比例协调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它必须有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以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配合。”[18]“一五”期间，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高达25.4%，但是轻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也并不算太慢，分别为12.9%和4.5%。“一五”计划时期，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还是恰当的。

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增长速度还是以重工业最为突出。以1949年增产值为100计算，1955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产值指数为170.2、310.7、540.5。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明显偏重于重工业。

而各部门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又出现了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倾向。工业投资要求过大，进一步挤占农业投资；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各部门又进一步挤占轻工业。按照各部编制的“二五”计划草案汇总，工业全部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比例占到91.5%，轻工业只占8.5%，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将由“一五”计划时期的8∶1进一步扩大到11∶1。

实际上，即使在当时投资较少的情况下，我国轻工业发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1955年，全国烟、酒、盐、糖4项产品税收（不含专卖利润），占到全国工商税和盐税总额的20.5%，如果加上其他轻工业品，则占1/4。国家每年从轻工业部门取得收入同新建厂的投资比较，卷烟厂为4.4倍，酒精厂为4.1倍，白酒厂为2.6倍，糖厂1.2倍—1.5倍，药厂为1倍—2倍，肥皂厂为1倍多。纺织工业部当时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新建一座毛纺厂（粗纺机1万锭，年产600万米毛纺品），总投资约2070万元，正常投产后，一年即可为国家积累资金4600万元，是投资的2.2倍。新建一座年产600万匹的印染厂，正常投产后，每年可为国家积累资金3800万元，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轻纺工业当时遇到的问题是：投资少，设备陈旧老化，潜力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所需设备，有一部分机械部门不能供应，所需农产品，农业部门也不能如数供应。但是在当时以重工业为发展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即使是轻纺部门和地方工业部门也对如何发展轻工业顾虑重重。毛泽东在听取轻工业部门和轻纺部门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象小媳妇不敢斗争”。“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要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道”。[19]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思考，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关于农轻重问题的理论，深刻揭示了农轻重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思考进一步深入。

第一，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

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20]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旗帜鲜明地把发展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和目标。但是，要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着手？从何起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参考借鉴苏联经验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考察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如薄一波所说，当时“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反复权衡和深入研究后”，最终达成一致，“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21]新中国成立伊始，基础薄弱，国内百废待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不少国家实际上还与我们处于对峙状态，国防力量亟待加强。在中国当时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中，中国为了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为了恢复和加强国民经济实力，满足人民需要，只能也必须以重工业作为建设的重点。针对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经过多年战争，经济亟待恢复，不能再打仗了，应该多搞轻工业的观点，毛泽东将这种思想称为“小仁政”，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重工业上。”[22]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也指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足够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也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23] 1954年6月，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毛泽东再次谈到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4]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能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如何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那么，如何才能又快又好地发展重工业呢？1956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次汇报时指出：“重工业是重点是无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和重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少了，那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25]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认为，“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还尖锐地提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26]这就是说，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甩开农业、轻工业去发展重工业，必将欲速而不达。

第二，农业和轻工业是重工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重农业，适当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的发展才具有最起码的条件。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位置，这是毛泽东对于农轻重问题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并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的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他并提醒这些手握重权的“一把手”们，“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27]一个月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他把这个问题提升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提出：“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就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并且再次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28] 60年代，他更明确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将其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泽东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农、轻、重协调发展。其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办法，要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再生产曾作过极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由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组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以重工业为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以农、轻工业为主）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即重工业生产需要优先增长，但即使如此，也要遵循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的要求。毛泽东的“农、轻、重”思想，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更加证明了毛泽东“农、轻、重”思想的正确性。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凡是我们在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工农业发展速度下降的时候，往往都是农轻重比例失调的时候。而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总是经过调整，农轻重比例比较合适，基本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片面强调发展钢铁工业，造成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结果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搞乱了生产秩序。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轻重的比例基本恢复正常，从而使工农业生产超过和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切实按照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少有的好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策，对农轻重比例进行适度调整，提高农业、轻工业投资比例，适当降低重工业投资比例，经过调整，农轻重比例不协调的现象有所缓和。

最为明显的是，从1984年开始，由于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我国农业生产连续四年徘徊，1988年粮棉均减产，这样就拉开了农产品供求的缺口，导致价格上涨。同时，加工工业过度膨胀，基础工业和交通、通讯能力严重滞后，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轻重工业比例失调。1988年实施治理整顿方针后，由于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农产品价格，压缩基建规模，整顿流通秩序，使得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工业发展速度逐步回落，通货膨胀得到遏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

不可否认，虽然中共几代领导人一直在谆谆告诫我们要重视农轻重比例协调问题，不抓农业，会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我国今天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背后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此付出的较大牺牲。这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逐步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全面发展城乡经济。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也获得了长足进步，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产业格局变化巨大，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所反映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37倍，1981年为2.05倍，1985年进一步缩小到1.72倍，但1990年又扩大到2.02倍，1995年进一步扩大到2.47倍，到了2004年则进一步大到3.21倍。[29]“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仍然是没有正确解决农轻重问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今天的农轻重关系？毛泽东当年的理论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根据中共中央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进一步认识，中央政府在2005年对城乡关系作了重大调整，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他说：“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一重要论断，准确判断了我国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纠正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2005年3月，温家宝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30]进一步明确我国已经进入到应当和能够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毛泽东当年讲：“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着国家的和谐和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农业不发展，农村不稳定，农民得不到真正的实惠，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掣肘，更谈不到和谐与发展。在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获得较大提高的今天，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真正树立“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思想”，真正把“三农”问题放在影响全局的战略核心位置，统筹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反哺农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平衡工业发展格局，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力布局的问题。工业的合理布局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工业生产各个部门在地区分布上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并且有效地保证国防的安全。恩格斯早就讲过：“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他还指出：“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31]由此可见，工业的合理布局，不但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提出：“合理地分布俄国工业，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半成品加工一直到制出成品等阶段时的劳动消耗。”[32]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我国仅有的一点现代工业集中在沿海几个省市，而资源丰富的广大内地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据1952年统计，沿海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3%。在重工业方面，以钢铁工业为例，大约有80%以上的生产能力分布在沿海，主要是在鞍钢；在资源丰富而尚未开发的内蒙古，西北、西南、华中等地，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在轻工业方面，以纺织工业为例，也有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而在广大的产棉区和内地纺织工业却很少。其他工业的分布情况，大致也是如此。生产力布局的极不平衡，既影响了各地区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又必然造成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既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也不利于国防的巩固。

事实上，我国内地幅员辽阔，土地面积占全国的88%；劳动力资源雄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矿产丰富，据1958年全国已探明的Cl级以上的矿产储量，内地所占比重：铁矿石51.4%，煤矿81.9%，铜矿95.9%，铝矿90.6%；农作物产量内地也占很大比重：粮食66.3%，棉花52.6%，大豆66.6%，油菜籽84.6%，烤烟63.2%。因此，积极建设和发展内地工业，就能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动员广大的人力和物力，使我国各地区的经济获得普遍的共同发展。同时，在内地发展工业，也可以使企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地区，这在经济上是十分有利的，也符合国防安全的原则。因为沿海地区处于国防第一线，为了防止敌对国家的突然袭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增加对内地的工业投资。当然，由于沿海地区已经拥有发展较为成熟的现有工业企业，我们也应该合理改造，充分利用，因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一五”计划期间，总体而言，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状况，主张一方面要发挥沿海地区现有工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内地工业的投资，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一五”计划规定：“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而特别是对于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进行必要的改建，以便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供应国民经济的需要，支援新工业地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33]根据“一五”计划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将有472个，分布在沿海各地的将有222个。“一五”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全国经济建设的重点，除了以鞍钢为中心的辽宁工业基地以外，主要放在中西部地区的武汉、包头、兰州、成都和西安等新工业基地。这样部署的原因，一是“就资源”，二是“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第三是“军事上的需要”，因为“开始编制计划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蒋介石集团还在企图反攻大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从总体来看，‘一五’的工业布局是合理的。随着工业布局的展开，大大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发生了变化。1952年，广大内地的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仅为39.3%，沿海地区则占43.4%。到1957年，内地所占的比重上升为49.7%，沿海地区则下降为41.6%。内地投资比重的升高，一些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有所上升，1952年占29.2%，1957年上升到32.1%。这些数据说明，内地的工业有了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4]因此毛泽东说：“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35]

不过，国际形势的紧张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某种程度上还是影响了中共的这一决策。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的工业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5。但是，“一五”计划没有把上海列为重点建设城市，没有安排一个重点建设项目。五年中上海得到国家投资仅12.28亿元，占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8％，比同期上海上缴的固定资产折旧费还少。[36]“一五”后期，因为对可能爆发战争的考虑，又进一步减少了对沿海工业的投入，沿海地区工业的潜力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工业增长速度偏慢。“按照原定的计划，全国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的工业产值中，约有百分之七十要靠原有企业增产，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依靠新建和重大改建的企业生产。所谓原有企业，主要是在沿海，但过去三年沿海地区的某些原有企业的潜在能力没有充分利用。”[37] 1954年和1955年，内地工业分别增长了22.4％和9.9％；而沿海地区只分别增长了13.7％和3.6％，其中上海分别只有7.4％和4.5％，天津分别只有11.6％和2.1％。

而实际上，即使在投入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沿海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头几年，对于推进全国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仍然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根据初步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阶段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由国内供应的占50％左右，可是国内供应的设备绝大部分是由沿海地区的工业来制造的”。以鞍山钢铁联合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不仅供应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而且也大力支援了新工业基地的建设。”“我国工业的积累也主要是沿海工业提供的。只就上海一个城市来说，自解放以来上海各部门的企业利润收入和国家税收，约占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的20.9％。天津市的工业企业（不包括私营）从1949年至1955年实现的利润，如果用来从事工业建设，可以兴建十万纱锭的纺织厂三十六个，或年产两万五千吨糖的甜菜糖厂七十二个”。“新企业的建设和开工生产，都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这些人才的来源，除了由各种学校中培养一部分以外，大部分也要在原有的企业中培养。例如上海从1950年到今年第一季度止，向全国各地输送的职工和干部共约二十一万人，其中有技术工人六万三千余人；工程技术人员五千四百余人，此外还代外地训练了八千余名艺徒”。[38]

如何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如何进行经济布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充满矛盾的问题。当时，轻工业部在向毛泽东汇报中提出：“扩建、改建现有企业，比新建企业投资节省25%—50%，这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现有企业潜力，提高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正确途径，但由于轻工业企业多在沿海，为国防安全起见，不敢作重大扩建。”[39]对此，毛泽东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40]

4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多次谈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4月18日在听取第一次汇报时，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就不要建设了。”4月19日听第二次汇报时，他再次谈道：“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4月24日，他又一次提出关于沿海和内地问题的看法：“工厂已有很多在沿海城市，可以不再建大厂、新厂，而建小厂和适当扩建旧厂则是可以的。”[41]

其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集中表述了毛泽东关于沿海和内地关系问题的思想。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毛泽东认为：“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两点，第一，“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第二，“内地工业必须大发展”。强调“内地工业必须大发展”，丝毫没有放松沿海发展的意思，而是应当“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他特别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42]

毛泽东提出这一观点，与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有非常大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因为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理论，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到五年打起来再搬家。”“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43]

实际上，1954年12月31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私营工商业座谈会上就曾经谈及这一问题，他说：“由于不少地方工业盲目发展，使得上海、天津两地私营工业特别困难。上海、天津必须维持，产量不能降下来。”“因为上海、天津是老工业基地，日用工业品大部产于这两个城市。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工厂在内地，内地的市场可以靠新的来维持。上海、天津没有新建的工厂，旧的搞垮了，就不能维持。上海、天津不仅是日用工业品的主要产地，而且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枢纽，那里有许多批发商和进出口商。现在由于商品流转环节变化，批发商和进出口商减少，使上海、天津的服务性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维持上海、天津，对全国是有利的。”[44]周恩来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后第八天，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报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十大关系。在阐释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说：“为了防止战争突然爆发，迁一部分工厂到内地和把新的建设项目放在内地，这是对的。但却出现了‘对沿海工业发展注意的比较差，甚至于限制的倾向’。根据目前世界局势，世界战争‘有推迟而且避免的可能’。因此，我们既‘不应忽视准备，但也不要过分地受杜勒斯的恐吓，造成被动’。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增长人才，提高技术’，‘以沿海的发展来刺激内地工业的发展，帮助和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45]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合理地配置我国的生产力，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同时，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他强调“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加强内地工业的新建设，也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在内地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原材料、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我们充分利用并且加强近海地区的工业基础，不但是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正是为了在内地建立更强大的工业基础。”[46] 1956年6月，李富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提出：在基本建设方面，不论重工业或轻工业，在沿海地区还有不少的企业可以结合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组来进行适当改建。“这种改建不仅不会妨碍全国范围内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而且可以支持、配合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和补充内地新工业建设的不足。”[47]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在工业的布局问题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为了合理地布置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平衡发展，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正在改变着解放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但是这绝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忽视沿海各省工业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48]朱德在1956年8月也曾就十大关系问题撰写意见，上报中央。其中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一节，他讲道：“过去对沿海工业的忽视，主要是因为怕打仗，怕打烂。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由于和平民主阵营的节节胜利，由于苏联也掌握了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帝国主义对发动战争也是有所顾虑的。因此，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发挥现有潜力，加以合理的扩建或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的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技术和设备来解决问题，就是错误的。另外，有些工业如造船、渔业、盐业等，是必须依靠海水为条件的，这点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沿海工业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交通方便，在对外对内关系上居于枢纽地位。从历史上看，沿海地区从来就是我国对外出口的根据地和出发点，有着丰富的对外贸易的经验。目前处于比较和平的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事业有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忽视沿海工业的利用，不仅会推迟我们的建设时间，而且会使我国的建设事业和资金积累都遭受严重的损失。”[49] 1956年7月8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的社论，要求各部门和沿海各省市本着“充分利用原有的生产基础，积极发展生产，如果某些企业只要稍加扩建或添增部分设备，就能增加大量产品，或增加迫切需要的品种，那么，在力求供销平衡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进行扩建”。[50]

据此，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但是在内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地、充分地利用并且适当地发展近海各地原有的工业。”[51]

既要重视内地工业，同时又要重视沿海工业，两者都要发展，而且力图“平衡发展”，这是中共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准确预见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我国生产力布局思想，这一思想直到今天都产生着深远影响。不过，由于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布局中相对还是更加侧重中西部的发展。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开展“三线”建设的“三五”、“四五”时期，由于把战备放在第一位，国家在“三线”建设的部署强调大跨度向中西部推进，基建投资大幅度向“三线”地区倾斜。虽然这一时期的内地建设中存在过分重视重工业、重复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不过，应该说内地建设是取得了相当成效的。“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三五”时期开始的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均取得了突出的建设成就。前者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除东北占有较大比重外，布置在中西部地区的共有85项（50项民用项目和35项军工项目）；在实际完成的196.1亿元投资额中，东北地区占44.3％，中西部地区占52.9％。后者的重点项目包括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重点铁路干线，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还有大批煤炭、电力、机械、化工等项目；在1966年至1975年的“三五”和“四五”期间，“三线”投资累计达1173.41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2.7％和41.1％，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与东部相近的水平。[52]据统计，“在1952年到1978年20多年中，全国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10.5％，其中沿海工业年平均增长9.9％，内地工业年平均增长11.6％。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9.2%上升到1978年的36.7％，钢铁、煤、电、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棉纱、机制纸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重，分别由8％至30％左右上升到36％至60％左右。”[53]向内地大幅度倾斜的政策也使得内地一些省份在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以四川为例，1975年，四川全省固定资产值已达到182.3亿元，超过上海、黑龙江，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工业部门中，各类机床的拥有量为12.4万台，占当年全国机床拥有量的6.5%，锻压设备拥有量占全国的5.5%，炼钢能力占全国的7.1%，原煤开采能力占全国的6.8%，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国的6.4%。[54]

比之于内地，沿海地区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三线”建设规模过于庞大，导致财政严重紧张，加之战备的考虑，这一时期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严重缩减。“三线”建设时期，沿海停建一切新项目，压缩在建项目，并把沿海地区重要企业设备和优秀技术人才大都内迁“三线”地区，以致影响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三五”时期，沿海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比“一五”时期下降10.9个百分点。“四五”时期，沿海地区的投资虽然有所回升，但相比“一五”还是低2.2个百分点。10年合计，沿海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5.2%。[55]这种投资结构，使得一直到7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沿海工业基地基本上未新建大型原材料工业企业，引起这些地区的钢材、化工原料和纺织原料、建筑材料等严重供应不足。对沿海原有工业的更新和改造也不能作应有的安排，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沿海老工业基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如上海各企业设备中，处于30年代至40年代水平的占一半以上，50年代至60年代水平的近一半，70年代水平的只有极少数。这一时期，沿海地区工业产值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1962年—1965年间为17.5%，1966年—1976年间下降到11.7%，1971年—1975年间又下降到5.1%。[56]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邓小平在对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全盘深刻思考后，提出了东西部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57]两个大局的思想充分反映了沿海和内地谁也离不开谁的互相依存关系。如果只有东部的发展，西部不发展，全国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离开西部的发展，东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制约，只有两个大局的协调统一，才能使全国协调持续发展。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明确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58]“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5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沿海地区借助其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较完备的设备、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轻装上阵，快速地发展了起来。

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理论基础是他的关于允许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邓小平强调：“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60]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所开创的致富之路、所积累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奔向富裕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和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经济，并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对后发展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带动后发展地区走向共同富裕。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预见说，现在还必须支持沿海发达地区，让他们先富起来，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61]

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 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基本实现了“第一个大局”，然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随之逐步拉大。据测算，从1978年到1997年，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东部地区从52％上升为61.4％，西部地区则从17％下降为14.8％。人均GDP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到1997年，全国人均GDP为6392元，西部人均GDP仅为400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7％。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500元，相差达一倍以上。[62]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开发势在必行。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问题。其中就有“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他指出：“改革开放十七年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的一项战略任务。”[63]此后，他又在多次会议和多种场合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时机、意义、思路、政策措施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说明。他指出，现在西部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64] 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西部大开发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通过规划指导、政策扶持、项目安排等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2000年至2007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累计近15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安排西部地区7300多亿元。这些资金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655亿元增加到47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7年中，国家累计安排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92项，总投资超过1.3万亿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工程相继建成并开始发挥效益。国家还实施了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沼气到户等一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65]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对外合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加快，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增强，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同全国的差距逐渐缩小。

2006年以来，继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又成为“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增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支持该地区煤炭基地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精品原材料基地、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等内容。中部这样一个长期被视之为“软肋”之地也由此终于寻找到了发展良机。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6]我们相信，在中共几代领导人的努力之下，这样的前景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